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驳“文艺黑线专政”论
——从所谓“文艺黑线”的“黑八论”谈起
张光年
“文艺黑线专政”论包含着一系列政治阴谋，都要彻底清算。这里，我想就所谓“文艺黑线”的“黑八论”问题，澄清一些事实。
林彪、江青们说：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我国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何以见得呢？据说，首先是因为这条“文艺黑线”宣扬了“黑八论”。他们紧接着列举了“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还有电影界的所谓“离经叛道”论，一共八个。据说，这就是“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
我长久不从事文艺理论批评活动了。这里，首先也不是谈理论问题，而是政治上文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林彪和“四人帮”好容易抓住了“黑八论”，作为他们判定“文艺黑线专政”的事实根据和主要罪证。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事实根据是否合乎事实。
“写真实”论——这是胡风集团在文艺上的代表性论点。胡风提出“写真实”，是为了否定作家的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反对作家不断改造世界观。在他看来，歌颂新社会的光明面和革命英雄人物，是不真实的；只有象他们那样，歪曲地描写社会现象和人们内心世界的阴暗面，才是真实的。否定新社会光辉灿烂的新现实，是这一谬论的要害所在。国外的一些假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文艺家，也不断宣扬这种谬论。一九五五年，我国文艺界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种种邪说和罪行，包括“写真实”的谬论，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文艺界大多数人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全国报刊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批判文章。这个事实，是林彪和“四人帮”抹杀不了的。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这是一种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是“写真实”论的翻版。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把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奉为神圣，硬说按照旧现实主义来批判新现实，才是“广阔的道路”；而按照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则是不广阔的。他们既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也否定社会主义文学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用，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文艺界一些人公开鼓吹这种谬论。我国文艺界一两个人，马上著文响应。同年十二月，文艺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判了这种反动观点。这次批判虽然不够深刻，但是针对苏联文艺界开始泛滥的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及时表达了我们的鲜明立场。文艺界在一九五七、五八年反右派斗争中，直到一九六○年第三次文代大会上，对于“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资产阶级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观点，继续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深入批判。这个事实，也是林彪和“四人帮”抹杀不了的。
“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这是在三年困难期间，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影响下，产生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谬论。这种谬论极力贬抑文学创作中塑造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先进英雄人物的重大意义，反而认为，只有描写“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中间状态的人物，才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和教育作用。一九六二年，有人正式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作为“写真实”论的变形再现的“现实主义深化”论，也同时抛了出来。毛主席及时觉察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逆流的危害性，指示中国作家协会查一查。一九六四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一系列党组扩大会议，展开了逐步深入的揭发和批判，并且以《文艺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同时公布了有关的材料。各地文艺工作者也积极参加了这次思想批判。这个事实，也是林彪和“四人帮”抹杀不了的。
“时代精神汇合”论——这是一种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合二而一”论的变形。虽然对文艺创作影响不大，一九六三、六四年间，文艺界也批判过了。
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这是江青等人抓住文艺界个别同志的片言只语，拼凑成这支离破碎的两论。是错误，也该批。文艺界在一九六四年也批判过了。
反“题材决定”论——剩下这一个，情况复杂，稍微多说几句。
反“题材决定”论？当初看到这个名目，很怪，不大懂。想来想去，原来指的是文艺界为宣传百花齐放政策而提倡题材多样化，或题材、风格多样化。江青等人硬要把它拉进他们拼凑罗织的“黑八论”中，何不直截了当地名之曰“题材多样化”论，或“题材、风格多样化”论呢？不行，他们不敢！因为那样一来，也就直截了当地暴露了他们反对百花齐放的狰狞面目。这件事情难倒了他们，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发明出一个反“题材决定”论，用以暗指他们所要反对、所要扼杀的东西。
文艺创作的题材和主题，都是作家从生活中间得来的。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来说，是生活决定题材和主题。从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来说，题材和主题，又受到作家世界观的制约或决定。这是一般的常识。作家如果按照社会上对某种题材（广义的社会题材）的要求，写出了好作品，也都是以他长期的生活积累为依据。那么，又哪来一个奇怪的“题材决定”论呢？原来，这正是“四人帮”奉为至宝的东西。他们为了反对百花齐放和题材多样化，造成文艺作品的千篇一律化，正是要推行“题材决定”“主题先行”，并且采取“创作办公”的命令方式，按照他们的反动意图规定题材，分配主题（不外乎写“与走资派斗争”那类东西），迫使作者按照“三突出”的模式，关在房子里拼凑人物和情节。这样一种为阴谋文艺服务的、扼杀文艺创作的“题材决定”论，后来在文艺界称霸多年，罪行累累，贻害无穷，难道不该彻底反掉吗？
文艺界当初提倡题材多样化（经常的提法是：我们提倡重大题材，同时提倡题材多样化；或：革命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还没有预见到后来出现的那样反动、那样猖狂的“题材决定”论。我们只是反复强调了文艺创作从生活出发，反对从概念出发，从而导致作品的千篇一律化。这种合理的主张，对于“四人帮”推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文艺，是一个障碍。他们转弯抹角，生拉硬扯，死命地要把这种合理主张拉进“黑八论”，跟文艺界曾经批判过的“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中间人物”论等等同锁进一个牢房。这样一来，却又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他们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大搞阴谋文艺的狰狞面目。
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文艺战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一个时候，出现这样那样的毒草，这样那样的谬论，是不可避免的。文艺界在毛主席领导下，每经历一次重大斗争，都给当时出现的文艺黑线以迎头痛击，使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赢得更多的阵地。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正是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居心险恶，他们肆意混淆黑白，完全颠倒了十七年文艺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真相。按照他们的逻辑，似乎我国文艺界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无非是黑线与黑线的反复混战，并且越斗越黑，不见一线光明。他们坚持这种反动逻辑，其目的就是要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在文艺战线的主导地位，从而推行他们那条最反动最凶恶的文艺黑线。他们还居然向战斗的文艺界倒打一耙：——你反对“写真实”论吗？你就是“写真实”论！你反对“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吗？你就是“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你反对“中间人物”论吗？你就是“中间人物”论！你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国内外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吗？你就是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你竟敢同胡风、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那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作斗争吗？你就是这样一条文艺黑线，并且是“文艺黑线专政”！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到底要干什么？到底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为哪个阶级反攻倒算？难道还不清楚吗！
问题还不只是这样。他们借口批判“黑八论”，对批判对象的实质丝毫不进行认真的分析，反而把事情发展到极端荒谬的地步。
他们借口反对“写真实”论，弄到害怕、忌讳真实地反映生活，动不动用“真人真事”等等大帽子去扼杀那些忠实于革命生活的文艺作品，或者用胡适派的索隐法，硬要从《红岩》《创业》这些优秀作品的典型形象中，臆测出“真人真事”的痕迹来加以鞭打。一切没落的反动的阶级都害怕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真实，因为生活本身处处宣告了他们的死刑。譬如说吧，如果真实地深刻地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本来面目，就宣告了“四人帮”的死刑，同时也宣告了他们的阴谋文艺的死刑。
他们借口反对“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弄到否定一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否定一切有积极意义和历史贡献的现实主义传统，包括外国十九世纪的，我国“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还有苏联早期由高尔基倡导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甚至妄图用他们自己臆造的“三突出”方法，代替毛主席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忠实于革命理想和革命现实，是毛主席倡导的这个创作方法的灵魂。这恰恰是“四人帮”又害怕又仇视的。
他们借口反对“中间人物”论，弄到禁止正确地描写一切中间状态的人物，描写落后人物的转变，描写先进人物的成长过程，描写社会上各种人物的思想改造。他们甚至把歌剧《白毛女》、电影《创业》、《海霞》中的主要人物，都当成“中间人物”而予以排斥。“中间人物”竟成为他们扼杀文艺创作的又一根大棒。
如此等等，可见他们的形而上学猖獗到何等地步！他们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死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死敌！
关于三十年代文艺，需要专题讨论。这里只要指出一点。江青等人不顾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我国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文学艺术成就的高度评价，妄图全盘否定我国三十年代革命的和进步的文艺，并且生拉硬扯，把三十年代文艺拉入建国以后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这是十分荒谬的。
作为文艺战线的一名党员干部，我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也犯过不少错误。建国以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虽然成绩是主要的，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热情关怀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日益发展壮大，但是我们的工作，远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对于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重视不够，宣传不力。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期间，文艺战线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右倾思想有所抬头。我们一些同志，曾经片面强调团结而忽视斗争。在文学部门，如上所述，曾经出现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在艺术部门，特别是戏剧部门，出现了厚古薄今的倒退倾向。一些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旧戏，一度占领舞台。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布了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重要批示，针对文化领域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向文化、文艺界担任组织工作的党员干部提出严重警告。我们一些同志，经过学习、斗争和初步检查，痛感到只要长期脱离工农兵群众，就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甚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给党的文艺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此后，经过农村“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再教育，我们的头脑清醒了许多。我们万没有想到，一九六六年二月，正当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四清”前线从事火热斗争的关键时刻，林彪、江青一伙，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好向全国文艺界大张杀伐了。此后不久，文艺界就首先成为受害最大的重灾区。
林彪、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炮制出这样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他们互相勾结，预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证。已经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发端于文艺上的“黑线专政”论，其攻击的矛头决不限于文艺界，也决不限于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而是由此扩展开来，将“黑线专政”的罪名强加于党所领导的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工农业各条战线，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林彪、“四人帮”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利益，利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妄图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全面的反攻倒算，全面翻案和全面复辟。他们炮制的“黑线专政”论，其所以事事混淆黑白，处处头脚颠倒，正是出于他们全面翻案、全面复辟的政治需要。
穷凶极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必须彻底清算。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当前深揭狠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一定要把林彪和“四人帮”长期颠倒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文艺路线得以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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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斩草必须除根
李春光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写得好！讲了人民要讲的话，充满了战斗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精神。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以及其他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事实就是这样。“文艺黑线专政”论必须坚决推倒，彻底清算。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搞阴谋文艺的理论先导，不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可能真正摧毁阴谋文艺，那将会是“斩草留根”。
这个所谓“黑线专政”论，它的恶劣影响，远远超出了文艺、教育。此论一出，不仅文艺、教育、卫生、体育，甚至经济、外贸，以及专政部门（江青不是叫喊“彻底砸烂公检法”吗），就一个接一个被宣布为修透了、烂掉了。总而言之，全都黑了。毛主席以及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千成万革命先烈，经历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被诬蔑成一片黑暗。唯独剩下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一伙象天上掉下来的神仙一样，垄断了“绝对真理”，把持着“绝对权威”。说穿了，“黑线专政”论就是给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鸣锣开道的。
“文艺黑线专政”论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有什么“理论”可言？它从头到尾是林、江一伙的谎言和诡辩。如果不依靠阴谋手段，不依靠欺骗和诡辩，它能存在一天吗？现在，我们就是要用铁一般的事实和无可辩驳的论据来击破他们的阴谋，戳穿他们的谎言和诡辩。
当然，它也有一套“理论”伪装，它依靠假革命的词句，确实也在一段时间里欺骗了不少幼稚无知和不明真相的人，例如我这样的人——我真正看穿它，是在林彪叛逃摔死之后。因此，为了帮助受害的青年，我们也必须彻底批判“黑线专政”论。我们的批判，一不搞欺骗，二不靠谩骂，三不靠行政手段。我们就是靠摆事实、讲道理，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真理，靠人民群众。
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黑线专政”论，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东西，从它的出笼到它的猖獗一时，危害多年，其中包含着极深刻、也极宝贵的教训，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加以科学的说明和总结。这样做，必能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全体青年。这也是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多次听到一些跟我年纪相仿的青年同志和比我年长的干部（其中有领导干部）说：“唉！搞不清楚。”甚至说：“世界上没有真理！”这种思想上的迷茫，是“四人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成的严重恶果之一。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并且一定要加以解决，否则后患无穷。怎么“搞不清楚”呢？采取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什么复杂纷乱的事情最终都是可以搞清楚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我认为，除了编写党史之外，还应当着手编写“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以至教育、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方面的专史。“五四”以来，思想、文化、艺术战线上那样的光荣革命传统，必须肯定，必须歌颂，必须发扬；那样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总结，必须记取。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历史阶段。如何认识这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直接关系到我们当前的工作，而且必将对未来的发展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要系统地收集、整理材料，汇编出版，要写文章，写专著。我们也一定要在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过程中，在研究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来阐明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科学真理。这个工作将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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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是破坏教育革命的极右派
陕西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教会的一些代表揭批“两个估计”
新华社西安电 曾经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陕西省的一些代表，最近举行座谈，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
代表们指出，“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活动，而且采取了极其卑鄙的手法。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打成“黑线专政”，以便他们从毛主席、党中央手中夺取文教大权，并以此打开缺口，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的复辟阴谋。
就在一九七一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作出了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但是，“四人帮”一伙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这次会议期间，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反复强调“红线照耀”，“不能说毛主席的红线没有照进教育战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知识分子和学生都要“一分为二”。周总理的指示，同样受到了“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代表们愤怒地指出，“四人帮”一伙就是这样封锁和反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阴谋炮制“两个估计”的。西安交通大学代表张国强同志揭发说，当时，“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还用造谣的办法，反对毛主席，欺骗到会的代表。张国强说，有一次他向迟群问起毛主席肯定高教六十条的问题。迟群明明知道高教六十条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制定的，可他竟当面造谣说，毛主席根本没有看过高教六十条。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一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凶恶敌人。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回忆了在那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遭到代表们反对和抵制的情形。当时，“四人帮”采取高压手段，根本不准说十七年一句好话，也不准对知识分子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当文件第一稿拿出来时，代表们提出文件对十七年的成绩没有说够，应该写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立即跳出来说：“十七年基本上不是毛主席路线占主导地位，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陕西机械学院教改部副部长韩克敬同志回忆说，当时对十七年教育路线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争论很激烈。可是，迟群却采取了非常卑鄙的手法，不但严密封锁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夏季的重要指示，而且不许在“简报”中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代表们的正确意见。在大会、中会上，“四人帮”一伙只准讲十七年教育战线一团糟，不许讲一句好话。许多教育界的老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迟群一概置之不理。就是在陕西省小组会上，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陈明焰同志曾提出，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春节谈话中说过，“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还提出高教六十条是毛主席基本肯定了的文件，不宜否定。可是，“四人帮”一伙不但不理，而且在修改定稿的“两个估计”中，反而用特别恶毒的语言，猖狂攻击高教六十条。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党委书记卢盛亮同志说，“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把高教六十条说成是“教授治校”，这完全是无耻的诽谤。“教授治校”本来是一九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时提出的反动口号，在反右派斗争中早就进行了严肃批判，在制定高教六十条时，明确强调了党对学校的领导，肯定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成果。“四人帮”一伙根本不顾事实，给高教六十条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代表们愤怒地说，“两个估计”就是在这种高压下由“四人帮”一伙炮制出来的。当时，许多代表想不通。陕西省代表吴江声说，他当时对十七年“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这个反动估计想不通。他说：“我亲自聆听了毛主席对七省市教育局长的谆谆教导，以后在工作中经常用毛主席的教导鞭策鼓励自己，总想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想不到竟成了党和人民的罪人了！”西藏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汤化陶说，当时西藏自治区的代表共六人，其中五个人不同意“两个估计”，十来天根本开不成小组会。我们曾经和中央民族学院等三所民族院校联合起来，提出“两个估计”不适用于民族教育。当时，西藏自治区党委也曾作出正式决定，认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西藏民族学院中占主导地位。“四人帮”就是这样强行炮制和推行“两个估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