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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把毛主席亲自倡导和培育的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那末，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一定能够更加紧密，我们党的战斗力就一定能够更加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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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庆油田党委组织老干部、老标兵、老工人深入基层传帮带
恢复发扬大庆会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新华社大庆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一日电 大庆油田党委带领广大职工，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大文件，深入基层进行传帮带，大力恢复和发扬大庆会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油田新老干部之间、干群之间更加团结一致，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大庆油田从六十年代初会战开始，就把毛主席为我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与油田的实际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大庆特点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两论”起家，两分法前进，“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等等。正是这一套优良传统和作风，十多年来，保证了大庆油田不断排除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始终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党的十一大闭幕以后，油田党委带领广大工人、干部学习大会文件，深刻认识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保证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传家宝。“四人帮”破坏了党的传统作风，损害了党同群众的联系，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今天，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我们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关系到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贯彻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大问题，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大庆油田也必须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优良传统的再教育，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进一步发扬大庆会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大庆红旗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发扬大庆会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大庆油田各级党委由一、二把手带队，组织有老干部、老标兵和老工人参加的“传帮带”工作组，下到各个基层单位，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各级党委的一、二把手兼任基层单位的领导职务。他们下去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组织职工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党的十一大文件为武器，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同时，以身作则，进行传帮带，大力宣传和发扬大庆会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庆油田党委第一副书记陈烈民和采油一部党委书记张云中，带领传帮带工作组到了采油一部中四队。这个队在大庆石油会战的头几年里，依靠“三老四严”作风，科学严密地管理油井，作出了出色成绩，曾经荣获“高度觉悟，严细成风”的光荣称号，当时对推动全油田实现科学管理油井起了很大作用。可是，后来林彪和“四人帮”刮起了反大庆、砍红旗的妖风，当时大庆有那么几个人妄想从这个队打开缺口，实现其全面破坏大庆的罪恶目的。他们污蔑这个队是“黑人、黑井、黑旗、黑队、黑标杆”，把这个队的政治工作、生产管理、队伍作风等等糟蹋得不成样子。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全队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反对。为了分清是非，彻底恢复这个队的本来面貌，这次，陈烈民和张云中率领传帮带工作组来到这个队以后，带领工人们坐在“高度觉悟，严细成风”的锦旗前面，大讲这个队的严细作风是怎样树立起来的，它包含了多少干部和工人的心血，指出“四人帮”破坏这个队的罪恶目的，正是要扼杀大庆工人的革命首创精神。在对干部和工人进行革命传统再教育的同时，他们大抓积极因素，树立正面典型。这个队的老工人、模范标兵刘国义，这些年来顶着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始终坚持“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革命作风，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从来没因私事请过一次假，缺过一次勤。领导上大力表扬刘国义这个典型，为群众树立了学习的榜样。通过工作组的传帮带，这个队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庆油田从工人中提拔了一大批新干部。为了使这批新干部更好地了解大庆会战的传统和作风，这次大庆各级党委领导成员下基层，把传帮带的重点放在领导班子上，下功夫建设好基层党支部。钻井指挥部党委书记汤锡贰在传帮带中，兼任一二六八钻井队的政治指导员，他下功夫帮助这个队的干部做好领导工作，注意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有一次，汤锡贰发现这个队的干部在井队长距离搬家前不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就告诉他们，长距离搬家是件大事，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领先。他说，大庆的老传统是钻井搬家前必须开好三个会，即党支部会、班组长会、职工大会，层层进行战前动员，使每个工人心中有数。他还帮助这个队干部开了这三个会，结果全队工人冒雨安全顺利地完成了长距离搬家任务。
在传帮带中，大庆各级党委领导成员坚持言传身带，真正做到讲出标准，干出样子，使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每一项工作不仅懂得为什么那样干，而且懂得怎样干才合乎要求。这样就使大庆会战的传统和作风扎扎实实地得到恢复和发扬。井下指挥部党委书记刘继文、副书记詹世清来到作业七队以后，在如何带领工人上好一个班，如何安排好每天从起床到睡觉的全部工作等方面，耐心地给干部、工人做出样子。晚上，他们和队干部一起给工人查铺盖被，有的工人没挂蚊帐，就亲自给挂上、有的工人压伤了脚，就及时安排送医院治疗。他们还和工人一样，穿上油工服，上钻台，打大钳，按照大庆的传统和作风做示范。他们发现工具台的工具沾满油污，摆放不规格，就动手擦洗油污，按规定把工具放好；他们发现职工食堂和浴池不完善，就和工人一起动手改进，保证大家吃上热饭热菜，喝上开水，洗上澡。他们还帮助这个队归纳总结出“井下作业五十条要求”和“井下作业工人基本操作细则二百条”，做到项项工作有标准，事事有要求。经过这样传帮带，大大增强了这个队的战斗力。（附图片）
大庆广大干部决心坚持和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和培育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更高地举起大庆红旗。这是大庆油田党委书记宋振明，深入大庆外围井队调查研究。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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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肃清“哈尔套经验”的流毒
——揭批“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炮制“哈尔套大集”的滔天罪行
编者按：“四人帮”篡党夺权闹得正凶的时候，他们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跑到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炮制了一个“大集”的经验，恬不知耻地称之为什么“社会主义大集”。他们用取消正当集市贸易的恶毒手段，破坏社会主义商业，打着“改造小生产”的旗号，破坏社员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妄图从生产和流通两个方面搞垮社会主义经济，瓦解无产阶级专政。
“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期间，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哈尔套大集”的所谓调查报告，在全国商业战线造成极坏的影响，受到各地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农村商业战线广大职工的强烈反对。辽宁省商业战线的职工直接身受其害。辽宁省供销合作社深入揭发了“哈尔套大集”出笼的经过和造成的危害。我们把它发表出来，希望各地商业战线的同志们，都起来揭发“四人帮”对商业战线的干扰和破坏，彻底肃清其流毒。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曾经搞了一个彰武县的所谓“哈尔套大集”的经验，对抗大寨红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四人帮”控制舆论阵地，发了一个所谓的调查报告，《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流毒很广，我们也身受其害。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辽宁省商业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大量的事实，深揭狠批“四人帮”搞这个“大集”的罪恶阴谋。
贴着社会主义标签 干反社会主义勾当
这个“大集”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呢？它根本不是一般的集市贸易，而是“四人帮”及其死党打着革命旗号搞反革命的一个场所。他们规定，赶集的时候要扎牌楼，放鞭炮，宣传车开路，群众排列方队，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进街。要公社领导干部带着家人、扛着猪肉游行，以表示“带头交售农副产品”。要青年干部打着旗子走在各生产队的队伍前面，叫作“造成一种青年势力”。他们还把什么“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归还欠款等等，统统塞进“大集”。
他们搞的这种大集，纯粹是强迫命令、弄虚作假、劳民伤财的典型。每次赶集以前，强行向生产队和社员摊派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规定“个个要赶集，人人不空手”。有的社员家里没有养猪养鸡，他们逼着人家去买肉、买蛋来交售。交售的猪肉、鸡蛋，又不许直接送到收购站去，要车拉肩挑先在街上游行。哈尔套不产鱼，他们下令从外地调鱼来赶集。已经调进城市的猪肉、蔬菜，也要倒流运到集上来，为他们撑门面。他们的这种做法，与社会主义商业的服务方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严重地破坏生产、坑害群众。去年八月五日一次大集，哈尔套公社就浪费三万多个劳动日。由于抽出大量劳力去为赶集排方队、练秧歌，误了田间管理，造成秋后普遍减产。赶集时把猪绑在车上游行，由于天热，一天就死了四十三头。彰武县兴隆堡公社举办六次大集，共浪费资金一万三千元。广大群众气愤地说：这纯粹是败坏社会主义家业的坑人集、祸国殃民的害人集！
搞“大集”是个形式，他们给“大集”安排的主要内容却是批“民主派”，斗“走资派”，按照他们的法西斯语言，就叫做“给干部开刀”，而且要“刀刀见红”。哈尔套公社党委书记有一个女儿，按规定可以留在身边，“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硬说他没有送子务农，先是派人对他轮番训斥、谩骂，然后逼他在大集上带头检讨，还把省、地、县三级干部都叫来开“现场会”。谁要对这种做法表示一点不同的看法，当场就被“批判”。他们打着“思想领域里革命”的旗号，把大批干部打成“走资派”、“还乡团头子”，又批又斗。彰武县二百六十一名大队支部书记，被他们搞掉了一半以上。他们还利用“大集”把许多贫下中农打成“走资卒”，叫嚷“现在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不能从户口本上看成份”，说大集是“教育改造农民的最好形式”，用各种借口，对那些看不惯他们恶劣行径的贫下中农进行迫害，实行法西斯专政。
妄图把社会主义经济搞乱
“四人帮”用这个“大集”搞乱了农村商业，搞乱了党的经济政策，破坏了生产，破坏了党同农民的关系，在哈尔套公社和彰武县，以至在辽宁省，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目前，我国农村商品交换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商业进行，有些地区集市贸易已完全由社会主义商业所代替。“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竟胡说什么“大集已经成了农村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强令农村的一切商品交换都要通过“大集”进行。有集市的地方要办大集，原来没有集市的地方也要搞大集。他们搞的这种大集，既不按照农副产品上市的季节举办，也不根据农民的需要举办，而是随心所欲，他们想什么时候办就什么时候办。这样一来，农村一切正常的购销渠道全被打乱了。生产队和社员手中的农副产品不能及时出售，商业部门不能按照国家计划和农村的需要组织收购和供应，农村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能及时得到供应，一切经济活动都要等到举办“大集”的时候才能进行。这种做法破坏了城乡物资交流，给群众带来很大灾难，从根本上违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还利用“大集”搞什么“生产领域的占领”，肆意破坏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破坏多种经营，破坏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他们打着“改造小生产”的幌子，公然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项生产的指示，提出“砍杂耍”的反动口号，把多种经营全砍掉。他们把社队有计划建立的副业生产基地，诬蔑为“给资本主义絮了窝、扎了根”，把社员从事正当的家庭副业，诬蔑为“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甚至不准上山采蘑菇、挖药材，眼看山货、野果无人采集而烂在山上，他们洋洋得意，说是“烂掉了资本主义”。他们还搞了个批“四辣”运动，不准种辣椒、大葱、大蒜和烟叶，谁种就说谁“搞资本主义”。由于他们这样疯狂践踏党的政策，彰武县的农副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多种经营减少，农副产品收购量也随着大幅度下降，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都造成很大困难。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商业部门发扬为群众服务的优良传统，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千方百计地为农业学大寨运动服务，为群众生活服务，同贫下中农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村商业职工走乡串队，送货上门，收购到队，服务到户，支援了生产，方便了群众，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拥护和赞扬。“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强迫群众围绕着他们炮制的那个“大集”转，侵犯群众利益，严重地破坏了商业部门为群众服务的优良传统，损害了党和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四人帮”吹嘘他们炮制的“社会主义大集”是“农村商业的一场革命”，“有了哈尔套经验，农村方向、路线问题解决了”。现在越看越清楚，他们所说的农村商业的革命，就是反革命，就是把社会主义农村商业搞垮，使商业部门收购不到，供应不了，使群众要卖的卖不了，要买的买不到。投机倒把、黑市交易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乘机泛滥起来。这个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典型”，原来是一个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标本。
要害在夺权
“大集”的出笼不是偶然的。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为加紧组阁到处奔忙。他们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急忙跑到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炮制了这么一个黑典型，妄想用这个典型来压倒大寨红旗，为“四人帮”树碑立传。他不准辽宁省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而要全省都推广哈尔套大集的经验，胡说“哈尔套经验学好了，什么都有了”。
这个“大集”一出笼，“四人帮”如获至宝。叛徒江青叫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去拍摄了彩色电影，在全国放映。他们的爪牙狂叫：“电影就是要拍得火辣辣的，象个拳头一样砸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头上”。
他们到处挥舞“大集”这个“拳头”来砸所谓“上面的走资派”，为他们自己篡党夺权扫清道路。当时，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有个同志对“大集”表示了一点不同的看法，他们就编造谎言，制造事端，说“这是上面来的”，“代表着一条复辟倒退的路线”，于是帽子、棍子一起压来。王洪文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利用职权对中央有关部门施加压力。他们想迫使有关部门正式承认这个“大集”经验，在全国范围推广这个黑“典型”。但是，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在全国财贸工作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正确阐明了现阶段党对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使各地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明确了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不对的。这一下戳到了“四人帮”的要害，他们竟狂妄地大批所谓“政策允许论”，明目张胆地叫嚣不能按政策办事，恶毒地攻击说：“如果按照他们这些当权人的主张去做，就是让刘少奇修正主义上台”，把矛头直接对着华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还杀气腾腾地扬言“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到一九七六年，他们更加猖狂，不许任何人对“大集”说半个“不”字。也在这时，文痞姚文元亲自修改了吹捧“大集”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大集”一时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笔政治资本，也是他们用来随意打人的一根棍棒。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那个喧嚣一时的“大集”早就不存在了。现在辽宁农村商业战线的广大职工，正同全省人民一道，按照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把他们搞乱了的东西认真纠正过来。各地供销社大力支持农副业生产，帮助社队重新建立副业基地，增加方便群众的经营项目。哈尔套供销社今年以来月月超额完成商品购销计划。在学大寨、学大庆运动的推动下，一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高潮正在兴起。
辽宁省供销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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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
陈永贵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要求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四个现代化，其中有一个是农业现代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民经济要大干快上，农业就要往前头冲。不然，人们的吃饭，工业的原料，都成了问题，就要影响工业的发展，就要阻碍整个国民经济大干快上，就不能很好地备战、备荒，就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所以，能不能把农业搞上去，事关全局，是全党当前紧要办好的大事。
农业要大上，就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精神，大抓农田基本建设。华主席已向全国发出号召，今冬明春要大抓一下农田基本建设。我们必须在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掀起一个改造山河、改造土地的高潮，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农田基本建设是大办农业的基本功，是学大寨运动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搞机械化，搞水利化，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那一条都离不开农田基本建设。农田基本建设也可以说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工作。如果我们不认真抓，不狠抓大干，我们这个农业就不要想很快搞上去。所以，干不干农田基本建设，是大干还是小干，不是一个小问题，是真学大寨、假学大寨，还是半真半假学大寨的原则问题。
大寨的经验，昔阳的经验，全国所有学大寨先进单位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上去上不去，农田基本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大干农田基本建设，就能提高地力，增强抗灾能力。象人一样，营养好，身体好，抗病力就强。提高了地力，增强了抗灾能力，就能高产稳产。有些地方，春天苗全苗旺，夏天丰收在望，一到秋天，碰上点旱涝，灾情就比较大，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农田基本建设搞得不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碰上天时好，多上点化肥，产量也能上一上，天时差一点，碰上点灾害，就跌下来。这当然不叫稳产高产。稳产高产，应该是平时高产，有点灾也不减产。又想稳产高产，又不改变生产条件，那怎么行！所以，搞农业，非搞农田基本建设不行，非改变生产条件不行。
合作化以来，大寨为什么无灾丰收，有灾也丰收？为什么一个小小山村，粮食亩产从一百来斤上到一千一百多斤？就因为大寨认准了农田基本建设大有好处，年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把既怕旱又怕涝的薄土地改造成了既不怕旱又不怕涝的厚土地；把贫地改造成了肥地；把旱地改造成了水地；把坡地改造成了园田、小平原；把不能用机械耕作的地改造成了能用机械耕作的地；把不能抵抗自然灾害的地改造成了抵抗自然灾害能力比较强的地。昔阳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前，到处是“三跑田”，坡地三跑，滩地也三跑。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土冲光。跑土、跑水、跑肥，最后，地也跑了，不用说灾年，好年景也打不下多少粮。遇上灾年，更打不下粮食。当然，这主要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迈开大步学大寨，订了一个规划，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炮火连天，大干起来了。治河、治滩、治沟、治坡，干了八千九百多项工程，动用了一亿三千多万方土和石头，打了两千多里坝，搬倒了一千二百多座小山头，?了一百七十多里涵洞，劈山改河三百五十处，扩大了六万多亩土地，建成了三十二万亩大寨田，水地增加了十倍。这样一干，可了不得，地变，产量变。粮食亩产从二百斤上到八百三十多斤，总产量是三年翻一番，五年翻两番，九年翻三番，到一九七六年，达到了三亿多斤。全县交售商品粮一亿斤，比一九六六年的总产量还多了百分之二十五。还有一个山东济宁地区，那里也是大干农田基本建设，大变土地面貌，使农业生产大幅度上升。济宁地区和东平县，敢想敢干，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有声势、有气魄，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不论平原，还是山地，都下了很大功夫，六十里一条线，七十里围山转，实在喜人。那么一干，土地平展展，活土层很厚，机耕、水浇的条件都有了，怎么能不大增产！但是，也有些地方，学大寨装装样子，搞建设摆摆形式。建设大寨田是剃剃胡子刮刮脸，就到处写上“大寨田”，驴粪蛋外面光，好看不中用，名叫大寨田，没有大寨产，这是糟蹋大寨田的名声。
农田基本建设，潜力很大，任务很大，大有干头，大有奔头。全国的耕地面积，现在只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多一点。能不能占到百分之二十？能不能占到百分之三十？我们的国家这么大面积，靠山能修梯田，靠河能打坝造地，靠海还能围海造田，那些沟沟渠渠的，只要去搞，都是地。问题就是干不干。有的地方，不光不干新的，连原来的耕地也没修好。有的地方，可干的事还多得很，几年、几十年都干不完。黑龙江，那么大面积，土地多好啊！但那些肥沃的土地还没有都开发，没有充分利用起来，要都开垦出来，都利用起来，能增产很多粮食。
毛主席给我们提出了三大革命任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要一起抓。对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是要斗的，资本主义倾向是要批的，但只斗地主、富农和资本主义倾向，不斗老天，山河不变，面貌不变，产量不增，社员生活不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充分表现出来，资本主义能彻底战胜吗？阶级敌人的复辟美梦能彻底粉碎吗？旧的习惯势力能消除吗？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能大大提高吗？当然不能。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近几年，“四人帮”对农业学大寨破坏得很厉害，对生产破坏得很厉害，破坏工业，也破坏农业。这帮家伙，打棍子，扣帽子，大搞“三反一砍”，谁抓生产，谁学大寨，谁就成了“民主派”、“走资派”、“粮食党”、“生产党”。他们还叫喊，只要革命搞好了，颗粒不收也没关系，这完全是屁话，难道他们不吃粮，天天喝西北风活着！
他们要破坏革命，就要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弄得我们人无粮，畜无草，造成天下大乱，他们就可以趁乱夺权了。你说这是生产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所以，三大革命分不开。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抓纲治国，三大革命就要一起抓。要老老实实学大寨，又抓阶级斗争，又抓生产斗争，又抓科学实验。象大寨那样，真斗、大斗、狠斗，斗到底，斗出个土地变样，山河改貌，斗出个人定胜天，老天低头。不搞这个斗，农田基本建设干不上去，土地不变样，又怕旱，又怕涝，有点灾情就减产，口粮低了，分配少了，积累少了，贡献少了，人们就会问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到底在那里？我们常说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怎样调动？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大揭大批促大干，从大揭大批中调动，从大干大变中调动。大干了，土地逐年扩大，条件逐步改变，地力逐年提高，产量就能逐年增加。人们就会从大干大变中看到社会主义有干头，共产主义有奔头。有干头，有奔头，积极性就更大。干部群众谁不喜欢多打粮，多增加收入，多增加积累，多为国家做贡献？谁不喜欢多发展些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发展了，生产增加了，谁不说社会主义好！
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是这样。在当前，要继续对“四人帮”的“三反一砍”罪行进行深入的揭发批判。“四人帮”对农业学大寨，对农田基本建设的破坏是严重的，他们的流毒是很深很广的，绝不能低估，绝不能认为揭批得差不多了。要把揭批“四人帮”同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结合起来，当成一个运动来抓。近几年，“四人帮”搞修正主义，反对批判资本主义，使农村的资本主义确实有所抬头，使集体经济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应当在适当时机大张旗鼓地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打击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资本主义的非法活动，坚决制止破坏国家计划的行为。要打击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也要解决人民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问题。阶级斗争是纲，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批判资本主义的人民战争，一定要抓紧、抓狠、抓到底，绝不能心慈手软。这一仗打上去了，就有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学大寨就能真学起来，农田基本建设才能大干起来。去年，山东济宁地区就斗得好，“四人帮”压他们，他们就顶，就斗。当时，济宁的同志们说得好，干也是被打倒，不干也是被打倒，与其不干被打倒，不如大干了被打倒。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如今“四人帮”被粉碎了，有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更要狠狠地揭，狠狠地批，把“四人帮”搞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扫干净，把资本主义批它个落花流水。这样才能做到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农业要大上，就要打好揭批“四人帮”这一仗，农田基本建设要大上，也要打好揭批“四人帮”这一仗。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没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能搞起来吗？单干能搞起来吗？当然搞不起来。但是，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力量，还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各级领导，包括省委、地委、县委，还要有改造山河的雄心壮志。领导没有雄心壮志，不是敢想敢干，这也怕，那也愁，怕字当头，愁字当道，那也大干不起来。大寨八十几户人家，四百多口人，又要重新安排虎头山，又要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又要搬山填沟造平原，又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党支部没有雄心壮志能干成？昔阳十年学大寨，十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干了那么多事，县委没有雄心壮志能干成？山西还有个平定县，早些年，县委就是怕字当头，不认真学大寨，不大干社会主义，不去改变生产条件，所以，山是老祖宗的山，地是老祖宗的地，产量也是老祖宗的产量。搞社会主义已经二十多年了，你还是迈老祖宗的步子，象话吗？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经过整顿，县委领导班子成了一个敢想敢干的班子，想大的，干大的，什么也不怕，结果，二年工夫，山大变，地大变，农业生产面貌大变。还有很多地方，象山东的济宁地区，河南的辉县，湖南的桃源县，多得很，都是有雄心壮志的。什么雄心壮志？学大寨的雄心壮志，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改造旧山河的雄心壮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的雄心壮志。有了雄心壮志，干起来也不难，变起来也就快。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快马加鞭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是广大干部的要求，除了阶级敌人，除了“四人帮”，都是这样想的。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想和干结合起来，不能光想不干，也不能说了不算。应该是有调查，有研究，想好了，看准了就干，说了就算。要没有这么大的决心，学大寨还是看了感动，听了激动，回去不动，就不可能大干，当然也不会大变。说“感动”和“激动”那是假的。学不学大寨，干不干农田基本建设，力量在群众，关键在领导。省委、地委、县委都要把它当作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抓起来。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有全面规划，不能心中无数，东打一枪，西放一炮，也不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利大多干，利小少干，自己没利就不干。要全省一盘棋，全县一盘棋。毛主席说：“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华主席指示，搞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有规划，“省要有规划，地区要有规划，县要有规划，公社要有规划。有一个全面规划，很重要。”党中央指出，到一九八○年，要实现一人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的任务，这是指全国。具体到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县，就要有自己的规划，就要因地制宜。有的地方建一亩。有的地方建一亩半、二亩。有的地方，每人就只有一亩地，甚至不到一亩地，已经建成高产稳产田了，那就要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在科学种田和其它方面找出路。潜力那里都有。内蒙古风沙多，农田基本建设就是要治风沙。象湖南，就有湖南的干法。湖南大多是山，是七山一水二分田，那里把农田基本建设同植树造林结合起来，搞得很好，很多地方真是看地地平，看山山青，“川里是粮仓，山上是银行”，一般下七十毫米雨，水不会下山。要在北方，不要说七十毫米，就是十几毫米的雨，水就流到山沟了。总之，各地的情况不同，各有特点，农田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就不能全国一个样。但是，不论南方、北方，也不论山区、平原，都要搞规划，都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不能不一样。要有长远规划，还要有近期计划。长远规划是大设想，总安排，近期计划是当年要办的事。近期计划要早订、早落实，要具体，什么时候动土，什么时候动石。土和石头还不同，土，南方、北方又不同。北方一冷，就是地冻三尺。所以，封冻前要干多少事，动多少土，投多少工，封冻之后，要干多少事，动多少石头，投多少工，要搞确实，搞详细，不然，开工以后就会造成窝工。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也是好说难办的事。有的地方，一提搞农田基本建设就伸手，干不干先看给多少。现在“四人帮”打倒了，干扰排除了，条件也好了，国家的支援总会一年比一年多一点。但是，大寨县不能用高价买，农田基本建设不能光靠国家支援，首先靠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靠广大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这么一个大国，不搞自力更生，那怎么能行！大寨那么个小山村，二十多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不要说伸手要支援，就连一分钱也没贷过。一九六三年大灾，要重建耕地，又要重建家园，还做到了“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三不少”（粮食产量不少，社员口粮和种子、饲料不少，对国家贡献不少）。昔阳十年学大寨，就先学这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反对等、靠、要，结果不是很好吗？十年搞基本建设，总共投资一亿四千多万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资金是在保证社员收入有所增加的前提下，县、社、队自筹的。自筹资金达到每人平均六百三十元。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不这样干那能行！如果你光在账本里面打转转，什么劳力、炸药、钢钎，算这算那，把脑袋都要算昏了，算得什么都干不成了。当然，不能反对算账。账是要算的，但要算活账，算群众积极性的账，算集体经济优越性的账，算共产主义风格的账，特别要算人的潜力账，算过去浪费劳力的账。这样能算出信心来，算出决心来，算出干劲来。绝不能算死账。举个例子，昔阳有个洪水公社，这个公社有一道川，叫洪水川，三十里长，都是乱石滩。一九六七年学大寨头一年，全县干，他在算，一算投工，二算投资，三算当年受益，算来算去干不成，没有干。第二年，别的公社大干，他在等，一等国家拨款，二等县里开办，三等兄弟社支援，又没干。第三年，别的公社干出了大成绩，他还要看，一看别人干工程，国家给钱不给钱，二看别的公社资金怎样筹集，三看得利不得利，还没干。到第四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一开，别的公社人变、地变、产量变，他才下了决心自己办。这决心一下，一不要投资，二不要支援，依靠自己，干了一年，就打下四千八百米拦河大坝，垫成了一千七百亩平展展的好地。这种事，在昔阳有，在全国也很多。有的地方，国家什么也没给他，就靠他那劳力，靠他那两只手，办法自己想，工具自己造，石头就地取，干得很不错，很有效果。所以，自力更生，有干头，见效快。相反，等、靠、要，又腐蚀思想，又干不成工程，也变不了面貌。
再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有带头人，要有带头大干的干部。毛主席早就说过，干部参加劳动，这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我们的华主席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会上，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都讲这个问题，提得很高。按说，对这个问题不该动摇了。实际上，问题还是有。学大寨、赶昔阳，听到一些反映，说：“大寨经验好是好，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受不了。”这是很错误的。干部不参加劳动算什么干部呢？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能不变修吗？昔阳干部参加劳动，叫一、二、三制度，就是县级机关干部一年劳动一百天，公社干部二百天，大队干部三百天。有人一听一、二、三就吃惊，也有人表示怀疑，问：“是不是达到了呢？”找上各种各样理由抵制这条经验。学大寨，谁先学？干部先学。学什么？先学参加劳动这一条。不学这一条，还要反对这一条，那就是假学大寨。
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变不了面貌。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干部不劳动，光让群众干，是干不好的，也大干不起来。凡是大干起来的，都是干部参加劳动过硬。山东鱼台县学大寨，学干部参加劳动这一条就过硬，群众的干劲也大。湖南攸县县委，平时机关找不到人，干部都在下边和群众一起大干，光膀子，光脚板。县委干部这样，公社干部这样，大队干部也这样。我们的农田基本建设就是这么干起来的，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就是这么干起来的。光空喊，社会主义能从天上掉下来？大干社会主义，干部不带这个大干的头，各级领导不带这个大干的头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学大寨，干部参加劳动是好事。再说，参加劳动再辛苦，也比战争年代那辛苦小吧！那时候，行起军来，一走多少里。打起仗来，不是流血，就是牺牲，有时还要饿饭。老一辈为革命能豁出去流血牺牲，我们就舍不得吃点苦、流点汗？这也怕苦，那也怕累，那只好不干社会主义，不为人民服务，让人民为你服务。说来说去一句话，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参加劳动抓上去，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才不会落空。
还有一个问题要下决心解决，就是现在生产大队的脱产人员多，补贴工分多，乱摊乱派多，这是一个很值得各级党委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学不好大寨。合作化时期，一个乡三个干部，什么也照样办，不计补贴工，劳动多少记多少工。现在，大队的干部有的多到十一、二个，再加上赤脚医生，民办教员，广播员，变相的专业剧团等等，七加八加，非生产人员很多。生产大队那么多脱产人员，那么多人要补贴工，能不影响群众的积极性？能把生产搞好？这个问题非下决心解决不行。当然，主要靠教育，但是也要有必要的规定。对于不必要的非生产人员，要坚决减下去，彻底减下去，不该脱产的一律不许脱产，要把能够集中的人，全部集中到生产第一线上去，集中到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去。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个县也好，一个公社也好，要搞几项骨干工程。干骨干工程，干大工程，要打人民战争。搞大会战、大协作，就要调动劳力，就要涉及队与队，社与社的关系。这里就有很多政策问题。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个正确的看法。政策是要坚决执行的。譬如调劳动力，要根据当年生产和长远建设的需要，根据不同农事季节的需要，确定合理的比例，不要因搞农田基本建设影响当年生产，但是，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总是要有计划地抽调必要的劳力。昔阳开始干的时候，就是大家讨论，说行就干。劳力是该调就调，开始调的劳力有百分之四、五，就有人反对，说刮了“共产风”，县委说：我们干社会主义，方向没错，群众满意，这个不是“共产风”，这是革命风。结果又调了百分之十。这一调，把劳力的宽打宽用调走了，调得各大队紧张起来了，就想办法，就抓得更紧，更注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结果干的活比没调劳力时还多，当年生产也搞上去了。这一下，他们就摸透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群众更看到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就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大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把执行政策同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结合起来，使大队干部、公社干部、县里的干部，都能从长远着眼，从全局出发，都懂得先大局，后小局，干今天，为明天，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在农田基本建设过程中，要贯彻自愿两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但不要斤斤计较，不能象资本家做买卖一样，一分一厘都抠，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实际上，那种死抠死算的做法，是书呆子的做法，是脱离实际的做法，在工作中根本行不通。有的人顾虑实在多，又怕这，又怕那，又怕误时间，又怕调劳力，总之是有一大堆怕，但就不怕农田基本建设搞不上去，就是不怕社会主义干不好。这种人是干不成什么大事业的。所以，不要顾虑重重，不要把大干变成空喊。要说干就干，要豁出去。可能犯点错误，犯了错误改就是了。犯错误也算交点学费。当然，豁出去大干，不是豁出去蛮干，我们反对蛮干。搞农田基本建设，要千方百计做到当年不减产，多增产。不要先去搞那些开支太大的，投工太多的，要先挖潜力大的，开支小的，用工少的，得利大的，争取增产增收，社员生活提高，积累扩大，然后再去干那些不好搞的，开支大的，用工多的。
“四人帮”粉碎了，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了。我们有了以华主席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有了十一大的正确路线，全党、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响应华主席来一个比赛的号召。大抓揭批“四人帮”，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今冬明春，一定要大干起来。从北方到南方，从山区到平原，从内地到边疆，都要摆开农田基本建设的战场，大打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民战争，干它个山河大变、面貌一新。特别是边疆地区，更要好好抓一下，国家也要给予必要的支援，很快把农业搞上去。大家都要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最大的贡献。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