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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文学创作迅速跟上抓纲治国大好形势
——《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感召和鼓舞下，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开始出现了百花盛开、欣欣向荣的动人局面。为了繁荣短篇小说创作，促进短篇小说创作跟上当前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人民文学》编辑部最近在北京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张光年、刘白羽、周立波、沙汀、王朝闻、马烽、李准、张天民、王愿坚、张庆田、茹志鹃、韦君宜、林雨、赵燕翼、萧育轩、叶文玲、邹志安等二十多位老、中、青专业作家、业余作家和文学评论工作者。由于“四人帮”对文艺创作的破坏和干扰，已经有多年没有开这样的会了。到会的作者都说这个会开得很及时，很有必要。老、中、青作家们欢聚一堂，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富有战斗性。这既是激励作家踊跃创作短篇小说的动员会，也是控诉“四人帮”肆意破坏文艺创作罪恶行径的批判会。
彻底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
到会的作家怀着极大的义愤，声讨和控诉“四人帮”肆意歪曲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把文艺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的罪行。在“四人帮”煽动下出现的鼓噪一时的“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是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四人帮”疯狂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他们打着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幌子，鼓吹“三突出”“三陪衬”“多侧面”“立体化”以及英雄人物排号、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等等一整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创作原则”，把文艺界的思想搞得很乱，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四人帮”把持文坛期间，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出现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荒凉局面。粉碎了“四人帮”，革命文艺得解放。但是，“四人帮”在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方面所散布的流毒是很广很深的，决不能低估。至今有不少人还用“四人帮”那套“三突出”等谬论来衡量作品。当前，亟需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加以澄清，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批判，肃清流毒，彻底砸碎精神枷锁。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坚持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才能更加繁荣和昌盛。
深入工农兵生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工农兵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条根本原理。到会的好几位作家，根据亲身的创作实践，谈到自己有些作品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主要就是由于对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和生活很熟悉。“四人帮”口头上也说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实际上根本否认这个源。例如：他们为了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提出了要写所谓“走资派”，而且是“职位愈高愈好”。这是什么“源于生活”？完全是源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们颠倒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否认文艺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公开鼓吹“文艺不应从生活出发，而应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任意给作者定主题，定题材，然后把创作人员关到屋子里按照他们的那套创作“原则”生编硬造，其结果，作品政治上是反动的，艺术上必然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帮风帮气十足。
有的作者揭露，“四人帮”在上海文艺界的余党宣扬的所谓“反对提篮买菜，要自己种菜”（即不重视作者根据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出来的作品，而是按照编辑部的意图自己动手搞）和所谓“三结合”的创作“经验”，流毒很广。在这种错误“经验”的影响下，出版社在一段时间里，也曾派人四出自己“种菜”。编辑下去搞所谓“三结合”创作组，给作者办学习班，出题目，拟提纲，改作品。有些题目作者根本没想写，也硬让人家写。不但出题目，还出思想，出生活，甚至自己捉刀代笔。由于编辑生活有限，加上“四人帮”那套“三突出”等错误理论的束缚，搞出来的作品，也同样是公式化、概念化的。
我们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坚持深入生活和从生活出发。特别应该强调一点：深入生活主要是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从生活出发是要从现实革命生活出发。不强调这一点，就有可能陷入反革命分子胡风所鼓吹的“到处有生活”的泥坑，即使不会那么严重，也不可能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不可能捕捉到我们这个时代最本质的东西。
大家认为，专业作家深入生活，最好的办法是有个生活根据地，在那里长期呆下去，通过“解剖麻雀”，了解一般。担负一定的工作，可以更多地接触和了解各色各样的人物和矛盾，有利于集中、概括。作者要有根据地，但也不能一头栽下去不出来，要到各处走走，尤其应该到一些先进的地方去学习、访问，点面结合，开阔眼界。
对于一些较有成就的青年业余作者，大家认为不要过早抽调他们搞专业创作。因为脱离了生活，创作也就要逐渐枯竭了。
作者深入生活，有的能很快写出作品，有的不一定。作家们回忆起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问题曾经作过这样指示：“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大家觉得很重要。只有长期深入生活，有了深刻的感受，觉得有话要说，有人物要支持，才能写出比较好的作品。
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创作
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致认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正确贯彻毛主席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在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下，坚持六条政治标准，鼓励不同的艺术形式与题材风格的多样化，这是时代对文艺创作提出的要求。现实生活本身是复杂和丰富多采的。文艺要反映复杂、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只有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艺术力量和艺术手段都调动起来，才能完成文艺反映现实又推动现实前进的使命。这就决定文艺创作的题材和风格必须多样化。
其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也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文艺创作提出的要求。文艺是为工农兵的，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强调革命文艺应当反映时代生活中的重大斗争，也不能排斥其它题材。工农兵群众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们强烈要求文艺充分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也深切期望革命文艺能给他们多方面的教育和鼓舞。文学艺术要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其题材和风格就应当是多姿多采，琳琅满目。
同一个题材，不同的作者去写，写出来的东西会各不相同。为什么呢？除了认识事物、观察生活的深度和差异之外，主要是由于作者的性格不同，经历不同，生活积累不同，感情色彩不同，文字修养不同，因而具有互相不同的艺术风格。独特的风格不论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性，还是从工农兵群众的需要考虑，都是必要的。列宁说过：文艺事业“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才智、爱好与特长，从而使文艺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蓄意践踏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制造种种清规戒律，禁止不同题材和艺术风格的自由发展，甚至强迫作家一律都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真是既反动又荒谬绝伦，一定要彻底批判，肃清流毒。
建设一支革命化的创作队伍
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勤奋工作，英勇战斗。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必须快步跟上来。有的作者说：“四人帮”把我们的文艺队伍打散了，但是没有打垮。“四害”横行时期，有不少文艺工作者被毒害，被腐蚀，但大多数同志都顶住了“四人帮”的重压，经受了考验。现在，是真正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文艺队伍的时候了。
要建设革命化的文艺队伍，文艺工作者也要学大庆。不仅仅是学习大庆如何开展业余创作，最根本的是学习大庆人“两论”起家，学习大庆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的文艺队伍不但要有坚强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干部，同时也要有千千万万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家。
到会的作家们还谈到，由于“四人帮”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使得许多群众所熟悉的老作家长期脱离生活，对现实斗争隔膜了，笔也生了，多少年无法创作。现在，老作家解放了，思想也应该解放，要重振旗鼓，挥笔上阵。老作家不但自己要写，还应当做浇花的工作，扶植青年作者，使他们健康成长。中年作家既有创作经验，精力也充沛，正是创作的兴旺时期，更应该奋力创作。青年作者朝气蓬勃，而且大部分就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之中，火热的斗争生活，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当前，文艺创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尽快组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开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写出更多更好的、迅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短篇小说，鼓舞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
会议期间，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作家茅盾同志会见了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茅盾同志热情祝愿老、中、青作家共同努力，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作品。
六天的座谈会，作家们互相启发，互相鼓励，精神振奋，激情洋溢。新老作家一致表示要坚决响应华主席的号召，立大志，鼓干劲，努力创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多作贡献。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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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短篇小说的战斗作用
本报评论员
《人民文学》编辑部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开得好。
短篇小说是最能迅速反映现实斗争、鼓舞人民群众斗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学样式之一。它具有短小精悍、简洁灵活、便于从一个侧面或者一个片断，以小见大的特点。如鲁迅所说：“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所以“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在我国革命战争的各个历史时期，革命的作家们曾经写出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迅速反映风雷激荡的革命斗争，充满时代精神，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至今仍深深印刻在读者的心中。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广大的专业和业余作者，虽然创作了一批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但是同当前抓纲治国的热气腾腾的形势和广大工农兵如饥似渴的需求，仍然远远不相适应。大时代当然需要大作品，然而目前，人民群众“开足马力快上，挽起袖子大干”的劲头是这样大，革命形势发展是这样快，亿万读者对文艺的要求是这样迫切，所以更多需要的是迅速反映现实的短小形式的作品。因此，很有必要大力提倡短篇小说。
要创作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说，当前首要的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无比锐利的武器，进一步肃清“四人帮”在文艺创作方面的种种流毒。近几年来，“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大搞阴谋文艺。他们把建国以来的文艺战线诬蔑为“黑线专政”，公然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十七年中的主导地位；他们在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幌子下，大肆鼓吹以“三突出”为中心的一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创作“原则”；他们也“提倡”过短篇小说，但他们要的是那些“写与走资派斗争”，那些为阴谋家、野心家、叛徒、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打砸抢者树碑立传的反党毒草。“四人帮”鼓吹的这些谬论和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成为沉重的精神枷锁，束缚着不少作家、评论家、读者、甚至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不砸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不彻底肃清流毒，解放思想，澄清是非，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文化艺术工作的拨乱反正，就无从谈起。
要创作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说，就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唯一正确方针，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化领域里的生动体现。“四人帮”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搞得百花凋零，人才埋没。只有坚决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才能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标下，更好地调动起广大作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作品的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多样化，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才会走向繁荣，人民群众才会高兴。
要创作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说，就要坚持深入生活。“四人帮”颠倒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宣扬什么“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创作方法，其结果，作品政治上往往是反动的，艺术上也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我们一定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过来。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在长期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熟悉群众，了解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创作，才能创作出被群众所承认和喜爱的优秀作品。
毛主席生前曾经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还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毛主席的指示，是对“四人帮”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厉谴责，也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我们热切地希望专业和业余作家们立即行动起来，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愿，为贯彻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树雄心，立大志，鼓干劲，到广大的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努力创作出具有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短篇小说，充分发挥它的战斗作用，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增添更多绚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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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怀激情 巧运匠心
——谈彩色艺术片《春天》的创作
田实
彩色艺术片《春天》，以饱满的激情拍摄了打倒“四人帮”后上演的一批优秀歌舞节目。影片拍得新颖别致，独具一格。为了突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心花怒放的中心思想，创作人员进行了精心的构思。他们以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作为时代环境，把形式多样的歌舞节目贯串起来，使我们深深感受到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无比兴奋激动的心情；感受到全国人民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对伟大导师毛主席、对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深切怀念；以及全国人民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国，继续革命的奋发精神。这部影片表现的不仅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主义艺苑的新景象，而且透过文艺舞台反映了这一伟大胜利给我国人民政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显示了更深刻的政治内容和教育意义。
电影在表现时间和空间方面，比舞台要自由得多。《春天》充分发挥了电影的这一特点。影片中的许多节目都尽可能地扩大和丰富了原来舞台演出的布置，有的节目还放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演出，使有限的文艺舞台与广阔的生活天地结合起来，台上台下，演员观众浑然一体，既表现了革命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同工农兵结合；又表现了打倒“四人帮”，群情振奋，人心大快。影片中，大合唱《华主席登上天安门》的艺术处理尤其新颖。作者大胆地改变了大合唱的演唱形式，除了中间插了一段舞台演出外，把大部分歌声作为画外音，使它与大量能丰富歌唱内容的画面结合起来，这就更加强了节目的艺术表现力。节目开始，伴随着舒缓悠扬的音乐节奏，影片用一组空镜头描绘了祖国山河的秀丽。接着，华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镜头和群众向华主席欢呼致敬的镜头交替出现，把合唱中的热烈情绪烘托得激荡人心。为了更好地颂扬华主席的历史功绩，影片又通过一组新疆、西藏牧民收听广播的镜头，把观众的视野从天安门广场带到遥远的边疆。喜讯化作歌声，歌声传递喜讯，很好地描绘了一九七六年那难忘的胜利的十月，全国四面八方一片欢腾的动人情景。最后由舞台上的大合唱同各地工农兵群众放声歌唱的画面衔接，节奏明快，情绪昂扬，把整个合唱推向高潮，造成“八亿人民齐欢腾”的气势。
电影是综合艺术，创作人员要善于把各种艺术手段都调动起来，为表现革命的思想服务。《春天》在这一点上也有所创造。作者努力把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创作都拿来，在统一的构思下融汇在一起，因此更具有感染力。《蝶恋花》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它以评弹为主，把歌、舞、画的镜头组接起来，较好地体现了毛主席的《蝶恋花》词所蕴含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影片在乐曲前奏中，由毛主席手书的《蝶恋花》词的特写，缓缓拉成杨开慧烈士墓的全景，点出主旨。接着，用中景拍摄了油画《战友》，再渐渐推成油画中毛主席和杨开慧烈士的近景，同时画外响起“我失骄杨……”的歌声，形象地表明了他们亲密的战友关系。尔后，影片运用推拉和横移镜头，表现了评弹演员的歌唱表情，显得流畅而富于变化。当唱到“寂寞嫦娥舒广袖”时，影片化入舞蹈中嫦娥和仙女们挥动彩绸翩翩起舞的画面，歌舞结合，表达出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和思念。唱到“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时，银幕上出现天安门上空礼花飞腾。这礼花，不正象征着革命先烈用鲜血浇灌出来的革命花、胜利花吗？
《春天》在实景运用方面也较有特色。在歌唱中有机地穿插实景画面，以景托情，就更显得有诗情画意。男高音独唱《周总理，您在哪里》，是一支感人肺腑的抒情歌曲，表达了亿万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怀念。开头，影片在演唱中插入一组山峦起伏、白云飞绕的空镜头，通过镜头的缓慢推摇，造成一种“找”的意境，仿佛亿万人民正在凝望祖国的山河，同声呼唤着：“周总理，您在哪里？”继而，影片用不同景的镜头拍摄了满怀深情的演唱，赞颂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当唱到“我们在天安门呼唤您……广场的回音，轻些，轻些”时，银幕上相继出现了天安门广场的晨曦，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政治局会议室以及人大会堂。这组镜头，以实代虚，以静显动，通过想象感染观众。顷刻间，观众的感情和演员的感情完全融汇在一起：“周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当然，作为舞台艺术片还是应以拍摄演员的表演为主，其他艺术手段和实景的运用，必须与演员的演唱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影片《春天》这一点处理得也比较得当。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那些日子里，《绣金匾》这支歌的演出曾以它那为革命人民所喜闻爱听的陕北民歌曲调，特别是演员那诚挚深沉的感情，和观众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深切怀念产生共鸣，使满场听众感动得流下眼泪。影片创作者根据这个特点，完整地拍摄了演员演唱时的感情变化，再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光辉艺术形象。特别是结尾，镜头的运动和音乐节奏一起变化，从中景缓缓推成近景，细致地展现了演员热泪夺眶而出的感人表情，深深地激动着观众的心。
《春天》不仅通过音乐或舞蹈本身来感染观众，还运用电影的各种艺术处理，把原来节目的情绪和气氛烘托得更为浓烈。如对钢琴协奏曲《战台风》的处理，一方面用各种乐器形象加强乐曲刚劲雄浑的气势，一方面又借乌云、雷电效果来渲染紧张激烈的情绪，从而把我国人民不畏艰难、敢于搏击风云的英雄气概描绘得有声有色。此外，整个影片还用春潮、碧波、翠竹、柳丝、雏鸟、鲜花等组成一个春天的艺术形象，来贯串始终，显出一种明丽清新的艺术风格，象征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然，《春天》在取得新的成就的同时，也有它的缺点。我们觉得，在镜头组接上，有些画面转换得过多过快，因此显得零碎，有损于音乐、舞蹈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还有的节目拍得较粗糙，个别画面的摄影构图比例处理得不好，或者透视处理得不好，这些都多少影响了影片的艺术效果。鲁迅说过，“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让我们树雄心，鼓干劲，努力攀登艺术高峰，创作出更多“新意”层出的文艺作品，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春山”，描画得更加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