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斥假洋鬼子
胡鉴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了《阿Q正传》，指出：象假洋鬼子那样，不准人家革命，是不好的。“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
“四人帮”历来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象假洋鬼子那样，不准人家革命。
他们不准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老同志革命，攻击老同志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甚至是投降派，要统统打倒，“派他回家抱孩子去”！
他们不准工农兵革命，胡说“工人的本质就是脏”；贫下中农“骄傲了”、“落后了”；“军队是保守派的后台”，非“放火烧荒”不可。
他们不准知识分子革命，叫嚷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诬蔑解放后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的”。他们还在剽窃了文艺战士的创作成果之后，反手一巴掌，把人家打成“反对革命样板戏”的“反革命分子”。
他们不准各条战线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干部、群众革命。农业学大寨，他们说：“为什么要学人家的？”不准！工业学大庆，他们说：“大庆‘两论’起家是假的。”不准！你要搞好交通运输，他们说：“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不准！你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他们说：卫星上天，红旗一定落地，不准！总之，一律不准革命，谁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四人帮”的棍子比起《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来，厉害得多了。“四人帮”不准革命的本事，也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先辈。因为，假洋鬼子——钱太爷的儿子，尽管穿一身乌黑的洋衣，骗得一块革命党的银桃子徽章挂在身上，毕竟只能去静修庵里做做砸龙牌、打尼姑的事，何况还有一条假辫子。“四人帮”则不然。这伙人半世生涯，冒充革命，终于浑身裹起红布，满头插戴上“战友”、“学生”、“旗手”、“功臣”的珠翠。他们这样乔装打扮之后，当其舞动棍子，“拍拍”地打起人来，那“分量”自然要重得多。
不过，“四人帮”和《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毕竟是同一族类。他们之不准人家革命，绝非自己要革命，而是在一片“革命”的鼓噪声中，干着穷奢极欲、祸国殃民、篡党夺权、里通外国的勾当。他们之不准人家革命，实乃不准人家干革命，只准自己反革命罢了。正因如此，倘有少数败类，甘为心腹，结帮入伙，帮着他们一起反革命，“四人帮”是一定“准”其“革命”的；而且还会称“师傅”，封“状元”，加官赐禄，不一而足。
但是，无论钱太爷的儿子也罢，“四人帮”也罢，这种假洋鬼子越是不准革命，革命洪流越是不可阻挡。还是鲁迅说得好：“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铲共大观》，见《三闲集》）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棍子么？“四人帮”不准革命的结果，只落得和钱太爷的儿子一样，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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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究竟谁是修正主义？
铁道兵军政干部学校大批判组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在战斗》，是由王张江姚“四人帮”直接操纵两校的那个黑干将亲自炮制的。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恶毒攻击“关心群众生活”的党的领导者，“是用廉价的诺言引诱群众只顾眼前的物质利益，忘记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跟着他去搞修正主义。”他们硬把关心群众生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扣上“走资派”的大帽子。关心群众生活就是修正主义吗？这也是“四人帮”有意搞乱的一个问题，需要弄个清楚。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马克思发现的这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
恩格斯在这里说得清清楚楚：人们首先必须生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活动，才能干革命。这是简单的事实。马克思正是从这个简单的事实出发，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四人帮”却硬是不顾这个简单的事实，污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修正主义”。这不恰恰证明了他们自己是修正马列，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吗？
“四人帮”又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谈论什么“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他们把这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好象只要顾到眼前利益，就必然忘掉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为了长远利益，就必须完全不顾眼前利益。只有这样，才算“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正是戳穿“四人帮”这种形而上学的诡辩的强大武器。毛主席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在这里，毛主席科学地阐明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辩证关系，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把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联系起来考虑，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只有国民党的官老爷才不管劳动人民的死活，共产党的干部就必须关心群众的生活。群众的热情越高，领导上就越是要关心群众的生活，保护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提出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工农群众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要争取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批评了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的办法，“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用这种“道理”去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是使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越来越苦。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就是按照这种“道理”搞的。“四人帮”口口声声讲什么反对“眼前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就是要象苏修那样，断送掉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自己才是搞修正主义。“四人帮”当然是不会关心群众生活的，他们只关心自己过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污蔑关心群众生活的好干部“搞修正主义”，实际上，他们自己才真正是一帮吸劳动人民血的修正主义贵族老爷，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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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星”与“红旗”
国防工业出版社大批判组
敬爱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毛主席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反映了我国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但是，张春桥却阴阳怪气地大唱反调。他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里，别有用心地提出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问题。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是人们对苏联变修这一历史现象的概括。在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马克思主义的红旗已经落地。这是事实。张春桥却玩弄花招，把苏修“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事实，引伸为一种反动谬论：卫星与红旗是不能并存的。卫星上天，红旗就必然要落地；红旗落地，就是因为卫星上了天。换句话说，生产发展了，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党就一定要变修，国就一定要变色。
卫星上天，红旗果真就必然落地吗？不！谁都知道，苏联变修，并不是由于发射了卫星，发展了经济和科学技术，而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改变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果。一个国家变不变修，不在于它发射了卫星没有，不在于它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得怎么样，决定性的一条是看它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些年来，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成功地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也连续上了天。这些飞跃发展，不仅没有导致红旗落地，相反的，我们打破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更加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铁的事实。
一向打着“理论家”招牌的张春桥，为什么连这些简单的道理和事实都不顾，硬要在卫星和红旗的问题上制造混乱呢？说穿了，他就是要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帮家伙唯恐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唯恐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唯恐国防建设实现现代化，唯恐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得到加强。他们不把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家底搞光就浑身不舒服。如果照他们那一套搞下去，不要说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根本没有希望，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生存都会成了问题。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个问题，科学地阐明了许多辩证关系，如：发展原子弹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等。这是我们深入批判张春桥的形而上学谬论的强大思想武器。
张春桥在卫星与红旗问题上宣扬的反动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他把卫星与红旗对立起来，只讲两者之间的矛盾，否认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否认两者可以互相促进，从而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搞乱了卫星与红旗的辩证关系，直接反对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
“四人帮”真的是要“举红旗”、“抓革命”吗？完全不是。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丧心病狂地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反对和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和攻击我党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地地道道的假革命的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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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自然而然”论
中共河北省平山县委员会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极力歪曲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打着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旗号，大肆鼓吹“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的反动谬论，既破坏生产，也破坏革命。
生产能够“自然而然”地上去吗？纯粹是欺人之谈。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在我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谆谆教导我们：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我们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二十多年来，从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到建立人民公社，既抓了革命，又不断地学习生产技术，学习科学种田，才提高了生产水平，保证了人民公社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我们干社会主义的每一步，都是出了大力，流了大汗的。
现在，《论十大关系》正式发表了。毛主席在这篇光辉的著作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毛主席不但深刻地阐明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辩证关系，而且具体地总结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等，找出它们的规律，为我们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毛主席这样研究解决建设和生产中的问题，就是对“四人帮”的“自然而然”论的强有力的批判。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我们劳动人民都懂得，生产中充满了各种矛盾，管理生产也是十分复杂的事情。谁要是轻视这些矛盾，想不费力气就把生产搞上去，那是痴心妄想。毛主席不断地总结农业生产的经验，不但为我们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重要方针，而且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规定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政策和办法。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们正是依靠毛泽东思想，依靠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把生产搞上去的。
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才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也最省力。让“四人帮”那伙吸血鬼拱着手坐在那里，看小麦会不会“自然而然”地长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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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稿摘编
对同志要一看二帮
解放军某部 高二白 雷福田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论述了是非关系问题，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当一是“看”，二是“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们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竭力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开设“帽子工厂”和“钢铁工厂”。对于一切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他们就扣各种大帽子，打大棍子。毛主席教导我们，机关肃反要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对于我们的革命同志，“四人帮”却不但要整，还要杀。张春桥、姚文元恶狠狠地要“杀人”，要“枪毙一批”。他们的心，的确是豺狼的恶心，是篡党夺权的黑心。
是一看二帮，还是一整二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本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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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发挥两个积极性
中共济南钢铁厂委员会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毛主席说：“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集中统一，破坏党的纪律，向中央闹独立性，搞分散主义，把他们所控制的那些部门和地区变成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们打着反对“条条专政”的幌子，破坏中央的统一计划，破坏中央直属企业。同时，他们又公然对抗毛主席提出的要同地方商量办事的教导，极力破坏地方党的一元化领导，专横跋扈，称王称霸，有事根本不同地方党委商量。他们还到处插手，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制造大乱，破坏地方的革命和生产。大量的事实证明，“四人帮”是扼杀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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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两点论
大连机车车辆厂机工车间工人理论组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毛主席教导我们，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它的长处，同时，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而不要去学他们的短处和缺点。
“四人帮”大搞一点论，他们把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绝对地对立起来。王张江姚自己本来是拜倒在洋人脚下的洋奴才，从黄色电影到假发，什么都要进口，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我们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叫做“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真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我们工厂的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是我们国家从外国引进的一门新技术。这种新技术在外国也有缺点，只能用小电流焊细钢丝，不能用大电流焊粗钢丝，应用范围小。我厂在采用这项新技术时，吸取它的优点，大胆进行科学研究，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二氧化碳多感应气体保护焊机，不仅可以用小电流焊细钢丝，而且还能采用强电流焊粗钢丝，扩大了应用范围，超过了外国。这样的生动事例，有力地批驳了“四人帮”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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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提倡写短文
毛主席历来主张把文章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在《反对党八股》中专门引了鲁迅的一段话：“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四人帮”处心积虑要篡党夺权，但又不敢和盘托出，只好借用一大堆马克思主义词句，绕许多弯子，偷运修正主义私货。因此，他们写文章，只能是越拉越长。张春桥为了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说得一团漆黑，贩卖反革命的“张春桥思想”，大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竭尽歪曲篡改之能事，写了篇洋洋万言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四人帮”的喉舌罗思鼎借吕后吹捧江青，竟从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谈起，东拉西扯，七拼八凑，占了报纸一整版。这种文章，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若问“四人帮”有什么创造？他们就是创造了这样一种八股文。这种八股文，不止是说假话、绝话、套话、空话，而且是毒汁四溅、暗箭横飞。这种八股文，不同于老八股、新八股、党八股。文如其帮，应该叫它“帮八股”！
“四人帮”打倒了，但要肃清“帮八股”的流毒，还需要大家来一番努力，共同整顿我们的文风。
有些同志也爱写长文章。这些同志最好听听工人和农民的反映。他们说：我们每天劳动、学习那么紧张，看到报纸上黑鸦鸦一大篇文章，想看实在抽不出时间，只好不看。在报纸一个版上，是只登一篇又长又空的文章好呢，还是多登几篇短小精干、生动活泼的文章和通讯好？
有些同志错认为只有长文章才有“分量”。请这些同志想想：毛主席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只有几百字，就轰倒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也只写了几百字，就击破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若论“分量”，这不是最有分量的吗？！
当然，我们提倡写短文，并不是一概反对长文章。文章长而空不好，短而空也不好。长文章，写得好，大家都爱看。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讲了十个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非常重要，却只用千把字就讲清楚了，真是字字精炼，句句有分量。我们要学，就必须学这样的革命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