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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阴谋搞法西斯专政的铁证
冯秉直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人帮”指使其在公安部的党羽，精心炮制了一个黑文件，叫做《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纪要（讨论稿）》（下简称《纪要》）。那时候，他们满以为这面黑旗一举，就可以把毛主席亲自创建、培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机关，变为法西斯专政的工具。今天，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必须把这个《纪要》拿出来彻底批判。
“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炮制的这个《纪要》，全文数千言，归结起来，就是要把公安机关的专政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指向党中央，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效劳。
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王张江姚“四人帮”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煽动新老反革命分子，层层揪所谓“走资派”，妄图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叛徒江青经常嚎叫，“只恨我手中没有杀人的刀”。国民党特务张春桥亲自写下“镇压、杀人”计划。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也叫嚣“杀人”。“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叫嚷：“走资派也是现行反革命”，要“抓一批、关一批、枪毙几个”，“可惜没有一条法律”，“但将来是会有的”。《纪要》就是按照“四人帮”这一反革命政治目的炮制出笼的。
“四人帮”及其党羽在炮制这个《纪要》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他们对抗、封锁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将会议讨论的内容由原定的打击反革命偷换成打击所谓“走资派”。他们为了更广泛地推行这个黑货，私自扩大会议规模，要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增派一至二名处级干部，并把会期由三、五天延长到二十天。座谈会开始后，他们大肆鼓噪“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强令到会同志“转好思想弯子”，接受“四人帮”的“公安机关的注意力要集中到党内资产阶级身上”，“当前最危险的敌人是走资派”等极其恶毒、反动的谬论。他们还强令到会同志讨论“对走资派怎样专政”，“怎么样搞侦察”等，这都根本违反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违反华国锋同志的指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反对和抵制，会上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四人帮”及其党羽为了压制不同意见，狂叫：“你们一次不理解，两次不理解，再不理解就是走资派”，“现在不是识别不识别的问题，而是跟不跟的问题”。“四人帮”在北京、上海、辽宁公安局的亲信、爪牙也跟着推波助澜，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进行围攻。最后，他们不顾绝大多数到会同志的抵制和反对，把他们私下炮制的文稿强加给到会同志，盗用《纪要》的名义，妄图使他们的“镇反、杀人”计划合法。但是，“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奸毒，当即被华国锋同志察觉。华国锋同志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加以坚决的制止，不准他们印发这个《纪要》，挫败了“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党羽的这一阴谋。
“四人帮”及其党羽并不死心。散会时，他们把《纪要》改头换面，要代表们带回去。散会以后，他们又利用出差、发简报、作报告、办读书班、开理论讨论会等形式，继续贩卖《纪要》里的黑货。
人民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从建立之日起，我们就严格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专政矛头对准反动阶级、反动派、反革命分子和一切卖国贼。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打砸抢者和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以及帝、修、反、蒋帮特务间谍分子，也实行专政。为了保证公安机关胜利完成镇压阶级敌人，保护人民利益的艰巨任务，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分清敌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规定了公安机关的专政手段，只准用于对付敌人，不准用于人民内部，更不准用于党内这样一条铁的纪律。二十八年来，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干警，始终严格遵循这条纪律，“四人帮”及其党羽炮制的《纪要》却要对所谓“党内走资派实行专政”，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内。会议结束后，他们就按照这个《纪要》行动起来。特别是“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几个单位，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前后，更是磨刀霍霍，剑拔弩张。
“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黑干将叫嚣：“不要两只眼睛盯住地富反坏”，“要敢于碰党内走资派”。他们对以莫须有罪名抓起来的革命同志实行逼供、诱供，要他们交出“后台”，抓“大鲨鱼”，抓“幕后指挥者，操纵者”，狂叫要“追到中央，国务院，天皇老子也要追”，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去年七月，毛主席病重，“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黑干将，向心腹交底说：“党中央斗争很尖锐”，“要警惕手中有权，能调动车、马、炮的人”；还给他的心腹打气说：“要迎接更大的斗争”，“准备牺牲，准备掉脑袋”，妄想一旦“四人帮”下命令，就对中央领导同志下毒手，对反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革命群众实行血腥镇压。
“四人帮”在辽宁省公安局的亲信、爪牙从六月会议结束以后，就向全省大肆鼓吹“地富反坏已经不是主要敌人”，“党内资产阶级才是我们的专政对象”，提出“先抓典型，杀一儆百”，真是杀气腾腾！
“四人帮”在上海公安局的党羽阴谋设立“走资派侦察处”，还大兴土木，扩建监狱，妄图一旦形势紧张，就把一批革命老干部和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关押起来。
以上事实充分显现出“四人帮”及其党羽炮制《纪要》、大搞法西斯暴行的凶恶面目。不难想象，如果“四人帮”篡权上台，这个反革命《纪要》付诸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广大革命干部，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会惨遭杀害，亿万革命人民就会成为法西斯统治下的奴隶。
在党和国家命运的危急关头，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四人帮”及其在公安战线的党羽刚刚磨好屠刀，就被斩断了魔爪。
在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的高潮中，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他们倒转专政矛头的种种罪行，坚决纠正他们制造的冤案、错案，狠狠打击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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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份反革命修正主义《宣言》
——揭批“四人帮”炮制《前进农场宣言》的阴谋
上海市农场管理局批判组
一九七四年十月间，“四人帮”指使他们在上海的余党，突然抛出一份所谓《前进农场宣言》，煞有介事地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农场，到底有没有优越性？”而且宣称：“这是一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国营农场这个问题上到底灵不灵的重大原则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宣言》一出笼，上海的报刊全文登载，电台急忙广播，甚至被编入《中学生课外阅读文选》，摘译到外文杂志上。紧锣密鼓，来势汹汹。这是为什么？果真当时出现了否认国营农场优越性的严重情况，需要崇明岛上的前进农场发表《宣言》，以正视听吗？
事情并非如此，真相现已查明。一九七四年八、九月间，前进农场职工为了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树雄心，立壮志，制定出《一九七五——一九八○年前进农场发展规划》（草案）。“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闻讯，立即派“罗思鼎”大头目出马，以“关心农场定规划”为名，把《规划》抓去“帮助修改”，扬言“要搞出一点名堂来”。果然不久，《规划》就被炮制成面目全非的《宣言》，搞出了一个原文本来没有、职工闻所未闻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的名堂。那个“罗思鼎”大头目唯恐名堂不响，公开吹风说：“《宣言》是有来头的，有好多话不是我们能说的，如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的问题，是体现了张春桥思想的。”一语道破了“四人帮”炮制《宣言》的用意：盗人之名，假人之口，放修正主义之毒，行篡党夺权阴谋之实。
再看背景，就更明白底细了。早在一九七○年全国计划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国营农场的工资问题。多年来，我国国营农场就有工资制和工分制等分配形式，这是根据各地的不同条件，实事求是地采取的措施。当时，敬爱的周总理曾经提出国营农场要进行工分制试点。“四人帮”马上借题发挥，对周总理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张春桥几次三番攻击说：“农场种田为革命嘛，不记工分也可以”，“为什么要退回到工分制？难道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反而不如集体所有制？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不灵了？！”
时隔数年之后，“四人帮”又端出这个“灵不灵”的名堂，为的是什么？时间很说明问题。原来，炮制《宣言》的时候，正是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前夕，正是“四人帮”密谋“组阁”、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的时候。他们趁此抛出《宣言》，大造反革命舆论，妄想来个内外夹攻，打倒周总理，实现他们抢班夺权的大阴谋。
但是，一切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鬼鬼祟祟的。“四人帮”虽然在《宣言》中大嚷“不可以不辩论清楚”，却不敢把工分制问题公之于众，而是编造出这样一段黑话：“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散布‘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的谬论，妄图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优越性，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阴谋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是林彪一伙的“四人帮”，竟然搬出林彪这句“国营不如集体”的黑话来倒打一耙，含沙射影攻击周总理，真是无耻和阴险到了极点。
难道有的国营农场实行工分制，就否定了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就是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吗？这是“四人帮”制造的一条荒谬逻辑。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3页），所有制决定着分配，而不是分配决定所有制。一个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于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国家所有和由国家统一调拨，并不取决于职工劳动报酬的具体分配形式是工资制还是工分制。从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目前，我国的国营农场中，多数实行工资制，少数实行工分制，二者都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只是分配形式不同，并不涉及企业所有制性质。同样，许多手工业合作社企业和一些人民公社社队企业，虽然实行了工资制，也没有改变它们的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四人帮”借此大作文章，是毫无理论根据和实际根据的胡言乱语，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蓄意篡改。
“四人帮”在《宣言》中抛出林彪这句“国营不如集体”的黑话，更有罪恶的阴谋。这就是反对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反对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请看，洋洋万字的《宣言》，不但只字不提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号召的伟大意义，只字不提周总理亲自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还把《规划》中原有的学大寨的多条内容砍掉。“四人帮”端出林彪的黑话，为的是制造另外一条反动逻辑：大寨是集体所有制，国营农场是全民所有制，谁要是主张国营农场学大寨，谁就是否定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这是公开否定大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是我国农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榜样，疯狂地把攻击矛头对着毛主席，对着号召“农场不但要学大寨，而且要学大庆”的周总理。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可以为证。马天水狂叫：“我是看不起大寨的”。王洪文窜到农场煽动说：“我们不相信全民所有制比不上集体所有制”，“应该超过它，大大超过它”。张春桥更是狂妄地鼓吹：上海的国营农场要“闯路子”，“做样子”，“给全国提出一个希望”，明目张胆地要另树一帜，对抗大寨红旗。他们不准上海郊区和上海的国营农场贯彻落实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下了四条“禁令”：一不准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二不准提“普及大寨县，县委是关键”，三不准整党整风，四不准派工作队，妄想一手扼杀上海市农场和郊区农村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四人帮”炮制的这份《宣言》，暴露了他们一贯反对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反动立场和观点，暴露了他们是一帮疯狂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
那么，用《宣言》中的话来说，“怎样才算办好国营农场？”“使国营农场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宣言》蛊惑人心地写道，要“把农场办成既是一个国营经济单位，更是一个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学校”。这是“四人帮”承袭林彪的老谱，打着《五·七指示》的幌子，贩卖他们那套割裂政治与经济统一关系，煽动搞乱国民经济，趁机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私货。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明确地提出：“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别样。国营农场的职工无疑也要这样做，要把农场建设成为以农为主、全面发展、多作贡献的社会主义企业，也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努力学习和锻炼，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宣言》歪曲《五·七指示》的精神，把搞生产和培养人的任务割裂开和对立起来，片面突出所谓“培养人”的重要性，别有用心地鼓吹国营农场的主要任务不是多出产品、多作贡献，而是“培养人”，只要“输送人材”就可以了。实际上，这是在散布祸国殃民的谬论：“颗粒无收也不要紧”，什么产量，什么积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统统可以抛在一边。试想，按照“四人帮”的荒谬逻辑办农场，能办好农场，能发挥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吗？！能在低产亏损、生产混乱、“宁长社会主义的草”的农场里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吗？！“四人帮”在这里无非是想搅乱农场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的思想，煽起一股搞乱国营农场，以便他们乱中夺权的妖风。
正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上海国营农场的建设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形成了产量低、成本高、浪费大、亏损多的局面。可是，“四人帮”还胡说什么：“亏几个钱算什么！”“不要把亏损当成包袱”，“国营农场不怕亏损，这正是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四人帮”就是这样荒唐地把“亏损”和“优越性”等同起来，可见他们要发挥的并非《宣言》中所称的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而是要加剧他们搞乱国营农场、搞乱国民经济的“破坏性”；他们大喊大叫“灵不灵”的问题，要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梦寐以求他们那条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极右路线显灵。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事实证明，“四人帮”强加于前进农场的这份《宣言》，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宣言》，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又一罪证。如今“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连同他们的这个罪证，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已成为革命人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国营农场搞上去的难得的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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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七年教育成就否定不了
西南农学院教职员工联系本校实际狠批“两个估计”
据新华社成都电 西南农学院教职员工联系本校实际，狠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连日来，这个学院里群情激昂，到处摆下了大揭大批的战场。许多教职员工说，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工作的见证人。解放后的十七年，我们教育战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就以西南农学院来说，这所于一九五○年成立的新型农业大学，十七年来就为国家培养农业技术人材近七千人，并在农业基础理论和农业技术方面搞了一千多项研究项目，成果累累。这个学院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都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辛勤劳动，刻苦钻研，为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事业作出了贡献，许多人成了农业部门和农业科技战线的骨干，有的并有所发明创造。一九五三年从农学系毕业分配到湖南黔阳农校工作的袁隆平，一九六四年便开始进行农业尖端项目——杂交水稻的研究。十三年来，他一直坚持为革命搞科研，作出了很大贡献，被群众誉为杂交水稻研究的“攻关尖兵”。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已经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推广开，促使水稻大幅度增产。吴明珠从农学院毕业后，一九五三年志愿从北京到新疆吐鲁番地区，积极进行无核西瓜和蔬菜等科学实验，取得了成果。从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河南的蓝家璧、被分配到新疆的施丽等人，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大搞科学实验，取得了突出成绩。他们的事迹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大量事实证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十七年来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大家在批判中指出，“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胡说什么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人只会“挖社会主义墙脚”，是“精神贵族”，完全是无耻的捏造和诽谤。
狠批“两个估计”，砸烂精神枷锁，西南农学院广大教职员工心情舒畅，干劲倍增。八十三岁的老教授陈兆畦表示，要和大家一起深入揭批“四人帮”，努力学习新的科学技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材，贡献自己的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