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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札记
鲁迅对求全责备的批判
张 琢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利用求全责备的手法，扼杀好作品，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一个作品，只要不符合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他们便从作品里找出一点毛病，甚至把本来不是毛病的也当作毛病，无限上纲，把作者往死里整，搞得人们怕写文章，怕演戏，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对于类似的恶霸作风，鲁迅当年曾经作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学习鲁迅这方面的言论，可以帮助我们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求备，求全责备只能使人无所作为
鲁迅早在一九○七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把求全责备称为“恶习”。他引了我国古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的一段话：“人禀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这就是说，人有多种才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不能求全责备。
做工作，干革命，要想没有一点缺点，那是不可能的。“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利与弊是对立统一的，有利就有弊。全面看问题，就是要全面看到这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加以权衡，取其利，而尽量缩小和克服其弊。但弊无论大小，总是会有的。世间还从来没有过“毫无流弊的改革法”。如果只许有利，不许有弊，只许有一点，不许有两点，这样“求全”，其实恰恰片面性最大，大到根本不承认矛盾的对立面。不许有两点，不许有任何缺点或弊病，那就只好袖起手来，什么也不干。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鲁迅又说：“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可以看出，鲁迅一贯反对“求全责备”的形而上学思想，反对那种要求“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的坏“脾气”。（《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撕掉以求全责备的高论唬人的大人物的鬼脸，不睬那些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的批评
对于那些专以求全责备的高论来吓人的大人物，鲁迅说，切实的革命者就必须撕掉其鬼脸，认清这种“彻底”论者的真面目。不然的话，革命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花边文学·“彻底”的底子》）鲁迅对当年化名狄克的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就进行过这种无情揭露。当时，张春桥所唱的就是要“十分完全”的“彻底”的高论。抗日文艺作品小说《八月的乡村》有某些缺陷，他就加以嘲笑和砍杀，并进而攻击和诋毁为这本小说作序的鲁迅。对此，鲁迅给予坚决的回击，指出：“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如果借口等待坦克车，而责难甚至折断投枪，抹杀革命文艺作品，这正是为敌张目，向敌人“献媚”，替他们
“缴械”。（《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
鲁迅是严于自我解剖，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的。但是，对于那种“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批评，鲁迅则是毫不客气地“一律抹杀”。（《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说，倘将这种批评也放在眼里，他将你“举之上天”，你就飘飘然，“就要自命不凡”，就会被他“捧杀”了；反之，他将你“按之入地”，你就垂头丧气，以为真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那就被他“骂杀”了。对这种捧杀和骂杀的批评法，就只有将它“一律抹杀”。
求全责备使得好人远避，坏人迎合，弄虚作假成风，八股调盛行
鲁迅还进一步分析了求全责备所直接导致的两个恶果：因为它既然是不切实际的苛求，那么不会弄虚作假、故作激烈的老实人就只好“远避”；而善于耍两面派的投机者、骗子就会乘机来“迎合”。结果所得的作品就只能是毫不实在的空洞的高调，所得的人也只能是作违心之论的“假朋友”了。鲁迅写道：“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也姑且不要太求全，因为求全责备，则有些人便远避了，坏一点的就来迎合，作违心之论，这样，就不但不会有好文章，而且也是假朋友了。”（《致王志之》，见《鲁迅书信集·附录》）事实正是这样。在“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时，吹牛拍马、弄虚作假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求全责备的另一个产物就是八股调。鲁迅说，由于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即使勉强去做文章，也会“顾忌太多，做起来就变成‘洋八股’了”。（《致黄源〔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这是对产生八股调的思想根源的深刻揭露。在“四人帮”控制舆论阵地时，报刊、广播、舞台，直到大小会上的讲话，都越来越八股化，不但读者、听众觉得厌烦，作者和演员也感到苦不堪言。这正是他们以求全责备作为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手段，乱打棍子、乱扣帽子所造成的恶果。
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只有打破求全责备的 枷锁，才能人材辈出，捷报频传
正确的批评态度必须实事求是，坚持一分为二。鲁迅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要想有文艺的繁荣，就“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对革命文艺的批评必须怀有满腔的热忱，“热烈的好意”。尤其当着革命文艺还幼稚的时候，批评家更要尽量“发掘美点”，以“扇起文艺的火焰来”。（《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鲁迅苦心地提倡的剜烂苹果的精神，就是从革命文艺的实际出发、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提出来的。他把有缺点的文艺作品，比做有烂疤的苹果，不要一见有烂疤了，就一下子抛掉。倘不是穿心烂，还有几处好的，还可以吃的。“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我们应该将全面性的要求，与求全责备相区别。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是一分为二的全面分析，是在发展中不断求得全面的认识，是在承认错误难免的同时，尽可能求得全面正确的认识。正确与错误、全面与不全面也是对立统一的。在工作中只要不断纠正错误，就可以逐步正确起来；没有不全面的认识，也就不可能逐步达到较全面的认识。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力求正确、全面；同时，又不能求全责备，要允许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点或错误。对待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学习鲁迅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他那种热情帮助的态度，不能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更不能象“四人帮”那样乱打棍子，乱扣帽子。
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精神大解放。我们一定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敢于工作，敢于负责，敢于说话，敢于写文章，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到人材辈出，捷报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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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不容许破坏党的农村政策
——驳“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炮制“大集”的几个谬论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农业办公室理论组
一九七四年末到一九七五年初，正当“四人帮”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时候，他们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窜到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策划和导演了一出祸国殃民的闹剧，这就是后来被“四人帮”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以下简称“大集”）。
“大集”仅仅推行了一年零十个月，我们省不少地方人心被搅散了，班子被搞瘫了，集体生产上不去，社员收入下降，市场供应紧张，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一天比一天加剧。群众说：“‘大集’再赶二年，社会主义家底子就被赶光了，贫下中农就被赶回到旧社会去了！”“什么‘社会主义大集’，纯粹是‘坑人集’！”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为了篡党夺权，肆无忌惮地破坏党在农村的政策，推行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
“大集”是专门同党在农村的现行政策唱对台戏的。比如，党的现行农村政策明确规定：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家庭副业（包括耕种集体分配给社员的自留地）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可是“大集”却要求家庭副业只准生产自给性产品，不准生产商品性产品，连自留地种黄烟也要按家里有几把烟袋来定量。对于农村集市贸易，政策规定：商业部门除了大力组织收购、供应，召开各级物资交流会以外，还必须积极组织和指导集市贸易；如果认为集市贸易，可以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是不对的。而“大集”却把农村集市贸易一律关掉，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对农民的农副产品实行一揽子征购。这明明是破坏党的政策的，“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面孔比谁都“左”，调门儿比谁都高，打着“贯彻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一伟大理论，并编造出许多破坏党在农村现行政策的“理由”来。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编造的都是一些什么“理由”吧。
“理由”之一，是所谓“政策允许的，不等于提倡的”，大批所谓“政策允许论”，污蔑谁要执行党的政策，谁就“不想革命”，“不想前进”。
他把“提倡”和“允许”分割开来，胡说什么党的政策只解决“允许”的问题，不解决“提倡”的问题。因此，党的政策允许的，可以是不提倡的，是可以反对的；而要提倡的，可以是政策所不允许的。这在理论上是极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我们的党就是靠着自己的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政策的力量，去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如果按照“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的说法去做，在工作中提倡和实行的东西可以不受“政策允许”的限制，那岂不是允许随心所欲地脱离党的政策、违背党的政策而另搞一套吗？那样一来，哪里还有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哪里还有党的战斗力呢！
我们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者。我们相信客观事物总是要向前发展的，革命总是要前进的，因而人们的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等等，也必须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但是，事物的发展，革命的前进，又是有阶段的。由于革命过程的每个阶段，各有其同别的阶段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因而革命政党的政策也必须有与之相应的稳定性，决不可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使群众无所措手足。毛主席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总结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全面系统地规定了我们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这些政策过时了没有呢？没有过时。就说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吧，目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社员家庭中从事农副手工业生产的潜力还没有完全组织到集体生产中来，国营和集体的机械化养猪养鸡等事业还刚刚兴办，商业部门当前收购的农副产品中还有四分之一左右是家庭副业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不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吗？同样道理，由于目前我国农业经济还是集体所有制，社员还保留着家庭副业，集体和社员的一部分农副产品，例如某些零星、鲜活、易腐之类产品，国营商业还不可能全部经营起来，因而农民也还需要有集市贸易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这就说明，党的政策中关于社员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规定并没有过时，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而“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却偏偏要用“大集”去代替和破坏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他们要“革”谁的“命”，要“前进”到哪里去，不是昭然若揭吗？！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编造的“理由”之二，是所谓“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他把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等都称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要马上割掉；谁要是反对他们的“大集”，支持社员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主张保留农村集市贸易，他就给谁扣上“为小生产撑口袋”、“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输血供氧”的大帽子。
正当的家庭副业和正当的集市贸易，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取消？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古人说：“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我们在确定每项方针政策时，也必须考虑到事物的利和害的两个方面，并且加以权衡，决定弃取。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有某些消极作用。家庭副业是社员利用集体劳动之余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其产品和收入归社员个人所有和支配，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保留了小生产的特点。集市贸易作为一种无计划市场来说，也和农村的旧集市有着若干相似之处。我们看到这些消极因素，采取有力的限制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有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不是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小生产和农村的旧集市那样作为资本主义的附庸而存在，而是依附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而存在，因此，在今天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助手。
为了限制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消极作用，党的政策规定社员家庭副业必须以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为前提，并且要教育社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积极参加和关心集体生产，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弃农经商，不投机倒把。对农村集市贸易，则要求加强领导，严格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保护社员之间的正当交易。这些规定，有利于发挥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积极作用，防止和克服它们的消极作用，是我们在农村生产和流通领域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只有坚持党的政策，才能战胜资本主义；违背了党的政策，就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不但不能割掉资本主义什么东西，而且必然会助长资本主义势力。“大集”这出闹剧，从反面告诉了我们这样一条真理。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编造的“理由”之三，是所谓搞社会主义不能对农民“施仁政”、“行小惠”。他把关心群众生活，说成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把执行党的经济政策说成是实行孔丘的“仁政”，唯有他们的“大集”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惯于从革命导师的著作中，摘取只言片语，为我所用。这里提出的“施仁政”、“行小惠”，就是一例。照他的说法，社会主义和农民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搞社会主义就必须不顾农民的死活；照顾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就搞不成社会主义。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篡改和歪曲。不错，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初确实批判过那种向我们党要求“施仁政”的人，后来也确实用过“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这句古书上的话批判过某些人。但是，毛主席为什么批判他们呢？是因为他们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打着“代表农民利益”的幌子，反对抗美援朝战争，反对农业合作化。毛主席是因为这一点，才批判了他们。当时，毛主席还指出：搞农贷、发救济粮等，固然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我们党关于社员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的规定，是在限制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极作用的前提下，发挥其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使农民能够通过家庭副业补充一部分收入，通过集市贸易交换产品，以余易缺，解决生产上的需要和生活中的困难，这对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都是有利的，怎么能叫“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呢？如果这就叫“仁政”，我们就必须施这种仁政。农民拥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需要农民来干。因此，我们在农村的政策必须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叫嚷不能对农民“施仁政”。他们实行的“大集”正是不折不扣的苛政。在推行“大集”过程中，他们对广大贫下中农政治上压，经济上刮，实际上是把农民当成了专政对象。他们大搞所谓“改造小生产”，不顾我国广大农民已经走上集体化道路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一律给农民扣上“小生产”的帽子，并且把“四人帮”那条“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搬到农村，大加发挥，叫嚷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不能从户口本上看成份了”，对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进行打击和迫害。但是，对于反动势力，他们却颇为仁慈。他们叫嚷党内有个资产阶级，而阻挠对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打击。他们的“大集”，不管什么产品，也不管是否完成了征购任务，一律按国营牌价收来，而且迫使不少生产队和社员花高价买来东西，再到“大集”上按国营牌价卖给供销社，结果使投机倒把分子从中获得了牟取暴利的机会。鉴于几年来在“四人帮”的支持和包庇之下，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进攻，华主席号召我们：“应当在适当时机大张旗鼓地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打击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资本主义的非法活动，坚决制止破坏国家计划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党在农村的现行政策，保护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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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啥讲啥”与“要啥讲啥”
上海仪器仪表公司 陈锦先
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工作做出了成绩，上级领导机关要求他们总结一下经验，这是常有的事。然而，在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个要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
在学习党的十一大文件时，我们公司一家电表厂的领导介绍了他们厂五车间党支部在这方面的先进事迹，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车间的工作一直比较先进，上级领导部门经常要他们总结经验。车间党支部书记老陈对每份材料都卡得很顶真。有一次，上级领导要他们搞一份交流材料，并具体提了要求。执笔的同志根据上级的意图把稿子写好后，就准备上报了。老陈发现有些地方措词不当，夸大了成绩，就坚决主张修改后再上报。有的同志认为个别措词不当，又不是数字出入，何必这样顶真。老陈却严肃地说，实事求是是个大问题，总结经验一定要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只能有啥讲啥，决不能要啥讲啥，不合实际的话半句也不能讲。就这样，他们硬是对稿子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再报给上级领导。
“我们只能有啥讲啥，决不能要啥讲啥”，这句话讲得很深刻。“有啥讲啥”，尊重实际，一是一，二是二，这是实事求是的作风。而“要啥讲啥”，不尊重实际，发展下去必定会弄虚作假，投机取巧，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当然，贯彻上级指示我们不能打折扣，对于上级领导的意图也一定要认真领会贯彻，但这显然不是要我们去弄虚作假。有些同志说，上级领导的意图是从全局出发的，要啥讲啥，可能同本单位的情况不很切合，但可能在全局范围内更有典型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所谓经验，无非是指对某一矛盾运动过程处理得比较好，解决得比较好。经验是否有典型性，就在于我们是否揭示了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有啥讲啥”，实际怎么做，就怎么总结，我们对矛盾运动的规律认识和运用到什么程度，就总结到什么程度，这样的经验就能给人以启发，就有典型性。相反，“要啥讲啥”，不从实际出发，任意拔高，夸大成绩，这样的经验，不可能正确反映事物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又有何典型性可言？
我们应当说真话，这是革命导师的一贯教导。列宁说过：“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凡是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者，如林彪、“四人帮”之流，结果哪一个办成了大事？现在，“四人帮”已经垮台，但他们长期践踏党的实事求是作风而造成的那套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等坏影响却还存在着。“除四害”，就包括肃清流毒，消除腐菌，我们还要努力作战。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