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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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征求对当前宣传工作和拟于明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意见
中宣部邀集宣传文化界党内外人士座谈
张平化部长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要求大家行动起来,深入揭批“四人帮”,建设和壮大宣传文化工作队伍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讯 中共中央宣传部最近邀集在京的社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党内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当前宣传工作和拟于明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意见。
出席座谈会的同志心情非常激动。他们认为,中央宣传部刚刚成立,就召集大家征求意见,这生动地体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思想战线的工作,十分关怀广大宣传文化工作者。他们说,华主席领导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夺回了宣传阵地的领导权,大家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向党倾诉自己的心里话。座谈会从十二月十三日开始,先开了五次小范围的会。二十五、二十六日,扩大举行,出席的达三百多人。整个座谈会发言十分踊跃,大家互相插话补充,开得生动活泼。
十二月二十六日,郭沫若同志参加了座谈,并吟诵了新作的诗《纪念毛主席诞辰》。
座谈会上,大家以极大的忿慨,揭发和批判了“四人帮”对宣传工作的破坏和对宣传工作者的摧残,并围绕着加强理论工作、制定各项宣传工作的规划、整顿和建设宣传工作队伍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
在社会科学界的座谈会上,大家指出,我们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是最先进的。但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队伍还很小,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也很少,在这方面又是相当落后的。特别是若干年来,“四人帮”肆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把许多理论问题弄得混乱不堪,使我国社会科学工作遭受严重破坏。大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为了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为了回答革命实践提出的许多新问题,我们一定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工作。理论工作应当作为我们宣传工作中的首要工作。一些同志指出,根据过去二十八年的经验,理论工作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要保质、保量、保恒(即持之以恒),才能收到成效。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进行一次广泛的宣传教育运动。有的同志建议要迅速写出一批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科书、社会科学的工具书和党史、军史、近百年史等历史著作。有的同志建议,把社会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分工协作,避免人力的浪费和研究工作的重复;有的同志建议召开各种学术讨论会,活跃学术空气;有的同志建议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要有规划,而且要落实到人,并且定期检查、评比。
在文化艺术界的座谈会上,同志们忿怒地揭批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他们疯狂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有的同志揭露说,“四人帮”不单在物质方面搞“打砸抢”,在精神方面也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打砸抢”者。凡是对他们不满的、于他们不利的,他们就打,就砸;凡是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就抢过去,为他们篡党夺权所用。许多人现身说法,以自己受迫害、打击的事实,控诉了“四人帮”的罪行,表示一定要把对“四人帮”的仇恨化为力量,积极投入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一些同志在发言中,集中批判了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比较系统地回顾了十七年文艺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实际,引述了自己亲自听到的毛主席、党中央当时的许多有关指示,有事实、有分析地证明,十七年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四人帮”否定十七年,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有的同志联系过去自己所犯的错误,走过的弯路,表示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战斗。
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座谈会上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好作品。当前,文艺战线上要一手抓创作,一手抓评论。没有大批的文艺创作,就不能繁荣文艺;没有一支坚强的文艺评论队伍,文艺创作也不能繁荣。会上,大家还建议尽快地把文联和文艺工作者的一些协会恢复起来,以利于团结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事各项研究和创作活动。
许多同志满怀激情地说,有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我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又是历史这样长久,内容这样丰富,我们一定可以产生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是指日可待的。
在新闻、出版、文物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同志们揭批了“四人帮”利用党的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指出党的宣传工具一定要紧紧掌握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中。大家对宣传工作如何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和紧跟华主席的问题、如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问题,如何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问题,如何培训新闻干部和改进技术装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好意见。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主持了各次会议。副部长黄镇、朱穆之、廖井丹、张香山出席了会议。
在座谈会结束的时候,张平化同志讲了话。他说,这次座谈会收获不小。大家深入揭批了“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篡党夺权的罪行,畅所欲言地讲了许多关于加强宣传文化工作的宝贵意见。这使我们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更加体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作风的重要。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这样做,经常开一些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或个别促膝谈心,广泛听取意见,以改进党的宣传文化工作。张平化同志要求大家行动起来,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建设和壮大我们的宣传文化工作队伍。他说,我们必须认真地回顾建国二十八年来的历史,正确地分析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方面要看到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吸取教训。另一方面又要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正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战胜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四人帮”否定十七年,颠倒历史,是别有用心的。我们通过揭批“四人帮”,砸碎“四人帮”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就应该甩开膀子大干,现在是把我们的全部本领拿出来的时候了。让我们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战斗,把宣传文化工作做得更好,创造更大的成绩。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茅盾、胡乔木、于光远、齐燕铭、周扬、冯至、吴世昌、吴恩裕、许涤新、孙冶方、薛暮桥、任继愈、汪子嵩、刘大年、朱智贤、韩幽桐、李曼村、陈翰笙、苳辅礽、吴敬琏、曹禺、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夏衍、周立波、魏巍、姚雪垠、曲波、李准、骆宾基、徐迟、阮章竞、崔嵬、谢铁骊、吴印咸、张瑞芳、田华、赵燕侠、杨秋玲、高盛麟、张庚、史若虚、周来、方掬芬、侯宝林、华君武、王朝闻、吴作人、黄永玉、英韬、吕骥、时乐蒙、刘诗昆、王昆、郭兰英、邓玉华、资华筠、姚远方、徐才、范瑾、常芝青、王芸生、王匡、陈翰伯、王益、萨空了、方钜成、邵公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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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仍在指挥我们战斗
——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座谈会纪要
《诗刊》记者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京的诗歌界、文艺界的同志六十多人,怀着十分喜悦和振奋的心情,冒着雨雪来到《诗刊》社,济济一堂,学习、座谈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出席座谈会的有:贺敬之、臧克家、赵朴初、谢冰心、林默涵、魏传统、张光年、阮章竞、张志民、冯牧、王朝闻、秦牧、林林、海棱、李瑛、徐迟、唐弢、朱寨、蔡仪、朱子奇、程光锐、徐刚、邹荻帆、常任侠、芦荻、金近、谢冕、孟伟哉、梁光弟、葛洛、严辰等同志。座谈会由《诗刊》主编李季同志主持。会上,发言热烈。有些同志作了书面发言。大家畅谈了学习毛主席这封重要信件的初步体会。
发言的同志认为,毛主席这封信的发表,是整个文艺战线和我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在信中,总结了我国历代诗歌创作的丰富经验,阐明了诗歌创作以及各种文艺样式的艺术规律,指明了新诗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和重大的意义。毛主席的信,也为我们批判“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文化专制主义,尤其是为我们当前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斗争,提供了十分锐利的武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光辉思想,他的光辉著作,仍在指挥我们战斗。
座谈会围绕着毛主席这封信的重要内容,就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艺术特点和新诗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座谈了初步的学习心得。
大家首先感到,毛主席这封信的发表,实在太及时、太重要了。它是我们打碎“四人帮”强加于文艺界的种种精神枷锁,批判“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谬论的极其锐利的思想武器。毛主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在创作上,大搞阴谋文艺;在理论上,极力制造混乱。他们与林彪、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合伙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准人们提文艺特点、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根本否定形象思维。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本来是可以自由争论、进行探讨的,但是陈伯达、江青之流,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但不准人们讨论,而且把人们的观点分歧当作可乘之机,以售其奸。他们利用一篇否定形象思维的错误文章,硬要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层层加码,无限上纲,并于一九六六年四月把它强行发表。他们明明知道毛主席是肯定形象思维的,却把形象思维说成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肆无忌惮地大肆批判形象思维论。他们把关于形象思维的许多正确论述和一些错误意见混为一谈,又把这些正确或错误的意见同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追随者们的反动谬论混为一谈,把肯定形象思维的言论,一律斥为“妖氛迷雾”,是在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提供“理论武器”。他们的矛头公然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这引起了到会同志的极大忿慨。
同志们在发言中说,毛主席的信明确告诉我们,写诗就要尊重诗歌的艺术特点、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要用形象思维”。违反了诗歌的艺术特点,忽视形象思维,混淆了作文与作诗的区别,以文为诗,势必闹到味同嚼腊的地步。诗歌同其它任何文艺形式一样,都是现实生活的形象的反映。叙事诗要塑造人物形象,抒情诗所抒发的也不能不是具体人物的思想感情。而艺术形象,只能来自诗人或作家对社会各阶层人物和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的不断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只能从大量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感性材料中提炼、酿造出来。离开活生生的、具体的形象,不用形象思维,诗人又何从进行创作构思呢?
在座谈发言中,大家进一步谈到,否定形象思维,实质上就是否定文艺工作者深入斗争生活的必要性。因为,一切文艺创作的原料,一切生动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形象,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中去,才能取得。生活越深入,形象越丰富。反之,否定了形象思维,也就否定了作家深入生活、掌握丰富的艺术原料的极端重要性,其结果,只能导致作家脱离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使文学艺术脱离人民生活这个唯一的源泉。归根结底,也就实际上否定了文学艺术。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毛主席在这封篇幅不长的信里,三次提到写诗“要用形象思维”,这是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和思考的。形象思维并不是诗歌所独有的创作规律,而是整个文学艺术的共同规律。在这个问题上,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四人帮”反党集团,都无一例外地站在毛主席的对立方面。胡风把形象思维绝对化、神秘化,否定逻辑思维对形象思维的制约作用和指导作用,其目的,在于反对作家、艺术家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四人帮”以政治代替艺术,以一般性代替特殊性,否定形象思维,否定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而他们的所谓政治,不过是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在他们的淫威下,谁要是大胆讲了艺术规律、艺术特点,谁就触犯了“帮”规,犯了王法。而否定了文艺创作在思维活动上的特点,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文艺创作本身。表面看来,“四人帮”和胡风在表现形式上似乎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实际上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四人帮”极力反对毛主席的教导,到处散布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文艺创作上制造了大量的奇谈怪论,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他们否定形象思维,肆意颠倒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反对作家深入群众斗争生活,鼓吹“从路线出发”,搞什么“主题先行”,强制一切文艺创作一律奉行他们那个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关起门来创造“英雄”,其影响所及,搞得文艺创作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严重摧残和破坏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他们鼓吹的“反形象思维”论,是和他们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的,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大家回顾了毛主席对诗歌问题的一系列指示,深深体会到毛主席象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非常重视文学艺术以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反映革命的内容,对新诗形式问题,给予了始终一贯的关心。文学家艺术家,如果不努力追求形式的完美,就等于给自己的作品解除武装,就不能起到杀伤敌人、保卫自己的作用。写诗而不注重诗的形式,不注意诗歌的艺术特点,也就没有了诗,只能变成某种别的艺术品种了。
在给陈毅同志这封信之前,毛主席就指出:新诗要“精炼、大体整齐、押韵”,并且反复指明: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在这封信里,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主席一再强调民歌是创造新体诗歌的一个重要基础,这关系到新诗的健康成长问题,关系到如何创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诗的民族形式问题。毛主席又一次具体地、明确地为我国新诗指明了发展道路。我国两千多年诗歌发展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如鲁迅所说:“旧文学衰退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民歌有鲜明的阶级感情,语言简练,形象生动,刚健清新。特别是解放后,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了大量新民歌,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人民的劳动和斗争,表现了新的思想,抒发了人民群众的壮志豪情。我们必须尊重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地学习民歌,研究民歌,从中吸收养料和形式,为我们创造新体诗歌打下坚实的基础。
发言的同志,忿怒批判了江青对民歌的诬蔑和攻击。叛徒江青明知毛主席对民歌的高度评价,却辱骂民歌“色情,下流”,这恰恰是她仇视人民群众,反对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破坏我国新诗发展的罪证。
发言的同志一致认为,多年来,广大诗歌作者在建立新诗的民族形式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毛主席也曾肯定新诗的成绩不能低估,但在这封给陈毅同志的信里,毛主席又从努力形成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一角度指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毛主席的话,语重心长,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心愿,要求新诗早日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艺术形式,要求新诗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这是对我国诗歌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和热情的鞭策,督促我们认真学习,认真总结经验,努力为新体诗歌的形成作出有益的工作,以期无负于伟大领袖的遗愿,无负于党和人民的热切希望。
出席座谈会的同志们一致表示,非常感激英明领袖华主席批示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大家深信,毛主席这个重要文献的发表,必将为我国诗歌界和整个文艺界召来一个百花争艳的春天。大家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努力促进我国新体诗歌的形成与发展,促进新诗和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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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浙江举行五届人代会首次会议
谭启龙、铁瑛同志分别当选为青海省、浙江省革委会主任
据新华社西宁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电 青海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十二月十六日到二十三日在西宁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七百一十五名,比上届代表人数增加了一倍,包括汉、藏、回、土、撒拉、蒙古、哈萨克、东乡、裕固、满、壮十一个民族。少数民族代表占百分之三十八。大会选出了青海省新的一届革命委员会和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谭启龙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狄子才、薛宏福、冀春光、赵海峰、希候巴(藏族)、宋林、郑校先、马万里、沈岭、尕布龙(蒙古族)、蔡凤兰(女)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十二月二十四日,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命杨西林为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谭启龙同志代表青海省上届革命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他说,全省各族人民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大治青海,各条战线生气勃勃,政治经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今年初见成效的要求,已在青海省胜利实现。
谭启龙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他说,中共青海省委要求全省党、政、军和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苦战八年,把青海建设成为祖国的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全党全民总动员,大打农业翻身仗。到一九八○年,要努力做到以生产队为单位,每人有一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基本上实现农业牧业机械化,从根本上解决粮食自给问题。牧区要坚持“以牧为主,围绕畜牧业生产,发展多种经济”的方针,大搞草原基本建设,努力实现每头牲畜有一亩基本草场,使畜牧业优质、高产、稳定地发展,为国家和人民提供更多的肉食和畜产品。要积极发展轻工业,加速发展基础工业。到一九八五年,把青海省建设成为大寨省,建成支援农牧业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海西新的工农业生产基地和共和盆地新的粮食和油料生产基地。
谭启龙说,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五,民族自治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青海,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认真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彻底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注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要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作用,认真培养、积极提拔、大胆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不断提高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要更快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认真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是,必须注意打击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阶级敌人。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谭启龙同志的工作报告。各族代表豪情满怀,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讨论了如何实现高速度发展青海国民经济的宏伟目标。
据新华社杭州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电 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杭州举行。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千零八名。会议总结了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讨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选出了新的一届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铁瑛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伟达、陈作霖、张子石、蒋宝娣(女)、冯克、袁芳烈、王芳、王博平、刘亦夫、陈安羽、翟翕武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十二月二十三日,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命刘子正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铁瑛同志代表上届革命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他列举事实揭露林彪、“四人帮”搞乱浙江的滔天罪行,指出他们是一些右得不能再右的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他说,经过一年的斗争,全省各条战线面貌一新,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去年十月,华主席、党中央鼓励我们:“粉碎‘四人帮’,浙江有希望”。事实证明了这个预见非常英明。
铁瑛同志提出了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划,要求到一九八五年,把浙江省建成以粮为纲、全面发展、高产稳产的农业基地和农轻重协调发展、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省。要力争四、五年内,使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达到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粮食平均亩产跨“双纲”。农、林、牧、副、渔都要大幅度增长。要大力发展基础工业,做到电力自给有余,燃料、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石油化工都有一个大的发展,建成支农工业体系。
铁瑛同志说,要实现建成工业省的规划,首先要从明年起,用三年时间打好两个硬仗,一个是把农业迅速搞上去,一个是把基础工业迅速搞上去。为此,要抓住即将到来的一九七八年,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要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认真搞好企业和社队的整顿,搞好经济工作的整顿,落实各项经济政策。要关心群众生活,城市要办好集体福利事业,创办机械化养猪场、养鸡场,搞好蔬菜基地,搞好环境保护。农村主要是解决增产增收、日用品供应和农村盖房用的建筑材料等问题。
大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铁瑛同志的报告。代表们满怀信心地表示,要开足马力,加快速度,深入持久地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把“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浙江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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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省举行政协四届首次会议
谭启龙同志当选为省政协委员会主席
据新华社西宁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十二月十五日到二十三日在西宁举行。
出席会议的一百七十七名委员,列席了青海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政协青海省第三届委员会的会务报告。会议选出了政协青海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四十六人,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启龙当选为本届省政协委员会主席,冀春光、郭廷藩、张百庵、郭若珍、刘呈云、夏茸尕布(藏族)、马乐天(回族)、郑文卿、苏耀亮、官保加(蒙古族)、廖霭庭当选为副主席,郭若珍兼秘书长。
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启龙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要进一步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华侨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希望青海省各界人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揭批“四人帮”,为发展青海省的大好形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积极贡献力量。
委员们在讨论中忿怒声讨“四人帮”破坏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的滔天罪行。有些委员说到华主席、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和信任时,心情激动,热泪盈眶。在讨论到今后的任务时,大家一致表示,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推动各界人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为加速青海高原的建设而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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