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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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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肃清“四人帮”流毒的人民战争中
大庆怎样开展好“三大讲”？
油田党委认真总结了四个方面的成功经验
据新华社大庆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八日电 大庆油田前一阶段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三大讲”活动。实践充分证明，这是放手发动群众，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大打一场肃清“四人帮”流毒的人民战争的好办法、好经验。在最近召开的大庆油田政治工作会议上，大庆党委总结了开展“三大讲”活动的经验。
通过“三大讲”，大庆油田的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收获很大：
一、进一步加深了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敬，加深了对华主席的爱戴和信任。在“三大讲”中，广大职工和家属学习了毛主席批判“四人帮”的指示。毛主席的这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英明决策，为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基础。华主席忠实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率领全党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大家越讲，对毛主席越崇敬，对华主席越热爱，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二、进一步激发了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加深了对这场斗争性质、意义的认识。在“三大讲”中，大庆油田广大职工和家属紧紧抓住“四人帮”“三搞一篡”这个要害，运用新旧社会“两本账”，开展忆苦思甜，控诉批判“四人帮”。他们把“四人帮”同蒋介石、地主、资本家捆在一起批，把“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和对大庆的干扰破坏，一桩桩、一件件地摆出来，把个人受“四人帮”的迫害和思想上受到的毒害和影响，一条条地讲出来，使大家认清“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更加坚定把这场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三、“三大讲”最充分地把广大群众组织到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来，提高了广大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广大职工在“三大讲”中把学习、批判与总结经验结合起来，既讲“四人帮”的罪行，又讲在同“四人帮”斗争中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体会。先进的同志从路线的高度进行总结，思想政治觉悟有新的提高；一些做过错事、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三大讲”中转变了立场，受到了教育。群众性的“三大讲”，是一次现实的、生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有助于广大职工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四、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革命、生产的发展。“三大讲”既讲出了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又讲出了同“四人帮”顶着干的好人好事，讲出了大庆人压不倒、摧不垮的英雄气概，讲出了大庆工人阶级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斗的革命精神，讲出了斗志和干劲。今年以来，生产建设又取得了新成绩，外围勘探又有好苗头，农林牧副渔和矿区建设等都有了新发展。
怎样才能开展好“三大讲”？大庆党委总结了以下四点：
一是认真抓好学习，努力掌握斗争的武器。
大庆党委在开展“三大讲”，揭批“四人帮”的活动中，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华主席的讲话和党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使他们掌握揭批“四人帮”的强大思想武器。
大庆党委特别注意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让他们先学一点，多学一点，学深一点，带动基层干部和群众。各级党委组织了宣讲团，深入车间、井场、前线施工工地和家属居民区，带领职工、家属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指示，搞清楚党同“四人帮”斗争的性质和意义，搞清楚“四人帮”罪行的要害和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搞清楚这次运动的方针、政策，为搞好“三大讲”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二是领导干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最前列，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带头“三大讲”。
领导要发动群众，首先要发动自己。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三大讲”，能不能搞好，关键在领导，特别是在党委的一、二把手。领导干部带头，站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前列，群众就能充分发动起来。
大庆各级领导干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满腔仇恨揭批“四人帮”，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号召群众学习，领导干部自己首先带头学好；号召群众“三大讲”，领导干部自己首先带头讲好。大庆党委十四名常委，人人亲自写批判稿，在全油田几十万人参加的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带头发言。各指挥部的六百七十三名领导干部，也都在本单位千人以上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带头发言。
各级领导干部不但带头揭，带头批，带头“三大讲”，而且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抓好典型，总结经验，以点带面，保证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健康发展。各级党委还十分注意一步步把运动引向深入。他们在发动群众批判“四人帮”的罪行的基础上，根据大庆的实际，列出九个方面的专题，组织群众深入批判，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三是放手发动群众，紧密联系实际，大打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在“三大讲”中，广大群众围绕油田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联系切身经历和体会，大讲大庆深受“四人帮”之害的事实，大讲“四人帮”对大庆的干扰破坏。他们列举“四人帮”对大庆干扰破坏的种种罪行，分析了“四人帮”在大庆的流毒和影响，把它归纳为五个方面三十九种表现。例如，“四人帮”破坏党的领导，下面就有人叫嚣要踢开党委；“四人帮”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就有人在下边拉一伙，打一伙；“四人帮”反对大干社会主义，下边就有人趁机混社会主义，吃社会主义；“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下面就有人说“岗位责任制把人限制得太死了”；“四人帮”反对工人学技术，这几年有的老工人就不敢传技术，技术人员不敢教技术，青年工人不敢学技术，等等。大家越讲，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看得越清；越讲，对“四人帮”越恨；越讲，越感到如果不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必将后患无穷。
通过“三大讲”，大庆的广大干部、群众清楚地认识到，大庆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受“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是很大的，其流毒影响决不可低估，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对大庆两条路线斗争尖锐性、激烈性、复杂性的认识，提高了深入揭批“四人帮”，保卫大庆红旗的自觉性。
大庆党委结合“三大讲”，还开展了大总结、大评比活动。全油田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从机关到基层，人人总结，队队总结，共评选和表彰了去年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学习、照着办，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顶着干的先进模范个人六万四千三百六十七人，评选和表彰了在建设反修防修，又红又专，压不倒，摧不垮的铁人式革命化队伍中作出成绩的先进单位八百四十九个，先进班组四千七百三十一个。
四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在开展“三大讲”，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大庆党委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庆党委坚持“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凡是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问题揭发得彻底，交代得深刻，真正同“四人帮”划清界限，就表示欢迎，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大庆党委在二十几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上，公开讲明党的政策，使犯错误的同志受教育很深。他们纷纷起来揭发问题，同“四人帮”及其“归山虎”张洪池以及当时大庆领导班子中支持他们捣乱的个别人划清界线。大庆党委采取召开“说清楚”会等方法，创造各种条件，挽救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团结了绝大多数，使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土崩瓦解，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运动健康深入地向前发展。
当前，油田广大干部、群众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正开展路线对比活动，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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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腔热情送春来
——记北京市科学用品服务处
走进北京市科学用品服务处的会议室，就可以看到墙上挂着一面鲜艳的锦旗，上面写着：“热情送春来，科技花盛开”。它凝结着北京市科技战线上的广大科学工作者，对自己的好后勤——北京市科学用品服务处的广大职工辛勤劳动的深切感激之情，表达着他们对科研后勤工作的殷切期望。
北京市科学用品服务处，担负着为全市五百多个科研单位、工厂实验室以及农科所，供应各种科研器材的繁重工作。多年来，职工们胸怀远大的革命理想，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地为科研工作服务。这几年，他们在做好科研器材的计划供应和零星供应的基础上，还开展了物资调剂协作和大型精密仪器协作的工作。一九七四年以来，服务处为科研单位解决仪器仪表和机电设备等各种科研器材共四万九千余台件，为几百个科研单位提供了大型精密仪器八百多台；科学用品的销售总额逐年上升，有力地支援了北京地区的科研工作。
北京市科学用品服务处，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发展、巩固起来的。一九七一年，林彪反党集团在科技战线刮起一股“下马”风，有的科研单位被赶的赶，拆的拆。这股邪风也刮到了服务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职工们硬顶住“下马”风，保住了服务处，将工作开展起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掀起“批唯生产力论”的恶风浊浪。这时，党支部又把职工们团结在一起，用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武装头脑，扩大了科学用品的供应范围，巩固和发展了科学器材协作区，更加积极热情地为科研工作服务。
为了掌握后勤工作的主动权，服务处的职工经常深入科研单位调查研究，力求做到科研项目和进展情况清楚，存在的问题清楚，需要的物资器材清楚。有的职工还注意积累有关后勤工作的资料，在小本子上记满了器材名称、电话号码、联络地点、各种数字等等。通过调查研究，他们摸清了北京市近四百多个科研单位科学用品供求的规律。
比如，他们发现，如果按照科研单位预定的物资供应计划进行供应，往往不能满足科研单位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职工们决心改进工作方法，除按计划供应科研器材外，加强了零星供应和调剂余缺的工作。他们还走出办公室，参加一些部门的订货会议，寻找货源，并到生产单位为科研单位组织生产；科研重点项目的急需物资，他们还亲自装运、押车，送货上门。原来，有的青年同志认为，“计划内的供应是份内，计划外的供应是份外”。经过学习，大家提高了认识，都说：只要是科研工作的需要，都是我们的份内。
为了进一步做好后勤工作，服务处把北京地区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有关工厂等几百个单位，按所在地点分为几个大协作区和几十个协作小组，形成一个庞大的科研物资供应和协作网，挖掘现有物资、仪器的潜力，互通有无，较好地解决科研设备不足、供不应求的矛盾。他们召开各种调剂协作会，反复宣传调剂协作的意义和作用，使参加协作的单位树立革命的全局观点，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组织协作单位互相参观访问，开展“认门、认人、认物”的“三认”活动，使各个单位加强联系，相互借用，共同完成科研任务。许多科研单位纷纷赞扬：“协作互助实在好，急需器材有处找，不用盲目到处跑。”
科研后勤工作既复杂、又琐细，也很辛苦。服务处的职工们，一年四季骑着自行车在外面奔波，不知疲倦地为科研工作解决困难。只要他们听说科研单位急需某种器材，就主动帮助解决。党支部领导成员和职工一起，蹬上自行车，联系工作，组织进货，帮助解决科研单位的实际困难。广大职工说：“卫星上天，红旗飘扬，就是我们科研后勤工作者的幸福和光荣，再苦再累，我们心里也是甜的。”共产党员沈国华，年过半百，患有较重的高血压症。有一次，他听说一个郊区县的农科所需要一种稻麦选筛机，就骑着自行车跑了二百多里路，直到把事情办妥为止。又一次，他突然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要求三天内为一项尖端科研项目找到一批晶体管。他放弃假日休息，一连跑了十七个单位，终于提前完成了任务。沈国华被职工们誉为“老黄牛”。学做“老黄牛”，在服务处形成了风气。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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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医学会又活跃起来了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五日讯 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变得冷冷清清的中华医学会，如今又活跃起来了。
最近，中华医学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医学会部分在京理事、各分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药学会、中华护理学会、中国防痨协会的负责人，以及老中医、赤脚医生、工人医生代表等八十人欢聚一堂，讨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精神，整顿学会组织，积极开展学会工作等问题。
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喜气洋洋。八十七岁高龄的解剖学家张鋆也扶杖到会，整天参加，毫无倦意。著名中西医学专家和学会负责人林巧稚、周金黄、陈坤惕、阚冠卿、吴英恺、张孝骞、钟惠澜、诸福棠、孟继懋、王文鼎、吴桓兴，以及赤脚医生王兰珍、工人医生商伟等都踊跃发言。
中华医学会已有六十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它在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许多同志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对学会工作的亲切关怀，愤怒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在卫生部的那个亲信对学会工作的压制和破坏，致使学会组织瘫痪，活动长期停顿。他们说，打倒“四人帮”，学会又活了，在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越活越年轻，要甩开膀子大干医学科研，多出成果，多出人材，为赶超世界医学科学先进水平作出贡献。
大家对学会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一致认为，当前要抓紧学会理事会和各分科学会的整顿，把学会的各项工作积极开展起来；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办好各专科杂志，创办一些急需的新的学术性刊物；加强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大家还希望学会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和实行中西医结合的光辉指示，在普及医药卫生知识，提高赤脚医生、工人医生水平等方面多做工作。
座谈会由中华医学会副会长黄家驷、理事吴阶平主持。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全国科协负责人王文达、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涂通今等出席了座谈会，并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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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无名英雄
——记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采购员潘叔良
在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工人、研究人员和干部中，传颂着器材组采购员潘叔良的先进事迹。大家称赞他是为科学研究工作服务的无名英雄。
研究所器材组的同志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一九七五年，潘叔良采购的报销单据有一千六百二十二张，涉及七百五十六家厂、店；一九七六年，报销单据八百八十七张，涉及四百五十三家厂、店；一九七七年上半年，已报销的单据有五百八十张，涉及二百四十一家厂、店。一位仓库管理员告诉我们：潘叔良每星期一送到仓库来的东西最多。这说明他是利用星期日采购的。大家休息的日子，正是潘叔良更忙的时候。科研人员感动地说：“托老潘办的事，总是件件有着落，从不打回票。”
潘叔良出身贫农家庭，今年四十九岁，解放前在商店当学徒，上海解放前夕入党。解放后，组织上保送他上工农速成中学。一九五四年，组织上又选送他到复旦大学物理系学习。一九五八年，潘叔良被抽调出来筹建一个科研所。从一九六三年起，他一直担任器材采购工作。潘叔良负责采购的器材品种数量多，有一分钱几只的针头，也有上万元一架的仪器。为了及时提供科研所需要的器材，他注意研究供货单位的营业内容和时间，合理安排自己每天的工作。多数工厂企业星期日是休息日，而商店是照常营业的。每当接到请购单以后，潘叔良就将单据分类，在星期日以前到工厂订货，星期日就到商店采购。每到星期一，他就手提、肩扛，将器材及时送到所里。有时要求很急，他也能保证买到。一九六五年秋的一天夜里，潘叔良接到一个电话，说动力室急需两把大老虎钳，第二天，潘叔良就背着两把几十斤重的老虎钳送到了动力室。
潘叔良很注意研究科研工作需要的各种器材的性能，使自己采购的器材不仅及时，而且实用。有一次，研究所需要一种云母片。潘叔良提供了三种规格的云母片，让科研人员挑选了最实用又便宜的一种。一九六九年，研究所改装总配电站时，需要电用仪表，一时缺货，潘叔良从市场上买到了一种仪表，性能相同，但刻度不合格，他就把仪表送到修理工场改装了刻度。
潘叔良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公私分明，敢于抵制资本主义倾向，从不利用采购工作的方便给自己或别人谋取私利。他遵守制度，严格要求自己，也从不采取非法手段采购器材，因而受到采购单位的好评。
潘叔良所以能够十几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工作，是因为他有很高的路线觉悟。去年，当“四人帮”疯狂攻击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他站出来同“四人帮”作斗争。在党的组织生活会议上，他驳斥“四人帮”抛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理直气壮地说：“老干部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领导全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蒋匪帮，赶走美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作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倒都成了走资派？我想不通，我要为这些老同志打抱不平！”他拒绝参加批判会。在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时，他在学习会上说：“《汇报提纲》十八条，我看没有错，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搞”。周围许多同志为他的安全担心，都暗中支持他，保护他。“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多次派人调查他的问题，批示要对他进行批判。但是，阴谋尚未得逞，“四人帮”就垮台了。目前，潘叔良在华主席、党中央指示的鼓舞下，加倍努力工作，决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继续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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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甘当无名英雄
科研工作，同打仗一样，有前线，有后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工作是保证前线胜利的重要条件。为了尽快地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必须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北京市科学用品服务处的职工，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采购员潘叔良，热爱党的科学事业，全心全意、千方百计地为科研工作服务，做出了好的榜样。
科学研究需要的器材物资，品种多，规格杂，质量要求高，常常要得急，变化又比较快。科学用品服务部门、科研单位的采购人员，必须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熟悉产销和供需等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推动和改进科研器材物资的生产，充分发挥社会物资的潜力，满足科研单位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需要。北京市科学用品服务处的职工，甘当无名英雄，对北京地区担负科学研究任务的三百五十个单位和京郊十四个县（区）的农科所，以及重点公社的科技站，经常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实际需要，广泛开辟货源，积极组织生产，及时保证了科学用品的供应；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他们还组织了一个遍及全市的科学器材协作网，推动了对大型精密仪器的协作共用，这对促进科研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采购员潘叔良，十几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刻苦钻研本行业务，千方百计地满足科研物资和器材的需要。特别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心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顾个人安危，同“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英勇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为促进科研工作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潘叔良的这种革命精神，值得所有从事科研、教育的后勤工作的同志学习。
科研后勤工作的任务，是要为科学研究服务，为科研工作者创造必要的条件，保证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一项繁重而又复杂的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指出，要“物色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干部负责后勤工作”。邓副主席最近在谈到必须搞好科研、教育的后勤工作时，强调一定要有专人管后勤工作，并高度评价做好后勤工作的同志为无名英雄。所有科研单位的后勤工作者，都应当象党中央所要求的那样，甘当无名英雄，努力做好后勤工作。搞科研工作的同志要尊重后勤工作同志的劳动，大家齐心协力，密切合作，为尽快地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