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反革命丑剧中的一篇代表作
——批判吕达对《二十条》的诬蔑
中共辽宁省旅大市委批判组
去年三月，“四人帮”通过他们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授意吕达要搞一篇批判《二十条》的打头文章。并说：“这篇文章很重要，是政治任务，要赶快搞出来”。还一再叫嚣：“文章要跳出工业这个圈子，从政治上批，从战略、总体上批”，“要高屋建瓴，象梁效文章那样，很有气势”，等等。“四人帮”及其死党在旅大把持工交大权的那个亲信，急忙拼凑班子，亲自出点子，公然诬蔑《二十条》“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产物”，“是马钢宪法的活标本”。
吕达这篇文章，由“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派人参加，先后搞了四稿，修改八次之多。题目几经变动，调子越来越高。开始，他们给《二十条》定了“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后来感觉不够劲，又说它是“翻案复辟的罪证”，最后干脆把《二十条》打成是“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经过张春桥、姚文元审定，以几乎整版的篇幅，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人民日报》上出笼。这篇文章，为在全国掀起批判《二十条》的恶浪，划了框子，定了调子，确实是一篇反党代表作。
在这篇文章里，吕达按照“四人帮”的旨意，硬给《二十条》捏造罪名，说它是“背着”毛主席、“背着”党中央搞的。事实是，《二十条》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下起草的。一九七五年十月，国家计委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上明确提出了正在起草这个文件。政治局讨论了这个报告。这件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根本没有批评《二十条》，更没有说它是“大毒草”。这个情况，“四人帮”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这样干，完全是一个政治大阴谋。他们想把《二十条》的起草不仅仅说成是路线问题，而且说成是反党阴谋活动，为打倒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制造新的根据。用心非常恶毒！
《二十条》提出的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被吕达宣判为“不抓阶级斗争”的一个“罪证”，说这是“让人们埋头抓生产、搞建设，不关心国家大事”，“不让工人关心政治”。为了使他们这一荒谬的逻辑站得住脚，吕达还断章取义地引出了列宁的一段话。让我们看看列宁是怎样说的吧。
吕达引用的那一段列宁语录，出自《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是这样说的：“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管。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列宁的话能不能得出吕达的结论呢？不能。列宁批驳那种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的资产阶级观点，正是为了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政治意义。在这段话的前面，列宁给政治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接着，列宁又指出政治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在这段话的后面，列宁还指出，随着同白卫分子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当时，一九二○年，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白匪的破坏，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在挨饿，工厂陷于停顿，苏维埃俄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决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新生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同样，今天苏美两霸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在这种形势下，加快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因此，怎么能够说《二十条》提出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让工人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呢？列宁的结论是：“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371页）对照“四人帮”经常叫嚷的“阶级斗争搞好了，粮食颗粒无收也不要紧”，“路线正确，不出煤也要开庆功会”的胡言乱语，更可以看出他们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是怎样不择手段，任意截取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歪曲篡改马列主义的。
吕达还攻击《二十条》“否认工人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对工人群众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吕达在这里除了扣上两顶吓人的大帽子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根据，只得乞灵于断章取义、歪曲真象的鬼蜮伎俩。吕达说《二十条》“左一个‘严加控制’、‘一律不准’，右一个‘严格执行’、‘决不允许’”，用“王法”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二十条》明明是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为了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规定每年施工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新上项目，要“严格控制”，“新建项目不安排好处理‘三废’的措施，不准施工”；所有企业，要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凡是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准出厂”；各单位，都要加强劳动管理，“凡是应当业余进行的各种活动都不准占用生产时间”，“凡是不应当脱产的人员，一律回到生产岗位”；强调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七项生产管理制度一定要有，必须“严格执行”；“凡是以‘造反’和‘反潮流’作为资本，向党伸手，要当党员、要作官的，一律不给”，“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党委之上”。这些明确的规定和措施，有什么不对呢？那一条那一款背离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又那里有一丝一毫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影子？不难看出，吕达无非是打着依靠工人群众的旗号，煽动不要制度、不要纪律、不要管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倘若按着吕达所鼓吹的那一套搞下去，不搞统一计划，乱上项目，大搞计划外工程，那不是资本主义自由化了吗？倘若按着吕达所鼓吹的那一套搞下去，产品不讲质量，粗制滥造，生产一堆废品，那还有什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可言呢？倘若按着吕达所鼓吹的那一套搞下去，
“踢开党委闹革命”，以帮代党，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岂不成了一句空话？那样下去，“四人帮”及其亲信和爪牙就可以混水摸鱼，乱中夺权，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这才是真正取消工人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真正是对工人群众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
吕达在攻击《二十条》“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之后，笔锋一转，更加恶毒地攻击当时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工人群众面前趾高气扬，摆出一副大官老爷的架式，而在资产阶级面前却低三下四，露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胡说什么《二十条》“一方面竭力宣扬要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另一方面“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翻遍《二十条》，根本找不到“依靠少数资产阶级”的字眼，而把“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完全是凭空捏造。他们在这里耍了一个见不得人的鬼把戏。《二十条》写的是，“要实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历史任务，没有大批政治觉悟高而又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说的“人材”，不仅包括科学技术人员，也包括领导干部和工人。吕达把“大批政治觉悟高”这句话拦腰砍去，又把“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统统打成资产阶级“专家”、“权威”。这不是典型的帽子公司吗？！至于说什么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更是荒谬绝伦。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成套设备，归根到底是外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引进一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成套设备，也是为了向外国的劳动人民学习，加速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况且，我们这样做，是在自力更生基础上进行的。这怎么能够说是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呢？在“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今天，吕达的这些喧嚣鼓噪，象泛起的沉渣一样，被淹没在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之中。“雪侮霜欺香益烈”，被吕达诬蔑成“毒草”的《二十条》，正象饱经风雨的战地黄花，更加散发出浓郁的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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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梁效某顾问》
——介绍《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
《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四期发表了王永江、陈启伟写的《评梁效某顾问》。现在撮要介绍。
在“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以研究儒法斗争史为名，为其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时候，“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梁效的某位顾问先生，又是撰文，又是赋诗，名噪一时，红得发紫。“四人帮”垮台以后，他感到形势不妙，沉闷了一段时间，今年五月间，他又写了一篇《在工作中学习，在工作中批判》的文章，大谈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有人吹嘘他这篇文章是对“四人帮”篡改中国历史的罪行“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但是，把文章拿来一读便可发现，他对“四人帮”的罪行，对他自己与“四人帮”的关系以及他在梁效中的活动，并无只字揭发交待，相反，却把他自己打扮成为上当受骗、可怜而又无害的样子。这就说明：“四人帮”虽已倒台，余孽犹在，而且又舞笔进攻，杀了上来。因此，有必要对这位顾问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的所做所为进行揭发批判。
这位顾问先生与江青的关系又黑又深。早在一九七一年，江青就派她在北京的那个女黑干将到顾问府上登门拜访，问候致意，此后，江青时而派人赠书，时而遣使慰问，并令其在北京大学的帮羽为顾问重整家院。当“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大肆反党，组建那个反革命别动队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时，江青亲自点将，把这个一贯尊孔的人物封为大批判组的正式成员，并赐以顾问头衔。自此，他就成了江青的谋臣策士。一九七四年六月，江青以“研究”儒法斗争为名，去天津煽风点火，进行反党阴谋活动，他以梁效顾问的身份同车随行。一九七六年八月唐山地震以后，江青对唐山人民的死活置之不理，却窜来北大，深夜冒雨躬自登门下访顾问，并合影留念，以示恩慰。
江青对顾问恩宠备至，顾问对江青感恩戴德。对于江青的每一恩典，他不是赋诗答谢，就是以实际行动报效忠心。一九七四年六月他随江青去天津勾当，带病赋诗，写了《咏史》诗二十五首，同年九月在《光明日报》发表。这些诗完全是按照江青在天津讲儒法斗争的那些胡说八道，一方面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方面美化吹捧“四人帮”，要他们篡党夺权，拥江青登基称帝。顾问对于江青要当女皇的野心，一意逢迎。他肆意歪曲历史，极尽指鹿为马的能事，把篡权窃国的野心家吕后和汉高祖刘邦相提并论，胡说什么“刘皇吕后继秦功”。讲武则天的那首诗，顾问尤其用心良苦，反复推敲，三易其稿。先是说：“太宗雄略高宗弱，则天代起继唐功。”这句诗中主角没有突出，随即改为：“则天继续太宗业，唯一法家女英雄。”这句仍嫌笔力不足，未中要害。只说“继续”，岂是“英雄”本色？最后改为：“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画龙点睛，一语中的，把江青的野心和狂想一下子活脱脱地现于纸上了。“敢于”二字说得何等狂妄，不仅是吹捧、劝进，简直是在拚命鼓动了。关于这一点，顾问在《咏史》初稿后记中有一番注解。他说：“我们讲历史，所着重的，不是朝代的废兴，而是历史发展的阶段。从现象上看，一个朝代反对另一个朝代，把它灭了，取而代之。他们是互相反对的。但从历史发展阶段看，一个朝代往往是接着前朝所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继续它的事业。一个新的统治者的地位变了，他的作用也就变了。我的诗中所说的‘继秦功’，‘继唐功’，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这位顾问又拿出他过去一贯主张的“抽象继承法”来构造历史唯心论。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说穿了，就是要告诉他的主子江青：篡权窃国，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改朝换代，仍旧可以说是“接着前朝未完成的历史使命”；这样，就不必怕人反对了，可以大胆地“敢于作皇帝”。顾问过去讲“应帝王”的时候用了《老子》的一句话：“能受国之垢者，始可为社稷主”，也就是不怕全国人民痛骂的，才能做皇帝。这个话，过去顾问是讲给蒋介石听的，现在则是讲给他心目中的“天之历数在尔躬”的“帮”朝圣主大野心家江青听的。所不同的是，现在比过去讲得更加露骨、更加肆无忌惮。顾问先生不愧为《应帝王》篇的作者，时隔三十多年，益发精于此道了。
顾问这样尽力劝进，当然得到江青的青睐。顾问也就更加卖身投靠了。一九七五年元旦，捞得四届人大代表的几名梁效分子弹冠相庆，纷纷写诗向江青效忠明志，其中以顾问的《奔走在马前》一首最称“佳作”，诗云：“愿奋一支笔，奔走在马前”。就是说，他表示心甘情愿地当江青的马前卒，死心塌地为江青效命驱驰。一九七六年八月，据北京大学校刊报道，顾问在江青深夜冒雨登门造访之后，当时激动地写了一首诗：“无数英雄战地天，红旗高举到前沿，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人欢腾破夜寒。”当时正是“四人帮”反党活动最猖獗的时候，江青乘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之机，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到处招摇撞骗，梦想一步窜上女皇宝座。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说出了“四人帮”想说而尚不敢说的话。由此可见，他对江青的忠贞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顾问与“四人帮”如此心心相印，一拍即合，当然不只是因为恩宠之情，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的。“四人帮”本身与蒋介石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干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的，而这也就是这位顾问毕生所从事的事业。顾问同“四人帮”的关系，就是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众所周知，顾问先生在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谋臣策士。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他写了《新理学》、《新世训》等六本反动透顶的书，要蒋介石反动派继承孔孟之道，“立道统”，反共反人民。他这套“应帝王”的哲学，深得蒋介石的赏识，由国民党反动政府给以最高的“学术奖金”。蒋介石经常召见垂询，并让他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当上主席团成员，与蒋介石平起平坐。顾问则以蒋匪的“文学侍从之臣”为荣，自荐当国民党反动派思想上的“太祖高皇帝”，为蒋介石反动统治“尽伦尽职”，出谋划策，效尽犬马之劳，使出了他“应帝王”的全部本领。请看，顾问对江青的关系和他对蒋介石的关系，何其相似乃尔！可惜的是他所卖身投靠的两个“帝王”，都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顾问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三日发表的《“克己复礼”是复古主义路线核心》一文中，对他自己走过的道路作了一番总结。顾问说：“过去我的立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世界观和所走的路线，都是复古主义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尊孔。过去我在哲学上的写作和行动，都是同当时政治上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当时的复古主义的反动路线服务。”“我是五四运动的人，可是我拥护孔家店。经过五四运动，封建式的拥护方式不行了，我就用资产阶级的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在三十年代写的那部《中国哲学史》以及抗战时期所写的宣扬儒家垃圾的那些书。这就同蒋介石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解放以后，资产阶级方式又不行了，我就用修正主义的方式，其具体表现，就是我在六十年代所写的那半部《中国哲学史新编》。这就同刘少奇、林彪的尊孔配合起来，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过去顾问用尊孔的办法，这一次用尊孔的办法不行了，就用“批儒评法”的办法，同“四人帮”配合起来，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总之，这位顾问的一生，变化多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死心塌地为各朝各代、各式各样的反动头子卖命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顾问每次变化，都要把自己打扮成已经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样子。特别是解放以后，他已经“脱胎换骨”好几次了。据他自己说，一九六二年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当时就“自以为不错”了，是“好风”（其诗云：“千年留得青春在，长为游人送好风”）。后来，文化大革命使他认识到，原来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不是“好风”，而是“恶风”。经过文化大革命，他的“阶级立场、世界观有所转变”，已经“换得神仙骨”（其诗云：“若非换得神仙骨，怎别恶风与好风”）。可是，这位自称已经具有“神仙骨”的顾问先生却紧跟上了“四人帮”，一头钻进了他们的魔窟。“四人帮”倒台以后，顾问脸不红心不跳，又大言不惭地说：“经过近几个月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揭发和批判，我又认识到，‘四人帮’的所谓历史的研究，就是他们企图达到目的的工具。”有了这个认识，他于是又一次“脱胎换骨”，而且又要“努力为无产阶级争取占领历史科学这个阵地”了。顾问玩弄这套骗人的把戏，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早已领教过了。再脱几次胎，再换几次骨，也无非还是那个永远也遮不住自己尾巴的老狐狸。
我们奉劝这位顾问先生：好生记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解放初年对你的告诫，做人还是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几十年来，你表演得早已够充分了，你的吃亏就在于不老实。如果真正想脱胎换骨，就应改弦易辙，再不能在你那条“道路”上走下去了，那是一条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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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讲空话 多做工作
魏力
这些年来，“四人帮”肆意践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借说空话、唱高调伪装自己，什么“继续革命”、“共产主义”，喊得震天价响，可就是不干一件“共产主义”、“继续革命”的事。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干的尽是反革命、反共产主义的勾当。在他们那里，说空话，唱高调，坐吃社会主义有功，勤勤恳恳抓工作、搞生产有罪！
只唱高调，不搞生产，就要饿死，这个起码的道理，“四人帮”难道真不懂吗？否，他们完全懂得。他们这样干是恶意破坏！“四人帮”穷奢极欲，祸国殃民，他们就象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便。他们要吃空社会主义的一切，夺走人民创造的一切，而留给人民诸如“烟囱不冒烟”的工厂，“颗粒无收”的田野之类的废墟。这就是“四人帮”鼓吹唱高调、说空话，反对做工作、搞生产的目的所在。
在“四人帮”这股“空话风”的影响下，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沾染上了好说空话、不干实事的坏毛病。他们如同列宁所批评的那样，“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替工作”。（《列宁全集》第26卷386页）例如，有的群居终日，夸夸其谈，就是言不及工作，不及生产，不及建设，不及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有的整天沉溺于空话连篇的讲演，滔滔不绝的报告，包罗万象的文章，就是不肯迈开双脚，深入实际，调查情况，研究问题，解决矛盾。有的五天一下“决心”，十天一订“措施”，就是不肯出点力、流点汗去实行一下。在这些地方，会议开了不少，报告作了不少，措施订了不少，结果是生产搞不上去，面貌改变不了。这种只动口，不动手，说得好听，做起来稀松的恶劣作风，对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危害极大。我们必须把这种恶劣作风连同“四人帮”一起，扔到垃圾堆里去。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要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必须依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为实践服务。那种把革命理论当作教条，束之高阁，并不实行的人，不是革命者，而是古董鉴赏家。群众说得好：
“我们不喜欢卖嘴皮的干部。”共产党人不应当耍嘴皮子，而应当做扎扎实实的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说和做的统一，这才是我们党的传统和作风。只讲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大寨人说得好：既要大讲社会主义，又要大干社会主义，只讲不干不是真搞社会主义。领导干部只有在深入实践的过程中，在和群众一起大干苦干的过程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了解群众的思想，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把工作做好。
我们要求少说空话，多做工作，并不是排斥宣传工作。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宣传本地区、本单位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和经验，可以起到提高人们的觉悟，统一思想，鼓舞斗志，促进革命和生产的作用。宣传同说空话，唱高调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只剩下二十三年的时间了。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刻不容缓的。我们必须少讲空话，多做工作，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