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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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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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热烈欢迎越南党政代表团
由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同志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应我国党和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今天到达北京。中国人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向越南人民的光荣使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越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英雄的越南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完成了胡志明主席遗嘱中所预言的统一祖国的大业。不久前,联合国组织通过决议,接纳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了联合国,这是五千万越南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共同斗争的胜利。
越南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越南人民继续发扬战争年代的英雄气概,进行忘我劳动,为巩固革命成果,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奋发努力。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等方面,接连传来新的捷报。中国人民祝愿兄弟的越南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共同斗争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日益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越南、柬埔寨、老挝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我们清楚地看到,两个超级大国正在加紧争夺世界霸权,闹得世界不得安宁。但是,无数事实证明,它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到处进行侵略、干涉、颠覆和扩张,绝不会有好下场。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敢于斗争,就一定能挫败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侵略活动。
中国和越南是山水相连的友好的社会主义兄弟邻邦。中越两国人民是同志和战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维护和发展由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精心培育的中越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愿望。中国人民一向十分珍视这种友谊,决心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加强同越南人民的团结和合作,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维护和发展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自己的努力。
我们预祝黎笋同志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对我国的访问圆满成功。(附图片)
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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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推翻“两个估计”
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
教育部、本报编辑部邀请部分教育工作者座谈,揭发、控诉“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编者按: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揭批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战斗打响了。在本月十八日教育部和本报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教育战线一些负责同志愤怒控诉“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猖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严重破坏教育革命、残酷迫害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滔天罪行。现在,我们发表一部分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九七一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五年教育革命的实践,对教育战线的形势和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科学的估计和重要的指示。这对“四人帮”是严厉的批判。“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严密封锁和对抗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采取种种阴谋手段,炮制了反动透顶的“两个估计”。他们叫嚷要“同十七年对着干”,实际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他们在教育战线的种种倒行逆施,早已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当前,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斗争,关系到教育革命的发展前途,关系到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关系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全国的一件大事,是揭批“四人帮”第三个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组织要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深受其害的干部、教师、学生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联系教育战线的斗争实际,彻底砸碎“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弄清教育战线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带头深揭狠批,熟悉情况的同志要帮助查清“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全过程,广泛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清查、大控诉、大批判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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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伎俩
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 周培源
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四人帮”惯用的反革命手法。在一九七一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耍尽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伎俩。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个全国性大型教育工作会议,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怀。“四人帮”利用这个会议,塞进他们的黑货,制造了许多反革命舆论,炮制出了“两个估计”。
这个会,是个取消理科,破坏理科的会。参加会议的理科方面的人极少,会议也根本没有讨论理科的内容,综合大学的同志很有意见。迫不得已,他们才搞了个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座谈会,让我发言。我讲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以后,迟群跑到北大的江西分校去散布,说我还在宣传理论脱离实际。在迟群的煽动下,有人甚至说我的讲话是放毒。迟群一伙还捏造了所谓连上海一个理科名教授也不同意我的意见的谎言。迟群还把我的讲话加以歪曲,报告给毛主席。一次,毛主席接见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时,亲切地对我说,你的讲话,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不久,“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竟歪曲毛主席这段话,用来打击我。
取消理科,与陈伯达有关系。一九七○年,他指使人批相对论,把爱因斯坦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指示,是与他们针锋相对的,但无法落实。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北大和清华联合写了一份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报告,迟群来北大借故把我们大骂了一顿。
“两个估计”造成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以后,北大搞了一个“反右倾回潮运动”,上边针对周总理,下边对着广大教师。迟群公开讲,在北大、清华要每两年抓一次“右派”。从此,广大教师谁也不敢讲话了。
“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和他们一伙,还别有用心地提出“北大要经费自给”的口号,反对和取消基础理论的教学。在他们的破坏下,实验室绝大部分给搞垮了。大学理科不做实验怎么行呢?北大的文科,完全被拴在“梁效”的战车上,用儒法斗争取代阶级斗争。“梁效”是文科的太上皇,什么都得听它的。在外语方面,“四人帮”一伙明目张胆地对抗周总理关于学外语要搞好政治思想、文化知识和外语业务三个基本功的指示,让学生到农村开门办学,用外语批判地主,还胡诌什么地主听到外语批判,吓得浑身发抖。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四人帮”这样搞,导致教育质量大大降低。我体会到,只有深入揭批“两个估计”,才能真正搞好教育革命,才能很好地总结二十八年来教育工作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我校新领导刚进校,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发动群众,把运动搞起来。通过揭批“四人帮”,相信一定会掀起教育革命的新高潮。北大、清华两校一定要而且一定能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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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估计”给清华带来大灾难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何东昌
清华大学是“四人帮”严密控制多年的学校。“四人帮”为了炮制“两个估计”,打击了许多人。在“两个估计”出笼之前,他们就为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搜罗、捏造种种材料,欺骗党和群众。在此之前,清华的许多同志已经受到残酷迫害。如把刘仙洲同志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四人帮”的一个罪行。刘仙洲同志曾参加辛亥革命,尽管国民党威胁利诱,他拒不参加国民党,是个爱国知识分子。解放以后,他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同志逝世后,他含着眼泪,庄严地向党提出申请,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党组织请示了华北局,同意吸收他入党。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胜利,当时对知识界影响很大。刘仙洲同志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学术上是有成就的。他去世前,八十多岁的高龄,仍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一伙拿不出任何材料,硬是把他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学校的同志多次提出要落实政策,他们就是不同意,直到一九七五年刘仙洲同志含冤逝世。许多同志提起迟群一伙的暴行,无不万分气愤。“四人帮”炮制出“两个估计”以后,迟群一伙更是拿着这根大棒,对同他们作斗争的同志实行残酷镇压,无情打击。一九七三年十月以后,他们在清华搞了一个所谓“反对修正主义回潮”的运动,被列案审查的有几十人,重点批判的达数百人。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四人帮”及迟群一伙的所谓反“回潮”,矛头是对着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的。“四人帮”炮制出“两个估计”之后,动不动就抡起这两根大棒镇压群众。在清华,只要说一句“对十七年要一分为二”,就要挨他们的批判斗争。
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把被“四人帮”封锁了的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布了。这对“四人帮”多年来对教育工作者的精神统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在学校工作的同志有这么一个体会:这“两个估计”不推倒,我们进行实际工作就困难重重。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对我们学校作了一系列指示,大家的思想开始解放了,但一时还放不开手,因为总有个踩十七年的线的问题。加上迟群的阻挠、破坏,我们执行周总理的指示是很不得力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改组了学校党委,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做的正确的事情做了肯定,但有一些同志还心有余悸,等待观望的状况还改变不了。现在,我们正在批判“两个估计”,形势必将有很大的变化。
清华大学是一九一一年建校的。解放前的三十八年毕业两千人。解放后十七年,进校的大学生三万七千人,学校规模有了很大发展,新设了许多过去没有的科系专业,教育质量显著提高。一九五八年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在现场设计的密云水库,经过多年考验,质量基本上是好的。在政治上,也应当有一个恰当的估价。一九五一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亲自抓北京、天津的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学校出现了思想改造运动的高潮。学生参加抗美援朝,参加“三反五反”,参加当时各种重大的社会活动。在抗美援朝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自愿报名参加。一大批教师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一九六五年,清华许多学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参加四清运动。清华的毕业生在各条战线起着积极的作用。清华大学的教师队伍,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共产党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证明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这些成绩,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教育工作指导、关怀的结果。据我们初步核查,毛主席对清华大学的直接指示就有二十次,周总理对清华大学的指示次数就更多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当然,刘少奇也有干扰和破坏。例如,一九五八年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时,刘少奇曾插手,要清华延长学制;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群众要求教学改革,他们又不让搞。因此,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上严厉批评了学制过长,课程太多,教授不甚得法。我们在执行毛主席指示中也有缺点、错误,但这丝毫不能改变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这个基本事实。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粉碎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本来有可能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从根本上进行教育革命。但这次革命一开始,就遭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这个干扰和破坏的后果,从学生方面说,在政治、文化科学的学习和健康上,都受到严重摧残,造成教育质量不断下降。我们从一九七○年招生以来,越到后来教学质量越低,特别是“四人帮”炮制了“两个估计”,鼓吹
“和十七年对着干”以后,破坏更为严重。广大工农兵学员也深受其害。“两个估计”不仅打击了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也打击了学校的工人。迟群一伙胡说学校的工人和社会上的工人不一样,受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深。对此,学校的工人也是十分愤慨的。今天我们批判“两个估计”,大家精神都非常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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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先念副主席会见巴尔蒂奇同志率领的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代表团
耿飚、倪志福等同志会见时在座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由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主席米路丁·巴尔蒂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总工会主任倪志福,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刘锡昌、王静儒,有关方面负责人区棠亮、谷力虹、朱良、蒋光化、邢仁先等。(附图片)
李先念副主席会见由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主席米路丁·巴尔蒂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代表团。图为宾主步入会见厅。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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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估计”的恶果不可低估
上海同济大学革委会主任 李国豪
万恶的“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罪恶目的,是借此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压制教育战线千百万党政干部和教师,以便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把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个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把我们打成了人民的“罪人”,加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把我们列入另册。广大知识分子蒙受了冤屈和压抑。一九七六年,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现在,又郑重传达了毛主席一九七一年的重要指示,彻底粉碎了“四人帮”长期加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我们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
十七年教育战线究竟是“延安”还是“西安”,事实本来是一清二楚的。首先,教育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学校的情况也如此,决不是什么“刘少奇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其次,绝大多数教师都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艰苦努力的,决不是什么“臭老九”。第三,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大学招收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女。第四,教学内容,不仅结合从“三反五反”到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并且在政治课中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业务课中,也尽力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学生在生产实习中,去工地劳动学工,去农村学农。第五,毕业的学生,以听从党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光荣。今天,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为我国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而决不是什么“不认爹和娘”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尽管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如照搬苏联经验、学制过长、课程过重等等,但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这是铁的事实。我们必须澄清路线是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教育战线的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教师,从一开始就不承认“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但是,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它已流毒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现在,必须大张旗鼓地对它开展彻底的批判,决不能对它的毒害估计少了、小了、低了、浅了。例如,今年八月,在我们同济大学党委召开的一次会上,竟然还有人气焰嚣张地叫嚷什么“工人阶级占领学校和资产阶级反占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足见“四人帮”阴魂未散,还在顽抗。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进行坚决斗争,彻底肃清“两个估计”的流毒,搞好教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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