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除恶务尽 不留后患
揭批“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
巴金
编者按：本报编辑部最近在上海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两次座谈会，继续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到会的有巴金、于伶、钟望阳、张骏祥、赵丹、杜宣、孟波、孔罗荪、柯灵、王西彦、李俊民、刘金、姜彬、茹志鹃、沈柔坚、张拓、吴琛、吴宗锡、秦怡、丁是娥、包文棣、草婴、王纪人、姚庆雄、祝希娟等二十多位同志。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也参加了座谈会。本报将陆续发表座谈会部分同志发言摘要。
喧嚣一时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奇谈谬论，从头到尾，都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谎言和诡辩。它能猖獗十年之久，全靠它的炮制者搞阴谋诡计，以势压人，用他们窃持的权力来镇压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据我看，从它被林彪、江青同谋抛出来的时候起，就没有人完全相信它。我自己当时的确感到惶惑不解。他们说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说得那样霸道，那样武断，简直不容怀疑，不容讨论。当时我就想：十七年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在管文艺界的事情，一直很关心、很重视文艺事业的发展。
一九四九年召开了全国文代大会，毛主席亲自出席，作了很重要的讲话：“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十七年中间，文艺战线每次重大斗争，从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一九五五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到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的两个重要批示，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每次斗争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周总理对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十七年间，毛主席接见我两次，周总理接见的次数更多。周总理参加文艺界的各种集会，经常指导我们。要说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试问将毛主席、周总理置于何地？将毛主席革命路线置于何地？“四人帮”炮制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恶目的，就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篡党夺权。
十七年中，有没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当然有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过。在一些时间内，一些部门，一些同志身上，甚至表现相当严重。但是，那些问题，那些缺点错误，毛主席总是及时地指出，及时地纠正过来了。
至于文艺战线十七年中的成绩，那是有目共睹的，许多同志已经摆出了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足以狠狠地回击“四人帮”的无耻谰言。我这里从队伍方面再多说几句：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抗战期间有一个“文协”，也只是文艺界统一战线的组织，而且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破坏，也很难开展工作。拿我来说，我一直是个人活动，个人奋斗，我进行创作，不找人指引，也不征求意见，连交流经验的机会也没有，单靠个人探索、追求，自己找不到出路，也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道路。没有学习，没有领导，谈不上思想改造，也谈不上团结战斗。象我这样的人为数也不少。在旧中国，进步的书刊经常受到压制，查禁；进步的作者受到迫害。大量的毒草充斥市场，多少读者和观众被引上了歧途。解放后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一个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艺界的情况也大大地改变了。正象周总理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报告中所说：
“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他给与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使文艺也能获得伟大的胜利。”在这个新方向下面，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组织起来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一系列的光辉著作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有了贯彻这个方向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组织在文联和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团体中。通过学习，深入工农兵生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改造思想，觉悟提高了，好作品一天天多起来，许多好书、好电影、好戏、好歌、好画，同志们都提到了。读者和观众也大量增加，人民的文化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尽管我们的队伍里也混进过坏人，例如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特务和阶级异己分子，也有人蜕化变质，有人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绝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是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愿意改造世界观、努力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我们的文艺队伍不断扩大，也不断提高。这个巨大的变化是从哪里来的呢？能够说是“黑线专政”的结果吗？绝对不能！广大文艺工作者都很清楚，这完全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是党的教育的结果。
就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也足以驳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荒谬。解放前我写了二十年，写旧中国、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写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痛苦、死亡，字里行间散布着淡淡的哀愁，或者走投无路的悲观绝望。我自己痛苦，也使我的读者痛苦。解放以后，是毛主席的教导，是毛泽东思想，使我看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光明大道，使我懂得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有力武器的战斗作用。一九四九年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参加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大会上我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我说：“现在我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的年青灵魂”。我要向这些人学习。在党的指引下，在全国文联组织和帮助下，我第一次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生活了一个时期。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一下子来到革命大家庭，精神上的冲击不用说是很大的，可是我感到温暖，受到教育。我开始爱上了那种生活，爱上了那些人。在斗争最尖锐的朝鲜战场上，人们习惯于用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爱和恨的感情。年轻战士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使我感动，给我教育。我和志愿军指战员们交了朋友。我的思想感情也渐渐发生变化。
我第一次去住了七个月，第二年又去住了五个月，虽然住的时间不长，作品写得不多，也不好，但在我的笔下，开始出现了年青战士的英雄形象。在朝鲜战场上，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我也多多少少把我的感受传给我的读者。直到今天，我还在写抗美援朝斗争的作品，因为我所爱的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激动着我的心灵，他们的鲜明的形象一直鼓舞我前进。这个明显的变化是从哪里来的呢？能够说是“黑线专政”的结果吗？绝对不能！广大群众很清楚，我自己也很清楚，这完全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多年来培养、教育的结果。但是“四人帮”硬说十七年是“黑线专政”，说我是什么“黑线人物”。这是什么逻辑！？即使在我受到他们那一帮迫害打击的时候，我心里也是不服的，我不相信他们那套不合逻辑、不符合实际的歪理。我始终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三月接见我和赵丹等同志时的教导。毛主席说，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写文章都是以理服人，现在有些人写文章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四人帮”一伙把“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精神枷锁强加在我们头上，就是以势压人。他们根本不讲理，只靠阴谋诡计，挥舞棍子打人害人。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祭起“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法宝，就是要从文艺界打开突破口，矛头针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而否定十七年各条战线的光辉成就，最终达到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及其余党举起“文艺黑线专政”论这面黑旗，疯狂打击和迫害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既然是“黑线专政”，就得来个大换班，他们把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文艺工作者都说成是“黑线人物”，都得消灭，换上他们的心腹爪牙，拼凑起他们的帮派体系。这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文艺界盘根错节，作恶多端。不彻底把它砸烂、清除，隐患无穷。对“四人帮”的余党、爪牙、帮派体系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斩草除根”；不把揭批“四人帮”清查余党和爪牙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就将对革命事业、对子孙万代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一定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四人帮”及其余党在文艺战线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彻底清除“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他种种谬论的流毒，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清除了这些垃圾，将毒草用来肥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园地才能出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壮丽景象！
第3版()
专栏：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胜利结束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讯 一九七七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到今天为止已经胜利结束。
广大人民赞扬这次高校招生考试，是在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广开才路的盛举。
全国约有五百七十万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了考试。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战士，有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机关、学校青年工作人员等。
这次高考开始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结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历时近一个月。散设在全国各地的数以万计的考场，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考试前，各地招生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各考场都布置得整整齐齐。许多考场还办起了指导考生的专栏，设置了方便考生的小卖部、茶水供应站、卫生站等。考试那几天，广大考生准时赶到考场应试。有的考生还由教师、家长或工厂、公社干部陪送到考场。接受祖国的挑选。考场上，秩序井然，考生精神专注，答卷认真。监考人员既注意严格维护考场规则，又注意引导考生看清试题，避免紧张出错。个别考生临场生病或带病考试，监考人员端水送药，保证考生顺利完成答卷。
许多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县的负责人，非常重视这次高考。他们亲临考场，勉励考生，指导招生委员会把工作做细。各地文教、财贸、卫生、交通等各条战线，也大力支援高考，优先解决考生的住宿、乘车、吃饭等具体问题。有的地方还专门开出赶送考生前往考场的公共汽车。许多考场附近的居民以及考场所在学校的师生，也主动从各方面帮助搞好这次高考。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切听凭祖国安排。”这是广大考生的共同心愿。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消息传出后，城乡各地广大青年欢欣鼓舞，踊跃报名。他们把积极报考大学看作是实现毛主席、周总理遗愿，实现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实际行动，看作是对“四人帮”破坏党的教育事业的有力回击。各地报考人数之多，热情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青年表示：“勇敢地站出来，接受祖国的挑选！”尽管距离考期已近，广大青年在各自的工作和学习岗位上，积极准备，认真复习功课。
许多工厂、农村大队、学校和部队，也从各方面支持青年报考，为他们创造学习条件。
考试结束以后，广大考生愉快地返回工作和学习岗位。许多青年工人考试结束当天，就赶回工厂上班；许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立即赶回农村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工地。他们表示，不论上大学，还是留在工厂、农村，都是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考上大学，要刻苦学习，服从党的安排；没有被录取，也要努力学习，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有的青年说得好：“革命有分工，行行都光荣；考上考不上，前途都光明。”广大考生普遍反映，这次高考，提高了思想认识，增长了知识，更坚定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加紧学习的决心，收获很大，考不上心里也高兴。许多青年工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学生，考完以后，回去就制定了自学计划，更加有计划地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
今年的高校招生考试，震动了全国，在我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考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了空前未有的为革命刻苦学习的热潮。各地中小学都普遍采取措施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勤奋学习的生动事迹大量涌现。许多工厂工人、商店职工、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农村青年，业余自学的空气更浓了，收听广播讲座的青年非常踊跃。有个工厂文化班的学员过去只有三十多人，最近猛增到三百多人。有的单位举办的文化科学讲座，听众超出预计的一倍。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和单位为了满足广大青年的学习要求，正在加强业余学校、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共大的领导；有的在积极筹划建立新的业余大学和进修学校。
人们赞扬说：现在青年人自学的多了，钻研问题的多了，谈四个现代化的多了。许多人高兴地说：贯彻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改革大学招生制度，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我们祖国青年一代大有希望了！
第3版()
专栏：
政协山西省四届首次会议在太原举行
王谦当选为山西省四届政协主席
新华社太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在太原市举行。
出席这届政协会议的委员共三百六十八人。委员们列席了山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政协山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七十三名。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谦当选为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会主席，郑林、杨自秀、朱卫华、麻贵书、冯素陶、焦国鼐、张邦英、樊清江、邵象伊、李志敏、严开元、陈舜礼当选为副主席，刘秀峰为秘书长。
王谦同志在会议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激烈搏斗中，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场极其严重的斗争中，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人士，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绝大多数爱国人士拥护社会主义，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在政治思想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他希望大家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树雄心，立壮志，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会上委员们愤怒揭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肆意践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迫害爱国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罪行。“四人帮”及其伸向山西的黑手狂叫什么“统一战线臭了，还要什么统战机构”。在“四人帮”的干扰下，山西省的政协长期不能开展活动，统战机构遭到破坏。这次政协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已初见成效。委员们表示今后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大干社会主义，为在一九八五年以前把山西建设成为高产稳产的农业基地和农、轻、重全面协调发展的、具有山西特点的工业基地而努力奋斗。
第3版()
专栏：
高考以后
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胜利结束了。考生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学习岗位后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有什么打算？最近几天记者访问了北京城区和郊区的一些应考青年，得到的回答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切听从党安排。
在市郊东北旺公社上地大队，记者访问了下乡知识青年、养猪场饲养员陈黎。这个二十岁的姑娘，高考过后第二天就赶回养猪场，重新担起了饲料桶。她说：“我考大学是想多学一点为人民服务的知识。无论能不能考上，今后我都要刻苦学习，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地大队的社员们，都夸赞陈黎是个劳动好、学习好的姑娘。一九七六年春天她高中毕业后，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个沉甸甸的书包，来到上地大队插队。有的同学提醒她：“带这么多书，人家会说你不安心在农村劳动哩。”陈黎不这样想，她认为，农村也需要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人，到农村插队不光要劳动好，还要继续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她从插队的第一天起，就以顽强的毅力，在劳动之余抓紧时间刻苦自学。她在养猪场喂一百多头猪，每天要担一百多挑泔水，活重，工作时间又长。但是，无论工作多忙多累，她每天都要挤出一点时间自学。她爱好英文和数学，身上经常揣着一本袖珍英汉字典，宿舍的床头上也摆着书籍和笔记本。陈黎自学，从来不占用劳动时间。夜晚，常常是别人一觉醒来了，她还在伏案看书；农忙季节社员出工早，她就提前起床学习一个小时，然后再和社员一起下地。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进行重要改革的消息传来后，陈黎非常高兴，她决心报考大学，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大队的干部、社员也热情支持她报考大学。高考过后，陈黎回到养猪场，重新修订了自学计划，投入到了新的劳动和学习中。
记者在访问中，遇到许多象陈黎这样有抱负的青年人。他们踊跃报考大学，想的不是为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了增长知识和才干，将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知识青年孙凤国，在通县台湖公社铺头大队插队两年多了，一直努力学习，积极劳动，被县里评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分子。这次他也参加了高考。他说，党和国家选拔人才的时候，我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让祖国挑选。考上了，我要加倍努力学习；考不上，我甘心在农村干革命，只要胸中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在哪里都能为革命做贡献。
“学做鲲鹏飞万里，不当燕雀恋小巢”。这是北京市第五十四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齐宏写的两句诗。齐宏这次在报考志愿书上，填写的是远离北京的两所高等学校。这事在同学中引起了热烈的议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说他傻，“干吗报考那么远的学校？”学校党支部认为，少数学生怕艰苦、不愿离开大城市的思想，反映了他们还不能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个人志愿的关系。党支部决定对毕业班学生进行一次革命理想教育。学校请来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老科学家张钰哲和同学们见面，又请来了遵化县技术革新能手郝德启、廖金存和同学们座谈，还组织同学们参观沙石峪，结合教学向大家讲述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献身革命的光辉事迹，引导同学们讨论什么是崇高的理想，怎样做一个合格的毕业生，使同学们懂得了：一个人要按照党的利益、革命需要来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这样才有意义。
共青团员蒋平，有过许多理想：曾想当运动员，又想当音乐家；她的数理化成绩一直很好，也曾想当科学家。去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在万分悲痛之中，她想了一个问题：如果能治好周总理的病该有多好啊！从此以后，她努力学习医学知识。这次高考，她报考了医学专业。有人说：当医生辛苦，上山下乡，巡回医疗，要经受得住考验。她说：“只要能学到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能为人民解除病痛，到哪里工作我都乐意。”
接受国家挑选，听从党的安排；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继续努力学习，准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这就是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以后广大知识青年的共同心情。
新华社记者
第3版()
专栏：
王猛主任会见伊朗客人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讯 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今天下午会见了伊朗奥委会副秘书长纳西里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纳西里和夫人是十二月十一日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路金栋设宴招待了伊朗客人。纳西里和夫人先后访问了杭州、上海、苏州、北京，于今晚离京回国。
第3版()
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人大常委会委员廖承志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会见以朝鲜国际旅行管理局副局长文基龙为团长的朝鲜国际旅行管理局代表团。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负责人杨公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裴溶在等。
由外贸部副部长阮筝率领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十二月二十三日乘火车到京。王润生副部长和越南驻华大使阮仲永等到车站迎接。
由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工矿部副部长马乔·布列达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工矿部工作组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乘飞机到达北京。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张益民等以及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柯洛依到机场迎接。二十五日晚，张益民副部长设宴欢迎阿尔巴尼亚工作组。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