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
——批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教育部大批判组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炮制了一篇毒汁四溅的黑文：《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以下简称《篡改》）。文章先在《红旗》杂志上抛出来，《人民日报》和许多报刊立即转载。这篇文章把原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的正确讲话诬蔑为“奇谈怪论”，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四人帮”及其干将、爪牙们一时得意忘形，手舞足蹈。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教育战线的革命师生，却从这“以笔杀人”的刀光剑影中，预感到一场激烈的斗争即将到来。
蓄谋已久的反革命阴谋
这场斗争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党的十大以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使用种种阴谋手法，猖狂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大权、架空毛主席的狂妄野心。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他们阴谋组织自己的“内阁”，妄图打倒周总理。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并粉碎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
毛主席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并且进行了部署。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七月，毛主席又作了关于电影《创业》的光辉批示，提出了“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的英明决策，痛斥了“四人帮”摧残文化教育事业的严重罪行。
这样，“四人帮”及其一伙陷入空前被动的困境。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躲到上海，在阴暗角落里发泄不满：“过十年以后再看！”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提心吊胆地说：“我很苦闷，不知什么时候丢掉脑袋！”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也预感到末日不远，悻悻地说：“我现在上上干校，挤挤公共汽车还可以。”就连最爱“露峥嵘”的叛徒江青，也几个月不敢出头露面。
一九七五年秋，针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发出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的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自抓了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工作，就科技和教育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严肃地指出：这些年教育上的问题，“根子不在教师，恐怕也不在学校领导，根子在教育部门领导，在管教育的。”斗争矛头直指“四人帮”及其在教育界的黑干将迟群。
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教育战线进行整顿，就是对“四人帮”及迟群之流的大清算。因为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他们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就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妄图利用教育阵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面目就要彻底戳穿，他们自封的教育革命的“功臣”、“旗手”之类的桂冠，就会一顶顶落地。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进行全面反扑。
且看他们手忙脚乱的丑恶表演：
在北京，“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一面将周荣鑫同志的讲话经过歪曲、篡改后向姚文元密报，一面指使“四人帮”在教育部的一个黑爪牙给毛主席写诬告信，捏造事实，诬陷周荣鑫同志。与此同时，迟群还指使他安插在教育部的坐探，溜门撬锁，鼠窃狗偷，通宵达旦地偷抄国家机密，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在外地，他们把两校与辽宁、上海的死党、亲信、余党连成一线，昼夜不停地搜集、编印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经过一番阴谋筹划，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姚文元指使他们在《红旗》杂志的一个亲信，授意两校大批判组，炮制了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反党大毒草：《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并反复强调，文字“份量要重一些”，“这是一个信号”！《篡改》一经抛出，两校大批判组、“初澜”、“苗雨”等纷纷上阵，呼风唤雨，推涛助澜，大肆鼓噪。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他们陆续从科技、文艺、卫生等各条战线发动疯狂进攻，密切配合。这一切充分说明，《篡改》在“四人帮”整个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中，占有首先发难的重要地位。
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毒箭
《篡改》首先在大学招生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诬蔑为“奇谈怪论”，横加批判，妄图对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煽动，用心极其险恶。
一九七二年，美籍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时，建议我们采取措施，从小培养基础科学人材，进大学后，一边学习，一边劳动，以培养一批年龄较轻的科学工作者。敬爱的周总理赞成这个建议，并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明确指示：现在的教育革命还在试验阶段，可以从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中学毕业生中选拔好的，直接上大学，每年劳动一个时期。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并指出：这个办法，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大学生是平行的。周总理的指示，“四人帮”和迟群明明知道，却拒不执行。
一九七四年，美籍中国科学家再次来华，重提上述建议。五月三十日，毛主席在接见他们时，明确表示，对该建议是赞成的。张春桥一时慌了手脚，竟然大耍无赖，胡说什么“毛主席接见时的谈话，记录记错了”。再次进行抗拒。
特别恶毒的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迟群竟把周总理的指示掐头去尾编进所谓“右倾翻案言论”。在炮制《篡改》这篇大毒草的过程中，炮制者生怕过于露骨，提醒迟群：这是周总理的指示。迟群阴险狡诈地说：“引一些代表性的言论，抓住两三句话，展开分析批判，一看就知道是谁说的。”
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造成了不少学生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的现象，身体也搞坏了。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毛主席发出了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级各类学校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过去那种“关门读书”、“三脱离”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在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生的同时，也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就成为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毛主席非常重视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但是，从来没有反对过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早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指出：河南长葛县有的中学实行勤工俭学，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可见，只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这样的高中生上大学，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体系指引下，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教育事业，教育才能兴旺发达，国家急需的各种人材才能得到及时培养。就大学说，可以有重点大学，也可以有一般大学，可以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也可以有各种形式的业余大学。就大学生来源说，既可以从上山下乡和回乡的中学生中选拔，也可以从中学生中直接选拔，又可以不受学历的限制，广泛地从各行各业的知识青年中选拔，为国所用，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文化大革命以来，艺术、外语、体育等专业，都从中学生中选拔过一些人材，直接上大学，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针对我国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的现实，选拔一批有研究才能的中学生直接升大学，在大学学习期间也参加一定的对口劳动，这样既解决了知识学习的连贯性问题，又坚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而且培养出来的人年纪较轻，这正是从根本上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四人帮”妄想从这里捞点稻草做文章，完全是痴心妄想！
打着反篡改旗号的疯狂篡改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四人帮”的喊叫不可谓不吓人。然而，究竟是谁篡改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呢？
教育为那个阶级的政治服务，是关系到教育革命方向的首要问题。在《篡改》中，“四人帮”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然而，这是放烟幕：且看，在他们所控制的大学里，谁安排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学，就被诬蔑为“苏修的框框”，“学党史是给走资派脸上贴金”。他们要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作斗争上”，而且“能和走资派斗，就可以打九十九分”。这难道是培养学生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吗？否，这是教唆、诱骗学生去削弱、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教育学生反修防修吗？否，这是打着反修的旗号，妄图把青年学生拴到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战车上，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卖命。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坚持不坚持这一条，是关系到教育革命方向的一个重要问题。“四人帮”接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叫得震天响，《篡改》也写道：“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根本途径。”说得多么好听！但是，我们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吧！毛主席指示要“以学为主”。他们却说什么：“大学没有专业”，“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铁锹就是专业”。他们砸毁实验室，荒废图书馆，给勤于教学、肯于钻研的师生扣上“智育第一”、“白专道路”的帽子。既然如此，还有什么以学为主呢？在他们控制的大学里，有的班级的专业学习时间全年只有八个星期，仅占全年学时的百分之二十。为了制造反对以学为主的“理论”根据，张春桥公然篡改马克思原著，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保护童工而提出的不得超过的劳动时间，篡改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学生劳动时间的“设想”，胡说什么马克思主张十六到十七岁的学生每天劳动六小时。如果照此办理，我们的学生还能以学为主吗？提高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是毛主席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反对以学为主就是阉割了这样一项重要内容。毛主席指示要“兼学别样”。可是，在“四人帮”的统治下，一些学校的学工学农，竟被他们纳入“开门捣乱”、“开门夺权”的轨道。反党电影《反击》不就是用反动的艺术形式，毫不掩饰地宣扬迟群的“开门办学＝开门夺权”的谬论吗？
“四人帮”和《篡改》的作者还把清华大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当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先进经验大肆吹嘘。本来，如果从理论联系实际上改革教学，在一定条件下结合生产任务是可以的。但是，“四人帮”大搞绝对化，把它当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唯一形式，强行推广到整个教学的全过程，根本否认人的认识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规律，否认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否认知识的系统性。迟群一伙极力鼓吹学员一进校就“打硬仗”，“受锻炼”，宣扬典型任务上得越早、越大越好。有的专业，学员入学就交给和当时高班毕业实践一样的任务，结果只能是教师出方案，学员跟着转，简直是对广大工农兵学员的坑害！“四人帮”所谓的“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就是不要基础理论，不要系统知识，搞的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教育由谁来领导，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坚持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的一个根本问题。“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四人帮”以“帮”篡党，以“帮”代党，拚命反对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他们在学校中煽动无政府主义，鼓吹“和党委对着干”，“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挑拨工宣队和学校党委的关系，成立凌驾于党委之上的“上管改委员会”，制造三权鼎立的局面。他们到处挥舞“走资派”、“投降派”的大帽子，疯狂打击学校的革命领导干部。“四人帮”对学校中党的领导干部能打倒的就打倒，不能打倒的就打病、打跑，这还谈得上什么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
“四人帮”和《篡改》的作者还抓住“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这句话大批特批，甚至挥舞起“右派”的大帽子定人罪名。他们的矛头，表面上指向周荣鑫同志，实际上是指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在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的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提出外行的同志要热心于变成内行。这有什么不对呢？毛主席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为无产阶级办教育必须热心教育，热心科学。学校的党组织要有专人主管教学。这样的同志应当是内行，至少应当是接近内行的外行。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教育工作尽快搞上去。“四人帮”破坏党对学校的领导，反对学校党的领导干部又红又专，这只能证明他们口谈教育革命的方向，干的是破坏教育革命的勾当。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四人帮”及其御用“北门学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所炮制的反党乱校大毒草，贯穿着这样一条黑线：从教育上发难，诬陷周荣鑫同志，为打倒支持周荣鑫同志工作的邓小平同志造舆论，罪恶的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篡改》在全国造成的恶果是很严重的。它直接涉及的虽然只是教育上的几个问题，但起的破坏作用和恶劣影响极大。在它的煽动下，一大批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负责同志遭受迫害，教育战线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横遭打击，整个教育革命几乎被断送。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胜利地进行了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不仅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毛主席亲手开创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使我们更加明确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必胜的。任何妄图篡改历史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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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医院怎样为工业学大庆服务
——吉林市第四人民医院的调查报告
在贯彻落实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过程中，吉林省吉林市第四人民医院党总支反复学习领会“六·二六”指示的精神实质，学习周总理对卫生工作要“一农村，二厂矿，三城市”的指示，认识到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基本思想，是医疗卫生工作要为大多数人服务。城市医院在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去的同时，应更好地为城市广大工人、干部服务，为工业学大庆服务，坚持面向工人，面向生产的正确方向。在这方面，他们的做法是：
一、改革医疗制度，方便病人。一九七二年以前，吉林市第四人民医院是白天八小时门诊。为了方便病人就医，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实行了二十四小时昼夜门诊，全院除中医科外，其它科，如放射线、检验、口腔、五官等科都开放，患者随来随诊。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以后，他们对医疗卫生工作做了一次全面检查，感到光从时间上保证病人随来随诊是不够的，还要不断提高夜诊质量。于是，他们进一步调配了夜间门诊的医疗力量，做到夜里看病和白天一样。今年春天的一个夜里，重庆路妇幼保健站一位产妇出现了失血性休克，急需抢救。他们知道后，立即把病人接来进行抢救。
二、组织几种形式的医疗小分队，直接为生产第一线服务。这些小分队是：
会诊医疗小分队。他们从内、外、妇、儿、五官、中医等科，抽调科主任和主治医生组成会诊小分队，每周三个下午，到该院分管的工厂，对工厂卫生所难以确诊的疑难病进行会诊。几年来，共为工厂卫生所会诊二万八千人次，大量的疾病被控制在基层，工厂出现了三高三少，即劳动出勤率高了，病号少了；工时利用率高了，到医院看病少了；卫生所医疗质量提高了，药费开支少了。
普查普治小分队。他们组织力量，春秋两季集中普查，平常每月普查一次。通过普查，发现了一些长期没有发现的疾病。如吉林市纸袋厂三车间，普查出工人得肺结核和风湿病的比较多。小分队向厂党组织反映了这个情况，协助卫生所建立了职工健康卡片，研制了防治方案，有计划地开展治疗。
突击医疗小分队。根据工厂生产和特殊任务的需要，医院组织力量到工厂或工地就地防治。一九七五年吉林铁合金厂开展夺铁保钢大会战，他们就派出医疗小分队和工人同学习，同劳动，同吃住。工人有了小伤小病，医务人员就当场诊治。
三、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提高工人的健康水平。他们除按传染病和流行病的发病季节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外，还主动协助工厂搞好劳动卫生，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吉林市砂石厂，多半是在高山上作业，工人们休息没有固定的场所，患风湿症的比较多。医务人员下厂后，广泛宣传野外作业防护身体的知识，并协助车间修建了工人休息室，改善了卫生条件。他们为搬运工人编了关节活动保健操十六节，教工人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还把防治职业病作为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请上级医院和职业病院的有关人员，共同研究制订防治职业病的方案，和工人、技术人员一道改善工业卫生和劳动环境。
四、建立红医站，培训工人医生。几年来，他们帮助没有卫生所的三十六个工厂办起了红医站，培训工人医生二百一十人次。培训方法，一是传、帮、带，在医疗实践中提高工人医生防治疾病水平；二是到医院进行短训。吉林市钣金厂，建站前，每天有几十个人去医院看病。一九七六年建站后，每天平均只有四、五个人到医院看病，出勤率大为提高。领导和群众高兴地说：“成立红医站，促进了工业学大庆。”
五、开设家庭病床，便利群众。有些慢性病患者到工厂卫生所或医院就诊有一定困难，医院就为患者开设家庭病床，送医送药上门。从一九七三年到现在，共开设家庭病床一千六百五十七张，深受群众的欢迎。他们把家庭病床列入医院的医疗计划，认真搞好治疗、护理。今年七月，有一位大叶性肺炎患者，病情较重，当时住院有困难，内科医生就为她开设了家庭病床，医护人员定时到她家里查房、视诊、护理。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和护理，这位病人痊愈了。
过去医院只管看病、用药。现在，医务人员通过深入厂矿，进一步改造了世界观，帮助工厂就地开展防病治病工作，使大量的疾病控制在基层，深受工厂领导和群众的欢迎。
本报通讯员（附图片）
四川医学院钩体病防治科研人员和电子显微镜室的人员一起分析钩端螺旋体的结构和特点，探讨引起肺出血的原因。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