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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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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加拚命 加快祖国建设速度
基建工程兵许多部队跨入新的一年
日夜奋战在祖国建设战线上的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纷纷报捷，许多部队提前跨入了一九七八年。
在鞍钢执行基建任务的某部，已超额完成今年的施工任务。他们担负的厂房大修、高炉改建等十七个工程项目，有的已胜利完工，有的正在扫尾。
负责建设一个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某部，为加快我国电力建设，连续组织了三次大会战，已提前三个多月完成了今年的施工任务。目前，指战员们正在快马加鞭，争取尽快建成这项大型水电工程。
常年战斗在大巴山区的工程兵某部，早已开始进行一九七八年的地质钻探工作了。今年，他们创造了建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在新疆冰山雪岭上筑路的某部，早在九月二十日就完成了全年的施工任务。这条公路修成后，对发展边疆经济，巩固边防，有着重要的意义。
战斗在我国西北、西南戈壁荒原和崇山峻岭的工程兵部队指战员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加快步伐进行水文地质普查工作，一九七七年的任务只用九个月就完成了。
（专栏内均据新华社十月二十六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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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镇江锚链厂建成投产
我国第一座采用自动闪光焊接工艺的船用锚链厂——镇江锚链厂不久前建成投产。投产以来，机械运转正常，生产的各种锚链质量符合国家标准。这个厂的建成投产，将为发展我国水运事业发挥重要作用。
锚链是船舶必需的安全设备。过去，锚链的生产不能适应造船工业发展的需要，成为一个薄弱环节。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镇江锚链厂采用了自动闪光焊接机组的生产工艺和自动的锚链拉力试验机。这些设备具有先进水平，可以生产各种规格的高强度和超高强度的焊接锚链，为修造船提供了配套条件。
镇江锚链厂是一九七四年十月开始建设的，一九七七年四月试产成功。在建厂过程中，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顶风斗浪，不断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使建厂速度一再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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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展开农田基建大会战
在各级党委书记挂帅、领导干部纷纷参战的带动下，山西省各地陆续展开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目前，全省投入这场战斗的干部和社员已达三百多万人，铺开的工程共有两万多项。
今年，山西各地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开工日期都比往年提早半个月左右。中共忻县地委、雁北地委、晋东南地委和平定、朔县、晋城等许多县委，学习昔阳的做法，由书记、副书记等主要领导干部，带领成千上万名机关干部，到重点工程工地参加劳动。并组织广大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促进农田基本建设。有不少县委也象昔阳县委那样，把县委机关搬到了重点工程工地，并且在各社队之间、各工程专业队之间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在组织大会战中，各级党委都很注意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雁北地区有八个县地处大同盆地和天镇阳高盆地的桑干河沿岸，这八个县共有百万亩良田，由于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盐碱下湿成灾，粮食产量很低。过去，这几个县各自为战，分头治理，费工不少，收效甚微。今年，中共雁北地委和八个县的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英明领袖华主席关于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重要指示，总结了治碱排涝的经验，决定把这项工程作为全地区今冬明春的主战场，在地委统一领导下，八个县集中力量联合作战。现在，雁北地委书记王进带领十万人，正在这两个盆地上开挖改碱排涝干渠和支渠，同时平整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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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批“四人帮”谬论 为国家增加积累
云南交通局完成全年上缴利润任务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云南省交通局提前完成全年上缴利润任务，一批亏损企业转亏为盈，为国家增加了积累。
云南省交通局是受“四人帮”干扰破坏比较严重的单位之一，去年，全系统有百分之二十三点八的企业亏损。粉碎“四人帮”以后，云南省交通局党委放手发动群众，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散布的“只要路线正确，亏损也不要紧”等反动谬论，使广大工人、干部树立了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的思想。与此同时，云南省交通局党委狠抓了企业整顿工作，建立和健全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实行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经常开展经济分析活动，检查财经纪律执行的情况。不少企业还开展了班组和单车经济核算，把财务工作做到生产第一线。今年以来，全局生产逐月上升，成本不断下降，积累显著增加。许多单位学习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原材料和配件不足情况下，大搞修旧利废，提高车辆完好率，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原材料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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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厂的主人
全国劳动模范周阿庆，二十多年来，一贯兢兢业业干革命，勤勤恳恳搞生产。在“四害”横行日子里，他不怕邪，不怕压。他说，共产党员不能做墙头草，随风倒。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事，就要拍手叫好；对社会主义不利的事，就要敢说敢管！
周阿庆，这个五十年代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南京无线电厂的老工人，一直用自己火红的心续写着新的篇章。
无线电厂的干部、群众无不赞扬周阿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赞扬周阿庆一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二十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干革命，勤勤恳恳搞生产的主人翁精神。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周阿庆勇敢地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七五年七月，周阿庆作为老工人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阿庆师傅坐在主席台上，聆听着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整顿企业、加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想到工人阶级的责任，心里犹如万顷波涛，久久不能平静。
夜已经深了。周阿庆翻来复去睡不着，他还一直在激烈地思考着：我们国家的工业到底怎么搞？大庆的经验怎样才能推广？现在有人拚命宣扬无政府主义，把合理的规章制度叫做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把一些同志的思想搞乱了，使厂里的生产受到干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里，要不要一套法规？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厂里各种规章制度大部分是好的，它促进了生产，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绝大部分工人是赞成的，自觉遵守的。如果合理的规章制度都不要，怎么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一种工人阶级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得阿庆师傅再也躺不住了。他从床上爬起来，把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的想法，告诉了同来参加会议的厂党委副书记张关林同志。
老张一听，高兴地说：“阿庆师傅，你想得对！我也正在琢磨这个事。”
周阿庆在分组会上发了言，他从工厂里的实际情况出发，响亮地提出了健全规章制度的“五条建议”。他说：要搞好这件事，关键在领导。第一、领导不要怕；第二、领导不要关门搞“设计”，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第三、领导要敢说敢管，加强教育；第四、领导要做出样子；第五、领导要学好理论，掌握好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阿庆师傅的发言赢得了热烈掌声，代表们纷纷议论：“周师傅提得好，讲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敬爱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接见会议代表时表扬了周阿庆，勉励说，你们做得好，再接再厉，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邓副主席还指示将周阿庆的这篇材料发给大家看。
周阿庆从北京回厂以后，信心满怀，干劲倍增，开了一系列调查会，决心协助厂党委迅速改变企业面貌，把生产搞上去。平日里，他看到不符合规章制度的地方，就说，就管。有人说他婆婆嘴，周阿庆说：“长了嘴就是要说话的，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事，我们就是要拍手叫好；对社会主义不利的事，我们就是要敢说敢管！”
就在进行全面整顿的时候，万恶的“四人帮”跳出来疯狂反对。“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污蔑周阿庆是“只问生产，不问革命的糊涂虫”，咒骂“‘五条建议’是鼓吹修正主义管、卡、压的黑典型”，扬言要追查“出笼的背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更是大打出手，在他们编印的一份所谓“翻案言论”的材料里，指名道姓要批周阿庆。
面对这些颠倒黑白的谬论，周阿庆怒火满胸。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他们要把我们的工厂引向何处？他不禁想起了一件往事：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由“四人帮”一手挑起的武斗妖风刮进工厂，厂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趁机兴风作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阿庆师傅坚决顶住，他对大伙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没有叫停工闹革命。我们是工人阶级，放着工厂不生产对得起谁？”周阿庆不受干扰，每天照旧早来晚走，领着大伙维修机器，搞技术革新，压铸产品，没有歇过一天工。从车间到宿舍，步行用不了十分钟，阿庆师傅除早上一顿饭外，都在厂里吃。一天下午，周阿庆正带着大伙赶压一批产品，厂里的那个坏头头突然窜进了压铸班，指着高压氮气瓶，胡说有爆炸危险，要老班长周阿庆立即放掉氮气。如果放掉氮气，压铸机就开不起来，就要造成长期停产。阿庆师傅马上意识到这是破坏。他操起一把扳手，一个箭步冲上前，两眼喷火，怒不可遏地斥道：“你们成天不生产，说大话，鬼混鬼窜，到底想干什么！告诉你，有我周阿庆在，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休想叫压铸机停开一分钟！”班里的师傅们也一齐拥上来。那个家伙一看势头不对，吓得溜走了。那一夜，阿庆师傅一刻不离地守卫在机器旁。……
周阿庆想到这里，再看看面临的斗争，又是多么相似啊！他不由抖擞了精神。
“阿庆，‘五条建议’没有错，不要怕，天不会塌下来！”这是厂党委的态度。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工厂就是要有制度！”这是广大工人群众的声音。
也有些好心的同志担心地对阿庆师傅说：“现在外面那股风刮得蛮厉害的，人家要批你，还是注意点吧。”
周阿庆笑笑说：“要看刮什么风，要辨辨风向。我们是共产党员，不能做墙头草，随风倒，对的不怕批，真理不怕辩。”
晚上回到家里，老伴对他说：“听说有的大字报点了你名啦，说你是搞复辟，要留点神啊！”
阿庆说：“人家说你复辟就复辟啦，不要听那些胡说八道。干社会主义，合理的规章制度不能少，我们要理直气壮！”
“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见造谣中伤没能压垮周阿庆，又使出软的一招。那个窃据省总工会主任要职的家伙，一变常态，甜言蜜语，企图鼓动周阿庆背着省委召开工会常委扩大会，拉出一支队伍“同省委对着干”。周阿庆一听，立刻觉察到这个家伙有野心，是另搞一套，是跟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周阿庆严肃地对他说：“我们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任何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都不能干。没有省委同意，你私自召集会议，我不参加！”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周阿庆不怕邪，不怕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经常对工人们说：“我们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视察过的，我们一定要搞好，搞出成绩来，不然就对不起毛主席！现在社会上有些人闹闹嚷嚷，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我看这里面有阴谋！”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周阿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说：“华主席、党中央已经向我们发出大跃进的动员令，要我们挑起二十世纪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重担。我是个老工人，说什么也要打头阵，要把自己全部精力贡献给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描绘的‘两步宏图’这个伟大的事业，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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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清算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反革命罪行
申涛声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四人帮’调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竭力煽动层层揪所谓‘民主派’、‘走资派’。他们御用的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华主席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在“四人帮”反党阴谋活动中突出的反动地位和反动作用。 多行不义必自毙。随着“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这个五毒俱全、恶贯满盈的黑班子，顷刻瓦解，彻底覆灭。它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它所散布的种种谬论，必须一一清算。
“四人帮”的御用班子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完全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扶植起来的“四人帮”的御用班子，是“四人帮”的嫡系部队。它从一九七一年正式开张的第一天起，就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卖命效劳。它的所作所为是成千成万善良的人们所意想不到的。
它名为“写作组”，但地位之特殊，反革命能量之大，却异乎寻常。它利用篡夺的一部分权力，把持《学习与批判》、《朝霞》、《朝霞丛刊》、《教育实践》、《自然辩证法》等八个刊物，编辑、审稿全由它一手包揽。它操纵了上海全市新闻、出版、广播、文艺等舆论工具，出什么书，登什么文章，演什么戏，都要唯它之命是从。它是上海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的“太上皇”。“四人帮”不便公开讲的话，它来讲；“四人帮”另搞一套，它和两校大批判组南北呼应，率先发难。几年来，在它直接控制下炮制的文章就有一千多篇，出版书籍几十种，毒草丛生，流毒甚广。它是全国最大的一家毒草公司。
它名为“写作组”，但又不是一个单纯的写作机构。它私整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编造诬陷不实之词，为“四人帮”提供反党“炮弹”。几年来，它直接送给张、姚的密信、调查报告、座谈纪要等各类情报、条陈达千件以上。
它名为“写作组”，但它的黑手伸得很长。它插手文教科技，插手工业农业，插手外地，插手部队，蓄意制造混乱，积极为“四人帮”的“稳定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方针服务。
它名为“写作组”，但又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监听哨”。它发现“帮”外“帮”内、干部群众有不利于“帮”的言行，就向张、姚告密。
这个“写作组”所以如此横行无忌，称王称霸，就是因为有“四人帮”撑腰。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原写作组那两个余党就和张、姚相勾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姚密令他们投机“造反”。一九六九年，张春桥借和那两个余党一起读书为名，历时一个多月，肆无忌惮地篡改党的历史，对那两个余党悉心进行“改朝换代”的路线交底。从此以后，那两个余党便抱定宗旨，紧跟“四人帮”。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只听张、姚的，其他谁也不听”，张、姚把他们视为心腹。据目前查获，几年来，张、姚直接写给原写作组的黑批示就有三百六十多件。
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的加紧，原写作组那两个余党和张、姚更是死死抱成一团。一九七四年七月，张春桥就曾向那个大头目表露过：“你们的信，我都锁在保险柜里，将来无非杀头，就先杀我的头好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时，那个大头目也狂叫：“我们有今天，全亏了张、姚”，“我准备杀头坐牢，豁出命来干。”主子不惜以杀头来保奴才，奴才也不惜“杀身成仁”来报答主子。
在原写作组内部，那两个余党也严加控制。他们竭力灌输效忠“四人帮”的“忠君”思想，经常宣扬：要“不辜负中央领导（指“四人帮”）的殷切期望”，“到我们这儿工作，就卷入了斗争的旋涡，你跑也跑不了。要准备杀头，坐牢。”他们的心目中，根本没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没有党纪国法，有的只是“四人帮”的“帮纪”、“帮规”。
他们还通过举办各种学习班，为“四人帮”拉队伍。张春桥说，要在上海培养大批“理论骨干”。原写作组的余党，就大肆宣扬“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部署”，“我们就是要影响一代人”。对于举办这种学习班，一个余党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就是要象蒋介石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那样，用我们的观点来培养自己的骨干”，“要他们经得起复杂环境的考验”。当然，这只是痴心妄想。
请看，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组吗？不，不是！它完全是“四人帮”卵翼下的一具“怪胎”，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行帮组织。
疯狂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切活动，始终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竭力鼓吹和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按照“四人帮”确定的攻击目标，恶毒地提出：“在一个时期打击最危险的一翼”，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代表，特别是在中央掌握领导权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敬爱的周总理在世时，他们猖狂地攻击周总理；周总理病重和逝世后，他们就百般诬陷打击邓小平同志；在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他们又恶毒地攻击华国锋同志。这就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数年来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所走过的罪恶道路。
“四人帮”及其余党，一贯把敬爱的周总理看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原写作组那个二头目就曾阴险地说：“为什么全国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依我看……因为还有一个大人物在”。他叫嚷“老的去不掉，新的起不来”，扬言“要去掉这具偶像”，露骨地攻击周总理。一九七二年，他们又借关于基础理论研究和整顿企业管理的问题，大做反革命文章，叫嚷这是“刮理论风”、“右倾回潮”，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结帮篡党，阴谋“组阁”夺权，他们打击诬陷周总理也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转移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阴谋文艺，伪造历史，借古讽今，不批林，假批孔，大搞所谓批“周公”。在报刊上首先抛出“二千多年来儒法斗争延续到现在”的反动观点，叫嚣要揪“现代大儒”的，是他们；在全国掀起大批“宰相”风的，是他们；大刮批所谓“尊孔卖国”风的，也是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制造事端，打击陷害周总理。在北京，“四人帮”借“风庆轮”事件，在国务院大轰大闹，叫嚷要揪“后台”；在上海，那两个余党更是赤膊上阵，齐声鼓噪：“要把文章做足”，“要十八般武艺一起上”。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抛出的大小文章就有一百多篇，以“风庆轮”为背景的电影、戏剧、小说、电视、广播也纷纷出笼。“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的恶言毒语，一起喷向敬爱的周总理。他们就象红了眼的疯狗，见到周总理的影子就狂吠，听到周总理的指示就反对，周总理讲到哪里，他们就反到哪里。
在周总理病重期间，毛主席亲自委托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四人帮”的胡作非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更是怀恨在心。他们窥测方向，伺机反扑。一九七五年七月，姚文元窜到上海向那两个余党交底，恶毒地说：“你们不要急，反错必出错，到一定时候出来讲话比较合适。”这个阴险的反革命策略，充分说明了“四人帮”诬陷打击邓小平同志是完全有预谋的。到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张春桥便专门指示那两个余党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路线斗争上去”，责令他们“不要做桃花源中人”。与此同时，张春桥又把送给政治局的一份关于《汇报提纲》的材料，直接捅给原写作组；姚文元也捅来了他对《论总纲》的四十七条黑批语；他们又指示上海的余党对《二十条》要“系统地批一批”。原写作组的大头目得意忘形地叫喊：“拿到了重磅炮弹”，狂吠要“加温”，“要四面八方开花”，“出点格没有关系”。一九七六年三月，他们伪造了一篇青年工人批《二十条》的所谓《批判会纪要》，接着又炮制了《读一篇未及发表的文稿》、《〈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选批》三篇黑文，为在全国批所谓“三株大毒草”打了头阵。他们兴高采烈地狂叫：“抢到了三个头功”。
“四人帮”妄想通过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之后自己上台。当时，他们在上海街头公然刷出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幅标语。但是，毛主席亲自指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又一次挫败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四人帮”恨得咬牙切齿，张春桥迫不及待地给原写作组那两个余党发出黑指示，要他们“警惕出修正主义，在党内、在中央”。他唯恐奴才们不明了，特地在“在中央”三个字下面划上了两条杠杠。余党们心领神会，又以百倍的疯狂攻击华国锋同志。他们抛出了司马光、袁世凯以至蒋介石等等一系列所谓“上台”的文章，对华国锋同志进行恶毒的影射和诽谤。尤其反动的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原写作组那两个余党，又根据张春桥关于“有些话国内不好说，可以借批苏修来说”的黑指示，绞尽脑汁，策划了一篇所谓《耐普曼日记》，假托苏联一个老资产阶级分子讲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的情况，来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可是，他们做贼心虚，再三谋划，终究不敢拿出来，至今成了“四人帮”和原写作组反对华主席的一个铁证。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不仅有一条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公开的战线，还有一条大搞特务情报的“隐蔽”的战线。这些年来，他们一直肆无忌惮地搜集私整黑材料，罗织罪名，诬陷中央领导同志。早在一九六九年，张春桥就授意他们汇编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动思潮资料简编》，将当时八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断章取义、斩头去尾，统统作为“反动思潮”编进《资料》。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他们为了适应“四人帮”加紧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需要，急如星火，连夜摘编所谓“奇谈怪论”的黑材料，一口气点了十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名。
与此同时，他们还调动各种力量，以“调查”为名，为“四人帮”搜集反党材料，说什么这是“上面打仗用的炮弹！”先后持续两年之久的所谓“外贸调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九七四年张春桥授意搞“外贸调查”，因为四届人大召开，“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失败而草草收场。到了一九七六年，他们又搞第二次“外贸调查”。写作组的大头目亲自为这次调查定下基调，攻击“外贸部就是洋行买办部”。他们这样干，仅仅是为了要整垮一个外贸部吗？当然不是！那个大头目嚣张地说：“真正的斗争不在外贸部，而是在中央政治局里头。”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还十分卖力地为“四人帮”出谋献策。一九七五年底，张春桥写信给那个大头目说：“希望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它的特点。”那两个余党马上向张春桥送上条陈，别有用心地建议要批“四个现代化”。他们以所谓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名，把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领导干部，打成搞所谓“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还建议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作“科学论证”，妄图以捍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为幌子，把一切反对“四人帮”的人统统打倒。这种极其恶毒的反革命策略，张春桥看了正中下怀，马上回信嘉奖：“所有的意见，都对我有用，启发我想问题。”果然，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就掀起了一股股批“四个现代化”，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批所谓“复辟党”“还乡团”的黑风。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为了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然而，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所有这些罪恶行径，恰恰起了从反面动员人民起来把他们打倒的作用。
卖力拼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帮”理论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不仅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而且妄图为“四人帮”拼凑所谓理论体系。他们凭着反革命的经验，深知理论的重要。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大头目在讨论一本书稿时曾毫不掩饰地说：“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这本书如果站得住，其他问题就好办了。”这就是说，有了他们炮制的反动理论为基础，“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可以站得住脚了。不仅如此，那两个余党还在私下议论说：“共产党的领导总要会搞理论的”，“理论上的权威必然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他们竭力把“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打扮成“理论上的权威”，以便有朝一日，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成为“当然的领袖”，全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几年来，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调集大批人马，著书立说，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史、近代史到党史，从文艺理论到教育学，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全面篡改，另立“四人帮”的理论体系。
一九七一年下半年，原写作组在张春桥的授意下，私自设立了编写党史的摊子。他们全面篡改党的历史，竭力贬低和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还无耻地捏造历史，为“四人帮”树碑立传，在他们所编党史的社会主义部分中，提到叛徒江青的名字就有十处之多。在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原写作组的余党，也力图使这本书纳入“四人帮”的轨道，下令要以张、姚的反动观点作为指导思想。周总理逝世前后，他们根据张春桥的黑批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修改本中大肆宣扬“党内出现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竟然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说成是“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这是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道道地地的“四人帮”的“政治经济学”。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炮制文章也好，编写专著也好，都是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的。这里略举几个例子，看看他们鼓吹的究竟是什么货色，要另立的是什么体系。
其一，所谓“半截子革命论”。他们在张春桥授意炮制的《革命与资本》等黑文中，把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说成是“早年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参加了我们的党，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便跳出来疯狂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成为“走资派”，成为“半截子革命派”。胡说这种“前半生革命、后半生不革命”的“半截子革命派”，是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其二，所谓“分配差别就是阶级剥削论”。他们胡编乱扯，说“党内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从处在大官们的利益这种经济地位上转化过来的”，那些由于分配上的差别而产生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同老的资本家一样，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存在的”。他们荒谬地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说成是产生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根源，把级别高、工资多，当作划分“走资派”的经济标准。
其三，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论”。原写作组在给姚文元的一份选题计划上提出这个论点，姚文元大加赞赏，在“焦点”两字下连划三道杠。于是，他们大肆鼓噪“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革他们的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他们炮制的这个所谓“焦点论”，把继续革命的全部任务，归结成一个“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把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维护者”，从而把老干部都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
其四，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三种形态论”。他们胡说什么：“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产阶级，到垄断时期的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在它发展过程中依次出现的几种形态。”这种谬论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肆意践踏。
在炮制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他们还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调查，筹划为张春桥炮制《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文章，狂妄地要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抗衡。他们还大搞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调查，宣称要编一本和当年毛主席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相类似的书，由张春桥来作序言，写按语。凡此种种，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妄想使“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由“理论上的权威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犯下的反革命罪行，说明控制原写作组的余党完全是一伙反党成性的反动派。然而，这伙张牙舞爪的反动分子，内心里却虚弱得很。他们自己就把炮制的每一篇黑文比作一块块埋葬自己的墓砖，等待着“坐牢、杀头”的结局。但是，他们象一切赌棍一样，“干了又怕，怕了又干”，决计为“四人帮”卖命到底。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不甘心自己覆灭的命运，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在这出丑剧中，这批用笔杆子杀人的“文化人”，要拿起枪杆子杀向无产阶级了。写作组那个大头目狂叫：“豁出命来干。”二头目叫嚣：“我们一起干，我是不怕死的。”那个大头目连夜亲自赶到报社、电台进行策划，勒令报纸不发新华社的全国通稿，要电台不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他们还为“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出谋划策，提出“破坏铁路、桥梁”，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他们妄图孤注一掷，把上海一千万人民推向血海。
然而，就在他们疯狂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日子里，他们的反革命的绝望心境也暴露无遗。那几天，他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边叫嚣“大干，大干”，一边瘫在地上悲鸣“完蛋，完蛋”。他们在会上声色俱厉，一躺上床就吓得做恶梦，出冷汗，一个个象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及原写作组的那些余党，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都不过是纸老虎。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也在这最后的猖狂一跳中，宣告了自己的灭亡。他们不是经常在帮刊《学习与批判》上恶毒地咒骂，要把革命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现在，这句话完全奉还给他们自己了。真正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正是他们这伙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及其余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