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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毛主席谈诗的信
林默涵
我今天很兴奋地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是来学习的。首先是学习毛主席这封具有重要意义的信，其次是向同志们学习。听了许多同志的发言，使我得到很多教益。
这些年来，我很少接触文艺。在“四人帮”控制下，有一个时期，我连报也看不到，毛主席著作也不让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我从广播中听到声讨“四人帮”的诗歌朗诵，真是激动万分。我看到很多工人同志都热心收听。诗歌引起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共鸣，如果不是空前未有，也是少有的。
我不懂诗，更不会做诗。但是，喜欢读诗。特别是毛主席的诗，——那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是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典范。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这封信，不但告诉了我们他老人家是怎样写诗的，也给诗歌创作解决了极其重要的问题。毛主席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都非常重视文学艺术的形式。马克思不满意他自己早年写的诗，因为那些诗在音律方面不够理想。恩格斯在论革命悲剧时，一再强调形式的重要性。一个艺术家，如果不竭力追求形式的完美，就等于给自己的作品解除武装，就起不到杀伤敌人、保卫自己的作用。诗的形式尤其重要。不论诗体怎样变化：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古体，近体，以至今天的白话体，都必须具有诗的形式。诗的形式是根据民族语言的特点、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诗歌创作的发展而形成、演变和创新的，但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诗，而变成别的艺术品种了。这当然不是说形式决定内容，而是给内容以界限，使内容得到充分的展现，或者相反，使内容的展现受到束缚。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诗也不例外。叙事诗固然要塑造人物形象，抒情诗所抒发的也是具体人物的思想感情。“比”和“兴”是用具体事物来作比和起兴。既然如此，诗人在创作构思中，就不能离开具体的生动的形象，也就是要用形象思维。当然，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不是互不相容的。文学艺术通过形象达到逻辑的结论，社会科学则通过逻辑的分析来使人们认识复杂纷纭的具体现象。如果我们承认文艺和科学的区别，承认它们对人们的精神世界所起的作用的区别，又怎么能否认文艺家和科学家在从事他们的创作和研究活动时有不同的思维特点呢？
大家知道，在古代诗人中，毛主席比较称许李白、李贺的诗。这两位诗人的奔放的和奇丽的诗情，使他们很少写律诗，因为律诗的格式容易束缚思想感情。可是，毛主席写的诗（词除外），却大多是律诗，而严格的格律，并没有能够拘束他的气震山河的革命豪情。所谓“巨匠是在严格的规矩中施展他的创造才能的”，毛主席正是如此。毛主席又指出，韩愈虽然以文为诗，但也不可全盘否定，他的某些诗还是可以的。这告诉我们应当向各种不同风格的诗人学习，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转益多师是吾师”，不拒众流，方能成其为大海。
万恶的“四人帮”到处散布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文艺创作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他们把一切对立起来，谁若讲重视形式，就说你是“形式主义”，“否定思想内容”；谁若讲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就说你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同他们否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样，也否定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这就形成了文学艺术粗制滥造，作品人物全从概念出发，千人一面，俱同木偶，只要符合他们的“帮思想”就行。否定形象思维，实际上就是否定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因为只有到生活中去观察、研究和熟悉各种人物，才能在自己的脑子里形成各种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不从生活出发，就意味着文艺的死亡。“四人帮”又硬把古代诗人、作家划分为儒家、法家，给一大批诗人、作家扣上“儒家”的帽子，加以抹煞，使我国丰富灿烂的民族文艺遗产几乎濒于灭绝，真是罪不容诛。毛主席这封光辉的信，是痛击“四人帮”种种反动谬论的锐利武器。 （原载《诗刊》一九七八年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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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澄清关于形象思维的理论是非
——学习毛主席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科学论断
孟伟哉
怀着极大喜悦，学习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
在揭批“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战斗中，英明领袖华主席批示发表伟大导师毛主席这一光辉信件，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英明措施。
这篇珍贵文献的发表，是诗歌界的大事，是文艺界的大事，也是我国整个思想理论界的大事。在这封信里，毛主席不仅再次阐发了我国诗歌发展的道路问题，继承和改造古典文学遗产问题，文艺的内容和形式问题，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十分明确地作出了写诗要用形象思维的科学论断。毛主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又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毛主席的这一论断，当然不仅适用于诗，而且适用于各种文艺形式，是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形象思维这一概念，经毛主席予以确定和阐发，无疑将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个经典命题。
这封信，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在哲学和文艺学方面的新的发挥和组成部分，是指导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灿烂明灯。毛主席发挥了他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如此明白地指出文学艺术的创作确有它自己的规律和特点，这使我们对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这些也借文艺以反党的阴谋家的嘴脸，认识得更清楚了。
毛主席肯定形象思维，是对文学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毛主席通晓我国古代的和现代的文学艺术历史，不止是诗，就是对许多戏剧和小说作品，甚至包括神话，他都有精深的见解。他直接间接地征引和论及过多少作品和作家啊！仅从给陈毅同志的信看，他对唐宋诗词多么熟悉！他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唐、宋诗两相对比，把问题提到创作规律的高度，是以大量的事实材料为根据的。
“四人帮”专搞阴谋诡计，不懂历史。他们为达到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一贯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大搞指鹿为马的实用主义和诡辩论。他们梦想篡党、窃国、复辟资本主义，将人类历史的总规律尚且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他们否定文学艺术的历史，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成就，否定形象思维，否定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他们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迫害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他们制造反革命的阴谋文艺，也为自己的阴险目的编造了所谓“创作原则”、“创作规律”，实际上是唯心论、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胡诌乱扯。他们利用已经把持到的舆论阵地，大肆宣扬自己的反动谬论，使一些年轻同志，除了“三突出”、“三陪衬”之类的三字经，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除了“四人帮”一伙指使炮制的那些阴谋文艺，对古今中外文艺的历史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在“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下，有的作品确是“主题先行”、“设计矛盾”、“设置人物”，没有生活，向壁虚构，或者是把丰富多彩的生活简单化，去套他们的那些个模式，完全不是形象思维，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的现象，荒唐到了惊人的程度。
现在，发表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文献，为我们清算“四人帮”的罪行，澄清是非，提供了极其有力的理论依据。
反复学习毛主席这封信，深感毛主席肯定形象思维，也是对他自己的创作实践的总结和概括。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伟大的诗人。他的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不朽诗作，构成了一部中国革命的壮丽诗史。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运用文艺反映现实，还是运用科学理论指导革命斗争，改造世界，毛主席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权威。毛主席肯定形象思维，肯定艺术创作有它自己的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文艺理论，作出新的发挥和发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毫不足怪。
“四人帮”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又没有艺术实践，一切服从于阴谋需要，当然不敢承认艺术创作中存在着形象思维这一客观规律。否则，他们的《反击》之类的帮电影，怎么能拼凑成呢，《朝霞》之类的帮刊物，怎么能混得下去呢。他们是一伙法西斯，实行反动的文化专制主义，在文艺问题上都是一言堂，根本不敢实行百家争鸣。象形象思维这样的问题，如果让人们研究讨论，那么，必定会触及他们的谬论邪说。他们象蝙蝠害怕阳光那样害怕真理，完全靠栽赃诬陷、造谣撒谎、骗人吓人过日子。他们把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整个文艺界，诬之为“黑线专政”，涂抹得一团漆黑，把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已经批判过的东西，颠倒过来变成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罪名，罗织成所谓“黑八论”，其罪恶用心是要把文坛变成他们的帮天下，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什么工农兵方向，他们的需要就是方向。什么艺术规律，他们的需要就是规律。
但是，真理封不住，扫不掉，打不倒。毛主席给陈毅同志的这封信，是对“四人帮”的有力批判。
关于形象思维，我国文艺理论界和哲学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曾进行过讨论和争论。当时提出的问题是：文学家、艺术家在通过他们的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与理论科学家（如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不同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在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活动中，是不是存在着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这样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另一种看法是：根本不存在这种差别，人类只有一种思维方式，即抽象思维的方式。
为求得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当时文艺界的多数同志，进行着两方面的工作。这就是：一方面，批判那种把形象思维绝对化，将革命文艺家创作过程中的形象思维，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另一方面，批评那种否认形象思维，以抽象思维取代形象思维，以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否定艺术创作规律的倾向；同时承认，对于参加这一讨论和争论的多数人来说，学术上一时不同的看法，是认识问题而不是根本立场问题，应该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政策，百家争鸣，在不同意见的争鸣中，逐步统一认识。这本来是正常的情况。
但是，自从林彪、江青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抛出来以后，形象思维就被宣布为所谓“文艺黑线”的一个“反动理论”，“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这种所谓形象思维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就断然否定了形象思维，否定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使这个本来可以、而且应该研究、讨论的带有学术性的问题，成了不得有异议的严重政治问题。并且，这就好象成了结论。一晃十一年，形象思维这个术语和概念，成了禁忌，不能讲；真正的艺术创作的规律，成了禁区，不能探讨。被宣判为“修正主义”的所谓“形象思维论”，实际上和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黑八论”一起，都成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支柱，理论工作者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被压得不能动弹。
而今，“四人帮”打倒了，毛主席的这一文献公布了，人们不禁要想：林彪和江青真的对毛主席关于形象思维的见解毫不知悉吗？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现在，问题的解决有了最权威的根据和最好的条件。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在形象思维这个问题上搞的阴谋，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同时，从理论上探讨，规定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它与抽象思维的关系，它的各种要素，既防止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又防止否认它的规律和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一项战斗任务。
这些年，“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主席文艺思想糟蹋得不成样子。要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完整地准确地学习、研究、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并坚决地依照革命导师的教导去实践。让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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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诗遗典在
臧克家
毛主席离开我们一年多了，在深切的怀念与日俱增的时候，英明领袖华主席批示同意《诗刊》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喜讯传来，我们是多么欣慰，多么感激呵！
这封信，主要是谈的诗歌问题，但它包括了整个文艺创作；谈的是美学问题，但所涉及的是阶级立场问题——政治问题。
这封信，我捧读了许多遍，思考了许多问题，把韩愈、李贺的诗集重新翻阅了。觉得这封信，含蕴深厚，溯流追源，就得考虑整个诗歌的历史，从《诗经》、《楚辞》一直到现代的“今诗”和“用白话写诗”，以及新诗的形式种种问题。越学习，越觉得毛主席学识渊博，思考问题周密而确切。一九六一年，毛主席给我写了两封信，想约我再去谈谈诗的问题，同年年尾又来了一封信，说：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十六年后，读到毛主席给陈毅同志的这封信，使我感觉到他老人家虽然工作繁重，但对诗歌问题，无时不在考虑、研究，给予深切的注意！我，作为一个诗歌作者，得到毛主席当面的教导，我怎能不万分激动，而又充满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怀念之情呢！
首先，我们学习“诗要用形象思维”。这是文艺创作（诗在内）上的一个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四人帮”，都是一脉相承地站在毛主席指示的对立面。胡风之徒在他们的反动文章里，拚命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他们破嗓子大叫乱喊“到处都是生活”的反动调调……。而“四人帮”也在他们的破烂文艺旗子上打出“主题先行”，闭门造“人”，大搞“三突出”，拼凑人物与故事情节，高喊“革命”口号，从概念出发，叫嚷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英雄”，等等。“四人帮”承袭胡风的衣钵，以反动的文艺观，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服务。
毛主席教导：“又诗要用形象思维”，这里边就明确的包含着文艺作者如何取得形象问题，如何对形象进行选择、概括的问题。我个人体会，觉得其中概括了作者深入战斗生活的问题，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照着学习，便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从这一段重要的讲话里，可以体会到，一切创作的素材，一切人物、事物的形象，从斗争生活的实际中才可以取得，在进行创作时，才能用形象去思维。生活越深广，形象也就越丰富，在概括的时候，有所取，有所舍，有所爱，有所憎。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作家的世界观就在其中起作用。所以毛主席又说：“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诗歌和一切文艺作品，应该是“形象思维”开出来的花朵，以它的色香动人。诗歌和一切好的文艺作品全凭它的饱含作者爱憎深情的形象去感动人，不是用理论去说服人。“四人帮”反抗毛主席的教导，反对作家深入斗争生活，关起门来创造“英雄”，他们在文风、诗风方面的遗毒，至今未全消。即以诗而论，长而空的东西还不少，从战斗生活中产生的、以它的形象令人感奋的佳作，还不够多。
毛主席对于古典诗歌，修养深厚，见解深刻而确切。毛主席谈到的赋、比、兴，这是二千多年前《诗经》里的作品所使用的三种表现手法。言外推意，也就是肯定从《诗经》开始的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毛主席喜欢李贺、李白的诗，足见对《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予以适当评价。李白、李贺的诗作，受《楚辞》影响较大，不甘受律诗的桎梏，富有创造性，艺术特色鲜明。他们的诗篇，奔放，奇崛，新颖，繁富。宋人，以散文入诗，有时理胜于情，没有唐诗的含蕴耐读。这种风气，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韩愈已开其端。入宋，此风大炽，在文学史上成为一体。历代评论家对它毁誉不一。毛主席批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毛主席对问题总是一分为二的。对宋人也并不一笔抹杀。象梅尧臣、苏东坡、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等人的集子中，可以读到以形象动人的佳作，其中也杂有毛主席所指疵的东西。毛主席对写作旧体诗，要求严格。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就说过：“旧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在给陈毅同志这封信里，一方面对陈毅同志的诗作给予“大气磅礴”的很高评价，但在格律方面也指出“稍有未合”的不足。毛主席谦虚，对自己写的律诗，也不满意。对于词，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一月的时候，就曾经对我说过：我常用小令一类词牌子写点词，象工具用熟了。毛主席在这封信里又说：“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毛主席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这是至理明言！号称律诗，就得合律，有所突破可以允许，但基本上不能逾越。直到现在，有不少同志学写旧诗，完全不按旧诗规律，而又形似，美其名曰“解放体”，有的甚至把乱格的东西，标之以“律”，期期以为不可！
毛主席谈到了“今诗”问题。我揣摩所谓“今诗”，就是今天写的旧体诗。象毛主席所指出的叶帅、董老的七律、五律给我们树立了典范。今天作旧体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这就是要求今天写旧体诗，必须有新的思想、情感，新的意境和语言。不能用僻典，使它成为大众欣赏的障碍物。旧体诗，必须配合革命形势，服从斗争要求，成为时代的号角。不能把今日的旧体诗写得古香古色和过去一样。
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毛主席多年来一直在关心，在给我们指出一条遵循的路子。以前指示说：“精炼、大体整齐、押韵。”又说，在民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陈毅同志写过新诗，毛主席对他说：你还可以写新诗，你的胆子大，我不敢写。毛主席所以不敢写新诗，我想主要是为了新诗没有一定的形式。他老人家也说过：新诗改造最难。他念念不忘地在为着新诗的形式操心。在给陈毅同志的这封信里又提出了“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主席一再强调民歌是创造新体诗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关联到新诗的群众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创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见乐闻的新诗的民族形式问题。这个问题，自从新诗诞生一直到今天，六十年漫漫的长途上在摸索、寻求而仍未得到解决。从毛主席一再的指示中，我们要认真想一想，新诗应该写成个什么样子？应该写成：短小，精炼，生动，活泼，象民歌，象古典诗歌，但又不是民歌，不是古典诗歌，而是吸收它们的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相对固定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承认所喜爱的一种新体诗歌。这，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特别是从事诗歌创作的同志们。我们有责任遵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努力去试验、去实践，现在新诗的情况，是远远没有走上毛主席指示的途径的。
毛主席说，诗歌创作，“赋也可以用”，但是强调了“比”、“兴”两个方法。因为“诗要用形象思维”，而以形象去感动读者的。可惜的是，我看，现在诗歌创作，用“赋”的表现方法的却占着不小的比重。真情实感浅淡，只能铺述直陈，既空且长，令人生厌。现在有些新诗，象分行写的散文。实际上，比古代的一些优秀的散文也是逊色的。我们今天写新诗，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写作的时候注意“形象思维”，切忌“直说”，有如散文。在形式方面，向民歌学习，使它短小精炼，容易记住，又便于吟诵。这样，才能真正使新诗深入群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挥它的战斗伟力。 （原载《诗刊》一九七八年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