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坚持培养干部的正确道路
——批判“四人帮”对“台阶论”的攻击
沈阳部队后勤部理论组
围绕着培养干部的问题，我们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主张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恢复我们党的传统，有步骤地按级提拔干部，反对“坐直升飞机”，反对“火箭式”。这对当时正在加紧篡党夺权，大搞“双突”，急速拼凑反革命帮派体系的“四人帮”是切中要害的打击。于是，“四人帮”开动他们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把这个正确的作法说成是“台阶论”，大兴讨伐之师，疯狂进行围剿。由于“四人帮”的歪曲和诬蔑，使得一些人对“台阶论”（即按照毛主席的路线逐级提拔干部）究竟是对还是错，产生了疑问。现在是彻底粉碎“四人帮”的攻击，还“台阶论”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是“论资排辈” 还是坚持实践论
“四人帮”反对“台阶论”，采用了鱼目混珠的手法，散布了种种似是而非的谬论。你讲要有步骤地按级提拔干部，他们就说你重重叠叠设置台阶，搞论资排辈，压抑新生力量。他们的这一套，是颇能迷惑一些人的。
“台阶论”究竟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干部路线？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毛主席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衡量一个干部是不是“贤”，是不是德才兼备，同样不是由哪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必须靠革命斗争实践来检验。就干部本身而言，他们的德和才的提高，尽管有快有慢，但都只能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锻炼和提高。学会了指挥一个连，一个团，然后才能指挥一个师，一个军；实践证明，真正有能力领导好一个支部、一个公社、一个区，然后才可能胜任一个县、一个省的领导工作。“台阶论”主张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选拔和培养干部，承认每一个干部的成长都要有一个过程，是完全符合实践论的思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台阶就是一段实践过程，经过一个台阶，干部就能在这段实践过程中增长才干，丰富经验。坚持“台阶论”，就是坚持在斗争实践中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坚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考察识别干部，保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得到贯彻执行。因此，“台阶论”实际上就是干部路线中的实践论。
可笑的是，“四人帮”攻击“台阶论”，也打出坚持实践论的招牌，胡说什么一个没有经验的年青人，无论放到什么重要的领导岗位，只要经过实践，没有经验就会有经验。“四人帮”的这种所谓“实践”，究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什么，我们是早已看到了的。反革命分子翁森鹤，被“四人帮”扶植到杭丝联的领导岗位上“实践”了一段，结果是厂无宁日，革命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四人帮”在铁路部门的几个爪牙，篡夺了几个铁路局的领导大权，结果是火车晚点，交通堵塞，铁路运输处于半瘫痪状态。如果让“四人帮”扶植的那些专门破坏、捣乱的家伙，在各个重要领导岗位上继续“实践”下去，我们的国家就会长期不得安宁，我们八亿人民就只能喝西北风了。这哪里是什么坚持实践论，分明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破坏。
无产阶级的干部政策，主要看德才，同时也重视资历。德、才、资，一般地说，是一致的。重视干部的资历，也就是要结合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考察他的德才。“论资排辈”，把干部的德才和资历割裂开来，把资历绝对化，是形而上学在干部路线上的表现。“台阶论”提倡按级提拔干部，但并不排斥根据干部的德才和革命工作需要越级提拔干部。“四人帮”把“台阶论”攻击为“论资排辈”，完全是无稽之谈。
是压抑青年干部 还是爱护青年干部
“四人帮”指责“台阶论”看不起青年人，反对青年人，是要把青年干部压在层层台阶的最底层。似乎他们是最关心青年干部成长的了。这个假面具必须戳穿。
“台阶论”是压制青年干部吗？究竟怎样才是真正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青年干部能不能健康成长，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一代人或几代人能够完成的。为了保证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无产阶级必须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而且要善于在革命斗争中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毛主席历来强调在基层工作和实际工作中锻炼和提高青年干部，深刻指出：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自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一个干部的成长如同一座楼房的建筑。高楼大厦只有基础结实，整个建筑物才会稳固。干部从基层工作做起，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既能增长才干，又能同群众保持联系，以后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就有坚实的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许多从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干部，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基层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台阶论”主张青年干部首先要取得基层工作经验，体现了毛主席培养青年干部的一贯思想，也是对我党几十年来干部工作的经验总结。
“四人帮”有一种论调，说在群众斗争中发现了德才兼备的年青人，如果不把他们立即直接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去，而是让他们从最基层工作做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按级提拔，那么，等他们有了经验，都老了。乍一看，他们好象很重视年青人的德才。其实，他们的德才是有自己的标准的。所谓德，是指死心塌地追随“四人帮”，忠实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卖命效劳；所谓才，是指“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能搞打砸抢，擅长搞阴谋，会搞反革命活动。这种所谓德才，无须乎经过基层锻炼，也不能从基层锻炼出来。“四人帮”的一些追随者，四处散布从最基层工作做起，是耽误青年好时光，阻碍青年干部成长；是所谓“青年干部取消论”，并以此作为青年干部要“坐直升飞机”，当“火箭式”干部的“理由”。他们甚至不惜打出鲁迅的旗号，极力歪曲鲁迅关于当父母的从来不因自己初学走路的孩子跌了跤而不让学走路的例子，把青年干部先取得基层工作经验，然后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比作是让孩子躺在床上先学会走路然后再下地。让青年干部从最基层工作做起就等于取消青年干部吗？不！这是对“台阶论”的蓄意歪曲。在战争年代，我们军队的青年干部从担任连排长开始，经过战争环境的锻炼，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小步快走，成了年青的师团领导干部，不是大有人在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基层锻炼出来的年青人，经过考验，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不也是为数不少吗？怎么能说在干部路线中坚持“台阶论”，提倡从实践中锻炼和造就干部，就会取消青年干部呢？难道教初学走路的孩子一步一步学会走路，是误人子弟，相反，让刚会走路的孩子去跑百米赛，倒是对他们的关心和重视吗？
“台阶”，对青年干部来说，能够帮助他们迅速健康地成长，而对“四人帮”以及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骗子手和投机分子，则确实是他们“闹而优则仕”的一个“紧箍咒”。试问，如果不拆掉这些“台阶”，他们的那些打手、爪牙能够一步登天吗？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能够建立起来吗？通过反对“台阶论”，既捞到支持新生力量的美名，又为他们聚集反革命力量造舆论，开绿灯，这就是“四人帮”心中的如意算盘。
“四人帮”还有一种论调，说什么有些年青人已被选进三结合领导班子，“台阶论”却以“挂职下放锻炼”为名，把他们弄回到基层去，是压抑青年干部，排挤青年干部。这种谬论简直不值一驳。为了使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青年干部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工作，让他们挂职下放到基层，这不仅有利于他们提高继续革命觉悟，而且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基层领导工作经验，为他们胜任本职工作打好基础，又有什么不好呢？有的人对本职工作根本不能胜任，就是应当把他们放到基层去。这样做，对干部本人和革命事业都是有益的，正是体现了党和毛主席对青年干部的关怀和爱护，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对他们的压抑和排挤。至于对那些钻进各级领导机构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野心家、流氓和新生反革命分子来说，岂止是要压抑，而且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把这些败类从干部队伍中清除出去，以纯洁我们的干部队伍。
是破坏老中青三结合 还是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四人帮”以为把破坏老中青三结合，否定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帽子，往“台阶论”上一扣，“台阶论”就不打自倒了。然而，且慢，只要把他们在攻击“台阶论”的同时所干的卑鄙行径加以剖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该打倒的正是“四人帮”自己，而不是“台阶论”。
“四人帮”打着批判“台阶论”的旗号，一面把青年干部（当然，是指那些跟着他们跑的）捧上了天，说青年干部“造反精神强”，“最有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理应成为领导骨干；另一方面，他们极端仇视革命的老干部，说老干部“右倾保守”，“只会搞复辟倒退”，理应统统靠边站（当然，对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他们是另眼看待的）。在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老年和中年干部是骨干力量，青年干部是新鲜血液。老干部、中年干部和青年干部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力量。任何破坏老中青干部团结的言行，都必然损害党和革命的利益。早在五十多年前，斯大林针对托洛茨基把青年干部阿谀为“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把党内老布尔什维克诬蔑为“蜕化的老头子”的阴谋，尖锐地指出，为什么要在我们党内这两支基本队伍中间制造并扩大裂缝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党的统一和党的团结出发，而不是想动摇党的统一以迎合反对派的心意，那末谁需要这样做呢？今天“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同当年的托洛茨基有什么两样？他们不正是要承袭托洛茨基的反革命伎俩，制造新老干部的对立，搞垮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分裂我们的党吗？
“四人帮”肆意践踏毛主席关于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的教导，把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革命干部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诬蔑为“举逸民”，“请隐士”；把给犯有这样那样错误而又能够做到“三个正确对待”的干部分配工作，诬蔑为“儒家的仁政”；把解放出来的干部参加各级领导班子，说成是“还乡团回来了”。甚至疯狂叫嚷对老干部能打倒的打倒，打不倒的打跑，要“枪毙一批”。他们以批判“台阶论”为名，拚命打击迫害革命的老干部，是他们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人帮”借口加快实现老中青三结合，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只要交一张“白卷”，只要是拜把的“小兄弟”，只要写一封效忠信，就可以安插到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社会上的流氓、阿飞、地痞、坏分子，只要被“四人帮”看中，全都可以越过一切台阶，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他们以批判“台阶论”为名，加速拼凑反革命帮派体系，为篡党夺权进行组织准备。
凡此种种，“四人帮”攻击“台阶论”的罪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是谁在破坏老中青三结合，不也就一清二楚了吗？
第3版()
专栏：
殊途同归
周 怀
比较一下一九五七年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四人帮”，是很有意思的。
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一个基本观点是“今不如昔”：解放后的八年，不如解放前好。“四人帮”的基本观点是“昔不如今”：解放后十七年都是刘少奇黑线统治，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国才出现“曙光”。从表面看，两种提法截然不同。一个厚古薄今，一个厚今薄古。实际上却是一回事，都是“否定一切”，或曰“打倒一切”。前者否定解放后八年，后者否定解放后十七年。否定的对象，都是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此也可证明，“四人帮”的的确确是党内的右派，是极右派。
有趣的是，都是“否定一切”，在不同时期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九五七年这种人是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人却挂上了“左派”的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右派并不掩饰其本来面目，公然声称社会主义不如半封建半殖民主义，共产党不如国民党，明目张胆地拉历史的倒车。有的右派甚至公开扬言要杀共产党。“四人帮”则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烟幕的掩护下，颠倒敌我，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一切破坏活动都贴上革命的标签。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四人帮”跟资产阶级右派获得不同的境遇。
这种情形，有点类似强盗和骗子。
强盗中首屈一指的要数海盗了。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英伦海峡、大西洋，我国明末的台湾海峡，都曾经活跃过这类角色。无论海盗怎样杀人越货，从不讳言自己是海盗。骗子就不同了，有骗取钱财的，有拐带孩子的，有窃国篡权的。大政治骗子比强盗厉害得多，他窃取的不只是几十、几百、几千箱钱物，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的领导权。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窃取了一个近两千万党员的党和二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还妄图骗取世界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自比霸主，君临万方。骗的本身也是抢，巧妙地抢，大量地抢，所以骗子的本质也是强盗。然而骗子的特点到底是骗。要骗就得讲假话，制造假象。
假象，无非是颠倒，混淆，以歪曲的形式反映本质。《镜花缘》描写了一个两面国，该国公民头上那块浩然巾，可说是假象生动的艺术概括。两面国公民的正面是很好看的，“和颜悦色、满面谦虚光景，令人不觉可爱可亲”。可是浩然巾背后却是另一种模样：“青面獠牙”，“鼠眼鹰鼻”，血盆大口伸出的长舌如刀似剑，喷出的毒气“阴风惨惨，黑雾漫漫”。这等人物，多么酷似“四人帮”！那块浩然巾，又多么酷似“四人帮”披着的“左派”伪装！
“四人帮”表面是人，暗里是鬼，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的正面，涂抹得如花似玉，天姿国色，即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正确路线的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左派领袖”之类。所以他们那块“浩然巾”，就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到了“四人帮”登上政治舞台，才产生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才进行了“上层建筑革命”，才培养了大批“先进分子”，才执行了百分之百的“革命路线”。新中国，也仿佛不是一九四九年，而是一九六六年才诞生似的。
“四人帮”的手法，同资产阶级右派如出一辙，叫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解放后十七年，各条战线始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居主导地位，广大干部和群众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当然，中间有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但是“四人帮”拚命夸大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作用，把我们各项工作贬得一无是处，完全抹煞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十七年的伟大成就，以偏概全，从否定一点到否定一切。
“四人帮”否定了解放后十七年，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是肯定的呢？也不是。他们到处搞打砸抢，层层揪“走资派”，明目张胆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众所周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是千百万群众参加的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四人帮”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其目的，就是篡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眼睛盯着的，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心里想着的，是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四人帮”完全是一伙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骗子，是披着“左派”伪装的篡党窃国的大盗。
“否定一切”的人，到头来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这个“一切”，就包括了否定者自身。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对“否定一切”者直接执行否定任务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因为资产阶级右派和“四人帮”所要否定的，都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他们所要肯定的，恰恰是走向灭亡的剥削阶级。于是历史就按照时间的先后，给他们各各安排了合理的归宿。
第3版()
专栏：
阶级斗争与经济利益
罗元铮 张卓元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否认阶级斗争与经济利益的内在联系。姚文元胡说，“强调经济利益”就是“修正主义”。“四人帮”用扣帽子、打棍子的办法，不准人们讲经济利益问题，强行推销历史唯心主义的破烂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点是：任何政治运动，任何阶级斗争，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运动，根源于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的对立。人们在研究社会经济运动发展规律的时候，是离不开考察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的。马克思说过，他就是在碰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时，开始去研究经济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的。
恩格斯说：“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6页）。
在历史上，革命的阶级要求发展生产力，要求建立有利于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新的更进步的生产关系；而反动的阶级则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极力维护旧的、同生产力发展相对抗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就是围绕着争夺各自的经济利益而展开的。革命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四人帮”抽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不许人们从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中探究社会变革的深刻根源，不许讲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的对立，把“阶级斗争”、“社会变革”变成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的东西。他们“借革命以营私”，把自己干的卑鄙勾当，都说成是“革命”。结果是：他们越是高喊“革命”，越是高喊“阶级斗争”，生产就越是下降，社会主义经济就越是受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越是遭殃。这就使人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四人帮”是一伙假革命的反革命。
“四人帮”割裂政治与经济联系的一个反革命手法，就是把政治挂帅说得玄而又玄，用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正确命题，来否定经济是基础的原理，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否定政治体现的是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否定不同阶级的政治归根到底是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主义所以强调政治占首位，政治是统帅，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经济关系首先是阶级的经济利益关系。正如恩格斯说的，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所以，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体现着阶级的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创造条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这个根本利益，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本质含义。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致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政治是实现阶级经济利益的手段。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是建立在经济决定政治的基础上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四人帮”竭力宣扬什么政治“决定经济的性质”，否认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就滚到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了。
“四人帮”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反对讲经济利益，这在理论上是十分荒唐的。对经济利益应作阶级分析。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经济利益。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者。“四人帮”高调唱得震天价响，装得很清高，似乎不屑于谈论物质利益，其实，他们自己在生活方面却是十分“唯物”的。他们要的是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反对的是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他们这样倒行逆施，必然是自食其果，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