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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险恶的用心 卑劣的伎俩
揭露“四人帮”炮制《关于华东纺织工学院三十名劳动模范上学前后的调查》的阴谋
上海纺织工学院党委会
编者按：上海纺织工学院这篇文章，揭露了“四人帮”在炮制“两个估计”时捏造事实的卑劣伎俩和险恶用心，值得一读。在一九七一年的全教会上，“四人帮”抛出的这类材料，有几份很有些耸人听闻，一时欺骗、蒙蔽了不少同志。今天，我们应当还事实以本来面目。希望当时与会的同志多提供这方面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一年，“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在全教会上首先发难，叫嚣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统治，为炮制“两个估计”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的谬论遭到了与会同志的强烈反对。“四人帮”为了摆脱困境，指定印发上海的两份材料，作为会议的“学习参考资料”，《关于华东纺织工学院三十名劳动模范上学前后的调查》（以下简称“调查”），就是其中一份。上海的“材料”抛出后，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现在我们必须揭发他们炮制“调查”的经过及其反革命的罪恶目的。
（一）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搞的这个黑“调查”，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反革命行动。早在一九六九年二、三月，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看到主管上海文教宣传工作的那个余党给他的一份计划中，有一个题目是《关于华纺一批劳模学生学习和毕业后的情况调查》，就在旁边写了黑批语：“已有材料，作加工即可，地方报纸可先用。”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六日的一次会上，张春桥恶毒地说：“华纺可批的东西可多呢！全国各地一大批劳动模范进华纺学习，出来都变了，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可深呢！”他还打着关心教育革命的幌子继续诬蔑说：“讨论教育革命，这是一个重要材料，上海科技大学也有这个问题，那里是理工科，这是纺织。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仍然是一个问题。就是从工农中选拔学生进了这样的学校也要变。”“华纺是否可以搞个调查报告，作为教育革命的反面教材？”根据这个黑旨意，《文汇报》搞了调查，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发了“内部情况”。“四人帮”的几个余党觉得这个“内部情况”不完全符合他们鼓吹“黑线专政”论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又指定原市委写作组重新组织力量，拟定调查提纲，强调“重点调查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再好的人也会变坏的”。他们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先后跑了上海、北京、青岛、武汉、南京、无锡、常州等地，于一九六九年十月间炮制了这个“调查”。一九七○年初，姚文元窜到上海搞所谓“教育革命调查”，其后张春桥、姚文元又在上海策划召开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座谈会，将“调查”首次抛了出来，为炮制“两个估计”大造反革命舆论。
这个黑“调查”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长达两年之久的时间内，数易其稿。他们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我院学习的劳动模范作了歪曲事实的“基本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反动结论：一、教育战线的领导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落到了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手里；二、旧大学中，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统治了旧大学；四、在旧大学的修正主义大染缸里滚煮了四、五年的劳动模范，是“红的进来，黑的出去”，被培养成为“精神贵族”。
“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拚命宣传这个“调查”，流毒甚广，危害极大。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为止，我校每届新生入学时，都把这株大毒草作为所谓路线教育的“教材”。
事实是怎样的呢？一九五八年以来进我院学习的三十名劳动模范，绝大多数出身于工农家庭，不少同志解放前为生活所迫，十一、二岁就进厂做“养成工”。解放后，党把他们培养成劳动模范，上了大学。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无比热爱。三十名劳动模范中，有十名是全国劳动模范，八名是省、市级劳动模范，其余的是厂级劳动模范。有二十六名是共产党员，四名是共青团员。他们带着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肩负工人阶级的重托，为革命上大学，学习的目的很明确。根据我们从北京、上海、常州、河南、山东等地初步调查的情况来看，他们从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回厂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这些同志中有些已分别担任省、局、公司、厂、车间等领导职务，有些同志担任工厂技术部门的负责人或成为业务骨干。这些同志运用在大学学到的理论知识，积极参加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实践，作出了优异成绩。例如，“调查”重点诬陷的郝建秀同志，早在一九五一年创造了有名的“郝建秀工作法”后，到一九六五年的十四年内，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多次接见她，敬爱的周总理在她上大学期间，也谆谆勉励过她。这些都给了她极大的鼓舞。郝建秀同志在校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就是到北京去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提前请老师把课讲好。毕业后，她把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用于实践，和工人一起又创造了先进的“清花工作法”。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郝建秀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另一个被“四人帮”诬陷的上海市劳动模范相凤祁同志，从大学毕业后，运用她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充分发挥技术骨干作用，在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曾出国参加技术交流，现在担任了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化纤公司的领导工作。这些铁的事实，是对“四人帮”的最有力的回击。
（二）
这个黑“调查”的炮制者，所用的手法也是十分卑劣的。
他们在这份“调查”中，不顾事实，把三十名劳动模范编造成所谓“三类人”。胡说什么“政治上、思想上已经变了，……争名利地位的个人主义者”有六名；“普普通通，无所作为，靠一点‘三老’（老名气、老资本、老照顾）过日子”，“意志消沉”的有十二名。余下的，他们认为是经过再教育才变好的。“调查”煞有介事地编造说，郝建秀同志“临毕业前到上海第十九棉纺厂去实习，厂里的工人都以羡慕的眼光，要她作操作示范表演。当时纺织厂的一般女工都采用了先进的‘挑接头’法，而她却硬着头皮采用了十年前的
‘拈接头’法，连接十几根，根根未接好，在旁观看的工人，有的失望，有的感叹，纷纷摇头离去。”真是说得活龙活现。“调查”借此攻击说：“本来都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技术，而进大学后学的却是那些古老、烦琐和庞杂的东西。即使是‘融会贯通门门优’，也落后一大截”。当时负责带队实习的教师揭发说：“这完全是造谣”。当时，工厂领导曾经邀请劳动模范作表演。因为她们是去实习的，不是去操作表演，结果劳模同学一个也没有表演。最近郝建秀同志来母校访问，谈起此事，也十分气愤地说：“他们的谎言，不值一驳。我在上海十九棉纺厂根本没有表演过。就是表演，技术再不熟练，也不会几次都接不上纱头。”据揭发，当张春桥疯狂诬蔑“全国一大批劳动模范进华纺学习，出来都变了”的时候，有人曾说：“据说郝建秀还是好的”，他马上阴阳怪气地说：“不见得吧”。主子示意，奴才立即编造谎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调查”给劳动模范都扣上了所谓“路线斗争觉悟低”、“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了”等罪名。我们调查的事实证明：这些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鼓吹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谬论和搞的一些反革命阴谋活动，十分不满，积极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充分表达了他们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忠诚，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所谓“路线斗争觉悟低”、“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了”等罪名，正是“四人帮”打击陷害那些抵制和反对他们的革命同志的帽子和棍子！
（三）
黑“调查”还对我院领导干部和教师进行大肆诬蔑和攻击。胡说什么学校的领导“包庇和重用反动学术权威，让他们占领讲台耀武扬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恶毒诬蔑“曾给三十名劳动模范讲过课的，大都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中有的是地主、资本家，有的是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竟把人民教师诬蔑为腐蚀劳动模范的“教唆犯”，真是反动透顶。事实上，我院分别给劳动模范讲过课的教师，都是经过学校党委挑选，政治上业务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至今仍在从事教学工作。不久前在我校召开的劳模学生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上，有的同志说：“我们毕业离开母校十多年了，但老师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今天回忆起来仍使我们非常感动”。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建国以来，尽管我国文教、科技战线的工作，受到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广大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卫生工作者辛勤劳动，为人民出了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 华主席这一高度评价，彻底粉碎了“四人帮”的无耻谰言。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在三十名劳动模范身上大做文章，是有着罪恶的目的的，就是妄图从教育打开缺口，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行篡党夺权。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就曾供认：“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当“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死党带着华纺“调查”和上海科技大学工人班“调查报告”去北京参加全教会时，那个主管文教宣传工作的余党曾得意地说：“这是两个炸弹，到时要派用场的。”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我们决心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把“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肃清其流毒，搞好教育革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更多的又红又专的人材而贡献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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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斩断黑手 除恶务尽
——四川人民怒斥“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的罪行
“四人帮”搞乱四川，选择了一个重要突破口，这就是“砸烂公检法”，夺刀杀人。
这些年，“四人帮”及其在四川的党羽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把敌我关系来了个大颠倒，革命变成了“反革命”，反革命变成了“革命”。他们穷凶极恶地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人民公安机关，在全省各地连续刮起了“砸烂公检法”、“翻案复辟”、“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的阵阵妖风。妖风袭来，群魔乱舞，公安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搏斗。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四川省广大干部和群众怀着满腔怒火，起来彻底清算他们的滔天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砸烂公检法”这个反革命口号，是叛徒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最早提出的。“四人帮”伙同林彪反党集团，恶毒攻击人民的公安机关“解放后一直是黑线统治着”，“十七年里没有干过一件好事”。他们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和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一笔抹煞公安战线十七年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妄想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搞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在四川的党羽，捧着这张王牌，鼓噪而上，立即在全省掀起了一股冲击公安机关、残害公安干警的黑风恶浪，使人民的公安工作遭受严重涂炭。公安机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他们说这是“矛头向下”，是“镇压造反派”；公安机关深入群众调查敌情，他们说这是“整黑材料”；公安机关整顿社会治安，维护革命和生产的正常秩序，他们说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狂叫要对公安人员“千刀万剐”，要把公安机关从“政治上搞臭，思想上搞乱，组织上搞垮，业务上搞光”。有的地方，这些坏蛋甚至啸聚街头，打着什么“宣传队”、“巡逻队”的旗号，手持刀枪棍棒，围攻公安派出所，大闹公安局，辱骂公安干警，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拦劫行人，侮辱妇女，闹得乌烟瘴气。目睹这种情景，使人们想起一九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时，有些极右派疯狂叫嚣要“杀共产党”，要“翻案”，“要变天”；而如今，“四人帮”一伙已经大动干戈，拿刀杀人了。这股祸水流到哪里，哪里的阶级敌人就嚣张，人民群众就遭殃。他们杀人无罪，放火有理，打砸抢成了“革命行动”。所有这一切怪现象，罪魁祸首就是“四人帮”和他们那条反革命的极右路线。
深受其害的四川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批判中指出：人民的公安工作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创建和领导的。毛主席总结国内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人民的公安队伍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重要贡献。“四人帮”这样颠倒黑白，杀气腾腾，口口声声要“砸烂公检法”，硬要除之而后快，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凶恶敌人。他们攻击的矛头是直接指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指向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
“四人帮”一伙“砸烂公检法”，说出了阶级敌人的心里话。一些新老反革命，被关押的罪犯，个个眉飞色舞，以为时机已到，立即在各地刮起了一股骇人听闻的翻案复辟妖风。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公开发出“彻底砸烂，另起炉灶”的反动嚎叫。“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一轰而起，狂叫要“打开监狱找左派”。他们冲击专政机关，放出牛鬼蛇神，狂叫什么：“十七年受压的最革命”，“十七年受压的要掌权”。人民群众愤怒地指出，十七年受压的是些什么人？是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是抗拒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和一切刑事犯罪分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人民的死对头。可是，“四人帮”一伙却吹捧这些人“最革命”，要这些“响当当的左派”来“掌权”。“四人帮”及其死党这样颠倒历史，混淆黑白，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伙叛徒、特务、新老反革命。
广大群众耳闻目睹这种情况，恨得咬牙切齿，肺都要气炸了。广大公安干警不怕围攻，不怕揪斗，不怕流血牺牲，针锋相对地同这些歹徒进行斗争。
“四人帮”一伙大刮“翻案复辟”的妖风使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他们叫嚣要
“打倒走资派分权利”，疯狂地向无产阶级抢夺“刀把子”。有的叫嚷：“要我当省委书记，排第一、第二没关系，但要分管政法”；有的说：“我不搞那些天文数字（指经济工作），要到公安局去专政。”他们在大街小巷耀武扬威，估吃霸赊，大搞打砸抢，群众怒斥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党保安队。
“四人帮”一伙夺取公安机关的大权，其罪恶的目的就是要倒转专政矛头，夺刀杀人，就是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把专政这把刀子砍向党内。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公然提出“专政的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派”、“镇压走资派是专政工作的新课题”。“四人帮”在四川的党羽也跟着大叫：“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要用暴力手段包括用枪杆子、刺刀、大炮来对待走资派”。
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什么？矛头应该指向哪里？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有明确的指示：“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毛主席还指出：“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公安机关的专政手段只能用来对付敌人，绝不准用于人民内部，更不准用于党内，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四人帮”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在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动”的反动谬论的掩护下，妄图用专政工具来血腥镇压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干蒋匪帮和帝修反想干而干不到的罪恶勾当。事实证明，他们是一伙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地地道道的极右派。
四川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深入揭批中指出：“四人帮”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已被粉碎，他们“砸烂公检法”的反革命谬论已被埋葬。但是，绝不能低估它的流毒和影响，必须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除恶务尽，进一步加强人民公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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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该管的要管 该卡的要卡
“四人帮”的帽子公司中有一顶大帽子，叫“管、卡、压”。这顶帽子危害极大。由于该管的不敢管，该卡的不卡，许多工矿企业的生产遭到了破坏，有些地方和单位的财经纪律和财政制度废弛，浪费了国家资金和物资，败坏了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腐蚀了不少干部。这笔账，一定要向“四人帮”清算。
粉碎了“四人帮”，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许多财经部门和单位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到了该管的敢管了，该卡的卡住了，堵塞了许多浪费资金和物资的漏洞，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积累增长了，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我们对“四人帮”在财经战线上的流毒切不可低估了。有的人在“四人帮”及其余党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支持纵容下，胆大包天，胡作非为，他们宣扬什么“需要就是合理”，大搞楼堂馆所，大搞计划外工程，大量侵占国家资金和物资，严重违犯财经纪律。什么计划经济，什么全国一盘棋，什么党纪国法，什么革命传统，他们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照他们这样搞下去，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能够合理使用，国民经济能够高速度发展吗？当然不能。因此，我们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政治斗争中，必须把他们在财经工作中搞乱了的东西，一一拨乱反正，使财经纪律和财政制度严格起来。
财经部门和单位，该管的要管，该卡的要卡。但是怎样才能管得好，卡得对呢？在这方面，本报今天发表的人民银行秦皇岛市支行提供的经验，可供参考。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发挥银行的监督作用；坚持调查研究，管好用好资金，促进生产的发展，等等，都是切实可行的。
一九七七年快要过去了，一切财经部门和单位，特别是金融单位，对于那些年终突击花钱的歪风，一定要管，一定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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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金融管理和监督
人民银行秦皇岛市支行帮助企业合理使用资金，促进生产发展
近几年来，人民银行河北省秦皇岛市支行排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坚持加强金融管理和监督，严格财经纪律和财经制度，促进企业合理使用资金，促进生产发展，取得较好成绩。现在，全市基本上没有挪用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的情况。
秦皇岛支行坚持经常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资金使用情况和执行财经制度的情况，并及时向市委汇报，取得党委的支持。
他们同市计委、建委协作，共同管好企业自筹的基本建设。凡是准备搞自筹基本建设的单位，必须事前经市计委批准，银行监督查明企业确有资金，才能动工，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挪用流动资金搞基建的现象。
银行还同各企业主管部门商定，对企业专用基金的使用进行审查监督，防止专用基金超支而挤占流动资金的情况发生。对于购买大型机械设备，银行与物资部门配合，先落实用户后采购，用户有足够的资金才允许购进，今年就堵住了有些企业没有资金来源而盲目购买设备的交易三百多笔。
为了更好地发挥银行的监督作用，秦皇岛市支行坚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及时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今年四月，银行信贷员在冷冻厂，看到这个厂正在施工扩建貂、兔饲养圈棚，这是计划外工程。经过调查，这个厂由于圈棚不够用，每年收宰旺季，都有一些貂、兔死亡，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确实需要扩建圈棚。信贷员向厂领导讲清楚，挪用流动资金搞计划外基本建设是违反财经纪律的。同时建议厂领导赶快编制计划，经主管部门批准拨给专款，使问题圆满解决。一九七四年，银行检查食品厂的流动资金占用情况，发现成品资金增加很多。他们到厂里实地调查，原来是这个厂为了掩盖亏损，在成品帐上虚列了一笔钱。银行把这个问题向市领导汇报，市领导立即组成工作组对这个厂进行整顿。一九七五年这个厂就转亏为盈。今年以来，银行卡住了计划外购置设备和物资的事四十多起，共计五十多万元，维护了财经纪律，保证了流动资金的合理使用。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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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防止年终突击花钱编辑同志：
今年以来，由于认真贯彻落实了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许多企业、事业单位坚持少花钱，多办事，节约了很多资金。
但是，也有些单位采用多种形式突击花钱。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我们建议：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必须把增收节支的工作继续抓紧抓好，作出节约计划，并发动群众监督执行。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控制到外地参观学习的人数，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加强资金管理，压缩不必要的库存现金；银行对各单位汇往外地的款项，要严格审查，凡是有违反计划的款项，坚决不予办理；那些自收自支的大专院校工厂、宾馆、招待所等预算外单位，不许滥支滥用，铺张浪费，严格控制基建拨款，禁搞计划外的基本建设，不许盲目订货和抢购物资。对于那些坚持原则，节约开支卓有成效的单位和个人，应予以表扬；发现违反财经纪律，要予以批评，有关上级部门还应给予处分。
闻佑 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