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刊物《阶级斗争》指出
苏联已变成法西斯超级大国
克格勃、集中营、强迫劳动营和“精神病院”是苏联残暴统治人民的手段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电 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刊物《阶级斗争》十月份第二卷第三期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苏联已从社会主义国家变为法西斯超级大国。
文章说，一九一七年十月，沙皇俄国的工人和劳动群众起来革命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此诞生了。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全世界的工人和被压迫人民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苏联给予的帮助。
文章说：“二十年前，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在苏联夺取了政权，复辟了资本主义，并把苏联变为一个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
文章驳斥了苏联领导人所说的“和平和正义”的谎言，指出“苏联企图控制世界”。
文章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强行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把东欧一些国家变为殖民地，袭击中国的珍宝岛，操纵和插手中东国家事务，利用雇佣军武装侵略安哥拉和入侵扎伊尔，现在正为控制南部非洲和红海地区进行激烈的争夺。它占领了挪威的斯瓦巴德群岛和日本的北方领土。它的军舰在各大洋游弋，它的军队威胁着西欧的安全。一度为世界被压迫人民坚定的支持者的苏联现在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是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
文章指出，“苏联曾是全世界所有为革命和独立而斗争的人们的灯塔。现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各大洲人民所憎恶和痛恨。”
文章还揭露了苏修在国内实行的法西斯统治。
文章说，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新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治的、经济的和行政管理的权力，以便使自己富有起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这种反革命的出现是不会不受到反抗的。苏联人民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在将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苏联领导人实行了法西斯暴政”，“进行残酷的镇压”，“克格勃特务横行霸道”。“集中营、强迫劳动营和精神病院”是他们对付反对他们的人的一种手段。
文章说，“尽管实行了这种法西斯恐怖，但是这种反对和反抗活动继续增加，以对付日益严重的剥削和压迫。”
文章最后引用了苏联一地下组织散发的传单上的话说，“新沙皇正坐在人民愤怒的火山上……我们应该经常记住，真正的力量是在人民手里，如果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当局就会屈服，直到它被人民愤怒的火山从地球上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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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名为“精神病院” 实为变相监狱
苏联迫害不同意其政治观点的人
新华社讯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苏联一名精神病医生说：“苏联精神病院中有七百到一千名持不同政见者”。
这名流亡在国外的苏联医生是八月二十九日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第六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开幕式上同记者谈话时提供这个情况的。
这名医生还说，她在列宁格勒精神病院工作时，曾遇到有四个人因为不同意苏联当局的现行政策而被定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她否定这个诊断后，苏联秘密警察开始跟踪她。她指出，作出这种“诊断”而把人送入“精神病院”是“同精神病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种犯罪行为”。
据美联社发自莫斯科的一条消息报道，由三十四名苏联人士署名向第六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发出的一份呼吁书指出，“在苏联，精神病学不仅被用来治疗精神病，而且也被用来作为压制人权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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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多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在安理会愤怒发言
声讨南非沃斯特政权暴行 支持阿扎尼亚人民斗争
陈楚揭露超级大国争夺南部非洲，指出“驱狼拒虎”是一项现实任务
据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在非洲国家的要求下，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重新审议“南非问题”。许多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代表强烈谴责南非沃斯特政权对阿扎尼亚人民进行的野蛮镇压。
非洲集团现任主席迈斯提尼（突尼斯）说，阿扎尼亚人民“面临着比过去更残暴的大规模的镇压”。他说，几天前，在阿扎尼亚发生的事件暴露了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真正意图。他还说，非洲集团愿意向安理会表示，安理会必须一致通过强烈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决议，抛弃等着瞧的政策。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戴维·西贝科说，不顾野蛮屠杀，在城市、乡村、城镇和令人厌恶的班图斯坦，群众象浪潮般继续奋起。他说：“阿扎尼亚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决心加强斗争，直到政权和土地还给人民。”
中国代表陈楚在二十五日的发言中强烈谴责沃斯特政权镇压阿扎尼亚人民的新的严重暴行，揭露了它所玩弄的反革命伎俩，同时谴责超级大国对南部非洲种族主义者采取的错误态度。他说：“南部非洲的一小撮种族主义者之所以敢于继续负隅顽抗，倒行逆施，除了出自其反动的本性以外，还由于他们得到超级大国不同形式的鼓励和支持。超级大国从其争霸全球的战略需要出发，都想控制南部非洲。一个超级大国不断为南部非洲种族主义者出谋划策，帮助他们搞‘和平变革’的政治欺骗，妄图以此维持它在南部非洲的既得利益。另一个超级大国则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千方百计地在非洲国家之间和解放运动之间进行挑拨分化，破坏南部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以便插手进行干涉、控制和扩张，妄图取老牌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地位而代之。它们的所作所为，进一步使得南部非洲人民认识到，在这里同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一样，‘驱狼拒虎’同样是一项十分现实的严峻任务。”
陈楚代表说：“中国代表团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阿扎尼亚人民所犯下的一系列新的严重罪行。我们坚决支持非洲国家所提出的各项正义主张”。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马卡提尼说，沃斯特是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刽子手。他指出，南非被压迫人民反对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正义斗争已进入了决定性阶段，主要大国应该结束它们勾结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
罗马尼亚代表扬·达特库说，南非少数人政权的新暴行表明，这个政权决不会放弃它的种族隔离制度。他说，仅仅重复谴责南非的政策是不够的，应采取措施结束种族隔离，而不能只是去改革它。他表示，罗马尼亚全力支持非洲国家提出的正义的合理的措施。
尼日利亚外长约瑟夫·加尔巴说，比勒陀利亚的沃斯特及其追随者象谚语所说的花豹改变不了它身上的斑点。他呼吁所有国家扩大对解放运动的道义和物质支援，协调一致来孤立南非沃斯特政权。
阿尔及利亚、贝宁、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等国的代表在发言中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无辜人民的残酷镇压，并对争取解放和独立斗争的自由战士表示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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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政府谴责南非反动当局暴行
南部非洲人民必须用武力推翻种族主义政权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讯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最近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镇压黑人的暴行，并且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打给联合国的一份电报中说，对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残暴行径，不仅要进行口头上的谴责，而且要采取行动来进行对付。
他表示希望有关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制止对争取生存权利的人们进行迫害、折磨和杀害的行径。他指出，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必须实现独立。
塞内加尔总理阿卜杜·迪乌夫在一项文告中说：“垂死的史密斯和沃斯特政权每天都在遭到英勇的自由战士的沉重打击”。他指出，它们的任何挑衅，“都不能阻止津巴布韦、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必然走向解放。”
喀麦隆政府在一项公报中说，南非当局在杀害黑人领袖斯蒂夫·比科之后所采取的逮捕和其他镇压手段只能使南非潜在的爆炸性局势更加严重。
另据报道，肯尼亚外长穆尼亚·韦亚基十月二十四日在一次讲话中重申：“肯尼亚将继续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和津巴布韦人民，直到殖民主义在他们的领土上被消灭。”
他在谈到阿扎尼亚问题时说：“肯尼亚决心在物质上、政治上和道义上援助阿扎尼亚自由战士，直到那个国家的非洲人赢得他们的合法权利。”他强调说：“必须用武力推翻种族主义政权的阶段已经来到。”
据新华社达喀尔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电塞内加尔《太阳报》十月二十六日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时指出：“用武力建立起来的种族隔离政权，只能用武力打倒它。”
文章说：“很久以来，那些相信沃斯特能够进行对话的人，现在失望了。因此，人们懂得，非洲统一组织最近为什么呼吁进行武装（斗争）。对于这样的政权，没有别的办法。”“非洲应当忘记自己的不和，以便懂得自己的敌人首先是种族隔离。这一点更为必要，因为种族隔离是解放（非洲）大陆这一地区时首先要碰到的问题。”（附图片）
纳米比亚自由战士在检查缴获南非反动军队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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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的风波
童道明
今年四月，莫斯科塔干卡剧院把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搬上舞台，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先有外国记者的大事宣扬，把这个被他们称为
“大胆演出”的新闻传遍西方世界；后有苏修老爷的大发雷霆。五月二十九日《真理报》发表《塔干卡剧院的魔法场》一文，对这次轰动了莫斯科的演出表示“强烈的抗议”。
人们记得，当这部小说于一九六六年问世时，苏联作协书记西蒙诺夫曾作序推荐，称它的不少篇章“是布尔加科夫的讽刺文学的高峰”。十年前的一朵“香花”搬到舞台，怎么就成“毒草”了呢？要解开这个谜，就得先研究一下布尔加科夫其人。
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一八九一年生于基辅一个神学院教授的家庭。十月革命后开始文学创作，写过不少剧本和小说。但由于他的创作倾向反动，所以屡遭批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的大多数剧本被禁演，他的大部分小说未出版。一九四○年布尔加科夫病死之后，就很少再有人提起他。苏共二十大后，苏修文坛群妖乱舞，借着这股黑风恶浪，布尔加科夫的毒草作品也得以沉渣泛起。到了七十年代初，有个评论家洋洋自得地评论道：“现代的人们——老年人和青年人——都阅读着布尔加科夫的书（他的书在书店里早被一抢而空），都观看着布尔加科夫的戏（那戏票是多难搞到呵！），看来，正义已经恢复。”所谓“正义已经恢复”，说的就是“案子已经翻掉”的意思。
苏修叛徒集团不仅为布尔加科夫在列宁、斯大林时代的遭遇鸣冤叫屈，而且也为他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毒草作品开放绿灯。长篇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从形式来说，《大师和玛加丽塔》是部怪诞小说。它的时代背景是二十年代的苏联，但贯串全书的中心人物却是魔王沃兰德。这个魔王魔力无边。举个例说，他在莫斯科某剧院搞了个魔法场，表演了两个见所未见的魔术。一是在剧场里下卢布雨，引起惊喜若狂的观众离座斗殴抢卢布；二是在舞台上开时装店，诱使神魂颠倒的妇女观众纷纷登台换衣，穿上外国的时装，把俄国式的衣衫弃若敝履。但这新衣如同外国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衣”一样，妇女观众一出剧院在路人眼里都成赤身露体；而一当人们把从剧场抢得的卢布投入市场，顿时又都变成了伪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在魔王沃兰德的捉弄下，莫斯科的官员和居民出尽了洋相。小说中的人物几乎全是些庸人，出污泥而不染的只有大师以及和他相爱的玛加丽塔。大师是个博学多才的作家，只因“追求真理”写了部关于耶稣之死的小说，结果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这已经是明白无误地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了。
这样露骨的反动政治内容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命运：它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苏联出版，而只能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苏联出笼。然而，为掩人耳目，莫斯科一家刊物在刊载它时还是玩弄了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胡说什么小说讽刺攻击的对象是没有时代概念的抽象的“恶”。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回《真理报》怒气冲冲地谴责塔干卡剧院时，正是针对了演出“没有时代的概念”这一点：“尽管剧院在剧目单上写着‘二十年代人物’，但却没有努力在舞台上使当时的历史时刻体现出来……大概导演认为重要的是根本使人感觉不到当时‘莫斯科’的情景同今天的时间距离。”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脚本明明讽刺的是莫斯科二十年代的人与事，但导演的艺术处理模糊了二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时间“距离”，演出效果就成了讽刺当今的苏联现实了。在苏修的这个喉舌看来，讽刺二十年代的苏联值得嘉奖，嘲弄今天的苏联则是大逆不道！
但是，舞台演出的反效果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描写的种种黑暗情状，对于二十年代的苏联来说，无疑是含沙射影。然而，时过境迁，三十年前一个反动作家对苏联革命现实的无中生有的攻击，对于今日之苏联却成了颇为真实的写照。那禁锢着大师的精神病院，倒是在目前的苏联遍地林立。那引诱着妇女的时装商店怎能不使人联想起充斥着洋装洋货的小白桦商店？而作家笔下的贪婪无度、骄奢淫逸，难道不正是今天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典型性格？！难怪，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剧场里会不时爆出会心的哄笑；难怪，《真理报》要惊呼这个演出“流露出了对我们社会极为重要的现象和范畴的讽刺”！
苏联领导集团给《大师和玛加丽塔》的发表和上演开绿灯，本意是想通过给二十年代的苏联抹黑以显示其七十年代的“光辉”，是想搬起布尔加科夫这块石头打击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结果事与愿违，苏联观众在布尔加科夫的哈哈镜中见到的，竟是今日苏联的奇形怪状。苏修老爷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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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努力解决粮食自给问题
新华社布拉格电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不久前在奥洛莫乌茨举行的收获节集会上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劳动者今年虽然遇到不利的气候条件，但“仍然获得了历史上第二个最好的粮食收成”。
捷克斯洛伐克农业劳动者今年取得好收成，使捷克斯洛伐克在粮食自给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粮食自给”的口号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一九七四年秋天提出的，以后被正式确定为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针，即“在几年内逐步达到粮食生产自给并进一步提高食品生产的全面自给程度”，强调这是一项“战略任务”。在制订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时，第一次提出“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要求在这个五年计划中完成粮食自给的任务。
过去，捷克斯洛伐克每年需要进口一百多万吨粮食，其中绝大部分从苏联进口。近年来，苏联由于自己也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就大量削减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粮食供应，并大幅度提高供给粮食的价格。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曾多次谈到“进口粮食已日益昂贵和困难”，要“用国内的生产来满足粮食和食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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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进口原材料涨价造成负担
新华社柏林电 据《新德意志报》报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不久之前在德累斯顿市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一九七四年以来，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多花费了一百四十亿外汇马克。
昂纳克说：“在经互会范围内，原材料的价格也是比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上涨得多得多。”而且，为了原材料供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经互会一些国家“所作的投资贡献也在增加”。
众所周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每年进口的大量原材料主要是来自苏联。近年来苏联不仅大大提高原材料的价格，而且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苏联开发原材料提供大量资金和人力。为了对付这种对外经济中的“巨大规模的负担”，昂纳克要求人们作出“巨大努力”，提高劳动效率，有的时候也可能要“紧张一点”，“要更多地加班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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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提高柴油和汽油价格
新华社索非亚电 保加利亚从十月一日起，柴油的价格提高百分之三十三，九十六号汽油的价格提高百分之四十九，其他种类汽油的价格也上涨。
保加利亚目前进口原油的百分之九十二和石油产品的百分之八十四来自苏联。据保加利亚报纸报道，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保加利亚从苏联进口原油五千万吨，而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年期间，将从苏联进口约六千万吨。早在一九七四年，苏联在西方发生“能源危机”，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竟撕毁“经互会”成员国间关于五年确定一次原料价格的协议，硬逼着东欧“经互会”成员国同意按国际市场前五年的平均价格作为今后每年苏联向它们出口的原料、燃料的价格。苏联原油价格的提高给保加利亚经济带来沉重负担。
面对这种情况，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斯·托多罗夫今年四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应“降低材料消耗量”，并说，“保加利亚的科学家、设计师和工艺师以及领导人和工人该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