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事实是歪曲不了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论组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污蔑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的领导权掌握在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的手里，说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恶毒攻击。以我们科技大学为例，从筹建那天起，就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一九五八年，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当时，只经过半年的筹备就开学了。以这样快的速度创办一所新型大学，是中国无产阶级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创举。在开学典礼上，聂荣臻同志说：“我们曾倡议过：应当开办一所新型的大学，……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了，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关怀。
从学校的干部队伍来看，校、系两级的领导干部，都是以在革命斗争中经受过长期锻炼的老同志为骨干的。其中，有一大批从部队转业的中层干部担任了系一级的领导工作。他们从部队带来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他们热爱科学事业，深入进行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审查，校、系两级领导干部中没有叛徒、特务。有的同志执行了错误路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育，提高了觉悟，改正了错误，焕发了革命青春。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四人帮”肆意诬陷教育战线的广大革命干部，是根本违背毛主席教导的。
在教育战线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我校也是这样。在建校初期，老校长郭沫若同志就号召我们：“坚决把抗大的精神继承起来。”一九五八年，第一届学生入学，学校党委遵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开展了红专辩论，把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为了使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除每年夏收、秋收组织学生到农村劳动外，还创办了十四个校办工厂，让学生进行对口劳动。一九六四年春节，毛主席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学校党委立即领导全校师生对政治课、外语课和一些专业课，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进行了改革。这些都说明广大师生员工是心向毛主席，心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尽管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照耀我们前进的灯塔。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学校的教师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他们绝大多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辛勤劳动，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创办初期，我们学校的教师主要依靠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来校兼课，其中有不少是知名的科学家，他们热心社会主义教育，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在他们的带动下，青年教师迅速成长。到文化大革命前二、三年，物理、数学、化学等基础课，已经主要由青年教师开课。目前，我校的教师百分之九十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大学毕业生，其中党团员占百分之三十九。由此可见，我校教师队伍的状况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不断壮大，质量不断提高，又红又专的人才越来越多。“四人帮”炮制的“黑线专政”的谬论，根本违反我国教育战线的实际，违背毛主席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估计。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攻击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校把广大工农兵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污蔑工农子弟进了大学就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变得同工农兵格格不入。他们把学校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歪曲和捏造。以我校为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五年，共招收了八届学生，其中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五十九，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三十四；非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仅占百分之七。学校还专门设立了工农班，从各地工农速成中学和转业复员军人中选拔学生，加以培养。这些措施，大大地改变了学生的政治成分，怎么能说把广大工农兵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呢？学生入校后，学校就注意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我校绝大多数学生刻苦学习、艰苦朴素蔚然成风。不少学生，寒暑假不回家，抓紧时间学习或去农村参加劳动，与贫下中农保持密切的联系。所谓“三年不认爹和娘”，不仅是对工农子弟的污蔑，也是对我们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恶毒攻击。诚然，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会有个别人因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不认爹和娘”。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用个别的现象代替一般的本质，把思想问题偷换成政治问题，借以丑化社会主义教育。
“四人帮”还造谣说：十七年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事实如何呢？我们学校在文化大革命前，为国家培养了近八千名毕业生。这些年来，绝大多数同志辛勤劳动，为我国基础科学和新兴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卫星上天，他们都贡献了一份力量。我校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大多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大学毕业生承担的。理论物理专业的教师参加北京粒子组的工作，一九六六年参与提出了层子模型理论，受到了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天体物理组的教师，先后撰写并发表了星系结构、类星体观测资料分析等三十多篇论文，完成了《西方宇宙学评介》等三部译著。在激光技术领域，我校青年教师成功地进行了激光分离硫同位素的研究，被列为一九七六年中国科学院重要成果之一。青年教师彭家贵同志，刻苦钻研，他的学术论文，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好评。最近，他和数学研究所的同志一起研究了杨振宁方程，又有所发现。最近几年，我校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已完成了三百六十多项科研项目，其中百分之六十是直接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
“四人帮”的恶毒攻击，说明了不同阶级有不同政治路线，对教育质量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要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以适应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需要。“四人帮”要的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革命分子，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才真正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提出“黑线专政”的反革命谬论，是和他们那个反革命政治纲领一脉相承的，是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在教育战线的具体化。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砸碎了“四人帮”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使教育工作者又一次获得新生。我们一定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好教育革命，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科技人才。（附图片）
在南开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校革委会副主任杨石先教授控诉“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罪行。 新华社记者摄
第3版()
专栏：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前前后后
上海市教育局批判组
一九七一年召开了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费尽心机，施展各种卑鄙的手段，炮制了“两个估计”。几年来，“两个估计”犹如两根棍子，随时打在革命的老干部、老前辈身上，打在知识分子身上，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精神枷锁，给教育战线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我们要彻底批判这两个反革命的“估计”。
一、“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为炮制“两个估计”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早就为“两个估计”造舆论，定调子。一九六九年六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组织人马，精心炮制了一个《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全盘否定解放后十七年教育战线取得的成就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们把这个所谓《纲要》印发到基层，作为“法规”，强令执行，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跑到上海师大别有用心地说什么解放后的教育，“本质的东西仍然是培养资本主义的接班人，是培养复辟资本主义的成员”。污蔑教育战线“自始至终，就是从头到尾，……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叫嚣“要改变路线，就要从根本上改变领导权”，明目张胆地为改朝换代、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及其余党炮制的这些黑货，引起了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多次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为此，张春桥十分恼火，同年十二月下旬，他在市党代表学习班上恶狠狠地质问说：“至于十七年，我们哪里占领过？一百七十年，一千七百年我们也未占领。什么红线、黑线，无非是想得出‘我是比较好的’的结论，这是为个人辩护，但这种思想代表了相当的势力”，“不要说‘彻头彻尾’，说百分之九十九好不好！”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张春桥同其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进行了一次谈话，为炮制“两个估计”进一步定下调子。那个余党对张说：十七年的问题，“上海曾有过争论，有的认为这一段是红线，是毛主席的路线领导的，要翻案。”张春桥说：“这条战线与其他战线有共同性，也有它的特殊性，与工农战线不同，还有什么争论的。”在谈到教师队伍问题时，张春桥说：“现在教师队伍中，有的非常恶劣，要大换一批。对这些人我很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那个余党给张出谋划策，叫嚷什么“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要想办法展开讨论一下，对知识分子要在批判、斗争、改造、教改的实践中使用他们。要拿出反面教员来批判，不敢教的先批了再教。”张春桥还授意那个余党：“这个问题要给在学校工作的干部讲清楚，统治就是专了我们的政。”为了“讲清楚”，出席全国教育会议的上海组，在会议前进行了“统一思想”。“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说：“讨论十七年，不仅是为了对过去作个结论，而且对今后教育革命指出方向，是彻底革命还是改良主义！”这样，“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的上述黑话，就被带到会议上，成了炮制“两个估计”的“指导思想”。
二、割裂、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内外串连，大搞特务活动。
会议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大搞反革命两面派以及各种特务活动，封锁、歪曲和公开反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两个估计”的黑货强加给大会，完全搞乱了教育战线，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对教育战线十七年的估计问题上，“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首先抛出了所谓“黑线专政”的反动观点。他根据“四人帮”一贯玩弄的阴谋手法，形而上学地割裂毛主席的指示，布置上海代表要特别强调毛主席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等等几段话，来为他们的反动观点进行辩护。
会上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外宾的一次谈话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讲话，“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明从暗顶。张春桥在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很不满意地说：“那就写一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有抵制和斗争的，这样写总行了吧！”“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非但不组织上海组学习领会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反而歪曲周总理的指示，为自己涂脂抹粉。
周培源同志针对陈伯达的破坏，在会上讲话，指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能批判。在“四人帮”上海的余党指使下，上海去的一个工作人员立即要进行“批判”，后因“四人帮”一伙怕过于暴露而被迫停止。
会议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安插了四个联络员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利用他们搞情报工作。上海组是一个地区的代表，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却向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和工作人员布置任务，去搜集兄弟省市的情况。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把联络员找到自己的房间里，分析有关省市的动态。情报收集到以后，再向王洪文汇报，听取“指示”。
会议期间，“四人帮”及其余党还内外串连，秘密策划。当时，王洪文等人正在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他们违反会议纪律，偷偷跑到前门饭店，为其余党鼓气，临走时却又做贼心虚地说：“你们不要说我们来过。”
整个会议期间，他们还大肆散发“四人帮”的黑文章、黑讲话，其中有江青的《为人民立新功》，张春桥、姚文元主持的《上海理工科教育座谈会纪要》。这些都被他们作为基本学习文件。
三、封锁周总理的重要讲话，吹捧“四人帮”，拚命推销“两个估计”。
会议结束后，怎样传达会议精神，“四人帮”及其余党也玩弄了种种花招。他们策划由“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出面，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抛出了《会议的汇报提纲》，同时下达了黑指示：“传达要以会议文件为准，首长（“四人帮”）指示精神穿插起来讲。”传达中，他们连篇累牍地吹捧“四人帮”。据统计，单是吹捧张、姚的地方就有十一处之多。传达说：“七月九日起由春桥主持对第十三稿进行修改，文元作了几处重要修改”。他们还宣扬说，“整个第一段是张春桥搞的”，同时又不厌其烦地摘引了若干段落，以示说明。
相反，对于周总理在会议期间的两次重要讲话，“四人帮”的余党却以种种借口，加以封锁，不作传达。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上海的广大干部和教师才第一次知道周总理在全教会上有过重要讲话。
传达时，为了替“两个估计”提供根据，他们还列举了大量十七年的所谓“黑线专政”的“典型”例子，极力丑化教育战线，丑化知识分子，把教师全部说成是“拜倒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脚底下，专门研究‘苍蝇有几根胡子’、‘蚊子翅膀上有几道纹’、‘林黛玉为什么喜欢吃粥’的无用之徒”，简直丑化、污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以上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在这个会议的前前后后，为炮制和推销所谓“两个估计”干了大量的阴谋活动，使教育战线深受其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教育战线有一些同志还心有余悸，甩不开膀子，工作中左顾右盼，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两个估计”这个精神枷锁没有砸碎。现在，要真正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一定要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尤其是被“四人帮”封锁了的一九七一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彻底砸烂“两个估计”这个精神枷锁，肃清其流毒。我们相信，教育战线一定会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3版()
专栏：
有这个觉悟很重要
——湖南省衡阳地区大办小水电访问记之二
自人民电站西行五十公里，经常宁县再北行一百二十公里，来到了南岳山区。南岳是我国名山之一，七十二峰层峦叠嶂，气势雄伟。衡山县的小水电，绝大多数都在南岳山之中。
我们在衡山县看了五个小水电站，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个县从上到下，办电的自觉性比较高，办电的心情十分迫切。
县农办主任说：前几年我们干小了，步子慢了，这是一个教训。
为什么步子慢了？一是对办电的意义认识不足，不那么迫切。二是瞧不起小水电，几百个、千把个千瓦能管多大的事？三是大电网从家门口过，觉得有了指望，自力更生的精神少了，等靠要的思想多了，就不那么积极了。
一九七四年，这个县的东湖公社高峰大队要办一个二百多千瓦的小水电，公社不积极支持，有人说劳民伤财，有人怕白花钱，不顶事。高峰大队的党支部有眼光，看到了要把粮食搞上去，把社队企业办起来，进一步开发山区，非有电不可。公社不办我们办！全大队只有一百一十个劳力，又种田，又施工，大干两年零三个月，终于建成发电。我们参观的时候，看见墙上贴着一个“简介”，里边说，这个队由于有了电，一九七六年亩产超过了千斤，农副业加工实现了机械化。谁说几百个千瓦不管用？现在，高峰电站并网后，全公社都用上电哩！
高峰电站的建成，教育了全公社：不能光看眼前，要看长远；不光是用电照明，还要用电办大农业，办工业，要为电气化打基础。电，可是个大事罗！
我们从高峰电站驱车去看这个公社正在动工兴建的群英电站，路上经过公社，又上来一个人，他是东湖公社党委副书记。这一下，我们车上，地区、县、社三级办电的同志都有了，你听听他们热烈的交谈：
县：“你们的工程怎么停了？”
公社：“没停，哪能停呵，干得正紧哩！今天是全公社开大会罗。”
地区：“什么时候能完工呀？”
公社：“春节。可是，两台设备，要请地区保一保哟。”
地区：“那没问题，但是要快干。给了你们，你们干不上去，就不如给别人罗。”
公社：“只要给设备，保证干上去。”
事后，地区的同志对我们说，他是故意激一激公社。想当初高峰大队修电站时，动员公社，公社还不干哩。现在，公社觉悟了，真的积极起来了。
汽车又迎着山峦薄雾盘旋而上十二公里，来到了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狮子峰下，龙潭电站就座落在青山耸立、飞瀑如雷的山腰间。我们登上压力前池，厂房就在脚下，朝上看，六百三十米长的高压输水管道，仿佛一条长龙，依山蜿蜒而上，要爬一千六百六十个石阶，才能走上顶端。再往上，便是引水渠道了，三千六百米的渠道，全部是开石而成。同行的人都为这工程之艰巨而赞叹不已。在这沟壑纵横，峭崖如壁的山中，搞测量连个放脚架的地方都没有。一万多吨的水泥、河沙、石灰、炸药、钢材和四十多立方木材，要从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运到施工现场，该有多少困难要克服呵。
为什么非要在这里建电站呢？衡山县的同志们说，这是逼出来的。没有电，我们各方面都被动，吃够了苦头。向高山要电，可以说是因地制宜，也可以说是一种觉悟。在只有一些潺潺小溪的山区，很容易认为自己的条件差，水力资源不那么丰富，给自己小打小闹找一个盾牌。我们过去就有这种想法，现在觉悟了。关键是你对办电有认识没有，是真想还是假想，是想得很厉害，还是不那么厉害。
这个觉悟很重要。为什么有些地方守着滔滔的江河，而不去动手开发呢？为什么有些地方现在想到开发而过去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个觉悟。有了这个觉悟，可以向江河要电，也可以向高山要电。谁说南岳山水力资源不丰富？衡山县的同志们办电觉悟提高以后，看法变了：南岳山拦截了变幻莫测的风云，雨量充沛，积雨面积广，到处是山泉溪水，终年不断。象龙潭这样高水头、多水源的电站，可以建很多哩。正在动工兴建的红旗电站，就是在龙潭电站竣工之后立即上马的一个。真是越办积极性越高了。
晚上我们一回到住地，农办主任就讲起红旗电站的事。他说：“华主席几次指示我们，农村用电不能只靠大电网，主要靠小水电。还说，有条件的县，最少要装一万千瓦。我们离华主席指出的目标，相差很远，和先进的兄弟县相比，我们落后了。只有急起直追，没有别的办法。县委下了大决心，一定要把红旗电站搞起来。”
一张衡山县大办小水电的形势图，摆在大家的面前。农办主任兴奋地对我们介绍红旗电站的工程概况：这个电站要把高山上十九条小溪汇成一股激流，在五十四公里长的花岗岩上开凿渠道，汇集多水源，利用高水头，装机容量计划可以达到五千千瓦左右。比龙潭电站大得多了。
我们问：“困难也要比建龙潭电站大得多吧？”
“困难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但是，事在人为。”他坚定地说：“不建这个电站，衡山就没有出路！”
这不是一句消极的话。列宁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曾经说过：“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衡山县的同志把办电提到“出路”的高度来认识，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觉悟么！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