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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麦田里的革命
——记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实现小麦高产、稳产、低成本的斗争
多年来，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面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在麦田里大搞技术革命，使小麦产量大幅度上升，成本大幅度下降。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间，小麦亩产由六百斤增加到九百七十九斤，每斤小麦成本由三分九厘下降到一分四厘三，每亩投资由二十三元多下降为十四元。今年，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小麦亩产还接近千斤，每斤成本一分五厘。岳滩大队小麦连续数年大面积高产、稳产、低成本的成果，十分鼓舞人心。
（一）
岳滩大队在十分贫瘠的沙滩上实现了小麦“高产、稳产、低成本”，是十多年来坚持不渝地实行科学种田的结果。
岳滩大队位于豫西伊河、洛河汇流处的河滩上。解放前，每遇大雨，两河暴涨，土地被淹没，房屋被冲塌。全队两千七百多口人，只有一千一百六十多亩地，平均每人四分地。解放后，有了党的领导，岳滩人决心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在四分地上闹革命。现在的党支部书记刘应祥，是岳滩村的第一个互助组长。当年他从外地引来四穗“碧玛一号”小麦，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地里“滚雪球”，使全社实现了“碧玛一号”良种化，亩产由单干时的百十来斤增加到三百斤。一九五八年，岳滩成立了人民公社，给农业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指出了科学种田的方向。岳滩的社员们扒掉村里的龙王庙，盖起科研室，建立了试验田、种子田、丰产田，开展了治水、改土、造林、培育良种等改变生产条件的斗争。他们在改土的基础上，加肥，加水，密植，小麦亩产由三百多斤增加到六百斤。
岳滩大队党支部和社员群众没有满足于这个成绩，继续探索小麦高产的途径。当时，他们还没有吃透“八字宪法”，仍然沿袭攻六百斤关的老办法，每亩播种三四十斤，施化肥百多斤，盲目浇水，攻来攻去，产量不仅没有增加，局部麦田反而青干、倒伏、大减产。小麦亩产连续几年停留在六百斤，每斤成本四分左右。刘应祥总结这个时期的经验教训说，即便用这个办法可以把产量搞上去，也势必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这不符合总路线的精神。
岳滩大队党支部和广大社员，决心在总路线的指引下，更好地实行“八字宪法”，把小麦的产量搞上去，成本降下来。但是，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和“四人帮”的黑爪牙，却咒骂岳滩党支部是“标准的生产党”，农民技术员都走“白专道路”。岳滩大队的贫下中农没有屈服，他们怀着为毛主席的“八字宪法”争气争光的雄心壮志，下定决心，顶着政治压力办试验田。一九七一年，刘应祥在自己的一分小麦试验田里，取得了盼望多年的成果：和大水、大肥、大播量的六百斤产量时比较，播种量压缩了一半，化肥减少了一半，实行经济用水，解决了小麦个体与群体协调发展的矛盾，一分地收了九十斤小麦。在大面积推广这一措施的同时，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终于取得了好的成果。一九七二年小麦亩产达到七百五十四斤，每斤成本二分三厘六。以后，产量逐年增加，成本逐年降低。收益分配也有了很大变化。现在同亩产六百斤时比，为国家提供的商品粮增加了五倍，集体积累扩大十倍，社员口粮标准增加百分之五十，现金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七。今年由于大旱多浇了两次水，亩产接近千斤，每百斤的成本只增加几分。和产量六百斤时相比，一季节约种子一万多斤、化肥二十五吨，减少投资两万多元，为多快好省发展小麦生产开创了新道路。
（二）
为了夺取小麦高产、稳产、低成本，岳滩大队展开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基本上实现了无灾大增产，小灾也增产，大灾不减产。他们组成了七十人的治水专业队，十几年来，吃住在伊洛河岸，用蚕啃桑叶的办法，从几十里外的山上开出一块块石料，在两河下坝七十多处，筑起长达十六里的土石长堤，不仅挡住了河水的冲刷，还淤出了一千三百亩耕地。与此同时，有三十多名六十多岁到八十多岁的老贫农，自愿组成植树造林专业队，十几年来，风雨无阻，不计报酬，在十六里的长堤上植树六十多万棵，形成了几道绿色屏障，挡住了风沙，改变了气候，扩大了肥源，增加了收入。全队不论男女老少，都亲切地尊称他们为“老愚公”。
他们还把几十眼浅井改为深井，把明渠改成暗渠，把电灌改为机电双配套。全大队浇一遍地过去要用半个月，现在只要五、六天；过去浇一亩地要用二角五分钱，现在只要一角七分。由于渠道等少占耕地，土地利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他们还算过两笔帐：一是每斤小麦成本中，化肥一项约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二是一斤化肥从出厂到撒到地里肥效流失的百分比。心里有了这两个百分比，下决心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并积极改进化肥保存和施用方法，使小麦成本显著降低。几年来，岳滩大队大搞肥料基本建设，大积大造土杂肥，每亩地可施优质农家肥一万三千斤，改善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增强了地力。为了充分发挥化肥的作用，他们改撒施为穴施，改浅施为深施，改干施为边施边浇水。虽然化肥减少了近一半，仍能收到同过去每亩施用化肥百斤一样的效果。过去亩产六百斤时每亩化肥投资是十五元多，现在亩产近千斤，化肥投资却降为九元。
（三）
岳滩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在实现小麦“高、稳、低”的斗争中，学会掌握唯物辩证法，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新式农民。
有人说岳滩大队的贫下中农是科学迷，“八字宪法”迷。他们为什么不入迷呢！旧社会地在地主手里，牲口在地主手里，该种麦了，借几斤种子，稀稀拉拉种上，就卷起铺盖去逃荒，该收了才回来，一年和麦子见两次面，谁知道什么叫“密植”，什么叫“管理”。现在落实“八字宪法”，是啥光景！有拖拉机帮助深翻改土，有农家肥化肥施到地里，国家把高压线架到地头，有什么虫害就有什么农药，这是多大的幸福！毛主席总结的八个字，字字调动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带着这样的感情，岳滩大队的贫下中农刻苦钻研，终于摸透了八个字并非单门独户，而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充满着矛盾运动的整体。小麦“高、稳、低”正是在这种认识、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的。
小麦生长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哪一个环节没有掌握好，都会减产，因此小麦过去长期被认为是低产作物。岳滩人不这样看，他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小麦生长期长，就有很大回旋余地，充分运用“八字宪法”中每个字的特殊矛盾，就可以促使小麦朝有利于高产的方向转化。他们每年都要根据小麦的长势，开展小麦“变弱苗为壮苗”的斗争。他们总结出一套看苗管理的栽培经验。这套经验，已写进我国《小麦栽培学》一书中。
小麦亩产六百斤以后，再往前走，就遇到倒伏的关口。解决倒伏问题，是夺取小麦高产的关键。没有足够的水、肥和密度，达不到高产，水、肥、密度过大，麦苗过旺，会倒伏减产。他们运用辩证法，以促为主，促控结合，下边施肥浇水叫麦子往上长，上边在麦子返青时用东西“镇压”，制止麦苗疯长。两头往中间挤，在促进与控制的对立统一中，使麦秆长得又粗又壮，亩产九百多斤不倒伏。这就提高了麦田管理水平，为小麦“高、稳、低”闯过一大关。岳滩大队的贫下中农说：“小麦一生矛盾多，促使转化靠哲学。”
岳滩大队的干部和许多社员都读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岳滩五七农学院”把“两论”列为主要课目。刘应祥主讲这两课，他能背诵“两论”中的许多章节。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使岳滩人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他们攀登科学种田的高峰，想的不光是自己的小集体，小家业。岳滩有些干部、社员被外省、本省的农业院校聘请任教多年。刘应祥同志已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农业组负责人。十几年来，他们应全国十个省、二百多个县、市的邀请，先后有一千人次去各地传授小麦增产技术，直到小麦获得大面积增产才回来。刘应祥说：“在四分多地上，就是粮食能翻上几番，对社会主义能有多大贡献？要让小麦‘高、稳、低’的经验在亿万亩土地上开花结果，才是我们岳滩贫下中农的心愿。”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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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力争“高、稳、低”
种小麦，能做到既高产、稳产，又降低成本吗？有人说：“又让马儿跑，又叫马儿少吃草，办不到！”可是，河南偃师县岳滩大队办到了。他们认真钻研“八字宪法”的辩证关系，认真实行科学种田，下苦功夫改变生产条件，闯出了小麦高产、稳产、低成本的路子。这是符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的。有些人，以为“粪大水勤”是增产的天经地义，不注意科学，不在技术革命上下苦功夫，那实际上是懦夫懒汉世界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结果，必然搞成少慢差费。
多、快、好、省，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农业生产要大上快上，不能只争高产而不顾成本高低。成本过高，绝不能使社员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年增加收入，必然要挫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成本过高，公共积累不能增加，也不利于扩大再生产。所以，只抓高产，不顾成本，产量即使一时搞上去，也绝不能持久，最后还是要掉下来的。
从岳滩的经验来看，农业生产要做到高产、稳产、低成本，首先，党的领导干部要满腔热情地抓这件事。一方面要抓上层建筑的革命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科学技术工作的罪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批判资本主义，改进经营管理，实行勤俭办社，节约开支，降低生产成本；一方面要抓生产技术的革命，大搞科学种田，研究作物本身生长发展的规律，寻求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各种作物“高、稳、低”的路子。这是发展我国农业的正确途径，是不断改善社员生活和发展集体经济的保证。想想看：如果全国各地各种作物都有了象岳滩种小麦这样“高、稳、低”的路子，我们的农业生产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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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搞好社会主义协作 发挥现有仪器设备潜力
北京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工厂，实行仪器设备共用，促进了科研和生产的发展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三日讯 北京地区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工厂，广泛建立大型精密仪器协作共用小组和协作点，充分发挥现有仪器设备的潜力，有力地促进了科研和生产的发展。有关科学技术领导部门认为，北京地区的这种做法很好，值得提倡。
大型精密仪器是现代科研、生产必需的测试工具。北京地区拥有数量较多的电子显微镜、核磁共振仪、质谱仪、Ｘ光荧光分析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等各种大型精密仪器。过去由于分散管理、一家使用，利用率不高；而不少缺乏仪器的单位，又不得不向国家申请购置，或要求别的单位代为测试。这种有仪器“吃不饱”和有任务“吃不上”的矛盾，妨碍了科研和生产的发展，造成了物力、财力的浪费。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更好地发挥大型精密仪器的作用，北京地区广大科研人员和仪器管理人员坚持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正确方向，在工作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互通有无，开展仪器协作共用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北京地区已建立起二百多个协作小组和协作点，全地区有百分之八十的大型精密仪器参加协作共用。具体协作形式有四种：共管共用，一台仪器几个单位共同管理，共同使用；专管共用，一台仪器一家专管，几个单位共同使用；固定协作，由拥有仪器的单位，根据协作单位提出的任务，代为测试，建立经常的固定协作关系；临时协作，有的单位偶尔需要仪器测试，临时提出要求与另一个单位开展协作。
在开展大型精密仪器的协作共用工作中，有人担心“人多手杂”，容易弄坏仪器，但事实证明，只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提高操作仪器的技术水平，是可以管好用好这些仪器的。
实行大型精密仪器的协作共用，既密切了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做到物尽其用，充分发挥现有仪器设备的潜力，让它们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贡献力量，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