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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澄清“四人帮”在题材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写作组
题材问题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四人帮”在题材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最早，是叛徒江青勾结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的主导地位，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破坏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炮制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向整个文艺战线砍了第一刀。而所谓反“题材决定”论，就是被他们列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代表性论点之一，大张挞伐的。他们公开叫嚷“在题材问题上不能百花齐放”，并制造种种借口，对文艺工作者横加限制，这也不准写，那也不准写，只准写他们限定的题材。谁不跟他们的指挥棒转，他们就大兴问罪之师，将你置于死地。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下，毛主席的“双百”方针得不到贯彻，“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广大文艺工作者被套上重重精神枷锁，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遭到摧残和扼杀，“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被引进了资产阶级的死胡同。今天，在揭发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战斗中，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四人帮”在题材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正确认识和处理重大题材和其他题材、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关系，划清题材多样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发掘多种多样的题材，创作出千姿百态的文艺作品，从各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重大题材和其他题材的关系，是关系到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大问题。文艺为工农兵，就要写工农兵最关心的重大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大力反映伟大的政治斗争，反映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反映工农兵在伟大革命斗争中的光辉实践。要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把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典型化，以充分体现社会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为此，我们历来强调写重大题材，要求对“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巨大事件作出反应”（《列宁选集》第2卷第435页）。
可是，“四人帮”却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姚文元追随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拚命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反映工农兵的火热斗争。张春桥一方面自称“是一个题材广泛论者”，说什么“祖国大地，海阔天空，任君选择”；另一方面又恶毒地嘲讽“写工农兵，演工农兵”，“就好象人们每天洗脸照镜子一样，‘目不斜视’，看到的只有自己的一副尊容”。这位老爷的“尊足”站在哪个阶级一边，不是十分明白的吗！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四人帮”却换了一副面孔。他们经常把写“重大题材”和“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口号挂在嘴上，喊得震天价响。但是，他们所提倡的“重大题材”，乃是歪曲、篡改党的历史，丑化革命领导干部，丑化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的反动题材。他们要塑造的“英雄”形象，则是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老反革命分子，即他们一伙。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那样：“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他们把写“与走资派作斗争”规定为唯一的“重大题材”，相反，对于无产阶级的重大革命题材，他们则竭力加以扼杀。江青有一个绝妙的招供，她说：“党史、军史还得进一步搞清，写重大题材一是容易犯错误，二是不易站得住，写得深。”什么“进一步搞清”！说穿了，就是要按照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伪造党史、军史，为他们一伙树碑立传。“四人帮”不准写重大的革命斗争从反面告诉我们，写重大题材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迫切需要，应当把它提到突出的地位。
革命的重大题材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国的伟大革命斗争，范围十分广阔，内容极为丰富，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努力描写和表现工农兵群众的壮丽斗争生活，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文艺作品。“四人帮”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排斥在重大题材之外，又把阶级斗争限制在“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范围之内，而他们所谓的“走资派”又是专指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这实际上是把重大题材偷换成反动题材。如果按照他们的路子走下去，必然要走上绝路。当前，有很多重大题材需要我们文艺工作者认真地去写。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歌颂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歌颂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勋，歌颂党的十一大路线，歌颂各条战线革命和生产的巨大成就，反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描写这些重大题材，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我们一定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把这些重大题材写好，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为实现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作出积极贡献。
强调写革命的重大题材，并不等于说其他题材就无足轻重，可写可不写了。我们的时代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地，也应当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工农兵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生活斗争，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在更大范围内满足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需要。“四人帮”把题材限制得很窄，既不准写重大的革命题材，又不准写有意义的其他题材，就是妄图窒息整个社会主义的百花园地，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当然，对于非重大题材也要注意选择和提炼，不是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而应当象鲁迅说的那样：“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
同样，在处理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关系的时候，也应当以现代题材为主。一定的文艺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社会主义的文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热情地歌颂我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表现我国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伟大斗争，努力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我们的原则是厚今薄古。毛主席在《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曾经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的一些文艺部门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长期被“死人”统治着的现象，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可是，“四人帮”却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他们一方面用“文艺黑线专政”论一笔抹杀毛主席的红线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又把叛徒江青吹捧为“文艺革命的旗手”，革命现代戏的“精心培育”者，把革命现代戏据为己有，并且利用革命现代戏压制社会主义文艺，禁止文艺工作者选择和描写现代题材。当革命现代戏也不能适应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时，他们便一脚踢开。江青咬牙切齿地叫嚷“样板戏都老掉牙了”，“一个也没有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我不要听”。
我们强调写现代题材，并不是轻视或忽视历史题材。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有过大小数百次的奴隶暴动和农民起义，还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反映和描写历史题材，对于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有很大意义的。在这方面，延安平剧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创作和演出的历史剧《逼上梁山》，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起义，反映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改变了老爷太太少爷小姐长期统治文艺舞台的历史现象，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使革命群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毛主席对这个戏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希望他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解放以后，我们的戏曲改革工作，批判地继承了优秀的遗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最近正在陆续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就是历史题材新创作方面的一个可喜的成果。可是，“四人帮”却打着写现代题材的幌子，不许文艺工作者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适当地上演经过改革的优秀传统剧目，扼杀历史题材的新创作。这帮民族败类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口头上不厌其烦地叫嚷现代题材如何如何重要，而骨子里则对腐朽糜烂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艺术欣赏备至，爱若珍宝。象《游龙戏凤》这类充满黄色情调的旧戏唱片，叛徒江青就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听得神魂颠倒，如醉如痴，甚至连外出也要带在身边。
总之，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始终把重大题材和现代题材放在首位，恰当地选择和描写其他题材和历史题材，真正做到题材多样化，使社会主义文艺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提倡题材多样化同刘少奇鼓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两种文艺主张。我们提倡题材多样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为依据，以为工农兵服务为前提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我们能够选择符合工农兵需要的题材，正确处理各种题材之间的关系，创作出又多又好的文艺作品，战胜封、资、修的毒草，使社会主义文艺不断发展和完善。与此相反，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反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不要党的领导，否定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要作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四人帮”虽然表面上装得一本正经，动不动就以“自由化”的帽子压人。其实，真正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就是他们一伙。他们不仅尽情欣赏古代封建文化的糟粕，而且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艺术也崇拜得五体投地，不惜耗费巨资进口大量反动影片，以填补他们一伙灵魂的空虚。而对广大文艺工作者，他们却随意指责，百般刁难。你写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就指责你是“写真人真事”，不符合“典型化”、“三突出”的要求；你写革命历史题材，他们就攻击你“为老家伙评功摆好”、“为错误路线翻案”；你写历史题材，他们又诬蔑你“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很清楚，对自己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搞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这就是“四人帮”既定的文艺方针！
题材问题虽然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作者的立场和世界观，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不很好地解决，即使是革命的重大题材也不可能写好，甚至写出错误的作品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砸烂“四人帮”套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创作出绚丽多姿的真正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革命文艺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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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报小常识
素材·题材·体裁
素材，是文学艺术作者收集起来的生活材料。它是作者直接或间接得来的感性的、分散的、零碎的、不系统的社会生活现象。作者必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集中、提炼和加工，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才能进行创作。
题材，是经过作者选择、加工、提炼以后，用来表现作品主题的生活材料。这是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从广义上来说，是指某一个方面的社会生活材料，如历史方面，现实方面，工业方面，农业方面等等。不论从那一方面说，题材都是作品具体描写的社会现象，因而是作品内容的依据。离开了题材，作品就没有描写对象。题材从生活中来，因而如何从生活中选择和提炼题材，如何运用这些题材反映主题，同作者对生活的看法有密切关系，为作者的世界观、立场所决定。
体裁，一般地说，是指文学作品的不同种类。文学体裁很多，有韵文、散文、小说、戏剧等。韵文又可分为歌谣、辞赋、诗、词、曲等。诗又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讽刺诗等。散文又可分为杂文、报告文学、传记等。小说和戏剧，也可以根据性质和大小、长短，分为很多不同的体裁。
（埔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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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 作者 编者
学生能读杜甫诗吗？
杜甫是我国唐代的著名诗人。让青年学生读一点杜甫的作品，这本来是无需争议的。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如何对待文化遗产这个问题，被搞得混乱不堪，能否读杜甫诗竟然成了“问题”。贵州读者的这封来信说明，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弄清是非，肃清流毒，真正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批判地继承我国和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 ——编 者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学校有一位语文教师，鉴于多年来“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学生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科学知识，文学知识水平太差，许多高中学生甚至还不知道我国历史上有李白、杜甫。因此，他便在选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陈毅同志诗抄和敬爱的周总理的文章的同时，选了杜甫的《兵车行》来教学生。可是这在我们学校中却引起了很大争论。有的同志说，选读这首诗就是“宣传战争恐怖”，“是反对人民战争”；有的说：“杜甫是儒家，他的作品不能教学生”，“《兵车行》早就批判了”等等，争执不休。
为了今后更好地引导学生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澄清是非，弄清思想，请告诉我们，杜甫的作品可不可以选一些给学生阅读？
贵州罗甸边阳中学 刘继明刘继明同志：
读了你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对你校出现的新气象感到十分高兴。全面落实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加强中学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学，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百年大计，同时，也是用实际行动来批判“四人帮”。老师们的这种革命积极性应当受到欢迎和爱护。至于因阅读某些古典文学作品而引起的争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通过讨论，大家的认识将不难统一。下面谈谈我个人对“杜甫的作品可不可以选给学生阅读”和如何评价《兵车行》的看法。
一、能否阅读杜甫的作品，是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应当采取批判继承，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方针，因为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我们应当遵循这一马列主义原则来对待杜甫的作品。
中学语文课中介绍古典诗歌，唐诗是最有代表性的，而李白、杜甫又是唐代诗坛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领域的高峰。以杜甫而论，他不仅是唐代的伟大诗人，而且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九五八年春天，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视察成都杜甫草堂时，曾对杜诗作了是政治诗的高度评价。杜甫一生写了不少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相当好或较好的作品。它们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过程中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甚至在一些登临的作品中也渗透着他的忧国伤时的思想感情，所以被后世誉为“诗史”。当然，象杜甫这样一个生活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地主阶级下层的诗人，在其作品中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是并不奇怪的，也是应当予以批判的。但是，这种分析批判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
杜甫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儒家思想影响，它的某些方面起了束缚作用，使诗人有时不能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比如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因“忠君”思想的支配而曲为唐玄宗李隆基辩解，便是一个例证。但这究竟只是局限性，不是作品的主导方面。杜甫的另外一些作品，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悲陈陶》、《春夜喜雨》等，就很难说与儒家思想有什么关系。这些事实说明，不能笼统地把杜甫的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儒家思想等同起来。
评价杜甫和其他古代作家作品，绝不能用“四人帮”“评法批儒”那一套作标准。首先，“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宣扬历史唯心论，胡说“儒法斗争”贯串古今，这纯粹是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我们应当同它划清思想界限；第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的五经也已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必读之书，唐代也不例外。因此，应把一般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作家与儒家区别开来；第三，“四人帮”那些“儒法斗争”的谬论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理论的。如果依了他们，就必然产生歪曲历史、割断历史的现象。象《诗经》中的一些优秀诗篇、屈原的作品、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白居易、苏轼等人的作品，都将被砍掉了；第四，以“儒法斗争”代替阶级斗争，以“儒”、“法”划线，把“法家”绝对化，必然会导致取其糟粕、去其精华。综上所述，“四人帮”散布的流毒必须肃清，不能任其自由泛滥。
二、让学生阅读杜甫的名篇《兵车行》是否就是“反对人民战争”呢？这不仅关系到对这篇作品的肯定或否定，而且还涉及一个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作品作具体分析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如果《兵车行》是反人民的坏作品，当然不能肯定，向学生宣扬自然是错误的。可是，要作出这样的结论，得有个前提，那就是《兵车行》本身确实存在着反人民的内容和思想。为了弄清问题，让我们把这篇作品放在产生它的历史条件下来看看吧。
《兵车行》写唐王朝对谁的战争呢？它里面提到“北防河”、“西营田”和“青海头”，似乎是写对吐蕃的战争的。但仔细看看，那是“行人”回忆“十五”、“四十”岁的过去和诗人对于往事的联想，目的恐怕在于暗示“汉皇”（借指李隆基）穷兵黩武已非一日。一般研究者认为《兵车行》是反映公元七五一年唐王朝出兵南诏的。
南诏政权建立于唐玄宗天宝年间的云南境内，它的出现，从历史上看，是有利于我国各族人民改变该地区的落后状态的，对促进那里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过作用。就这个政权的性质而言，与安禄山、史思明拥兵叛乱、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权也不相同。而且我们还应看到，七五一年唐王朝与南诏的战争，并不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而是由于唐王朝政治日趋腐败，权臣与地方官吏胡作非为而引起的。具体经过如下：七五○年，由于云南太守张虔陀对南诏的欺凌勒索，南诏不满，触发了战争。张自食其果，被南诏王阁逻凤杀死。张虔陀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的属官，因此，七五一年四月鲜于仲通带领大军去攻打南诏，结果是几乎全军覆灭。兵部侍郎杨国忠兼任剑南节度使后，不甘心于失败，一方面为其亲信谎报战功，一方面强迫人民当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而人民“莫肯应募”，杨国忠便“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押送到军中。李白在《古风·羽檄如流星》中讽刺杨国忠、鲜于仲通的祸国殃民的同时，刻画了抓丁的惨状：“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这与杜甫在长安一带目睹的情况相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征南诏的战争，不仅不是人民拥护的，而且正是人民所反对的非正义战争。这就是《兵车行》的写作背景。
从《兵车行》的具体描写来看，杜甫是同情人民的。他慨叹人民的惨遇，伤感农村的残破，不赞成封建官府过重的剥削。尤为难得的是他突破了儒家忠君思想的束缚，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最高的统治者李隆基，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这样的作品，显然属于优秀文学遗产的范畴，不能否定。当然，诗的末尾渲染古战场的阴森气氛，是其局限，但杜甫不是借以反对任何战争，因而同“反对人民战争”是联系不上的。
以上意见，有的很不成熟，有的也许有不同看法。不对之处，欢迎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吴庚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