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叛徒江青为什么扼杀《红岩》
杨益言
被叛徒江青扼杀、禁锢多年的小说《红岩》重新再版问世了！同广大读者的心情一样，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衷心欢呼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彻底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欢呼打破“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胜利，欢呼社会主义在各条战线取得的胜利！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接百花齐放、空前繁荣的社会主义文艺春天的到来！
江青为什么要扼杀《红岩》？多年以来，许多读者纷纷探询，我也在不断思索。今天，打倒了万恶的“四人帮”，作为小说的作者之一，我要愤怒揭露江青剽窃、扼杀《红岩》的罪恶阴谋和反革命罪行！
小说《红岩》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以后，受到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国内外热心的同志和朋友，把它译成了日、德、朝鲜等国文字，把它改编成了话剧、歌剧、电影等多种形式的作品。小说着重描写的英雄人物许云峰、江姐、成岗等，在广大革命群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一向善于盗名窃誉的江青，从广大群众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深切崇敬中，滋生了一个卑鄙可耻的邪念，企图利用江姐这一英雄形象来为自己树碑立传。
一九六四年十月，毛主席、周总理观看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这以后，江青象着了魔似的，对《江姐》产生了特别的“感情”。她又是向一些演员介绍这本使她“感动”不已的小说，又是指令空政修改歌剧《江姐》。她听说北影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即将修改完成，又立即调看了样片，并吩咐把片名给她保留下来，说她要另拍一部彩色影片《红岩》。她还亲自组织人搞了一个京剧改编本《红岩》……
一九六五年一月，我和罗广斌同志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京剧改编本《红岩》的讨论会。到了会场，我们才知道这个剧本是江青组织人搞的，讨论会也是她主持。江青一出场，就说，她是“代表党”，“正在搞文艺革命调查的”；她早想挑一个气势磅礴、斗争复杂些的作品来改成京剧。她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完成京剧《红岩》的改编。在会上，她几次找我们谈话，特别“关切地”问道：“你们知道……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他改了多少遍吗？他改了九十遍。你们知道……曹雪芹写《红楼梦》，他写了多久？他写了一辈子。”她说：“你们这本小说……江姐可以改得更好，你们应当把她改好，让它流传下去”，意思很清楚，就是她要“改造”江姐这个英雄形象。
为什么要改，怎样改？几天以后，江青找作者和两个编剧谈话。她这次谈话，使人越听越坐立不安。她一露面，就说：“怎么理解江姐性格的问题，我想了几天了，想讲一讲。”她居心叵测地说：“我国民主革命经验很丰富，但文艺作品中……女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写得好的太少了”，地位高的更没有；她胡说什么“韩英是个游击队长，工作有局限，阿庆嫂是个联络员，社会接触面也不够。江姐不同，是政委”。因此，她认为，要突出写女的、地位高的，“应当把江姐当作民主革命时期女共产党员的典型来塑造”。接着，江青按照她的阴险的政治企图，把江姐的性格概括成几句话，要求作者去重新理解。她说：“她（江姐）的性格应当是能文能武……她既善于作公开合法的斗争，也善于进行秘密非法的斗争”。这就说明了江青要改江姐这个形象的原因：她要塑造一个女的、地位高的、能文能武、无所不能的盖世巾帼英雄！
问题是：这个“女的、地位高的”英雄，究竟要以谁为原型来塑造？是被美蒋特务枪杀在中美合作所镪水池中的江竹筠烈士吗？不是。那么，是谁呢？江青恬不知耻地自己说出来了。她不厌其烦地把她自己三十年代在上海滩鬼混，北京街头游荡，上海监狱里哭哭啼啼的丑态，全贴上“革命历史”、“革命性格”的标签，介绍给作者。她没完没了地吹嘘她自己的“光荣”历史，从她的幼年时期一直吹到六十年代，用心很明显，就是要把她当作江姐形象唯一的“模特儿”，要按照她的形象来“改造”江姐，这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这一批评，也适用于“四人帮”。原来，这个当时自称“代表党”的江青，正在背着党，策划一个剽窃、扼杀《红岩》，美化她自己的阴谋。她讲的江姐，早已不是人们心目中的江姐，而是她自己。她要改歌剧《江姐》，她要另拍一部彩色片《红岩》，她要改京剧，目的完全相同：就是以“改编”为名，无耻地为她树碑立传！
应该讲，我们之所以写这本小说，首先是因为我们身上都有美蒋特务镣铐的痕迹。小说着重描写的英雄人物，大都是以当年我们见到过的、对敌人进行过英勇斗争的革命烈士的史实为基础塑造的。江青要换掉江姐的生活原型江竹筠，这是绝对办不到的。烈士和我们血肉相连，江青无论怎样都改不了英雄用血写成的历史。在渣滓洞集中营里，江竹筠的音容笑貌，我们天天都看得到、听得到。她的斗争事迹，给了狱中每一个战友，也给了我们终生难忘的教育。罗广斌同志受她的教育更多，他入党，是她介绍的。可是现在，象江青这样的人居然要插身进来，阴谋取代江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只能使人感到恶心、愤怒。
当时窃据着一部分权力，并且善于玩弄奸诈权术的江青，对作者施加种种压力，妄图强迫作者按照她的反革命意图来改造江姐的形象。她在小房间里，装腔作势地问作者：“这么改，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作者指出，江姐是以江竹筠烈士为基础写的。江青立刻封口：“你们重庆材料不够，全国搜集。”实际上是强令作者写她。江青见硬压不下去，改成了软套，又是吩咐给作者重新安排住地，又是托人打听作者对她要改江姐的反应。京剧改编本每次讨论，她都要作者到场；她选派四十名演员去渣滓洞、华蓥山体验生活，还要原作者引路。
但是，一年过去，江青仍未见作者有“愿为王前驱”的表示，因而又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手段。一九六六年，江青捏造罪名，在给北影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宣判死刑时，有意拉我们一把，说：“小说是根本不同的”。一打一拉，意在诱迫作者上钩！
又一年过去，江青仍见不到小说的修改稿。一九六七年，她只得悄悄打发京剧《红岩》改编班子散伙。一套如意盘算全落空了，她当然又恼又恨。
一九六八年春，江青竟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向敬爱的周总理突然发动猖狂进攻。她叫嚷：“有一个剧叫我调查，华蓥山我作了调查。碰见鬼啦！华蓥山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
什么剧叫她调查了？那就是江青一手策划，阴谋按照她的形象来塑造江姐的京剧《红岩》。她故意含糊其词，借口调查，意在制造谎言，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总理！谁都知道：从一九三九年直至一九四六年，以周总理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设在重庆，川东地下党是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南方局不就大有问题了？侧面反映它所领导的地下斗争的小说《红岩》，还能是好的？根据小说改编的歌剧、电影，周总理都审看过，那末，当年南方局的领导周总理、董老、叶帅、邓大姐等，还不该打倒么？实际上，这是江青早就喊出来了的口号！在会外，江青表现得更加疯狂。当年的特务、反革命被调动起来大翻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美蒋反动派当年在华蓥山、在川东办不到的，江青全办到了！当年在南方局领导下在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的原川东地下党员，人所共知的革命烈士江竹筠、许建业、陈然、罗世文及其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战友，转瞬间全成了“叛徒”、“特务”，连当年掩护过地下党、游击队的群众和烈士子女也难幸免于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红岩》被判为“叛徒文学”，自属查抄之列。历史被颠倒了，革命和反革命来了一个大颠倒……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打倒了“四人帮”，被江青颠倒了的历史终于纠正了过来，还了本来面目。历史彻底剥去了江青的伪装，使她现出了肮脏龌龊的原形。原来，她竭力鼓吹写“女的、地位高的”典型，正是她想以十年为期，用歌剧、京剧、电影、小说等文艺形式，把自己当作能文能武、全智全能的“救世主”捧出场来，这说明了她早就有篡党夺权、当“女皇”的野心。她颠倒历史，诬陷周总理，诬陷南方局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她图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记录！
作为这本小说的作者之一，我要把对“四人帮”的仇恨化为力量，拿起笔来，为歌颂领导我们绕过一切险滩暗礁，高举毛主席的革命旗帜，在继续革命征途上胜利前进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塑造更多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继续战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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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主题先行”的谬论
赵增锴
“四人帮”为了炮制反动的阴谋文艺，制造了一系列谬论，所谓“主题先行”，就是其中的一个。“四人帮”反党集团极力兜售的“主题先行”论，胡说什么创作要首先“确定主题思想”，然后根据这个“主题”去找生活，编情节，捏造所谓“一号”、“二号”人物。谁“不是首先确定主题来决定人物、情节”，就被指责为“从情节入手”，“颠倒了”“生活与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他们甚至武断地说，这样“搞出戏来，主题就必然是不明确的，人物也不突出”。“四人帮”的“主题先行”论，完全是一个头足倒置，从根本上颠倒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荒谬理论，是他们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一种表现。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作品的主题，也必然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作者只有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洞幽烛微，发掘出生活的本质及其规律，透彻地认识生活斗争的深刻意义，很好地提炼出革命的主题。也只有扎扎实实地从生活的矿藏中去提炼主题，作品的思想和倾向才不是外加上去的和硬塞给读者的东西，而是和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结构、语言有机地融为一体。
在某种情况下，作者从间接取得的生活素材得到启示，先设想一个题目或先有一个创作意图，然后深入生活，也是可以的。但是，这和单纯从所谓主题出发、概念出发，来剪裁生活、图解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这样的“设想”或“意图”，是从生活中来，而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主观随意想出来的。而且，它还必须通过作者对实际生活的深入了解来加以检验、补充、修正。也就是说，它最终是由生活决定主题，而不是由主题决定生活。
“四人帮”炮制“主题先行”论，本身就是一种阴谋。主题是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作品的灵魂。作品的主题体现着作者在拥护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抨击什么。因此，它有着强烈的倾向性和鲜明的阶级性。所谓“主题先行”的真实目的，说得直接、明白些，就是要创作人员先按照“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确定好反动的政治“主题”，然后按“题”索骥地去搜集、编造所谓“故事、情节”来进行“题”解，这样“搞出戏来”，主题才“明确”，人物才“突出”，才能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反党作品，正是按照“四人帮”事先规定好的“层层揪”所谓“走资派”的反动主题而“搞出戏来”的，是为他们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突出“四人帮”一伙，以便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的。反党作品《反击》的主题，原是准备只写教育战线的斗争的，“四人帮”在清华的黑干将却说“要着眼于领导，要着眼于大官”，“不要小里小气，只看到教育战线，社会上各方面的材料都可以拿来用，可以直接写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写出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比还乡团还厉害”。这样，就把原来写教育战线斗争的主题，改变为写“走资派”，以便为他们打倒党政军一大批负责同志大造反革命舆论。
“主题先行”论给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既然主题可以“先行”于生活，就必然否定了作者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的必要性，文艺作品也就必然无法反映生活真实及其本质和规律。这也就是近几年来许多文艺作品成为反动政治主张的传声筒，文艺创作中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和千篇一律的恶劣倾向的原因之一。
“四人帮”的“主题先行”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是从唯心主义思想武器库中捡出来的破烂，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所贩卖过的“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拥护客观”黑货的变种；同时又是反动的实用主义在文艺创作上的反映，是直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服务而炮制出来的。因此，在当前揭露和批判“四人帮”阴谋文艺的斗争中，必须批判“主题先行”论，彻底肃清“四人帮”在文艺领域里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流毒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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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阴谋文艺
郅捷 刘再复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抓的文艺，以写所谓“走资派”为名，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华主席的英明论断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深刻地揭露了这伙黑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极右实质，给文艺界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擂响了新的战鼓！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都要利用文艺为自己的政治服务。“四人帮”的政治，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党夺权的政治，是大搞阴谋诡计的政治。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野心家要不撒谎，不搞阴谋，那它们的政策是一步也不能推行的。“四人帮”正是这样。这伙一无真理、二无群众、三无廉耻的败类，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穷凶极恶地推行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惜使用一切鬼蜮手段。这就使附属于“四人帮”阴谋政治的文艺，必然堕落成最黑暗的阴谋文艺。
阴谋文艺，是“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直接产物。“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一出笼，随即派生出“写走资派”这一文艺黑纲领。
党的十大以后，早已和林彪狼狈为奸的“四人帮”，就竭力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利用各种政治运动兴风作浪，把矛头指向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文艺上，他们已开始炮制象《春苗》这样的“写走资派”的反党作品。但是，“四人帮”正式提出“写走资派”的反动口号，则是一九七六年二月，正是张春桥抛出臭名昭著的《二月三日有感》的前前后后。二月一日，江青和张春桥召他们的死党于会泳前去密谋。江青自己撕下“京剧革命旗手”的画皮，宣布样板戏已“老掉牙了”，指令大搞“写走资派的戏”，以“配合当前斗争”。二月六日，张春桥再次找于会泳密谋，向他指示如何“写与走资派的斗争”，如何加强这类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指示要敢于写更高一级的“走资派”，要敢于写一个地区、一个市、一个省、一个部的所谓“走资派”。于会泳曾经得意忘形地宣称，这个问题的提出，给文艺的发展又开创了“新的阶段”。“四人帮”为什么那样起劲地鼓吹“写走资派”，为什么把这个口号提得那么高？原来，这正是他们贯彻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需要。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主席先后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英明决策，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炮制反革命政治纲领，向党进行疯狂反扑，妄图打倒我们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大批革命干部，进而夺无产阶级的天下。江青所说的“配合”，就是配合“四人帮”这一反党阴谋活动。阴谋文艺，就是为了这种“配合”应运而生的鬼胎。
“四人帮”的阴谋文艺，是典型的反党文艺。它的核心是“写走资派”。但是“写走资派”不过是他们的幌子；肆无忌惮地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以达到煽动地富反坏和一切社会渣滓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才是它的实质。
阴谋文艺所写的“走资派”，其实是被“四人帮”歪曲和丑化了的革命领导干部。走资派是那种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而张春桥却把走资派的“本质特点”规定为什么“顽固性”和“欺骗性”，要人们写出具有这种特点的“有深度”的作品。其实，他们所谓的“顽固性”，指的是革命干部的革命坚定性。正是这些干部，始终坚持搞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坚持同“四人帮”作不妥协的斗争；所谓“欺骗性”，指的是革命干部的光荣历史，用“四人帮”的话说，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而这些正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说明他们久经考验。在阴谋文艺的涂抹下，天要变了，共产党要下台了，“新桃”要换“旧符”了。由张春桥亲自写信，指定题材和作者炮制的一本名为《历史的审判》的大毒草中公然狂妄地叫嚣：曾经“把地主资本家押上历史审判台”的人，现在就要“和一切反动派一样，遭到历史无情的审判”。看，这哪里是写什么“走资派”，分明是以“写走资派”为名，表现一切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复仇的愿望，发泄他们对我们党、我们军队、我国革命的刻骨仇恨！
这种阴谋文艺又是怎样写所谓“走资派”的呢？目的的卑鄙，决定其手段的卑鄙。他们既要挂“写走资派”的羊头，卖反党反人民的狗肉，就不能不采取鬼蜮伎俩。“四人帮”写所谓“走资派”的卑鄙手段，不外乎这样两种：一是栽赃陷害，二是含沙射影。哪一种都离不开“阴谋”二字。栽赃陷害，就是把只有他们这群政治流氓才想得出、做得到的丑行恶德硬栽到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干部身上，横加许多诬蔑不实之词。他们如此栽赃诬蔑，犹嫌不足，还要给作品的主要反面人物涂上党的领导干部的某些外部特征，让人们从地位、资格、外貌、语言上去“索隐”，看出他们要暴露的是谁，然后对这个形象加以疯狂咒骂和丑化，这就是含沙射影。到了“四人帮”覆灭前猖狂跳梁的最后阶段，影射攻击都不能解他们对党的心头之恨，就用直呼其名的办法恶毒攻击党中央负责同志。这说明阴谋文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黔驴技穷的地步！在阴谋文艺的代表作《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中，这几种卑劣手法都得到充分的表现。明明是他们骄奢淫逸，最放肆地践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却倒栽给我们党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其他老干部身上。对毛主席提出、周总理宣布、华国锋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坚持贯彻的“四个现代化”宏伟规划，他们偏偏诬蔑为“不讲阶级，不讲路线”的“发财计划”。关于各条战线的工作要进行“整顿”，他们完全知道是毛主席亲自提出的，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在报告中加以传达申述的，他们却硬说这是“复辟”，大肆丑化。在其他写“走资派”的作品中，“四人帮”也指令他们的人对所谓“风庆轮”事件等大作文章，指桑骂槐，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四人帮”利用阴谋文艺进行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活动，真是猖狂到了极点！
为了推行阴谋文艺，“四人帮”运用他们窃夺的那一部分权力，一面扮演牧师的角色，一面扮演刽子手的角色。作为“牧师”，他们对作者采取“瞒和骗”的卑鄙伎俩。在政治上，他们欺骗作者说，“写走资派”是什么“党的事业”，“中央很关心”。在理论上，他们炮制“主题先行”等各种文艺唯心论，无非是要篡党夺权，任意丑化和攻击党的领导、给“四人帮”脸上贴金。他们通过这种种谬论，把作者引向创作的邪路。对于那些不愿意写“走资派”的作者，他们则大搞法西斯专政。如果你不肯坐上他们的战车，他们就气势汹汹地威胁，“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大帽子给你猛扣过来。如果你实事求是地写老干部，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我们的党，他们就动用行政力量，实行“砍和杀”的棍棒纪律，狂叫这类作品是“为老家伙评功摆好”，“以老压新”。轻则砍伐，重则处以死刑，打成大毒草。《洪湖赤卫队》等一些作品就是遭到这样的无情打击的。总之，阴谋文艺的发展，靠的是阴谋加棍棒。
阴谋文艺，作为“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的奴仆，它与主子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当“四人帮”猖獗一时，不可一世时，它也甚嚣尘上，乌云满天。如今，“四人帮”垮台了，它也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我们决不能低估这种阴谋文艺的影响。在阴谋文艺泛滥期间，“写走资派”垄断一切，电影、小说、戏剧、诗歌、美术，以至儿童文学，都要被纳入“写走资派”的轨道，变成“四人帮”反党的号筒，给党的文艺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并产生了极坏的思想影响。
不清除阴谋文艺的污泥浊水，就没有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不扑灭阴谋文艺的毒焰，我们党的文艺事业就难以兴旺发达。我们一定要彻底粉碎“四人帮”的阴谋文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送走阴谋文艺这个凶恶的瘟神，我们将迎来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文艺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