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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
郁文
在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重要时刻，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一个全党动员，大办科学，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群众运动，正在迅猛兴起。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感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要象当年走上战场一样，站在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前列，英勇奋斗，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毛主席对基础科学历来十分重视，并从哲学的高度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周总理一直亲自培育和扶植我国基础科学的发展。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已经重病在身，还按照毛主席在科技工作方面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大力推动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周总理站得高，看得远，从本世纪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展望更远的未来，抓住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个战略问题，指示我们尽快地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搞上去。
基础科学，顾名思义，是科学技术的基础。基础科学是研究物质运动基本规律的科学，它来自应用科学，又指导应用科学，为应用科学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当然，基础科学的研究，也同样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技术的运用。基础科学又是整个科学技术的前沿。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在不断地向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发展。毛主席说过，物质世界在小的方面是无限的，在大的方面也是无限的。基础科学是处在认识这两个方面的前沿。在这里，不断提出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又不断分化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兴学科，直接推动着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历史证明，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往往能够推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重大的技术革新以至技术革命。
基础科学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战的一个重要阵地。细胞、能量转化、达尔文进化论三大发现，曾经为创立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提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在基础科学领域，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历来是十分激烈的。我国科学工作者，应当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科研工作，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贡献。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很难设想，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建立在只是从外国输入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的基础之上。应该说，没有自己高度发展的基础科学及有关的新兴学科，就不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邓副主席最近在会见外国科学家时指出，真正的爬行主义，是不搞基础理论。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发展基础科学的路线是非。总之，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如何尽快地把基础科学和有关新兴学科搞上去，是一个战略问题，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发展基础科学和新兴技术学科，科学院和高等院校是两支重要的方面军。高等学校的发展方向，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因此，这次全国学科规划，一定要把高等院校这支重要方面军的力量规划好，组织好。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研究所，也要规划进去。应当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组织起来，规划进去，为把我国的基础科学和新兴学科搞上去，团结战斗，共同努力。
要高速度地把我国基础科学搞上去，一定要有一套战略思想，一个宏伟的战略目标。关于二十三年的战略目标，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邓副主席最近作了明确的指示，这就是：在本世纪末，我国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相当的部分赶上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个别的超过。我们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在这个总目标下，我们几个阶段的战役怎么打，三年、八年的目标怎么提，看来各门学科情况不大一样。从总体上说，八年内，主要是壮大队伍，创造条件，打好基础，同时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有所赶超。八年分为二段，大体上，前三年以打基础为主，后五年，在进一步打好基础的同时，狠抓某些方面的重点突破，迎头赶上。
关于战略部署，就是要解决好全面安排，突出重点。根据基础科学的特点，全面安排是很重要的。各门基础学科研究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有不同的研究对象，要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它们只能互相促进，不能互相代替。现代基础科学又相互渗透，异军突起，出现很多边缘学科，开辟不少新领域和新技术。四个现代化提出的许多科学问题，往往是综合性的，需要多门学科开展综合研究。因此，我国的基础科学，应当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要有宽度，有深度，有纵深布局，有战略储备，有我国的特色，能解决我国四个现代化提出的重大科学问题。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指出，“规划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这一重要精神，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加以全局的衡量，分出轻重缓急，优先安排好重点项目，突出重点，带动全局。
如何选择重点？首先要抓四个现代化向我们提出的关键问题。四个现代化是我们这次规划的灵魂。我们发展基础科学，不是为学科而学科，而是应当把国家的需要、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摆到首位。这是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是个政治方向问题。我们要自觉地具体地把基础科学同四个现代化挂起钩来。当然，对挂钩应作广泛的理解：有近期的，有长远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也允许有些暂时挂不上钩的，但要注意去挂，注意阶段成果的社会应用。在这三年和八年内，我们要下决心解决一批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侧重于从基础和理论的方面去解决问题。同时，要抓起主导作用的带头学科、带头领域、带头课题。学科之间相互促进；但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总有某个或某些学科或领域，起着带头的作用。人类认识自然，在不断向微观和宏观两个无限的方面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层次。自然科学正在酝酿新的重大突破。我们要经过调查研究，百家争鸣，有个粗略的估计，有意识地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
把基础科学搞上去，最根本的措施是端正路线，加强领导，发动群众。此外，还要有切实有效的组织工作，还必须抓具体措施。最重要的是要加强科研队伍的建设。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切实解决一些经过努力可能解决的实际问题，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树雄心，立壮志，为革命刻苦钻研，埋头苦干，多做贡献，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研队伍。八年内，科研人员在数量上要成倍增加，质量上要有大的提高。
科研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大学的专业设置，研究生的培养，出国留学和考察，在职科研人员的培养、提高，以及对青少年的科学普及教育等等，都要作出规划。要抓紧实验装备的革新。要建立一批大型的、尖端的实验设备，同时也要改善量大面广的“常规仪器设备”。要建立若干个科学仪器工厂，作为骨干，形成研究、试制、生产和服务的完整体系。注意科研机构的合理布局，适当调整领导体制。特别要注意发挥高等院校作为科学研究一支重要方面军的作用。高等学校既要出人才，又要出成果。要恢复和加强学会的活动，开展百家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大力做好科学普及工作。现代科学的管理，其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因此，必须建立一套适合于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管理工作。这些，都是为订好和实现战略规划所必需的。
我们都要争当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促进派。为此，必须跳出本单位、本学科的圈子，胸怀全局，共同努力，密切协作。在这次规划会议上，已经出现了思想活跃，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团结战斗的生动局面。我们相信，在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制订出一个好的规划，达到在本世纪内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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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新儿科学
福建省第一医院儿科主任 叶孝礼
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是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多年为之奋斗促其实现的伟大理想，是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卫生战线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有其特殊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何相互取长补短是中西医结合的关键。根据我们二十年来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对一些病因明确的疾病，可以采取西医诊断和中医辨证分型相结合的方法治疗，这样既有现代医学的客观检查依据，便于总结临床经验和科学研究，又能保持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达到整体分析、全面治疗的目的。对一些危急重症或所谓“不治之症”，更需要发挥中医和西医的长处，实行中西医结合。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我们接收了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孩，当时病孩鼻孔大量流血，生命危在旦夕。入院后多次输血，仍然出血不止。后来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根据祖国医学的理论，认为本病是虚劳亡血，按“虚者补之”的原则，应以补血为主，病孩长期出血不止，大多由于脾虚不能统血。我们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采用加减归脾汤，配合少量输血及激素，治标治本兼施，经一年多治疗，出血危象终于解除。然而，“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出血危象解除后，病孩又出现了津液亏耗症候。我们本着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原则，改用清热增液养阴法。前人治疗血液病，大多采用温补之剂，我们却大量使用寒凉药如犀角、羚羊角等。病情缓解后，应家属的要求转院进行了脾切除术，术后皮肤仍现小出血点，复转来我科治疗一年多，血象终于完全恢复正常。经过四年随访，病孩健康状况良好，已继续上学三年多。从这个病例可以看出，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中西医结合，才能提高治疗水平，为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探索新路。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西医结合，目的在于发掘祖国医药学的精华，在发掘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发掘祖国医药学遗产，有三种途径：从祖国医学的著作中吸取其精华；继承名老中医的经验；对中草药的疗效进行整理和推广使用。当前，我们科室中西医结合的重点是总结名老中医的经验，并适当地开展中草药工作。为了发掘祖国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对一些中医具有丰富治疗经验的常见病、多发病，即使西医能够解决问题，也应当实行中西医结合。我们聘请的老中医林景堂，擅长治疗小儿消化道疾病，我们就选择小儿腹泻及痢疾作为中西医结合的重点课题。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发掘一些祖国医学对这些疾病的治疗经验，丰富了现代医学内容，为系统创造我国新儿科学开辟了途径。我们曾遇到一例婴儿腹泻，发病已两周，用过多种抗菌素及西医对症处理，都无效。婴儿入院后腹泻日达二十多次，中医辨证认为是久泻脾肠不振。按照中医“久必升提，滑须固涩，虚者补之”的治疗原则，我们采用理中汤加味治疗，配合西医输液疗法。病人服中药三剂，腹泻次数便明显减少，我们再给以和中健脾的药物，连续三日，便痊愈出院。我们认为，西医采用抗菌药物治疗婴儿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腹泻虽然有效，但祖国医学根据腹泻的起因和症候，分为寒泻、热泻、虚泻、实泻辨证论治，注意到内因和外因、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的确显示了祖国医学的独到之处，可以弥补西医的不足，值得我们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中西医结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斗任务，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劳动，艰苦的努力。我们刚开展中西医结合时，既没有中医理论基础，也缺少临床实践经验，一切从头学起。我们坚持以在职学习为主，在老中医热情帮助下，边干边学，从一方一病入手，学治一个病，总结一次实践经验。由浅入深，从一个病种到一个系统，从认识一个病种的常证到变证，学习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循序渐进，逐步掌握中医辨证论治法则。比如加减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是治疗急性肾炎的验方，从一九五六年起我们就开始研究它的疗效，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于一九六○年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研究肾炎辨证分型和中西医结合疗法，继续提高疗效。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辨证分型治疗二二九例，与单纯用西药治疗对比，疗效提高二倍多。经随访部分病例说明，一年内均已痊愈，无一例转入慢性。通过这样从一方一病到辨证分型治疗的长期实践，我们对肾炎的认识和治疗就逐步深化，先解决了一般性肾炎（常症），又解决了重症肾炎（变症），使中西医结合一步一步向前推进。
中医的精华在于辨证论治，而掌握中医辨证论治的关键在于认真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由学好中医基础理论进而掌握辨证论治法则，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短期脱产学习可以解决的。因此，西医学习中医，除了必要的脱产学习以外，更重要的是坚持在实践中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反复实践，不断提高。在向老中医学习临床经验时，要放下架子，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虚心学习，刻苦钻研，长期坚持，才能取得成效。
二十一年来，我们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先后对小儿腹泻、痢疾、肾炎、麻疹、肝炎、肺炎及寄生虫病等二十多种病，总结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经验和体会，并摸索了中毒性脑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白血病等疑难重症的治疗方法，以及严重呼吸衰竭、急性尿毒症等的抢救，医疗质量比过去有了提高，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也越走越宽广。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点科研成果，但是，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相差很远。现在，全国人民在党的十一大精神的鼓舞下，都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为完成华主席提出来的八项战斗任务而奋斗。我们这次在中西医结合规划座谈会上也订出了十年规划，奋斗目标更明确了。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为尽快地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儿科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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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遥人民抗洪记
八月的晋中平原，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色，高粱、玉米、谷子……样样赛过往年。
但是，突然一场特大暴雨向平遥袭来：从八月五日二十三时半开始，暴雨连续下了八个半小时，降雨三百二十三毫米。雨量之大，降雨之猛，均为历史所罕见。暴雨来临，造成平地起水，山洪暴发。全县四个水库和十六个塘坝相继决口，洪水从四面八方汇成一股强大的急流，压过田野，闯进村庄，冲毁公路干线和铁路桥梁，冲倒电线杆，一度造成南同蒲铁路和几条公路干线运输中断。全县十九个人民公社中有十七个公社不同程度地遭受洪灾。但是，在这场特大洪水面前，英雄的平遥人民，不畏艰险，力战洪灾，用大寨精神谱写了一曲曲共产主义的英雄凯歌。
过硬的领导班子
平遥县各级党组织在带领群众抗洪斗争中，成了坚强的战斗指挥部。暴雨发生后，中共平遥县委召开了紧急常委会，研究了抗洪措施。县委“一班人”都投入了紧张的抗洪斗争，亲自带领部、局领导干部奋战在抗洪第一线。常委雷维林、马兴带领一千名民兵前往尹回水库奋勇护坝。常委任锦亮冒着暴雨带领工作队去洪善公社指挥抗洪，顺着铁轨时走时爬，整整在水里奋战了五个多小时，才赶到了公社、大队，指挥群众抗洪救灾。
派往达蒲公社领导抗洪的县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赵景英，为抗洪的社队干部探水领路，趟着齐腰深的水，不顾水大流急，始终走在最前面。途中一股激流把他们冲回来，无法前进。赵景英就带领社队干部在水中向党宣誓：“我们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为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需要我们牺牲个人生命时，要做到英勇无畏；只要我们活着，就要与贫下中农同生死、共患难，全力以赴抗洪救灾，把洪灾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赵景英就是以这样顽强的精神，带病在水中跑了一村又一村，整整坚持了四天。中共晋中地委驻沿村堡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郑先华，是个二十四岁的女同志，她在五里庄大队，同大队党支部成员一道带领干部、民兵趟水把一千多名社员抢救出来，又赶到邻近的京陵大队。这时候，村里村外到处是洪水急流，大水已淹到她脖子根。她拚命在水中挣扎，找见了被水冲散了的干部，每人抱住一棵树，在水中召开了紧急支委会议，进一步研究了抢救群众的方案。郑先华对大家说：“有党支部在，有党员在，就不能让群众遭受损失，不管有多大困难，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要抢救群众脱险。”她的话表达了大家的共同心愿。
正在县委党校学习的达蒲公社西达蒲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世元，一回到村里，到处是一片汪洋，他奋不顾身地带领抢险队员，挨门逐户去抢救社员。与洪水搏斗了一整天，使全村一千多名社员安全转移。在抢救过程中，李世元明明知道自己家里也被水淹，一家人面临生命危险，他却几过家门而不入，奋力去抢救别的社员。后来，还是被抢险队员发现，才把他一家人抢救出来。
英雄的人民
八月六日凌晨，当咆哮的山洪漫进许多村庄时，广大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置个人家庭于不顾，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集体财产。岳壁公社金庄大队的洪水深达两三米，把村里的房屋连片冲毁了。在这危急关头，第四生产队的李光玉带领了十三人手拉着手冲过激流，去抢救供销分店。风大雨急，洪水不断向屋里漫进。李光玉呼唤大家：“有人在，决不能让国家财产受损失。”没有草袋，他们就一个个紧靠着关闭的大门和窗口，用身体做人墙挡洪水，泡在水里坚持了大半夜，抢救了库存商品，终于使供销社财产免遭损失。
抗洪英雄在平遥县真是数不胜数。沿村堡公社沿村堡大队社员刘攀栋，当大队组织基干民兵去邻村抢救阶级兄弟时，他找见大队干部要求参加抢险队，大队干部见他年纪大不批准。刘攀栋着急地说：“抢救阶级兄弟，还分什么年龄！”由于他坚决要求，大队党支部终于批准他为抢险队员。五里庄大队猪场一个饲养员被两三米深的洪水围困在屋顶上，他纵身跳入洪水前去抢救。结果，饲养员得救了，刘攀栋却被洪流卷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抗洪救灾的先进人物中，还有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尹村学校红卫兵薛福庆，平遥县委给他记了特等功。薛福庆是在八月五日夜间暴雨成灾后，洪水的咆哮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没有告诉父母，一个人趟水到邻村的京陵大队去救人。那时候，京陵大队水大流急，他个子小，洪水不断地灌进嘴里。薛福庆不顾个人安危，抱住了一根木头，向在房上呼救的六个小孩游去，靠着这一根木头，往返三次把这六个小孩抢救到一个高坡上。六个小孩得救了，薛福庆已累得精疲力尽。这时候，他又听到不远的地方传来呼救声，便急忙抱着木头游过去。这里有四个妇女被洪水困在一所房子里，他又一次一次地把这四名妇女救出来。薛福庆在抗洪抢险中英勇无畏，舍己救人，却象雷锋那样一声不响。直到京陵大队一位得救的妇女认出他来，他的英雄事迹才被发现，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可贵的风格
沿村堡公社钦贤大队受洪水冲击，房倒屋塌严重，一百七十多户人家，仅有十二户房屋可以住人。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轻灾的社员主动把无家可归的社员接到自己家中去食宿。岳壁公社金庄大队贫农女社员吴玉仙，在大部分社员粮食被冲后，她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一点存粮拿出来，做了一锅饭，请大家到她家去充饥。
洪灾发生后，省里、县里及时把各种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灾区。洪善公社南营大队灾情十分严重。但是，在县委把四千多斤成品救济粮运来时，这个大队的党支部认为，物质上的救济只能解决一时困难，自力更生的精神，才是真正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经过和社员研究，大家一致提出：感谢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这成品粮我们不能收，我们要学习大寨人，坚持自力更生精神，困难由我们自己来克服，决不给国家增添麻烦。这些成品粮送给那些灾情比我们更严重的兄弟队吧。就这样，他们退回了国家发给的救济粮。沿村堡公社京陵大队贫农女社员张秀明，在帮助娘家清理倒塌了的房屋时，从淤泥下面刨出一个小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二百元现金和一张二百元的银行存折。张秀明揩净存折上的污泥，辨认出是本村郝士帮的钱包，便立即将钱和存折交还失主郝士帮。
英雄的平遥人民，以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取得了战胜洪灾的重大胜利，把洪灾带来的损失缩小到了最低程度。全县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达一万多人。最近，平遥县召开了有一千三百多人参加的抗洪救灾庆功大会，表彰了英雄模范人物，总结了抗洪救灾的先进经验。他们决心在大灾之年，夺来历史上最好的丰收，为天下大治添色增辉。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