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评“四人帮”的影射史学
扈世纲
影射史学，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制造的一种反革命舆论，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工具。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不断深入，影射史学的内幕正在逐步揭开，它以极大的鲜明性和尖锐性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明里是人，暗里是鬼，佯谈历史，实放毒箭，耍尽了鬼蜮伎俩，这一切，善良的人们是意料不到的。现在，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影射史学已彻底破产。利用这些反面材料，认真研究一下“四人帮”在这方面从事的反革命活动，对于提高我们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能力，坚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是十分必要的。
“四人帮”搞历史就是为了影射。从古代史到现代史，从中国史到世界史，凡是可以用来影射的，他们无不加以利用，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姚文元曾对“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班子罗思鼎说：“历史是开辟道路的”，“历史的任务实在重，不要以为历史离我们远，今天的斗争总是和历史的斗争联系着的”。这些话现在读来真是洞若观火，他是要罗思鼎大搞影射史学，把“今天的斗争”披上一件“历史的斗争”的外衣，为篡党夺权“开辟道路”。
“四人帮”及其余党懂得，要搞垮我们党，搞垮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就必须首先搞垮我们党的一套干部，特别是有丰富革命经验的老干部。早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叫嚷：“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一九六七年四月，张春桥也叫嚷：“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批老干部，解决老干部的问题”。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他又提出要揪“到站下车派”。随后“四人帮”便提出了所谓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影射史学就是为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的。它一开始就把攻击的矛头针对敬爱的周总理。江青叫嚷要揪所谓“现代的大儒”，以后又利用评论《水浒》，诬陷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是宋江。周总理逝世后，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影射史学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四人帮”搞影射史学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他们指挥梁效和罗思鼎抛出了大量的黑文，批“宰相”，吹“女皇”，目的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他们法西斯统治的“新天朝”。
“四人帮”及其余党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但在干阴谋诡计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他们搞影射史学有一整套卑劣的手法。这里把罗思鼎采用的几个主要手法公布于众。
一曰“文章要有‘明靶子’，‘暗靶子’”，即用“明靶子”作为“炮弹”，来攻击“暗靶子”。这是罗思鼎经常宣扬的一种手法，他们的所谓历史文章就都是这样干的。“四人帮”妄图打倒周总理，他们的这个目的是不敢公开的，只能把周总理作为“暗靶子”，通过历史人物的“明靶子”来影射攻击。一九七二年冬，姚文元在和罗思鼎的一次密谈中，定下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的主题，重点批“宰相”吕不韦，影射污蔑周总理是儒家复辟派。一九七三年七月，姚文元又授意罗思鼎炮制《论尊儒反法》，重点是批“周公”。这两篇文章的出笼，敲响了“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开台锣鼓。批林批孔一开始，姚文元窜到上海对罗思鼎面授机宜，进一步策划影射史学的主攻方向，他说：“书同文、车同轨，是李斯的功劳，这个观点要批判”；“讲秦始皇打仗，归功于他的大将，这个问题要批驳一下”。他要集中力量批“相”批“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梁效抛出了《孔丘其人》，罗思鼎抛出了《评〈吕氏春秋〉》，李时抛出了《秦统一六国的决定作用是什么》。这些文章明里是批孔丘，批宰相，批老将，暗中是反对周总理和叶副主席。一九七六年初，张春桥下达了“批托、批布”的黑指示，“明靶子”为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暗靶子”是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罗思鼎立即写了《回顾二十年代苏联党内的一场大辩论》，说什么“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一个固执、狂热，一个圆滑、折衷，两个人手法不同，但都是猖狂地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而后者更带有欺骗性。”“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法，充分暴露了影射史学的反动性。
二曰“口子小，纵深大”。这是罗思鼎向别人传授的一条写作“经验”。他们说：“写文章历史材料不用多引，有那么一两条就可以了”。因为他们写历史不过是一个由头，一点障眼法，目的是要“触及时事”，有“现实感”，引上一两条所谓资料作为突破的“小口子”，然后借题发挥，向“纵深”发展，大肆影射攻击。他们利用龚自珍《明良论》中的一百三十五个字，写了一篇《台阶小论》，借骂清朝政府用人“论资排辈”，象爬台阶那样，崇尚“资格第一，阅历至上”，恶毒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咒骂革命老干部。洪秀全的《地震诏》，就是那么几句诗，他们抓住大做文章，写了一篇《地转实为新地兆》，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说什么地震是“政治大地震”，狂叫《地震诏》是“宣言书”，又是“声讨书”，也是“进军令”，预兆“四人帮”即将建立反革命的“新天朝”。他们在文章中还针对江苏省的地震预报预防工作，含沙射影地攻击说：“当时南京的统治者”，“早已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只求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真是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
三曰“文章不要做足”。这是罗思鼎向别人传授的一个写作诀窍。“足”者，露骨之谓也。“足”了就容易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所以罗思鼎说：“有些话留给读者去想”。例如《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捏造秦王朝经过三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罗思鼎为什么要强调三次反复辟斗争呢？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王张江姚“一贯认为历史要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凑足三次，暗示继挖出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后，面临着第三次反复辟的斗争。但是文章里不这样直接写，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想。有一篇未发表的《论吕后》，伪造历史，吹捧吕后和刘邦“患难与共”，在汉王朝的“将相大臣中享有很高威望”，在刘邦死后的“十分关键的时刻”，她“出于公心”，为了“继承捍卫刘邦的法家路线”，“挺身而出，把中央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文章做得太“足”了，他们说“弄得不好要帮倒忙”，反而输了老本，提出还是“讲路线，比较讨巧”。于是炮制了《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说什么保证“法家路线不致中断”，要“使得中央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鼓吹“女主称制”。罗思鼎的这个反革命手法是极其狡猾的，它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必要时可以缩回去，溜之大吉。
四曰“正题反做，反话正讲”。这是罗思鼎搞影射史学的惯用特技，正面题目做反党文章，反党的话正面来讲。例如罗思鼎的《〈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攻击毛主席对“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是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恬不知耻地以鲁迅反文化“围剿”自比，对抗毛主席的批判，说什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辩论不可怕，围攻不可怕，有人被淘汰掉了也不可怕。在三十年代是这样，在今天以及将来也还是这样。”他们利用鲁迅反文化“围剿”的战斗业绩，大做其反党文章。一九七五年春，罗思鼎炮制了一篇《评淮西之捷》，并立即向“四人帮”推荐：“可以看一看”。罗思鼎要他的主子看什么呢？他通过正面谈唐朝名将李诉攻打蔡州，活捉吴元济的淮西之役，大讲反党乱军的黑话，要“四人帮”设法抓军权，使之“受法家路线支配，并为法家政治路线服务”，同时不能忘记“征集当地民众组成新军”，建立“四人帮”自己的反革命武装。他提出“从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开缺口”，多做“分化瓦解”的“争取工作”，加紧招降纳叛，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在《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中，更利用张良这个历史人物，扯起招降纳叛的破旗，写张良由反对法家路线，到“接受了法家路线”，终于成为法家代表人物的过程。他们向“四人帮”献策，也向那些想投靠“四人帮”的人招手：只要“转变”立场，就可以入帮。文章发表后，罗思鼎又诡秘地说：“北京知识分子很重视”。确实，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的这一手早有警惕，但也有那么一小撮知识分子和所谓“老干部”，“转变”立场，出卖灵魂，卖身投靠，被“四人帮”吸收入帮。这也可算是影射史学的一种特殊作用。
五曰“又象又不象”。这是罗思鼎对影射史学特点的概括。既然是“史学”，就得“用历史来说话”，这叫做“又象”；然而要达到影射的目的，就不能完全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必须来个“七真三假”，这叫做“又不象”。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刮起了一股“上台”风，什么司马光上台，蒋介石上台，袁世凯上台，闹得乌烟瘴气。在《司马光登台一年》中，用心险恶地说：“副宰相”于元祐元年“二月当上了宰相”，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于二月任代总理，并恶毒攻击说，“副宰相”在打击革新派的过程中“飞黄腾达”，“俨然以真宰相自居”，“登台后立刻劲头十足地推行废除新法、全面复辟的路线。”有一篇《梯也尔小传》，可算是“又象又不象”的典型。它写的是一百多年前的洋人梯也尔，但是用的语句却很古怪，什么“刮起十二级的反革命黑风”呀，“还乡复辟”、“反攻倒算”呀，“拼凑起一个还乡团”呀，“整顿”了“反动军队”呀，还特意画了一幅“又象又不象”的梯也尔画象，一看就知道矛头是指向谁的。文章还别有用心地伪造历史，说他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授意下，摇身一变”，当上了政府“首脑”，恶毒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罗思鼎曾经不打自招地说过，搞影射史学“又怕人知道，又怕人不知道”，这倒比较老实地说出了他们阴暗诡诈的心理状态，但也正好说明“四人帮”及其余党搞阴谋诡计的那一套，是见不得天日的。
张春桥曾经洋洋自得地夸耀，他参预了炮制林彪那个三十个字的“活学活用”经。那是一套什么货色呢？完全是实用主义的黑货。林彪、张春桥的所谓“活学”实际上是断章取义，取我所需；所谓“活用”，实际上是随心所欲，为我所用。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们篡改、割裂、歪曲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就是以“活学活用”作根据的吗？而影射史学则是他们那个“活学活用”在史学领域里的具体运用，可算是“活学活用”的一个活标本。
“四人帮”的余党罗思鼎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搞历史“就是搞实用主义，写历史编资料都是为了实用。”他们从篡党夺权的“实用”出发，对历史任意解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颠之倒之，反之覆之，玩弄于股掌之上，仿佛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存在，否则一部历史就毫无存在的必要。梁效、罗思鼎的文章确实做到了“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篇篇都是“立竿见影”的，他们立起“女皇”、“宰相”的“竿”，目的要见“影”，就是要抬出江青，妄图打倒周总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是十足的唯心史观，它和历史科学风马牛不相及。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主张古为今用的，但它和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是根本对立的。
古为今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为今天的借鉴。用历史唯物主义清理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而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则是把历史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对于历史上的政变，对于封建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于耍阴谋，搞权术，表现了特殊的兴趣，统统戴上“路线斗争”的桂冠，当作宝贝来颂扬。他们颠倒历史，歪曲历史，妄图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
古为今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反对抽象地超时代地看待历史。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完全不顾历史条件，到处生搬硬套。他们把两千年前的儒法斗争搬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共产党内来，把他们要打倒的人一律戴上“儒家”的帽子，有“复辟倒退”的儒，有“挥舞整顿大棒”的儒，有“上台一年”的儒，有“崇洋卖国”的儒，有“半截子革命”的儒，等等。给自己挂上“法家”的招牌，什么“法家女皇”，“法家集团”，“法家阵营”，等等，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这种荒谬绝伦的比附，政治上极端反动，在理论上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古为今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严格要求尊重历史事实，强调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而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则是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他们宣扬写历史要“合理想象”，通过篡改、捏造，使历史完全符合他们的需要。例如他们抬出吕后比附江青，抹去吕后当俘虏的事实，把吕后说成是与刘邦患难与共的“战友”，挖空心思把当时还在项羽俘虏营中作为人质的吕后搬到关中，充当刘邦巩固后方根据地的“功臣”，以此来美化江青，这就是他们宣扬的“合理想象”！影射史学根本不顾历史事实，甚至伪造历史以售其奸，是地地道道的假科学！
古为今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要求全面地看问题和分析问题。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则是“形而上学猖獗”。他们为了要“打倒一切”，可以全盘否定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把古代文化一概骂倒，大搞虚无主义。他们为了肯定自己，拚命美化“法家”，把法家说成是“救世主”，不惜跪倒在地主阶级脚下，颂古非今，大搞复古主义。他们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又那样说；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甚至评价同一个人物，今天把他捧上三十三天，明天又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罗思鼎昨天还在说，把《庄子·盗跖篇》当作史料是天大的笑话，明天主子一声令下，立即改口大吹《盗跖篇》中的柳下跖。这些家伙在政治上是变色龙，在史学领域里是毫无原则的游蛇，在两个片面之间左右回旋，故意搞乱人们的思想。
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是以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作为其反动的理论基础的。它不承认真理是客观的，而是对我有用就是真理。中国实用主义的祖师爷胡适其人早已葬入坟墓，但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反动的哲学流派是不会消失的，只要中国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实用主义就不会绝种。林彪和“四人帮”需要实用主义，因为他们不但要欺骗别人，也要欺骗自己，否则他们连一天也混不下去。然而欺骗是不能持久的，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也不过如镜花水月，逃不脱阴谋败露的可耻下场。林彪和“四人帮”的灭亡，又一次宣告了实用主义的破产，而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则成了“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无法抵赖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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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号想到的
樊庆荣
在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广大群众和干部正在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搞得热气腾腾。可是，也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同这种大好形势很不适应，在他们身上，“四人帮”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他们讲起话来，空空洞洞，没完没了，尽是些不联系本单位实际的、人云亦云的套话；开起会来，抄抄报纸、念念稿子，既不研究也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不管上面布置什么工作，照例是开个大会，做个计划，发个号召，提个口号，照抄照转地布置一下就算完事。就是口号，也往往是千篇一律，年年一样。倘是企业单位，年初照例是“争取开门红”，年中就是什么“大干多少天，五一把礼献”；到了年终，无非又是什么“再加一把劲，提前进入××年”。对这些领导干部来说，似乎发出号召，喊了口号，这就是他们的领导工作。他们甚至因此而心安理得，如果群众对此提出批评，他们还感到十分委屈。
这里，不禁使我们想起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说的那个著名的例子。斯大林生动地描写了那些光讲空话、不干实事的干部，他说，当我们把这些人撤职的时候，他们还会摊开双手问：“究竟为什么要把我们撤职？难道我们没有把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做了吗？难道我们没有召集突击队员大会吗？难道我们没有在突击队员会议上宣布党和政府的口号吗？难道我们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选为名誉主席团吗？难道我们没有给斯大林同志拍致敬电吗？——你们究竟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可惜，斯大林当年尖锐批评过的这种干部，在我们这里仍然不乏其人。
本来，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完成某项任务，领导上提出一些战斗口号和号召，作为组织和动员群众的一种方式，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第一，这种口号和号召，应当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客观的实际；第二，提出口号和号召，只是事情的开始，而不是工作的结束。随着而来的，要有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和组织措施，要及时地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要努力使提出的口号和号召能够完满地实现。这样，口号和号召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力量，才能真正起到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否则，口号和号召就只能成为表面文章，成为毫无用处的空话、废话，提得越多，作用越小，久而久之，领导干部把它当成应付公事的“口头禅”，群众也就自然把它当成无需认真对待的“耳旁风”。
说空话是林彪和“四人帮”的特点。林彪和“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为了掩盖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面目，欺骗群众，打扮自己，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高调比谁唱得都好听。其实，他们既不相信，更不准备实行。他们干的完全是反对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打倒了“四人帮”，我们要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空喊口号，不干实事，这种作风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优良传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我们提出的战斗口号和奋斗目标，不是为了好听，而是必须领导群众付诸实现的。光说不干，即使学大庆、学大寨、实现四个现代化喊得再响、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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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要听真话
解放军某部 邓高如 李贻波
听真话同讲真话一样，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作风的体现。然而，有的领导干部却往往听不进真话。比如，有的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即使批评得中肯、正确，也不爱听；再比如，有的在听取汇报的时候，爱听讲成绩、收获方面的话，不爱听讲问题、困难方面的话，即使对成绩、收获讲得言过其实，也听之泰然。这种现象是与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相违背的。
领导听不进真话，祸害实在不小。它一害革命，二害同志，三害自己。领导听不进真话，就不能准确地掌握情况，实施正确的领导；领导听不进真话，就会纵容和助长别人说假话，败坏革命队伍的作风。过去，“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和他们腐朽没落的阶级本性，不但自己胡说八道，假话连串，而且最爱听谎话、假话。打倒了“四人帮”，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那些听不进真话的领导干部，也应该把不爱听真话的毛病清除掉了。
领导要听真话，就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本单位的成绩和荣誉。一个领导干部，无论对人民作了多大的贡献，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弱点，不可能工作中不出一点差错。因此，我们一定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虚心地听取批评意见。别人的批评意见，特别是下级的批评意见，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正确成分，都要诚恳接受，坚决改正。有些批评意见即使全错了，也要认真听，并引以为戒。不爱听真话的领导，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本单位的成绩、荣誉，往往把自己和本单位的优点、成绩看得重了，对讲成绩的话就愿听得多一些，对讲缺点和错误的话也就愿听得少一些，甚至不愿听。这种想法和“听”法，其实是自欺欺人，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作风是格格不入的。
领导要听真话，还要坚持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情况明，底数清，自然也就能分辨真话、假话。老是浮在上面，胸中无数，那就会真假难辨。
领导要听真话，还要坚持党的原则立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听话，不能以同说话者的关系亲疏作为标准来分辨真假虚实。我们听话，既要听那些同自己关系融洽者的话，又要听那些同自己曾经闹过别扭、关系不甚密切者的话。
党的十一大号召我们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历来倡导的优良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受党教育的时间比较长，肩负的革命担子重，更应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只要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说假话，又不听假话，并对说假话的同志进行批评、教育，被“四人帮”破坏的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一定能得到更好的恢复和发扬。
（摘自《战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