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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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除“四害” 鼓足干劲 确定指标 落实措施
晋中决心尽快建成大寨区
“十分指标,要有十二分措施,二十分干劲。”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山西晋中地区广大干部群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干起来了。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晋中地区下定了“深揭猛批‘四人帮’,决战一九七七年,尽快建成大寨区”的决心。全区二百九十万人民纷纷争挑千斤重担,为普及大寨县贡献一份力量。晋中地区,东有昔阳、平定、寿阳、盂县,西有太谷、祁县,这些已经建成大寨县或成为先进县的单位,都表示要革命加拚命,更上一层楼。许多县发动群众户户订出学大寨的计划。一家全年出勤多少,积肥多少,养猪几口,都一一落实下来。灵石县印了“一年建成大寨县,人人都要做贡献”的图表四万多份,每户墙上贴一张,上面写着大寨县的六条标准和本县提出的指标、措施、战斗口号。社员们天天看着图表,互相勉励说:我们可不能放了空炮。介休县上梁大队,一度是“四人帮”危害严重的地方。在讨论学大寨的会议上,干部和社员说:粉碎“四人帮”,上梁得解放,全国痛打落水狗,我们应该怎么办?讨论会一直开到深夜,大家提出振奋人心的口号:“全党全民总动员,深揭猛批‘四人帮’,上梁人民团结紧,学习大寨拚命干,誓夺总产翻一番。”全大队五十二名共产党员写出五十二份决心书,表示宁愿跑步掉了鞋,学大寨也不能掉了队。
一个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到来了。书记亲自动手,全党大办农业,应该先在哪里动手?晋中地委首先雷厉风行传达落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发动广大群众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与此同时,以地委、县委整风为重点,端正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努力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地委常委的整风带了头,全区十四个县市普遍召开了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还请了贫下中农帮助县委整风。他们以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为武器,查路线,查干劲,查作风,查团结,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看你是高举农业学大寨红旗,顶了,斗了;还是动摇了,跟着跑了;甚至同大寨唱对台戏了?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地委常委还采取“集体会诊”的办法,帮助一些后进县剖析县委常委的主要问题,检修“火车头”。晋中全区已经有六千名干部下到基层蹲点,他们准备再下二千名干部,来个作风大转变,保证办公室里少蹲人,背着铺盖到基层,同甘共苦在农村,没有要事不回城。贫下中农说:这才象个建设大寨县的样子。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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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盂县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是牛村公社杏村大队的社员在平田整地。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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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指标 措施 干劲
“不放空炮!”晋中地区人民这句话说得好。我们党有个老传统,叫做:“十分指标,要有十二分措施,二十分干劲。”这是老实人办事的态度,无产阶级办事的态度。打倒了“四人帮”,把被他们破坏了的党的优良作风恢复过来,发扬光大,毫无疑问,一切工作的步子都会加快起来。
没有指标,心中无数,目的不明,是办不好事的。但是,有了指标,措施跟不上,干劲又不足,事情同样办不好。这好比过河,我们的目的是渡过河去,时间也确定了,但是没有船,行吗?有了船,不用力去划,行吗?所以,就一定意义上说,比起指标来,措施和干劲更显得重要。一旦指标确定之后,我们务必花更大的气力抓措施,抓干劲。
干劲从哪里来?从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来,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华主席重要讲话中来。大家都要想一想:对比“十分指标”,我们的措施有“十二分”吗?干劲有“二十分”吗?特别象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这样的中心任务,我们抓得怎样?是否把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抓紧这个政治大革命,普及大寨县,进而实现大寨区就有了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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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农村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材
霍丘县陈埠公社创办五七学校受到贫下中农赞扬
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安徽省霍丘县陈埠公社排除“四人帮”的干扰,于去年十月创办了一所培训农村技术人材的五七学校。即将结业的第一期学员,有贫下中农、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和一部分应届初中毕业生,共七十七人。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来,全校师生思想大解放,学员们为革命学习技术的劲头更足了。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这个公社的贫下中农分析了“四人帮”破坏教育工作,反对青年学技术,造成农村中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例如,因为缺少兽医,有时牲口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因为驾驶员不足,有的又没有掌握维修技术,农机使用率相当低。广大贫下中农气愤地说:“四人帮”不让我们贫下中农掌握文化技术,就是要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强烈要求办好五七学校,为农村培养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材。
这所五七学校创办以来,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坚持自力更生,勤工俭学,力求少花钱多办事。第一期开设兽医、农机两个专业,以后还准备设赤脚医生、植物保护等专业。教学中,他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开门办学,同时注意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粉碎“四人帮”以后,教师们对教学抓得更紧,学员们学习更加认真。师生们经常下乡为生产队牲畜防病治病,修理柴油机,驾驶拖拉机。师生们边学边用,结合实践进行教学,受到贫下中农的热情赞扬。目前,这样的学校已在全县各公社普遍兴办起来。   本报记者
编后
随着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和农业机械的增加,农村中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材。为了在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更要有计划地造就一支宏大的亦工亦农、掌握科学技术的农业机械化队伍。公社自己办五七学校,是培养农村技术人材的一个有效途径,值得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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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故事片厂创作生产座谈会的电影工作者满怀革命义愤
清算“四人帮”利用电影反党的滔天罪行
决心鼓足干劲把故事片的创作生产尽快搞上去,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三十日讯 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影工作者,最近在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厂创作生产座谈会上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利用电影反党的滔天罪行,大家表示,一定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鼓足干劲把故事片的创作生产尽快搞上去,为繁荣祖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出新贡献。
参加座谈会的电影工作者指出,“四人帮”在电影界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们残酷打击、陷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疯狂摧残社会主义电影艺术;炮制毒草影片,为阴谋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总之,他们把电影当成反党的工具,在自己严密控制的电影界实行了法西斯专政。
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在会上揭发了“四人帮”在这两个厂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罪行。北影的同志说,“四人帮”一伙为了控制北影,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早在一九六九年,大野心家江青就叫嚷:“北影的领导班子我是要过问的”。就是在她的“过问”下,七年里北影换了七次领导班子,严重破坏了这个厂的安定团结,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一九七五年江青还耸人听闻地诬蔑北影“不是全民所有制”,扬言要从电影《海霞》入手,揭开北影的“阶级斗争盖子”。当她的这一套受到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抵制时,她就扣帽子、打棍子,甚至威胁说:“我已闻到了一种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的味道”,策划要抓一批什么“右派”。在“四人帮”的插手下,这个厂许多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有的还被捏造罪名投进监狱。“四人帮”为了把八一厂控制在手,变成他们反党乱军的桥头堡,一九六五年以来,这一伙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江青,对八一厂的“接见”、“指示”就达二百三十多次。她在八一厂培植亲信,制造一次又一次骇人听闻的假案,打击、陷害许多干部、群众。受害者几乎占全厂人员的二分之一。
电影工作者们揭露说,江青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动气焰极为嚣张。不管什么电影,毛主席说好,她偏说坏;毛主席支持,她偏反对。越剧《半篮花生》、湘剧《园丁之歌》和故事片《车轮滚滚》,都是毛主席肯定了的,她都跑出来大骂。特别是对电影《创业》,“四人帮”耍尽阴谋,把矛头对准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她硬给《创业》加上了十大罪状。毛主席对《创业》作了光辉批示后,他们更耍尽阴谋,疯狂地进行抵制、破坏,甚至策划拍摄所谓“新创业”。北影的同志愤怒揭发了“四人帮”围剿电影《海霞》,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反对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罪行。一九七五年春节,在病中的周总理调看了《海霞》,肯定了这部影片。叶剑英副主席、朱德委员长、李先念副总理等也看了《海霞》。“四人帮”把党中央对电影事业的亲切关怀看作是对他们“帮天下”的“侵犯”,大为恼怒。江青竟忿忿地质问:《海霞》为什么往邓颖超那条线上送?他们采取了种种手段来扼杀《海霞》。毛主席对《创业》作了批示后,《海霞》上映了。他们指使亲信限制拷贝的发行数量,江青还亲自出马大耍淫威,叫嚷“要大闹政治局”,扬言“《海霞》这笔帐以后还要算!”果然,后来他们给《海霞》加上了“与样板戏对着干的黑样板”的罪名,给创作人员扣上了“北影厂党内外修正主义势力的代表”的帽子,连一些为《海霞》说过公道话的干部、群众也被说成是“右倾”,勒令检查。张春桥、姚文元还指令炮制一篇《右倾翻案风与影片〈海霞〉》的黑文,准备在报刊上公开批判这部电影。他们的亲信也跟着指挥棒大骂《海霞》的主要创作人员是什么“卖身投靠”,“背叛首长”,“改换门庭”,“是宋江”。他们还不择手段地私整《海霞》“支持者”的黑材料,追查所谓右倾翻案的“风源”,妄图借整《海霞》,把政治局的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都诬陷为右倾翻案风的支持者。
来自各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举出大量事实,愤怒声讨“四人帮”妄图利用电影制造反革命舆论,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以便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行径。他们说,“四人帮”及其亲信编造了一个所谓“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规律”,在一段时间里以疯狂的劲头到处策划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极力煽动“要写大走资派”,“写所谓当年的民主派,今天的走资派”,“要写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甚至叫喊“要写戴红五星的走资派”。臭名昭著的电影《反击》,就是他们在这方面炮制的一个黑样板。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揭发说,仅从一九七五年底到一九七六年五月,“四人帮”一伙直接下达给上影厂摄制的毒草影片,就有《欢腾的小凉河》、《井冈山》、《千秋业》、《风庆轮》、《序曲》、《一月汽笛》、《金色的朝晖》、《盛大的节日》等十来部。这些所谓重点影片,有的是通过与所谓走资派斗争来分裂党中央的,有的是反党乱军的,有的是含沙射影恶毒攻击周总理和华主席的,有的是为“四人帮”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在炮制《风庆轮》剧本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亲信说:“这个剧本要敢于触及中央的部,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要写到中央的两条路线斗争,要写高级的走资派”,“不能只反贪官,不反修正主义的皇帝”。上影的同志还揭发说,“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指令要写“勤勤恳恳抓生产的走资派”,“挺着肚子干,有事业心的走资派”,“没有个人品质错误,清清白白的走资派”,矛头完全是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准敬爱的周总理。他们就连美术片也不放过。漫天的乌云压来,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准备开拍的两部故事片《九龙滩》、《马背上的教师》,因为没有写“走资派”被迫下马了;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故事影片,也被迫不顾当时的历史事实硬往所谓现实的“走资派”上靠。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也揭发说,当时正在拍的电影,“四人帮”要你加上一个“走资派”,已经拍成的要重新贴上一个“走资派”,总之每部片子都要有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说什么“这是时代的要求”,“迫切的政治任务”。如果你不写“走资派”,他们就说“有走资派在捣鬼”,甚至干脆说:“不写走资派,就因为你们自己是走资派”。大家指出,正是在“四人帮”的反革命高压下,产生了《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一批毒草影片。
电影工作者们指出,正如华主席指出的那样,“四人帮”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大家说,这个反革命黑帮把电影变成了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工具,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电影转了大弯,严重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四人帮”的这一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与会电影工作者认识到,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肆意践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繁荣。他们在文艺界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很广,影响极坏,必须彻底加以揭发、批判,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一系列方针、政策,让电影事业真正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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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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