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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浩然巾”下的右派嘴脸
——评姚文元的一篇反党文章
钟广屏
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资产阶级右派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号，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写了一篇题为《一点补充》的文章。此文有一个副题：“与若望同志交换一点意见”。右派分子王若望一九五七年四月发表了一篇反党文章，题为《步步设防》。这篇文章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肆意攻击和妄图取消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恶毒地把党的领导诬蔑为“筑堤坝”、“步步设防”，公开反对报刊要有无产阶级的立场，狂热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姚文元的《一点补充》就是对王若望这篇大毒草的补充。
所谓“一点补充”，其实又何止一点，最关键的“一点”就在文章的头一段。姚文元写道：“现在我们要进行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但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他解释说：“因为教条主义思想有很深的思想影响，是‘放’和‘鸣’的拦路石”，“因为庸俗机械论的文艺思想还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和市场”，所以，“教条主义不经过反复的思想上的批判不会退出阵地”。
在当时，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喊得最响的是“反教条主义”。他们把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叫喊什么“共产党培养了可怕的危险的教条主义者”，有的甚至公开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胡说什么“教条主义来源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分清楚，右派分子是借反对教条主义之名，行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之实。姚文元此时此刻居然提出要“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他同资产阶级右派完全站在一块向党疯狂进攻。姚文元要搬掉“放”和“鸣”的拦路石，为的是让右派哥儿们“大胆放”、“大胆争”，好“杀共产党的头”，“叫共产党下台”。姚文元要反对“庸俗机械论的文艺思想”，这和当时右派分子攻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言论如出一辙。
姚文元在文章中还斥责广大党员干部“对当前社会的大变动缺少了解”。他所说的“当前社会的大变动”和当时右派分子手舞足蹈地喊出来的“大变动的前夜到来了”完全是一个含意，表露了他们急不可待地梦想变天、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同心声。把姚文元当时的言论同右派分子的言论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姚文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漏网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一点补充》一文，第二年被姚文元收在他的一本名叫《在革命的烈火中》的集子里。在收入集子的时候，姚文元作贼心虚，慌忙对原文进行了多处重要删节和改动。有的地方砍的支离破碎，斧痕斑驳，就象罪犯仓惶逃跑时留下了来不及销毁的罪证一样。人们拿他的改稿与原文一对照，就更可以看清这个假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伪善而无耻的嘴脸。
首先，所有对王若望的右派观点、反党言论表示赞同的语句，他统统砍去，一字不留，以至使改稿几处露出破绽，下句不接上句。而且，在副题里的“若望同志”前加了一个“王”字，以避与右派分子过分亲热之嫌。
其次，对涉及“反教条主义”的地方，作了大量的删节。这恰恰进一步证明他的“反教条主义”是别有用心的。他自知露了马脚，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仍保留其基本观点，继续放毒。
第三，在攻击“很多基层的党员干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用阶级斗争时期的老眼光看今天的新问题”一段话中，既删去了“很多基层的党员干部”一句，又删去了“阶级斗争时期的”七个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删改。但是，已经晚了。有原文在，姚文元二十年前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鼓吹者的铁证也就在。在他看来，中国在一九五七年以前就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已经进入了“无阶级斗争时期”。广大干部、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分析、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却被他斥之为“老眼光”。姚文元企图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掩护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这完全证明他是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追随者。
第四，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美化毒草作品的三段话被一笔勾销。
姚文元的修改术是一个漏网右派的抵赖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伪装术。在自以为有利的时机气势汹汹、张牙舞爪地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一旦发现风向不对，便赶紧退却，遮头藏尾，粉饰自己，然后再做一批显得比任何人都“左”、都“革命”的文章，自欺欺人，冒充英雄。这就是姚文元的一套反革命策略。反右斗争开始后，姚文元又是写“小品文”、大文章，又是写《党颂》，还恬不知耻地声称同右派分子王若望进行过“争论”和“辩论”。他就是用这些见风使舵的伎俩、欺骗群众的谎言，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右英雄”的。姚文元当时在一篇文章中曾把一个他所熟悉的右派分子比作《镜花缘》里的“两面人”。这种两面人，“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出一张正面”，表面上道貌岸然，满面横肉，“血盆口一张，伸出一条长舌，喷出一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这不恰恰也是文痞姚文元自己的绝妙写照吗？揭开蒙在他头上的“一贯正确”的“左派理论家”的浩然巾，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面目狰狞的反党反人民的十恶不赦的恶鬼。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光明日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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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为什么不准用“大庆人”、“大寨人”？编辑同志：
“四人帮”把持的一个刊物，很少刊登读者来信、建议之类的文章。一九七二年，忽然破例地刊出一则“建议”，说“大庆人”、“大寨人”的提法不妥，建议不要再用“××人”这种提法。理由是：这种提法“不是一个贯穿阶级分析的科学概念”。
一则小小的“建议”，因为发表在被“四人帮”把持的理论刊物上，当时我们就议论开了。大多数同志认为：大庆、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两面红旗，用“大庆人”、“大寨人”来代表战斗在大庆和大寨的英雄人民，是恰如其分的。“大庆人”、“大寨人”的提法，人们一听，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它的真实含义，决不会死抠后面的“人”字里，包括不包括地、富、反、坏。
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用“中国人”三个字来代表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垮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派的中国人民，非常明白，读起来豪迈有力。如果照“建议”的意思，这段语录里的“中国人”，也“不是一个贯穿阶级分析的科学概念”了，岂不荒谬！
为此，我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曾写信给“四人帮”把持的这个刊物的编辑部，阐明我的意见。但这封信发出后，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我才明白了，“四人帮”不准用“大庆人”、“大寨人”的提法，就是为了砍倒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这两面红旗。
山西省平陆县广播站
嵇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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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鳄鱼的眼泪
沈阳部队后勤部大批判组
一九七四年八月，大野心家江青看到一份反映某边防部队后勤保障问题的材料，如获至宝，立即在上面批了这样一段话：“我看了这份材料也流了泪，此事军委应及时解决。”并在后边用括弧注明，这份材料不送主持军委工作的某领导同志。江青的这几句“批示”，字数虽少，却包藏着极其险恶的反革命祸心。
这份材料反映了某边防部队后勤供应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情况并不真实。然而，这样一份反映一般问题的材料，为什么会使江青如此难过，甚至流了眼泪呢？说穿了，这纯粹是做给别人看的。
江青曾经喋喋不休地喧嚷：“我对解放军很有感情”，军服上的“红星、红旗是我争来的”，等等。可是，就是江青这一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伙同林彪，极力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今天说这个是“黑司令”，明天骂那个是“大土匪”。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咬牙切齿地叫嚷“就是要整整军队”，要“放火烧荒”。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他们又煽动揪“军内资产阶级”，揪“戴红五星、红领章”的“走资派”，妄图打倒一大批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军队负责同志。这样一个对人民解放军怀着刻骨仇恨的家伙，居然为关心边防战士的生活而“伤心”“流泪”，岂非咄咄怪事！
鲁迅说得好：“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江青一贯擅长利用各种机会，装出伪善的面孔，收买人心。“眼泪”也是她的这种手法之一。按照她的如意算盘，文件一转发，她就自然成了最关心部队、最爱护战士的“观音菩萨”了。
江青的黑“批示”后边括弧里的话，更泄露了江青一伙篡军乱军的天机。既然是军队的事，却不让主持军委工作的主要领导同志知道，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她曾恶狠狠地说：“我是一个过河的卒子”，就是要吃掉他那个“老帅”。江青把军委主要领导同志撇在一边，擅自批文件，发指示，就是妄图吃掉“老帅”，取而代之。殊不知这样一来，恰恰暴露了江青的眼泪，不过是鳄鱼的眼泪，骨子里却包藏着“四人帮”一伙阴谋毁我长城、篡党夺权的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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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反林英雄”还是林彪一类
北京印刷一厂批判组 世界经济研究所下厂小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恬不知耻地给自己戴上一顶“反林英雄”的“桂冠”。江青在林彪折戟沉沙以后，假惺惺地叫喊什么“我让林彪迫害的厉害呀”，“这几年来，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呀，竭力把自己美化成“反林英雄”。
果真如此吗？历史是无情的见证。林彪曾大肆吹捧江青“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等等，把这个在三十年代曾为独夫民贼蒋介石“祝寿”演出的反动演员捧上了天，赐给她“文艺革命旗手”等等“桂冠”；他那个臭老婆叶群，还到处带头喊叫“向江青学习”，“向江青致敬”。江青则以“副帅”、“紧跟”、“高举”等高帽子回敬林彪，带头高呼“永远健康”。直到自己的阴谋快要败露时，林彪还念念不忘这个曾经为他抢班夺权效过犬马之劳的女干将，赠与西瓜，以资鼓励。世界上有这样的“受害者”吗？
江青说，她“早就知道林彪不跟毛主席干革命”。然而，这个“知道”并不能成为“反林英雄”的根据。相反，却正好说明她与林彪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就知道林彪不跟毛主席干革命”，为什么还要与林彪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叫嚷什么“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干部要杀一批、关一批、罢一批。对于林彪的这一阴谋，“四人帮”心领神会，密切配合。江青四出游说，到处煽动，拿起“大叛徒”、“反革命”、“顽固坚持资反路线”等大帽子，横飞乱扣；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一齐动手，抡起反革命的大棒，到处乱打。“四人帮”和林彪一起，对抗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大搞“打倒一切”，企图给革命老干部统统扣上“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伙同林彪一伙，大搞“清君侧”的反革命阴谋。
林彪想要浑水摸鱼，总嫌乱得不够，拚命叫嚷“要弄得翻天覆地”。江青就抛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举着拳头歇斯底里地叫喊：“谁要是向我进攻，我就要还击”。“四人帮”的其他成员也不甘落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亲自上阵，指挥和煽动武斗，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制造了“全面内战”的恶果。
“四人帮”就是毛主席指出的“林彪一类”。他们同林彪反党集团一样，都是要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和林彪一样，打着红旗反红旗，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修正主义，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猖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效法林彪，拉山头、搞宗派、自成体系，分裂中央；他们同林彪一样，大搞阴谋诡计，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当他们的阴谋败露后，就拿出当年林彪反党集团曾经用过的最后一着，破釜沉舟，企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总之，“四人帮”承袭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是货真价实的林彪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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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本本”与其他
南京部队炮兵某部 凌亮
“小本本”与“大本本”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
这个例子，通俗，深刻，耐人寻味，发人深思。我们党的支部书记，我们部队的连排长，他们的小本本上，虽然只记载着普普通通的工作，但就是在这种最常见、最普通的工作中，渗透着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哲理，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光辉。
由此而想开去，想到了一种威威赫赫的“大本本”——“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那里面，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尽是些“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一点论，与毛主席赞扬的那种“小本本”正好相反。比如，讲到“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硬是把“纲”与“目”这两点，孤立地变成了一点。讲到“形势大好”，就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似乎一点缺点和问题都没有了，谁要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一些问题，轻则落个“九斤老太”之嫌，重则给你戴上“恶意攻击”的大帽子。真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盛行！“四人帮”的这些“大本本”，真是形而上学的活标本。而他们却把自己自诩为“理论家”呢！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用党的支部书记的“小本本”为例，教育全党坚持唯物辩证法，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问题，做好工作。而那个自诩为
“基本上是个马列主义者”的白骨精江青，有一次窜到天津，口口声声地训斥什么：“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支部书记就做了大官罗”！很不以“小小的支部书记”为然。这是“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典型代表的丑恶嘴脸的又一暴露。
搬“石头”打人与打倒自己
毛主席在讲到“是非关系”的问题时，深刻地指出：“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
这里，毛主席向我们揭示了一条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物极必反。当年，高岗反党集团玩弄阴谋手段，到处搬石头打人，最后反而打倒了自己。
无独有偶。二十年后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也重蹈了高岗的覆辙。他们专拣“有棱有角”的“石头”来打人。辽宁不是有个所谓“交白卷”的大学迷张铁生吗？就是“四人帮”拣的一块“有棱角的石头”，岂但“有棱角”，照他们的话说，而且“身上还长刺”。他们扬言，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凡是不赞成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要打；凡是阻碍他们实现篡党夺权野心的，要打；特别是周总理这样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更要打。“打”还不算，还要“杀”，并且扬言要采用“铁的手腕”，要“斩首示众”，“要一个个的收拾”。他们确实是得意了一阵，猖狂了一阵。他们走到了自己主观愿望的极点。
“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四人帮”整人太甚，想一石头把无产阶级砸扁，结果和高岗一样，使他们同无产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之中。人心丧尽，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很有点物极必反的辩证法。现在，我们把这两句话来“移赠”搬石头打人不成、反而打倒了自己的“四人帮”，倒也是颇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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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怕”
樊庆荣
江青时常窜到各地，气势汹汹、声色俱厉地嚎叫：“老娘不怕！”“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人们不禁感到奇怪：窃踞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自封为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江青，为什么这样起劲地念起“怕”与“不怕”的符咒来呢？揭穿来看，也不奇怪。江青所以到处叫嚷“什么都不怕”，正是为了掩盖她“什么都怕”的内心世界。她总是处在作贼心虚、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的精神状态中。所以她跟人谈话，常常先是大发淫威，为自己壮胆，末了，又心虚地加上一句：“你是不是听到我什么了？”“你又听到关于我的谣言了吧？”甚至还会突然
“诈”你一下：“你又在背地里骂我了吧！”真是色厉内荏，丑态百出。
要搞阴谋诡计，又怕被人揭穿。心怀鬼胎，假装正经。这个角色确实不太好演，即使对于当过演员的江青来说，也有力不胜任之感。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文化大革命“旗手”自居的江青，就到处散布有人整她的“黑材料”，还声色俱厉地宣称：尽管材料是一箱一箱的，但是，“我不怕”。既然不怕，那还说它干什么呢！其实，不怕是假，她早就为揭发她的严重问题的人准备好“帽子”和“棍子”了。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江青为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所驱使，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出，想要“露峥嵘”了。她胡诌了一首“江上有奇峰”的反党黑诗，送到《中国摄影》杂志要求发表。但是，她又要人家绝对给她“保密”。就这样，她还不放心，清样打出后，又急急忙忙地把那篇反诗收回，不许发表了。事情很清楚，她是怕“时机未到”，过早地露出狐狸尾巴。
江青这种精神状态愈演愈烈。就在毛主席逝世前几小时，她又疑神疑鬼，气急败坏地窜到北京新华印刷厂，信口雌黄，肆意污蔑党中央在她身边派了所谓“特务”，在搞她的什么“情报”。面对着新华印刷厂的革命职工，江青如临大敌，竟然色厉内荏地威逼工人向她“自首”！这就充分暴露了江青怕得要死、吓得要命的狼狈丑态！
“四人帮”要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跟亿万人民作对，把自己置于广大群众的对立面。他们心虚胆怯，总是害怕人民起来揭穿他们，打倒他们。害怕人民，害怕群众，这就是江青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