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砸烂精神枷锁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局副局长 努尔提也夫
建国后的十七年，红线占主导地位，还是黑线统治？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还是革命对象？对此如何估计，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高举不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原则问题。
“四人帮”出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和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抛出的“两个估计”，硬说十七年是黑线统治，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事实胜于雄辩。国民党反动派遗留给我们新疆教育事业的是一个破烂不堪的摊子。一九四九年，全区只有一所名为大学，实为中专的“高等”学校。这所学校总共只有三十六名教师。中小学校主要分布在城镇。广大农村，特别是牧区，几乎没有学校。劳动人民子女没有上学的机会，文盲占全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二十八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大学生总数增加了十七倍半，普通中学的学生增加了近二百倍，小学普及程度已达适龄儿童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七。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单是自治区的高等学校就为我区培养了各种人才近二万人，其中少数民族的近一半。他们在我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四人帮”的逻辑，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无法解释的。“四人帮”否定这些成绩，实质上就是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也曾经采取过同样的手段。他们的目的，就是说“共产党不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不行了”，以便让共产党下台，他们上台。林彪、“四人帮”同样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新疆取得的伟大成绩，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你们下台，我们上台”。
二十八年来，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是很大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干扰破坏，新疆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会更快，成绩会更大。“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压抑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特别是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使广大教师长期戴上了精神枷锁，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现在党中央、华主席带领我们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为我们砸烂了“四人帮”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的枷锁，我们绝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决心继续搞好教育革命，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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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狠批“两个估计” 把教育搞上去
公安县举行老教师座谈会控诉“四人帮”滔天罪行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为了落实这一战斗任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教育搞上去，湖北公安县最近召开了一次老教师座谈会。会上，代表们结合回顾建国二十八年来教育战线的状况，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一位老教师说：旧社会的学校是什么样子？我见过；新社会的学校是什么样子？我也心中有数。两个社会，两种教育，从领导权到培养目标都有本质的区别。可是“四人帮”抹煞这些区别，把解放十七年的学校说得一塌糊涂，诬蔑培养的人统统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
教了二十多年书的东港中学教师吴立棠说：“四人帮”在炮制了“两个估计”以后，提出了一个“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动口号，并进而鼓吹“文盲论”，炮制“白卷典型”，篡改《五·七指示》，歪曲“以学为主”的原则。动不动就挥舞“智育第一”、“复辟”、“回潮”等大棒整人，搞得有些学校听不见读书声，校园里长满了荒草，有的教室和办公室变成了仓库和保管室，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教师的业务也荒疏了。闸口中学语文教师谢志环说：“四人帮”鼓吹同十七年“对着干”，在大学里搞了一个所谓“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经验”，还强行推广到我们中学里来。一九七四年下学期，我带一个高中班到某工地搞这样的“教学”，整整一学期，同学们每天就是挑土、擦锈、敲钢筋，一节课也没上成。后来，学生不干了，家长也找到学校来问：“你们是学校，还是小工队呀？”那时，我也是有苦难言。党和人民培养我，从小学到大学，花了多少心血，我想为党的教育事业多做点工作，多培养几个人材，可是“四人帮”就是不让你干！“两个估计”象紧箍咒一样，害得我们动弹不得！“四人帮”把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糟踏得不成样子！
通过揭批“两个估计”，参加座谈的老教师更加激起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更加激起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比热爱。大家高兴地看到：从去年十月以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现在又带领我们批判“两个估计”，把广大教育工作者从“四人帮”的压制下彻底解放了出来，教育战线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为之一扫，广大教师气顺、心齐、劲足、意气风发。大家都憋着一股子劲，要把教育工作搞上去。有的同志积极出谋献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有的表示决心：要在有生之年，挽起袖子大干一场，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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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育才中学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学，邀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退休老教师参加教案编写工作，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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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两个估计”的所谓“论据”
安徽省教育局 杨全
“四人帮”诬蔑十七年是“黑线专政”的所谓“论据”之一，是“广大工农子女进不了学校大门”。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饥的悲惨生活，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确实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可是在解放了的新中国，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种类型的学校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除了普通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外，工厂还办起了业余大学，农村普遍开展了扫盲运动。广大工农群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在文化上也翻了身。正如毛主席一九五七年指出的：“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就拿我省来说，一九四九年，全省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百分之几，一九六五年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百分之八十。在解放前，我省只有一所破烂不堪的大学，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已发展到十五所。工农子女入学人数也是逐年增加的。一九六五年，已达到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有目共睹，谁也否定不了的。只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才无视这些事实，攻击和诋毁新中国的成就。“四人帮”恶毒咒骂十七年，只能说明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罢了。
“四人帮”诬蔑十七年是“黑线专政”的又一个所谓“论据”，是说十七年培养的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前，确实有个别工农家庭出身的子女，进了学校后，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成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在成百万成千万的学生中，找出个把例子，难道就能证明十七年路线错了吗？
出现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情况，也并非完全是十七年的学校的过错。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学校的一种反映。学校不是红色保险柜，也不是阶级斗争避风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学校里来。上了学校的个别人会“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进了工厂，到了机关，留在农村，难道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十七年的学校有此情况，文化大革命后难道就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
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究竟怎样？广大工农兵群众心里是清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十七年培养的学生也早就作了正确的评价。解放后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没有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培养和期望。他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思想，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祖国各条战线努力工作，做出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方面，目前将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是十七年学校培养的，其中有不少人已成为骨干力量。这一切都是铁的事实，谁也否定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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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廉洁奉公 一尘不染
河北省南宫县高家寨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敬之同志，是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常说：“共产党的干部，决不能利用职权搞特殊，谋取私利，更不能用公家钱吃吃喝喝，请客送礼，沾染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去年春天，公社准备从赤脚医生中选拔两名同志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张敬之的一个在外地工作的老同事，打算让自己的侄女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几次请张敬之到他家去吃饭，都被一一谢绝了。一天晚上，这个干部包好饺子，准备好酒菜，又去请张敬之。张敬之对他说：“咱们都是老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决不能搞这一套，只要孩子够条件，不吃不喝也能办。”
今年秋天，一个青年社员拿着酒、点心来找张敬之，说自己中学毕业了，想托老书记帮帮忙，给找个工作。张敬之意识到，拒礼还是收礼，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激烈斗争，决不能让金钱和礼物腐蚀自己的革命意志。他严肃地对那个青年社员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私人谋利的。违背党的政策的事，你就是拉一大车金子来俺也坚决不干！”
事后，张敬之又三次登门找那个青年社员谈心，帮助他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树立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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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高原的“老八路”
在万里风雪的西藏高原上，有一批进军西藏时入藏的解放军老同志，一直保持和发扬着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被翻身农奴誉为“西藏高原的‘老八路’”。他们的事迹在雪山草原广为传颂。
西藏军区生产建设部队副师长陈景玉，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特等功和多次一、二等功，是部队有名的孤胆英雄。进军西藏时，他带领一个营和其他筑路大军一起，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雀儿山巅舍生忘死打开哑巴坳，在一百四十多米高的悬崖绝壁上凿穿了“老虎嘴”。一九六○年的严冬，他又带着一个团在雅鲁藏布江畔，日顶狂风沙雾，夜披寒星冰霜，挥镐垦出良田数千亩，建立了生产建设部队的山南农垦团。
陈景玉转到生产战线已经十七年了，现已年近六旬，又被提拔到师的领导岗位，但他仍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同群众在一起大干社会主义。
平时，陈景玉总是身着褪色军装，不是顶风冒雪扬鞭跃马在喜马拉雅山麓的牧场，便是冒着风沙推车、挥镐在雅鲁藏布江畔的田园、工地。抢险，他带头跳下刺骨的冰河堵缺口；抗灾，他又奔忙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寒牧场，深入藏族牧工的帐篷问寒问暖。尽管师、团工作都很忙，他一年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仍在二百天以上。
今年初，他参加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回到师部，研究好传达计划，已经中午了，他立即驱车赶回农场。沿途，他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打招呼，赶了一百八十公里，摸黑到达团部，又连夜召开了党委会。两天中，华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就传遍分散在几百公里范围的藏、汉族农垦战士中，迅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今年这个农场又获得了丰收。
农场建场后，粮食总产量年年徘徊在一千万斤左右。一九七二年，“老八路”张林和进藏时的藏族红小鬼品康分别担任农场党委书记和场长。他们走遍农场的山山水水进行实地勘察。经过调查研究，决心在虎头山下修水库，攻下改变农场落后面貌的第一关。
在张林、品康等同志的带领下，一千二百名各族群众在撒当河畔搭起帐篷，竖起“拦住虎头水，誓夺万担粮”的红旗，破冰土、炸坚石，大干起来。工地上，张林和品康一同住在藏、汉族职工的帐篷里，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打石、放炮、运土，砸夯、抡锤、掌钎，那里困难就冲向那里。
水库大坝筑到三米多高时，连降暴雨，撒当河水突然暴涨，大坝随时都有被冲毁的危险。张林和品康同志率领指挥部的成员身先士卒，冒雨加紧抬石、运土、送草坯，加高、加固排洪渠道。洪水凶猛，刚刚筑起排洪道又被冲塌。为了顶洪峰，保大坝，他们带领职工们在急流中手挽手地筑起一道道人墙。有的同志被洪水冲来的石头砸伤了，有的同志被激流冲倒了，仍然坚持战斗。就这样，他们连续战斗三十七小时，终于战胜了洪水，保证了继续施工。
张林和品康同志带领群众大战了二十个月，用工一百五十万个，终于修起了这座大水库，使农场的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变。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