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四人帮”围剿《海霞》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文化部批判组
“四人帮”疯狂地围剿过影片《海霞》,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四人帮”围剿《海霞》的反动实质,却有待我们继续进行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死党于会泳等人,曾经制造过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围剿《海霞》,是因为影片搞成了“列传式”、“散文式”,背离了“样板戏的实践经验”,违反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也就是说,仅仅是艺术表现形式的问题。“四人帮”第二次围剿《海霞》时,炮制了《右倾翻案风与电影〈海霞〉》一文。他们在这篇黑文中,又耍了一个新的花招,假惺惺地说:“一部影片拍出来,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就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同时也要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海霞》问题本来并不复杂,后来之所以尖锐化,根子是在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他们在这里诬蔑的是邓小平同志。这就是说,他们原来并没有把《海霞》当毒草,问题“并不复杂”,是属于艺术问题;后来,邓小平同志过问了,问题才“尖锐化”起来,才转化为政治问题。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实际情况是:“四人帮”一手造成的有关《海霞》的问题,始终是复杂的、尖锐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围绕着《海霞》展开的斗争,从头到尾是一场阶级斗争。甚至可以说,这场严酷的阶级斗争,远在《海霞》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文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呢,还是为少数人服务?是为工农兵服务呢,还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焦点。王张江姚“四人帮”是由叛徒、特务、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一个反革命黑帮。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他们在文艺领域里,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一方面,把一切文艺手段垄断起来,为他们篡党夺权造舆论;另一方面,到处兜售“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十七年的革命文艺成绩,无情镇压革命文艺工作者,砍杀社会主义的百花,把社会主义的文艺园地搞得萧条肃杀,使广大工农兵群众无书可读,无戏可看,无歌可唱。一九七三年元旦,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政策,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见,针对江青等人控制文艺战线的现状,提出要在继续搞好京剧革命的同时努力生产故事影片的要求。周总理明确指出:总结七年来,在故事影片生产“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这是我们的大缺陷”;希望在三年之内,能把这个空白填上。他还热情地说:“你们有什么要求,通过文化组提出,中央批准,党和国家就帮助。”周总理的话,说出了全国人民和全体电影工作者的心愿,体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路线。但是,大叛徒、大恶霸江青却当场顶撞、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拒绝执行周总理的正确指示。她指挥于会泳等人控制一切,唯“四人帮”的帮话是听;她不准任何人去改变群众看不到故事影片的现状,不准任何电影工作者不听她的话而去拍摄故事影片。她一意孤行,坚持她那条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就是在这种壁垒分明的情况下,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革命同志,决定执行周总理的指示,适应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要求,筹备拍摄故事影片《海霞》。江青知道后,当面质问该影片的编导谢铁骊和摄影钱江同志:“你们是不是对拍样板戏不感兴趣了!”她想用一顶大帽子压上去,使北影的同志从正确的道路上退下来。
然而,北影的广大革命同志没有屈服于江青的淫威,而是坚决按周总理的指示办,《海霞》正式开拍了。江青对此恨得咬牙切齿。从《海霞》第一个镜头开拍的时候起,她就对这部影片埋下了杀机。摄制组的同志怀着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无限忠诚,不分昼夜,不避寒暑,终于在一九七五年初把影片抢拍出来。一月二十五日,影片送到江青一手控制的文化部去审查。“四人帮”在文化部的死党于会泳等人接连“审查”两天,就是不予通过。理由是什么呢?他们支支吾吾,不能明讲出来。最初,只笼统地说“有严重问题”,“带根本性问题”;后来,罗列了数十条罪状,都是艺术处理方面的问题,而且很多是鸡蛋里挑骨头,根本不能成立的。摄制组的同志不服气,质问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毛主席一九五七年提出的六条标准,是分辨香花和毒草的唯一政治标准,《海霞》在政治上是好的,符合六条标准,艺术上也是有创新的,为什么不能通过上映?“四人帮”的死党、亲信狗急跳墙,竟无耻地说六条标准是“最起码的”低标准,直接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他们所以敢这样丧心病狂,胆大妄为,正是因为背后有“四人帮”撑腰、打气。
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单纯的“艺术问题”。不同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总是不同的政治路线斗争的一种表现。摄制组的同志根据于会泳等人的“审查”意见,对影片进行修改,改了一百多个镜头,于六月十五日再次送文化部审查。结果,依然不被通过。理由是:“吃苦菜”和“送水”两场戏还没有完全按文化部的意见修改。摄制组的同志据理力争,严正指出:如果完全按于会泳的意见改,“不仅费力,而且势必改变了人物关系,伤了影片的筋骨,造成支离破碎的结果”。谢铁骊和钱江同志曾给江青写信,希望她能主持公道,给予“帮助和指示”。江青把信转给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表面上写道:“北影的事不清楚,我压了一些件,并告诉过文化部的负责同志我们今后不负责影片的审查,保留评论权”,“建议上演,组织评论队伍”进行“评论”。善良的人们怎么可能知道,江青早就很“清楚”“北影的事”,早就给于会泳等人有黑指示,要把眼睛“盯着《海霞》”了。她所谓要“组织评论队伍”进行“评论”,就是要纠集打手,围剿《海霞》;通过围剿《海霞》,达到他们在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九七五年春,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同志,相继观看了《海霞》,肯定了这部影片。对于这件事,江青曾一再指使于会泳等人进行非法的调查。于会泳向江青密报说:“关于《海霞》影片,情况很复杂,受到人的支持。”受到谁的支持?江青不打自招说:“谢铁骊拍个片子就往邓颖超那个线上送,她又不管文艺,伸这个手干什么,总理对这个片子可支持呢。”这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那个时候,邓颖超同志根本没有看过《海霞》这部影片。而且,邓颖超同志除了因工作需要,组织决定让她看的影片外,她自己从来没有以个人名义调看过任何影片。而叛徒江青却胡诌什么“往邓颖超那个线上送”,纯系子虚乌有,造谣诬蔑!其目的,是通过打击诬蔑邓颖超同志,反对周总理。所谓“总理对这个片子可支持呢。”这才是江青攻击的重点。江青的这段无耻谰言明白无误地供出了她刻骨仇恨周总理的狼子野心。周总理代表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海霞》受到的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支持。对于革命人民、革命电影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四人帮”,却对此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江青密令于会泳:“有关《海霞》的问题,既然情况复杂,我建议你向春桥同志当面报告。”于会泳遵旨晋见张春桥后,便决定公开围剿《海霞》。他们的第一步,就是决定《海霞》“按未经修改的样子上映”;并且特别注明,“就是他们送中南海审看的样子上映”。这就一语道破,他们上映《海霞》,“评论”《海霞》,目的是要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的第二步,是由于会泳等人亲自领头,组成“点火队”,先后开进北京电影制片厂;并以文化部的名义,连续给北影厂全体职工写了两封公开信,企图煽动群众起来围攻摄制组的同志,批判《海霞》,把《海霞》定为“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他们这一步的目的,也同样是想把文艺黑线回潮总后台的罪名,强加在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身上。这个时候的“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死党于会泳等人,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摆出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的架势。
谢铁骊、钱江同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文化部在处理影片《海霞》上的错误。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七月三十日审看了《海霞》的两个版本(最初送文化部审查的片子和经过修改的片子),肯定了这部影片,并决定全国上映经过修改的片子。这就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粉碎了他们第一次围剿《海霞》的罪恶阴谋。在无产阶级这次强大的反攻下,江青吓破了胆,没有敢出席政治局审看《海霞》的会议。“四人帮”的死党于会泳在政治局通过《海霞》的第二天,便跑到张春桥那里去大哭,无可奈何地说:“没地方说理去!”阶级敌人难过之时,正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阶级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四人帮”在当时就叫嚷:《海霞》问题“不算完”,暂时“放一放”!有朝一日,他们必然要卷土重来。不到两个月,到了九月十四日,江青就在大寨造谣说:“他们(指谢、钱二同志)给政治局写信,给主席写信,主席就没有批,政治局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看了‘双片’表了态。”甚至叫嚣说:“现在,我还可以批这部片子,基本方面不好嘛,有人说我翻案,这不是翻案,我现在要打反攻。”到了一九七六年初,他们全面的反攻倒算开始,掀起第二次围剿《海霞》的高潮。张春桥悄悄地写了《二月三日有感》的反党黑文之后,决定要亲自写一篇批判《海霞》的文章,并伙同姚文元下令他们在《红旗》杂志的亲信和文化部的亲信,炮制了《右倾翻案风与电影〈海霞〉》的黑文。他们在这篇黑文中,把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靶子,凶相毕露地说:“有他撑腰,编导才那样不听人劝,我行我素;有他打气,围绕《海霞》问题的奇谈怪论,一时甚嚣尘上,谣言不胫而走;有他插手,便破坏了文艺队伍的安定团结。”他们简直恨不得把邓小平同志一口吃掉。他们恨邓小平同志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邓小平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实,他们既是恨邓小平同志,也是恨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江青在这个时候就叫嚷:要揪《海霞》背后的“大后台”!她在三月二日擅自召开的十二省、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就恶毒攻击政治局通过《海霞》是“不负责任”,是“保护《海霞》,不许说话”,是“粗暴”。她明知政治局审看、通过《海霞》,是奉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是华国锋同志亲自参加的。他攻击政治局,分明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他们不仅这样说,而且付诸行动。张春桥亲自派人进驻北影,追查“反革命”,把谢铁骊同志当成“重点的重点”。他们小会围攻,大会批判,软硬兼施,追逼谢铁骊同志交出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的底稿;此计不成,又去诱说钱江同志,说他与谢铁骊同志“不一样”,要他主动交代写信的内容。他们把谢、钱二同志逼成重病,不罢休,还继续追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通过批判谢、钱二同志写信的内容,来反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他们反革命的日程表上,还准备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召开全文化部系统的大会,以“与邓小平挂钩问题”的罪名批斗谢、钱等同志,实行法西斯的迫害,进一步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由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十月六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围绕着《海霞》问题,就是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
“四人帮”有一条“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他们搞“阴谋文艺”,炮制《反击》、《盛大的节日》这样一些反动影片,目的是为了打倒老一辈的革命家,为他们那条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他们仇视革命影片,扼杀《创业》,围剿《海霞》,同样是为了打倒老一辈的革命家,为他们那条反革命的政治纲领服务。他们加给《创业》十条罪状,加给《海霞》几十条罪状,而且三翻四覆,非要把影片置于死地不可,目的都不止是对着影片本身,而是反对支持影片的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以及邓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这就是“四人帮”围剿《海霞》的反动政治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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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大阴谋
王首道同志在广州地区教育战线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上发言
新华社广州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电 曾经参加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同志,最近在广州地区教育战线批判大会上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
王首道同志说,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推翻了“两个估计”,砸碎了套在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千百万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使教育事业获得了大解放,为教育革命大干快上扫除了大障碍,使广大教育工作者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他说,在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及其死党、余党、亲信、黑干将采用各种卑鄙手段,精心炮制了反革命的“两个估计”。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我就亲眼看到了“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卑劣伎俩。
王首道同志指出,“四人帮”及其同伙在那次会议上制造“两个估计”是早有预谋的。会议开始之前,“四人帮”及其在上海、辽宁的死党、余党,就挖空心思制造了许多为“两个估计”服务的材料,参加会议的代表一到会,他们就把这些材料塞给每个代表,妄图按照他们的黑旨意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他们所发的材料中,有一份调查材料,说什么:在一个大学学习过的三十名劳动模范,有六名被资产阶级完全“化”掉,成为骑在工人阶级头上的特权阶层的人物,有十二名变成了个人主义十足,意志消沉的人。他们企图用这种歪曲事实的所谓典型材料,把社会主义的大学污蔑为封资修的“大染缸”,把工人阶级的劳动模范肆意加以糟踏。还有一个材料说,上海有个大学的工人班自从一九六○年创办以来,招收工人学员五百五十四人,百分之九十是党团员,百分之十是劳动模范,但是他们都受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成了“追名逐利同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人”。这种胡言乱语,无非是硬要把教育革命成果一笔抹煞。“四人帮”及其同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个别事例来否定整个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成就,否定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这样“典型引路”之后,其他的发言一律必须按照这个模式来搞,否则就取消你的发言权。他们对各省市带来的材料严加选择,符合他们口味、按他们调子搞的材料就采用;不符合的一律不予采用。广东省当时准备的材料,是按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大力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百般刁难,不准发言,也不登《简报》,还通过各种形式对广东代表施加压力。他们在联络员会议上,公开点名斥责广东,胡说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中毒深。“四人帮”及其余党、亲信、黑干将就是通过这样的卑劣手段,划框框,定调子,根本不允许为十七年教育战线讲一句公道话,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事业的巨大成绩。
王首道同志指出,在那次会议上,“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清华大学的一位同志在会议文件起草小组会上,想说明一下高教六十条产生的背景和毛主席曾经肯定过高教六十条的情况,就被他们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被赶出了起草小组。在会议领导小组讨论会议文件时,我根据广东小组讨论的意见,想说明三个问题:一是不要把普通大学和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混在一起写,免得造成各类学校概念不清、任务不明;二是要把大、中、小学的任务分别写明确,不要各级学校都是一个要求;三是对十七年的估计不要笼统写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样不利于调动广大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正确地总结经验,即使要写,也要按照大、中、小学的不同情况来写。我连第一点意见还没有说完,就被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亲信攻击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
“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当众表扬了那个亲信,指桑骂槐地把我攻击了一通。
王首道同志说,在那次会议上,“四人帮”采用高压手段,造成人们只能说十七年坏,不能说十七年半句好话的局面,不然就会被扣上“立场不稳”、“界限不清”、“觉悟不高”的大帽子。当时,我们广东小组在讨论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解放后十七年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教育战线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能说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对于知识分子的估计问题,要求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来分析。当我们的代表向领导小组汇报这个意见时,迟群竟大发脾气,气势汹汹地说:“谁说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起草会议文件?”并质问:“你们小组都同意这个意见吗?没有别的相反的意见吗?”态度极端蛮横。有些省的代表也提出不同意见,迟群就歇斯底里地叫嚷:“这些人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质问:“这些人是哪条线上的人?要追查。”并且狂叫:“这样的人如不转变立场,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他强迫各小组过所谓“民主生活”,开展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一些人转变立场。迟群还在会议上大抓“活思想”,把对“两个估计”的态度归结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待继续革命的态度问题,无限上纲,扣帽子,打棍子,妄图压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在那次会议上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抵制和斗争。尽管他们采取种种手段控制会议,压制不同意见,但是大家还是反复提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我国十七年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的。在他们的控制下,会议文件先后搞了十八次修改稿。不少代表看到提意见也没有用,后来干脆就不提修改意见了,把原稿退回就算了。
王首道同志在揭发批判中愤慨地指出,“四人帮”不但扣压、封锁了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并且公然疯狂反对周总理的指示。在会议期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林彪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针对“四人帮”的嚣张的反党气焰及其反动的“两个估计”,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作了两次重要指示,明确指出:毛主席的红线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中的多数是接受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作具体分析,不然大家会灰溜溜的。周总理还专门作了关于党史的报告,用我党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启发我们要深入批判叛徒、特务陈伯达,为我们后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四人帮”对周总理的指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阳奉阴违,疯狂反对。他们在上海等地的余党回去后,竟一直不予传达,却别有用心地大肆宣扬张春桥、姚文元的黑指示。
王首道同志着重指出,“四人帮”阴谋炮制的“两个估计”,为什么遭到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教职员工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就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是极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在政治上是非常反动的。“两个估计”是与毛主席关于我国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直接对抗的,是完全违背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的客观实际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不光是为了搞乱教育战线,破坏教育革命,摧残教育事业,他们还妄图从教育战线打开突破口,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的主导地位;妄图通过搞乱教育战线,进而搞乱其它战线,搞乱全国,阴谋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罪恶目的。“四人帮”精心炮制的“两个估计”,完全是为他们那条“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的,是他们进行篡党夺权,改朝换代,复辟变天的重要理论根据。因此,彻底批判“两个估计”,肃清
“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以及科技、卫生、文艺、新闻等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就成了当前广大教职员工、广大干部群众的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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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巴山区巫溪县教育工作者用普及教育的成就批判“两个估计”
“黑线专政”论完全颠倒黑白
据新华社成都电 大巴山区巫溪县普及小学五年教育以后,学龄儿童入学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左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小毕业生都升入了初中,并实现了学生上小学不出队,上初中不出社,上高中不出区。昔日文化落后的偏僻山乡,如今村村寨寨传出了孩子们的读书声,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
这个县的干部和教师回顾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狠批了“四人帮”胡说十七年教育战线“黑线专政”的反动谬论。他们指出,建国以来,教育战线和各条战线一样,尽管有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完全是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无耻谰言。
巫溪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是四川东部最边远的一个县。全县四十多万人口,散居在纵横四百多里的崇山峻岭和深沟峡谷之中。解放前这里一穷二白,“文盲村”比比皆是。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落后状况,巫溪县教育部门在县委领导下,从五十年代初期便狠抓教育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发展到四百五十八所,相当于一九四九年中、小学总数的十八倍。许多山区小学和中学设置复式班,有的实行半日制或间日制,有的举办早读班或晚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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