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毛主席语录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第1版()
专栏：
“公正的评判”终于作出来了！
——关于董金铄批判张铁生的调查报告
编者按：“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一手炮制的反革命小丑张铁生的所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九日首次在《辽宁日报》加“编者按”刊登。“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八月二日最先转载。八月四日，反革命野心家迟群在一次会上煽风点火，封张铁生为“全国第三个反潮流的人物”。八月十日，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直接操纵的《人民日报》，加“编者按”突出转载。“答卷”一时成了所谓“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成了不可一世的“新闻人物”，吹捧他的黑文充斥报刊，交“白卷”、“闹而优则仕”之风流毒全国，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史上留下了极为可耻的一页。
张铁生的所谓“答卷”刚一出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就群起而攻之。广大读者纷纷写信、打电话，进行批驳和抗议，痛斥张铁生这个“大学迷”并不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所说的什么“金条”，而是“一块废铜渣”，指出今后几十年我国的科学技术如果上不去，要由张铁生的黑后台负责。据不完全统计，所谓的“答卷”发表后短短半个月时间内，仅《人民日报》就收到全国各地广大群众的批判信、抗议书和批判稿两千多件。“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与全国人民为敌，全部扣压了广大读者的来信、来稿，而只向其主子“四人帮”逐日报告来信、来稿情况。在“四人帮”的支持下，他们疯狂地用笔杆子镇压写信的群众，更加起劲地吹捧张铁生。这是“四人帮”欠下的一笔罪恶帐。
现在，我们刊登回乡知识青年董金铄一九七三年八月写的批判张铁生所谓“答卷”的两封信和本报记者关于此事的调查报告，同全国人民一起清算“四人帮”的这笔罪恶帐。董金铄的信，表现了一个革命青年的斗争精神。他在集中批判张铁生的同时，对于如何正确对待上大学和在农村干革命的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可供今年参加高考的青年同志们参考。
最近，河北省廊坊地区召开了青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永清县后奕公社小刘庄大队回乡知识青年董金铄，汇报了自己认真看书学习，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当反革命小丑张铁生的所谓“答卷”刚一出笼，就接连写信进行批判的经过，得到到会代表的好评。大家赞扬他是“刻苦读书、勇于批修的好青年”。
本报记者听到董金铄批判张铁生的事迹以后，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下：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早晨，电台广播了张铁生的所谓“答卷”。董金铄听了，觉得有问题。第二天，《人民日报》送到村子以后，他反复读了关于张铁生的所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和两个“编者按”。他想：《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黑体大字标题发表这样的材料，说明编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其意图就是引导全国青年向张铁生学习。他重温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和论教育革命等著作，经过认真思考，断定张铁生的所谓“答卷”是错误的，树立这样的典型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能向这样的青年学习吗？学习交“白卷”，那我们党办大学还有什么用呢？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怎么向前发展呢？张铁生的“反潮流”，正是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教育方针。张铁生在信中吹嘘“有两天的复习时间”，他“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这说明考题并不难。可是，在他下乡五年的时间里，难道竟连“两天的复习时间”也挤不出来吗？张铁生在抬高自己的同时，无耻地打击别人，骂参加考试的其他青年是一群“大学迷”。其实，他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大学迷”。张铁生申述的那些理由，完全是为他毫无文化基础知识寻找遮羞布。董金铄通过以上分析，认定张铁生根本不能作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
董金铄把自己的看法公开讲出来，让大家讨论。许多同志同意他的看法。但也有人说：“党报刊登在第一版，还能有问题吗？”明显错误的东西，党报为什么要发表呢？这确实是一个大的问号。对于这个“问号”，董金铄当时虽然不可能很清楚，但他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武器，思考毛主席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等著作里的教导，联系林彪曾利用报纸向党进攻的历史事实，感到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是向前冲，还是向后退呢？毛主席早就指出：一些人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一遇到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物、具体的反动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理论的指引，使董金铄有了主心骨。他意识到作为一个革命青年，面对这股反动思潮，必须奋起批判和斗争。于是，他给《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写信，批驳张铁生的所谓“答卷”，明确表示不同意《人民日报》、《辽宁日报》的两个“编者按”，坚决反对把张铁生作为正面典型来宣传，反对把张铁生交“白卷”的丑恶行径美化为“反潮流精神”。
董金铄写的第一封信寄出十天以后，仍未得到回音。这封信，《红旗》杂志当时很快转给了《人民日报》。在这期间，《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了赞扬张铁生的所谓“答卷”的文章。董金铄没有被这股嚣张一时的逆流所吓倒，又给《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写了第二封信，驳斥某些人对“答卷”的无耻吹捧。他认定，错误的东西总是行不通的，这个是非迟早会澄清。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吹捧张铁生的文章和报道更加连篇累牍。董金铄坚定不移，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这年春天，后奕中学的二百多名师生，到小刘庄大队开门办学，要董金铄谈谈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的体会。董金铄向师生们介绍了自己识别、批判张铁生“答卷”的过程，并当众宣读了他一九七三年八月写的两封信，尖锐地指出：“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而在张铁生的眼里，农村简直是埋葬青年理想的坟墓，他当然不想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可是，《人民日报》却对这样的青年撑腰打气，我们的党报究竟替谁说话？”当时，有的同志为董金铄捏一把汗，低声告诉他：“你那两封信，去年没有追查，就算过去了，现在怎么又拿出来了？”董金铄回答：“不要紧，我始终认为张铁生的‘答卷’是错误的，而错误的东西是不会站得住脚的！”
董金铄当时为什么给《红旗》杂志而不给《人民日报》写信呢？他说：“主要原因是我看到我的意见同《人民日报》唱反调，写了也白搭。《红旗》杂志是我党的理论刊物。‘打官司’嘛，总得找个第三者。我怀着对党无限信赖的心情给《红旗》杂志写信，想求得一个‘公正的评判’。可是那时候，我哪里知道《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一样，也被姚文元一伙搞成篡党夺权的工具了呢？”
董金铄出身贫农家庭，一九六六年回乡务农，现任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他能较早地识别错误潮流，批判修正主义，这是他刻苦学习、善于联系实际的结果。几年来，他先后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又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四十多篇马列著作。他还阅读了鲁迅的八本著作，浏览了《中国通史简编》、《新民主主义史》、《中国文学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简史》等著作，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彻底揭穿了“四人帮”利用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篡党夺权的政治大阴谋，“公正的评判”终于作出来了！董金铄同亿万人民和广大青年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去年十一月下旬，他怀着对新生的《人民日报》的信任，写信询问当年他批判张铁生的两封信处理的情况，揭露和控诉“四人帮”及其心腹的滔天罪行。最近他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全面地、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为实现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伟大号召作出新的成绩。
本报记者
第1版()
专栏：
董金铄一九七三年写的批判张铁生的两封信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八月十日刊登了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同时转载了《辽宁日报》的“编者按”。我反复阅读了这封信和两个编者按。我想把自己对这封信的见解谈一谈。
我认为，张铁生的信提出了下乡知识青年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问题，如何正确对待上大学和留在农村干革命的问题。
社会主义大学招生的基本条件，既要政治条件好，又要有业务基础知识，既不需要无业务基础知识的清谈家，更不需要只有业务知识而无政治头脑的书呆子。
张铁生在信中说：“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而且“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由于“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因而“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说，对卷面上学过的最起码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对这些知识，他说“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可见卷面上的题并不难。但是，在下乡后的五年中，连“两天的复习时间”都没挤出来，未免过于强调本职工作了吧！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不恰恰说明只注意空喊政治而忽视了学习业务知识吗？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还是缺乏主观能动性呢？是政治冲击了业务还是没有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呢？如果参加考试的下乡知识青年，凡是面对考题而不能自答者，不去虚心检查过去没复习业务知识，而只是强调“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难道这种态度也是值得赞扬的吗？想从事考古工作的对于历史和古典文学一窍不通，想搞工程设计的无几何基础知识，想搞科研的不懂得物理学和化学，他劳动再好，我们的大学大概也不会录取吧！
张铁生在信中说：“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这种说法未免武断和以偏概全。凡是进入考场的，都是经过群众推荐、群众评议、各级党委批准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在不影响劳动的同时，搞业务复习，未必是大学迷；只埋头苦干而对学过的业务知识从不过问也未必正确。我们在反对只专不红的同时，也要防止政治可以代替业务的错误倾向。
张铁生写道：“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这分明是为自己不能上大学而抱不平。不能上大学就“苦闷”，言外之意，上大学就高兴。凡是进入考场的，都有上大学的愿望。如果因为平时忽视了对业务知识复习，交了白卷而被取消入学资格，个人愿望与国家需要发生矛盾，那么都“苦闷”怎么办？难道就可以拿自己的劳动和工作的成绩作资本向党和国家讨价还价？我们青年人要把一生交给党安排的精神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张铁生还说：“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自幼的理想”是什么？分明不是在农村当生产队长，干“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那么，对这种“排斥”和“代替”持什么态度呢？这些很令人费解。
我是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我其实也不是一个“大学迷”。在几年的农村生活中，实践使我们深感自己知识之不足。因而，“繁重劳动和工作”并没有压倒我的求知欲。恰恰相反，它促使我挤出时间复习政治、历史、文学、物理、化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从中找出有用的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农村是一所大学校，三大革命运动是一所无形的考场，它每天都发给我们看不见的试卷。广大贫下中农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最能帮助我们回答实践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生活在这所大学校里，不觉丝毫“苦闷”，却深感意义极大，趣味无穷！
编辑同志，我对张铁生的信的见解和那两个编者按有不同看法，因此给你们写信，想求得你们公正的评判。如果认为我的意见有值得考虑的地方，而不是吹毛求疵，无理取闹，那么，请转达给《人民日报》或《辽宁日报》。我也愿意拿这封信参加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问题的讨论。我以恳切的心情期待你们在百忙中给予简单的答复。
河北省永清县后奕公社小刘庄大队
董金铄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五日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刊登的张铁生的信，在我们村的部分青年及社员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有的认为，这封信的感情不健康，有的反驳说：“党报刊登在第一版，还能有问题吗？”我在上一封信中谈了自己的见解；最近，我又从报上读了一些赞扬这封信的文章，直到现在，我还是有不同意见。
选拔大学生，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文化标准放在第二位。对于这一点，我是毫无异议的。但是，有的同志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即便是文化课暂时生疏些，上了大学，通过主观努力也完全可以跟上来的。”我认为，这种提法是政治好一切都好、政治可以代替业务的翻版。如果那样认为，干脆把那些在农村劳动时间最长、劳动最好的青年送进大学不就行了吗，进行文化知识考查还有什么意义呢？
《人民日报》八月十六日在第三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反潮流精神》的文章，说张铁生的信“洋溢着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说这封信最“发人深省”的就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有反潮流的精神，都要坚持反潮流的斗争。”
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面对国内外反动派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成是“变相劳改”的攻击和诬蔑，不去大力宣传那些顺乎潮流的先进人物，鼓励青年们在农村安家落户，反而对张铁生这种因“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而交了白卷，致使“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因而带来“苦闷”的言过其实、叫苦连天的说法作为正面材料来发表，而且用所谓“反潮流精神”加以赞扬和提倡，这岂不也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河北省永清县后奕公社小刘庄回乡知识青年
董金铄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1版()
专栏：
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座谈会
批判“两个估计” 加快教师队伍建设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给广大教育工作者撑了腰，平了愤，代表们决心尽快把教育革命搞上去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讯 教育部最近召开了全国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座谈会。来自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和部分师范院校、进修学校、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代表共一百多人，认真学习了华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人人心情振奋，斗志昂扬，深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决心大力做好师资培训工作，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加快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建设。
到会同志愤怒批判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党的教育事业，打击迫害人民教师的滔天罪行。大家指出，“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是他们的反动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的精神枷锁，是打击迫害教师的两根大棒。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广大干部和教师进行了长时期的坚决抵制和斗争。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给广大教育工作者撑了腰，平了愤。大家表示，一定要进一步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解放思想，尽快把教育革命搞上去。
在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到会同志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二十八年来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总结交流了各地教师队伍建设的经验。二十八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队伍不断扩大，目前已有中小学教职工约九百万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世界观改造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他们积极工作，辛勤劳动，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可是，“四人帮”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百般摧残师范教育，破坏师资培训工作，搞得师资的培养远远落后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搞得许多在职教师不敢学习文化、钻研业务，严重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抓纲治国中十分重视教育工作的发展，对中小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和办好师范教育，同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切实抓好中小学在职教师的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和业务水平，努力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
座谈会就如何开展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以下意见：
（一）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教育战线的表现。当前要集中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把他们强加给几百万教师和干部的精神枷锁砸烂，清算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篡改党的教育方针，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罪行。要批判“四人帮”散布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教师进修，越进越修”等破坏师资培训工作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通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认真抓好师资培训工作。
（二）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明确培训的目标和要求。教师进修，当前要采取多种措施，把现有教师提高到能够适应明年秋季使用新编教材的程度。争取在三、五年内，经过有计划的培训，使现有水平较低的教师绝大多数达到合格程度。在文化业务上，小学教师要达到中等师范毕业程度；初中教师在所教学科上，要达到师范专科毕业程度；高中教师在所教学科上，要达到师范大学毕业程度。要求所有教师加强基本功学习和锻炼，努力丰富自己的教学知识，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三）建立和健全师资培训机构，组织好培训师资的教师队伍。要调集足够的较高水平的专职教师和组织一支较强的较为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因地制宜，尽快建立和健全省、地、县、公社和学校的师资培训机构。高等师范院校和中等师范学校除培养新师资外，要承担对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提高的任务。其它高等院校也应抽出一定力量，帮助培训中小学教师。
（四）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认真做好培训规划。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切实弄清教师的文化、业务程度，做到组织培训，领导心中有数；进修学习，教师本人心中有数；互教互学，教师之间心中有数。要坚持自学为主、业余为主的培训原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采取学校自培，举办电视、广播、函授教育，开设培训班、专题讲座，巡回辅导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工作。通过进修，文化业务程度达到中等师范、师范专科、师范大学毕业水平时，要发毕业证书，记载学历。
这次座谈会强调指出，党的领导是搞好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的关键。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加强对师资培训工作的领导。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把师资培训工作纳入议事日程，第一把手要亲自抓这件事，主管师资培训工作的干部要深入培训工作第一线，定期检查，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培训工作中的问题。
座谈会最后号召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进修中，开展个人之间、学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和相互检查评比，使师资培训工作既蓬蓬勃勃又扎扎实实地持久地开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