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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事实判决了“两个估计”的死刑
——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知识分子状况的调查
在“四人帮”反党集团炮制的“两个估计”中，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说得一团漆黑。他们竟然诬蔑十七年培养的大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修正主义苗子”。
对于“四人帮”的这种反动谬论，事实是最有力的批判。
最近，记者对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的知识分子状况作了一次调查。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这个研究所共有科技人员五百四十三人。其中，从旧社会过来的六人，解放初期从海外回国的八人，其他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全是解放后十七年培养的。这些被“四人帮”诬蔑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人，究竟在科研工作中起着什么作用呢？
这个研究所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共完成了二百三十九个科研项目，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力量。这个所对球墨铸铁的研究，为我国大规模发展球墨铸铁生产奠定了基础。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中，近一半是毕业不久的学生，他们同老科学家密切合作，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五位解放后毕业的学生和三位老科学家共同研制成功的低合金钢代用品，不仅为国家节约了一种稀有金属，而且对工作母机、内燃机、汽车轴承的制造和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冶金所的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钢铁工业辛勤工作。我国几个大型的钢铁基地、有色金属矿山的设计和建设，都渗透着他们的劳动成果。从一九五三年起，这个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就参加了包头铁矿综合利用的研究工作，以后又研究成功成本低、设备简单，可以节约重要原料的“硅铁还原法”，受到国家和人民的表彰。当时辗转在包钢工地的冶金所科技人员中，大多数是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冶金所的科技人员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六十年代以后，半导体、电子工业特别是集成电路发展很快，这个研究所为发展新型的半导体材料、器件作开创性研究工作的二十一名科技人员中，有二十名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培养的。他们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三年期间，对镓、砷、磷、锑、硼等超纯元素的研制工作接连获得成功，这些超纯元素正式投产以后，为发展我国新兴的半导体工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料。一九六五年，冶金所十一位解放后十七年培养的科技人员和一位老科学家到上海元件五厂，和工人、技术人员合作，探索成功集成电路制造中的关键工艺，在全国首先用于生产，为集成电路的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
六十年代初期，冶金所科技人员在党的领导下，打破苏修叛徒集团的垄断和封锁，研制成功一项极为重要的尖端产品，为国争了光，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赞扬。参加这场反修战斗的二十九名科技人员中，有二十六人是解放后十七年培养的。
这个研究所的知识分子现状说明，十七年培养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和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在内蒙古草原，在祖国西南地区，在首都石景山钢铁公司，在山东铝矿，他们不辞劳苦地深入现场调查研究，为寻求合理的建设方案日夜辛劳。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全所近一半科技人员走上大炼钢铁的第一线，和钢铁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提出和解决了一批国民经济急需的科研项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这个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经常深入生产第一线，同工人一起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努力改造世界观。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个研究所先后有一百五十多名科技人员奔赴农村，许多人在斗争实践中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迈进，不少人在十七年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
广大科技人员在政治上不断进步，业务上刻苦钻研，精益求精，不少人成长为精通本门学科的内行。解放初期这个研究所没有几个专家，一九六六年全所已有高中级研究人员九十二人，其中有七十六人是十七年培养的学生中成长起来的。目前，全所八个研究室的业务负责人，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担任课题组负责人的就更多。
上海冶金研究所的事实说明，正是由于十七年的教育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十七年培养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才能在政治、思想、工作中逐渐起着骨干作用。在“四人帮”反党集团炮制的“两个估计”中，把十七年培养的学生抹得一团漆黑，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只能暴露他们利用教育问题篡党夺权的险恶用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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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抵制“两个估计” 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性
武汉大学党委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据新华社武汉电 武汉大学党委抵制“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广大教师搞好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积极性。
武汉大学是我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之一，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研究人才的艰巨任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调动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关键所在。但是，“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打击和压制广大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这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面前，学校党委保持清醒的头脑，经常组织校、系两级党委成员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他们以毛主席的教导作为衡量知识分子现状的指导思想，对全校一千多名教师进行了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认为解放二十多年来，无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还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在投身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改造主观世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许多教师已经成为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骨干力量。对于广大教师，在政治上要充分信任，工作上要大胆使用，生活上要热情关怀。
几年来，武汉大学党委对全校近八十名教授、副教授的工作都作了适当安排，有二十多人担任了校、系和教研室的领导职务，使他们各得其所，人显其才。一九七三年召开的全校教师代表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了在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中著有成效的教师，颁发了奖状和纪念品。几年来，理科四个系共完成国家科研项目三百六十多项，有五十多项达到了先进水平。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调动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武汉大学党委注意鼓励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的教师开展百家争鸣和学术交流。生物系遗传研究室在选育水稻三系和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课题上，曾经反映出倾向于不同学派的教师看法上的不一致。系党委和教研室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的指示，引导大家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有批判地吸取和运用不同学派的科学成就，结合自己的科学实验，研究新问题，探讨新技术。经过反复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终于证明自花植物水稻有杂种优势。大家共同努力，突破许多技术难关，选育出具有新特点的“红莲华矮十五不育系”，为培育适合长江流域的早稻杂交种作出贡献。
为了尽快培养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武汉大学各级党组织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和研究。今年以来，理科各系党委组织教师、科研人员和毕业班学生广泛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生物系、物理系先后举办了有关“赤眼蜂中间寄主人工模拟卵的研究进展情况”，“地震与动物行为”、“核酸大分子及其应用”等方面的学术报告。各系还组织了毕业实践成果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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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估计”意在“改朝换代”
西藏教育工作者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实际狠批“四人帮”
据新华社拉萨电 西藏自治区广大教育工作者纷纷举行座谈会、批判会，用西藏解放后教育事业飞跃发展的事实，愤怒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指出这“两个估计”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一派胡言，充分暴露了这帮害人虫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改朝换代”的狰狞面目。
各族教育工作者指出，解放前，西藏的教育事业极端落后，全区只有一所僧官学校、一所俗官学校和几所私塾，学生全是三大领主的子女，农奴和奴隶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解放后，党和政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在昌都、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创办了第一批中、小学校。经过平叛、民主改革运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被彻底摧毁，西藏的教育事业出现了飞跃发展的新局面，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高原上。到一九六五年，西藏办起了一所大学，一千八百二十多所中小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七万多人，翻身农奴家庭出身的学生占绝大多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推动了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据统计，解放以来全区已建立公办、民办小学六千多所，中学三十多所，中等专业学校二十多所，高等院校三所，在大、中、小学校读书的学生已达到二十多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百万农奴世世代代当“睁眼瞎”，甚至靠结绳刻木记事的苦难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教育工作者们说：正是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占主导地位，西藏的教育事业才有这样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广大教育工作者痛斥“四人帮”诬蔑教师队伍的反革命谬论。他们指出，西藏上万名人民教师，绝大多数出身于农奴和奴隶，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为培育千千万万青少年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辛勤劳动，涌现了大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优秀人物。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培养的学生，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修正主义苗子”吗？西藏民族学院、拉萨市第一中学等学校的教职工，以有力的事实痛斥了“四人帮”的这一无耻诽谤。教职工们指出，战斗在西藏高原的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受过解放后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的，他们现在正在各种不同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贡献力量。西藏民族学院一九六五年以前毕业的六千多名学生，多数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他们之中，有的当了中央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有的担任地委书记、县委书记，更多的人担当着基层单位的领导工作。广大群众称赞他们是“新学校培养的革命苗”，“翻身农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许多教师、干部怀着兴奋的心情说，今天，西藏万里高原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党培养的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成了西藏第一代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人民教师、新闻记者、艺术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成了人民公社的会计、拖拉机手、赤脚医生、业余文艺骨干和科学种田的积极分子等。广大教育工作者说，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还要培养更多的又红又专的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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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德和娃娃班
今年七月间，在河北省柏乡县南鲁公社中、小学“教育质量比比看”的示意图上，西施庄小学一年级的“指示旗”升到了最高处。参加评比的教师们看着这面小旗，称赞说：“张淑德的娃娃班又攀高峰啦。”
张淑德是一九七一年参加教育工作的。几年来，她一直担任初中班的教学。为了党的教育事业，她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她任教的班年年被评为先进班，她年年被评为模范教师。
在成绩面前，张淑德没有满足。她看到，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不少学生基础知识没学好。她想，为了培养出合格的建设人才，我应当做一个给学生打基础的人民教师。今年春天，她向校领导提出当小学一年级教师的愿望。消息一传开，许多教师支持她，但也有人说教娃娃是“找苦吃”。张淑德回答说：“他们今天是娃娃，明天却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者。教娃娃是辛苦些，可我们要为孩子们的明天着想。”
张淑德担任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后，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从事自己的工作。初小一年级的学生，都是些刚刚离开父母的娃娃，教好不是一件容易事。张淑德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体贴这些娃娃们：手、脸弄脏了，她给洗擦；指甲长了，她给剪短；头发乱了，她给梳好；铅笔头磨短了，她就帮着削。遇到下雨天，离校远的学生来校困难，她就一个一个地接到学校来。
为了引导孩子们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张淑德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她根据孩子们的思维特点，着重采取直观教学的方法，引导学生逐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浅入深。
张淑德对教学的要求是严格的。尽管一年级的教材简单，每节课前她都认真备课，针对孩子们的心理特点，写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教案。对于不易理解或难记的课题，她就编儿歌、快板、口诀，帮助学生理解和记牢。比如，在教二十以内的加法时，她编写了加法儿歌；在教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时，她编了补十口诀和退位减法速算口诀。她把汉语拼音的规律也编成儿歌：“小朋友，听仔细，拼音法，牢牢记，前音轻短后音长，前轻后短不一样。标声号，要记清，一字一声标得明，一声平，二声挑，三声一拐，四声下甩。”孩子们念着、唱着就记熟了。
张淑德常说：“党和贫下中农把这些孩子交给我，我就应该尽到责任，决不能让一个学生掉队。”在教十位数时，别的学生都会了，学生冯国平扳着手指还数不完一个巴掌。张淑德给他补了几次课，国平还是数不清。有人说：“这孩子脑子笨，再费唾沫也是白费劲。”张淑德不这么看，她说“胃口不强多吃偏饭，当教师就得有个耐烦心肠婆婆嘴。”她让冯国平搬到前排听课；下课后叫冯国平到自己身边，掰着手指教他数；放学后，又把冯国平领到自己家里，一边做饭一边教。在张淑德的耐心帮助下，冯国平进步很快。今年放秋假前，全班进行百以内的进位加法、退位减法、加减混合运算测验，他得了一百分，成为全班的优等生。
新华社通讯员（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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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沈时悦刻苦钻研编成新的《简明八位对数表》和《十位对数表》
据新华社合肥电 青年教师沈时悦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先后编制成功新的《简明八位对数表》和《十位对数表》，出版后受到工程技术人员的欢迎。
沈时悦是安徽省六安第四中学的数学教师。他所编制出的《简明八位对数表》和《十位对数表》，打破了国内外沿用二、三百年之久的线性内插方法，而采用幂级数展开的插值方法，使对数表的结构有了较大的改革，篇幅大大减少，精确度高，使用方便。他所编制的《十位对数表》，篇幅不到目前通用的费加《十位对数表》的十分之一，而精确度比它要高。
沈时悦在合肥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就喜爱计算数学。一九五八年毕业以后，学校保送他到安徽省教育学院数学科进修了一年。一九六○年，他被分配到六安县一所农村中学担任数学教师。他结合数学教学，继续钻研计算数学。他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发现，当前国内使用的八位对数表存在着篇幅过大、查阅不便的缺点；有的虽然比较简明，但要求得精确数据，还需要借助其他对数表或其他计算工具。高度的革命责任心，促使他下决心克服现行对数表的一些弊病，编制出了一种既简便又精确的八位对数表。接着，他又乘胜前进，通过夜以继日的奋斗，完成了《十位对数表》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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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为瑶族人民服务的好教师
新华社长沙电 最近，热心为瑶族人民服务的各族优秀教师，在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召开的教育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受到表彰。
江华瑶族自治县位于湘、桂、粤三省（区）交界的萌堵岭山区。解放前，这里的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全县只有一所中学，几十所小学，学生不足一千人。解放二十八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现在，全县已办起五十三所中学，七百七十三所小学，在校学生共六万两千多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七以上。这些巨大成绩的取得，是和瑶、汉、壮各族教师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瑶族聚居的濠江公社杉木口大队，原来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壮族女教师贝莲英一九七一年来到这里以后，采取巡回教学的办法，挨家挨户发动家长送子女入学，很快就使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小鲁桂公社上塘大队小学座落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崇山峻岭中，四十多个学生来自八个自然村。这个学校的瑶族教师赵广兴，十年来坚持在山洪暴发的夏天，护送学生过溪桥，在冰雪覆盖的严冬，牵着学生过险道。由于他热心办学，使学龄儿童入学率长期达到百分之百。
汉族教师童国祯是上海人，一九七二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江华民族中学担任物理教员。他主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刻苦改造世界观，决心扎根瑶山干革命。他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克服了生活不习惯等困难。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他自制教学仪器，还成立无线电小组，开展地震测报等活动，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各族优秀教师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学习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联系教育战线的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打击、迫害广大教师的罪行，决心进一步搞好教学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早出人才，早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