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追忆鲁迅先生
宋庆龄
鲁迅和杨杏佛一九一一年同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职务，但直到一九二七年同时加入中国济难会以后，两人才有机会相识。一九三二年夏，杨杏佛任中央研究院秘书时，请鲁迅先生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年秋季，鲁迅、蔡元培和我都被选为该同盟执行委员。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鲁迅住在上海虹口区，处境困难，因为那里有很多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和警察监视他。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它援助。这个同盟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一九三三年六月杨杏佛被暗杀后，同盟就停止活动了。
当时林语堂是同盟的会员，他要求同盟停止工作，说否则同盟的会员都将遭到暗杀。
英国文豪肖伯纳访问上海时，有一次来我家午餐，同盟的几位会员都在座。他早已受到英政府的警告，因而他在我处很少发言。当时林语堂滔滔不绝地同他谈话，致使鲁迅等没有机会同肖伯纳谈话。
我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从南京来的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设宴请客，鲁迅亦在座。席散后，放映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当然他很希望鲁迅高度赞扬这部影片，但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嗣后，鲁迅因患肺结核而不能再出门了。苏联政府请他到克里米亚的疗养院去休养，但他婉言拒绝了。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时，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已经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先生。我立即到沈先生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先生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当时白色恐怖厉害，在鲁迅的追悼会上发言要冒生命危险。我也在会上致了悼词，可能有人记录下来了。记得当时在法新社工作的胡愈之亦在场。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
〔编者附记：这篇文章是作者专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文艺论丛》写的，同时也收入该社将要出版的《鲁迅回忆录》 一集。杨杏佛，名杨铨，因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曾经为他写了一首悼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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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研究浅见
茅盾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毛主席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示，于是引起一些青年人对“鲁迅的战友”胡风的注意。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这些青年人不过七、八岁，对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件事，大概并没留意，也许连胡风是个什么人也不明白。
然而，由于近年对鲁迅研究的开展，以及鲁迅书简新版的发行，他们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知道一些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却认为胡风是鲁迅当年提出新口号前曾与商议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又从鲁迅书简、日记中看到当年鲁迅与胡风的关系，遂以为胡风是“鲁迅的战友”。
然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后，他们才知道胡风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于是他们就发生了这样的疑问：既然胡风是反革命，为什么当年鲁迅却误认为好人？为什么鲁迅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竟看不透胡风的本质？连类而及，他们又发生这样的疑问：胡风而外，当时与鲁迅关系密切而且为鲁迅所赏识的某某等人为什么解放后成为右派？为什么鲁迅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竟看不透这些人的本质？
于是又有为之解答曰：胡风追随鲁迅时，受鲁迅影响，鲁迅是他的信仰中心，胡风表现为对鲁迅亦步亦趋，鲁迅因此寄以信任；鲁迅死后，胡风失去了“信仰中心”，所以就变坏了。
这样的解答，显然不对。
鲁迅信仰中国共产党，崇敬毛主席；这在他晚年更加旗帜鲜明。胡风既然以鲁迅为信仰中心，亦就应该信鲁迅之所信，以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为信仰中心，怎么能说鲁迅死后，胡风就失去信仰中心了呢？可见胡风的貌似信仰鲁迅，其实别有用心，剥掉画皮，其原形是反革命。
然则鲁迅当年何以竟没有觉察到呢？
因为对于事物的认识，有个过程；对于胡风那样伪装得极巧妙的反革命两面派，认清其本质，也要个过程。鲁迅那时在白色恐怖之下，行动不自由，根本无从调查胡风的历史，亦不能知道胡风背着他干的罪恶勾当。就是徐懋庸，他写给鲁迅的那封信中，也只表示了对胡风等的怀疑，而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胡风之为反革命两面派。
而且反革命两面派的自我暴露，也有个过程。胡风和胡风分子是钻进革命阵营里为帝国主义、蒋介石法西斯政权服务的特务，他们必须打扮成左翼分子、革命青年，欺骗人们。他们伪装很巧妙，隐蔽很深密，尾巴还没露出来。到了全国解放后，他们的人已经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他们自以为够强大了，他们觉得“时机”到了，公然向党进攻了，这就暴露了自己。
由此可见，鲁迅当时之没有看透胡风真面目是不足为奇的。
上面提到的那些热心研究鲁迅的青年，我并不相识，他们写信给我，提出了胡风问题，并且说他们中间对此争论不已。朋友们劝我写篇短文，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那些青年们提的问题，正说明某些热心于鲁迅研究的青年，思想上还深受“四人帮”散布的形而上学的流毒，值得注意。现在，鲁迅研究正在继续开展。听说，对鲁迅一些旧体诗的解释，各有不同。百家争鸣，这是好事；然而，就我所见，有些解释是先立“假说”，然后在鲁迅日记、书简乃至同时的报刊文章中广求例证。我觉得这方法不对。因为先立“假说”，然后“求证”，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四人帮”搞的历史研究，用的正是这个方法：随心所欲，拼凑例证，以求适合他们“帮”理论的需要。“四人帮”这股流毒，不少人不知不觉中就染上了。现在华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希望在鲁迅研究领域内，也要彻底扫除“四人帮”的流毒。
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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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鲁迅日记》杂记
川岛
《鲁迅日记》始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抵北京”，止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星期”，次日晨五时二十五分，我们的这一颗多么明亮的大星在上海陨落！当时曾经有多少人为之心碎，落泪，这些想起来象是眼前的事，离现在却已四十一年了！
我们读《鲁迅日记》，可以看到有一条革命红线贯穿在这部二十五年多岁月的记载中。鲁迅对革命者以及革命事业和新生事物的热情支持，对受迫害的弱小者的奋不顾身的护卫，坚持真理，捍卫真理，不绝地追求真理等等，都一一反映在日记中，显示着分明的爱憎。有些人妄图以造谣中伤、阴谋暗箭，甚或“法律解决”等伎俩孤立鲁迅先生的幻想，都一一破灭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鲁迅先生给我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该前委员莅寓，当蒙交到茶叶三斤。但该委员非该巽伯可比，当经密斯许竭诚招待，计用去龙井茶价七斤，殊觉肉痛。幸该员系由宁回平；则第三次带茶来沪之便人，决非仍是该委员可知，此尚可聊以自慰者也。”
近来有不少同志来问起：这封信中的“该前委员”是谁？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有可带茶叶给鲁迅先生并且和许广平大姐熟识、受她“竭诚招待”，做过“委员”、又经沪北去的人有谁，一时记不起来，也就不能答复。后来在《鲁迅日记》中读到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三日记的“下午吕云章送来矛尘所代买茗三斤”，才想起“该前委员”即吕云章。
吕云章在女师大风潮时和许大姐曾并肩战斗过，我就在这时和她相识。但后来她却在杭州充任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当时我家居杭州，上海给我寄来的《语丝》总被扣，我曾问过她是为什么，她的答复是：“因为《语丝》是不革命的。‘革命尚未成功’?！”当时杭州很时兴讲革命，“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帽子也是满天飞的。她私下也表示一点对扣押《语丝》的不满。后来吕云章虽然被“革”掉了“委员”头衔，但她从女师大风潮时同黑暗势力斗争的学生代表到混迹国民党官场，走了一条明显的下坡路。这也正是鲁迅先生称她为“前委员”，对她不表欢迎的原因。她当时常来我家，要回北平（即今北京）时便托她给鲁迅先生带去三斤茶叶。时隔多年，我早把这事忘怀了。——现在我在读《鲁迅日记》时才找到了答案。也因之感到在读《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或鲁迅先生的其他著作时，都应当互相参照，才能理解得比较深入些。
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对人对事，常有评论，如：“不佳”、“甚不佳”、“亦不佳”、“殊不佳”、“甚劣”、“甚佳”、“颇佳”、“可谓异矣”、“妄极”、“浅妄极矣”、“无耻之尤”、“无耻”、“豚犬”、“大蠹”、“狺狺如犬啮…”，以及在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一日，记着“至广和楼观新剧，仅一出，曰《江北水灾记》，勇可嘉而识与技均不足……”等等。这一些在二十五年多的岁月里，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中，虽然比重很小，但足以显示他的立场、观点和明确的爱憎了。
在《鲁迅日记》中常有“赙一元”“赙二元”字样，但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记着“……午后寄紫佩信并赙李守常泉五十元，托其转交”。鲁迅先生和李大钊同志是《新青年》时代的战友，北京大学的同事，鲁迅先生离京南去后，彼此没有什么联系。一九二七年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害时，鲁迅先生正在广州；一九三三年五月，已经是“九一八”之后，在北京的守常先生的朋友们，要来为他举行安葬并募捐赡养遗孤。其时鲁迅先生已被“通缉”，生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和反革命“围剿”中，经济也比较拮据，却于得到消息后，立赙五十元，辗转托人送来。只这一件事，就足以说明鲁迅先生对革命事业以及革命者的深切关怀和支持，毋须说“生死见交情”一类的话了。
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日记：“……晚得春台信，其字甚大。”仅仅“其字甚大”四个字，也显示了鲁迅的爱憎。这是有缘由的。春台，绍兴人。曾留学法国，会画画，也会写文章，写过《山野掇拾》和《大西洋之滨》一类的游记，在我们年轻人的伙伴中是名气较高者之一。记得鲁迅先生和我说起过：“春台快要成为阔人了”，以及“学画的不画画，却写起文章来”等等，也许鲁迅先生早就对他有点看不惯了。春台兄弟俩在上海时，和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以及北新书局的关系都很好，曾帮过北新的忙。后来听说因为一些私事和李小峰闹开，就脱离北新，和国民党中人办起一个“嘤嘤书屋”，并且印行杂志，名曰《贡献》；又去投靠“新月社”，要和徐志摩、梁实秋等人打成一伙了。鲁迅对青年人为私念而走上邪路的，终觉得是憾事，给我的信里曾说到“伏园则在办一种周刊，曰：《贡献》（实在客气之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在另一封信中说“对于《贡献》，渺视者多”（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而伏园和鲁迅先生也不多见面，正在慢慢地疏远。这时节，是否春台以为快要功成名遂，即所谓“快要成为阔人”，很自然地就傲慢起来，给鲁迅先生的信，也便忘乎所以，“其字甚大”了。
我只是听人说过，章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时，段祺瑞写信给章先生为袁世凯辩解，太炎先生回段祺瑞的一封信，用七张信笺，写了十四个字。想来春台信中所写的字还不至于这么大吧。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鲁迅日记》中鲁迅买书的事来。他曾买了周作人的《看云集》和《周作人散文集》，还有徐志摩的《爱眉小札》等。古语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常常剖析自己，是为了知己，看反面材料，是为了知彼。我想到鲁迅先生在几本杂文集后记中所引用的反面材料，其目的也是为此。
我们应当把《鲁迅日记》看作鲁迅先生一生战斗中的又一道壕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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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希望重印鲁迅译著及其它编辑同志：
七月十一日《战地》八十七期，发表了湮没了六十余年的鲁迅先生为《云谷杂记》写的序跋，我们读了很高兴。尤其同意你们在附记中向出版部门提的希望：在积极出版鲁迅作品的同时，也应该重视鲁迅先生辑录整理的文史古籍和翻译的外国文学。这实在说出了广大读者的心里话。
十几年了，我想买《死魂灵》、《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和《小说旧闻钞》等书，总是买不到。
另外，过去出版社编印过不少回忆鲁迅的书籍，现在也不出版了，只有“四人帮”余党的写作班子石一歌写的几本至今还在出售，难道还要让他们那些利用鲁迅研究散播的反动谬论继续霸占文坛，毒害读者吗？
湖南益阳地区石灰矿一读者
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很好。据我们所知，鲁迅所译《死魂灵》，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已重印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将出版《鲁迅回忆录》第一集。
《战地》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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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绍兴山水
徐刚
故乡绍兴——究竟是谁的故乡？我知道，鲁迅在稽山镜水间生长；可是，人们从祖国的八方赶来，却都说：绍兴的黄泥和故土一般芳香！……喔，属于中华民族的鲁迅呵，当年，把四海之内的人民当作亲娘；于是，千千万万热爱鲁迅的后代哟，总将绍兴看成是自己可爱的故乡……
乌篷船是谁，解开了篷船的绳缆？是谁，给了它不落的风帆？——满载着罗汉豆的清香夜航，我和哗哗的流水彻夜长谈……双桨轻移，象是铺开历史的画卷，月光下，站着一个兴致勃勃的少年……流水声声告诉我：载过鲁迅的航船哟，要一直驶向先生神往的金色海岸……
安桥头在这里，鲁迅知道了农民并非象花鸟一般，在这里，鲁迅第一次看见吃草的黄牛……呵！安桥头——水绕树掩的安桥头，你是先生最早的老师，最好的朋友。桥外青山，几番出现在先生的梦中？桥下绿水，一直在先生的笔下奔流——从这里出发，战斗的脚印，与故乡的山山水水共存留！
社戏台一片荷花水，一个社戏台，流水抹不去，鲁迅文章在——那时，远山象铁的兽脊，那时，两岸是青的豆麦……十里稻谷香，镜湖搭歌台，英灵尽来归，鲁迅笑颜开——倾听罢，公社齐唱丰收调，更喜看，闰土的子孙学大寨……
鲁迅小学沐浴着阳光，披带着领巾，幸福呵，鲁迅小学的孩子们；再也不见：祥林嫂讨饭的竹篮，再也不是：私塾里狭小的天井……从小就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革命与未来正期待着你们——呵！为了中国和世界的明天，我们应该有一千个、一万个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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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
——祝贺长征胜利〔油画〕 陈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