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满怀深仇大恨揭批“两个估计”
辽宁省教师代表会议控诉“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罪行
据新华社沈阳电 在最近召开的辽宁省教师代表会议上,一千多名先进教师控诉了“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炮制和推行“两个估计”的罪行。
辽宁省教育战线深受“四人帮”的祸害。“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什么学问也没有,却摆出一副“教育理论权威”的架势,到处制造反革命舆论,兜售“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的“两个估计”。他歪曲革命导师列宁在二十年代说的话,把我国经过多年思想改造、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广大知识分子,同十月革命初期抗拒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同起来,诬蔑广大教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偏见”和“消极怠工”,而且把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统统说成是“基本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广大知识分子列为“专政对象”。“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同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对着干”,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实际是要培养象张铁生那样“交白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革命打手。他们取消教学,毁灭教育,叫嚣教研室是“土围子”,基础部是修正主义的“桥头堡”,抓教学质量就是“智育第一”,狂呼对十七年的教育要“统统砸烂”,“动大手术”。他们在教育问题上散布的这一系列奇谈怪论,都离不开全盘否定十七年的“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篡改无产阶级教育性质、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柱。
广大教师在揭发批判中指出,“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不仅鼓吹“两个估计”,否定一切,而且赤膊上阵,打倒一切。喧嚣一时的辽宁教育战线的所谓“五件新事”,就是那个死党一手导演的。他们炮制的臭名昭著的所谓“一张发人深省的答卷”,在红与专问题上颠倒黑白的所谓“两张大字报讨论”,同十七年“对着干”的所谓“朝农经验”,打击迫害干部和教师的所谓鞍山“吹氧”经验,还有什么反“师道尊严”的“小将”等等,不仅把辽宁教育战线搞得乌烟瘴气,而且流毒全国,造成严重恶果。会上,许多代表控诉了“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广大干部、教师的罪行,激起了代表们对“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深仇大恨。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是很不得人心的。从它一出笼,就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坚决抵制和斗争。这次会上受到表彰的一百九十七名优秀教师,同“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作过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斗争。会议期间,这些优秀教师畅谈了自己的斗争事迹,交流了斗争经验。辽阳市小北河公社西月河学校的优秀教师乔长悦,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教育学生不学那张铁生,不学那“长角长刺”顶老师的小学生,带领学生坚持学雷锋,上好文化课,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了发展。
辽宁省教师代表会议开得隆重热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部队司令员李德生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向优秀教师颁发了奖状。省委许多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并带头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教师代表们激情满怀地表示,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决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教育革命搞上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
在这次教师代表会议上,经中共辽宁省委批准,大连工学院副教授唐立民提升为教授,大连工学院讲师俞裕国、大连水产专科学校讲师文干提升为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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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改造旧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成果看:
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成就不容抹杀
南京大学理论组
“四人帮”在炮制的“两个估计”中胡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们对国民党的旧教育制度一点没有触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甚至说得比旧中国的教育还坏,是“封、资、修”的混合物。
事实真是这样吗?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改造旧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我们南京大学是由解放前的旧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而成的。旧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一个是独夫、民贼蒋介石一度亲自兼校长、直接控制的学校;一个是美帝国主义从事文化侵略的基地,学校的领导大权掌握在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分子手中,校内反动党团林立,国民党特务、爪牙横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我们从敌人手里把学校的领导权夺了过来,广大师生员工获得了解放,学校获得了新生。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上级领导机关很快给南京大学调配了大批骨干力量,其中有的是随解放大军南下的干部,有的是在解放前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员,有的是从学校教师、工人、学生中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以后,党又陆续从各条战线选派了一批优秀干部来支援学校,进一步加强了对学校的领导,经过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运动,学校清除了暗藏的敌人,纯洁了队伍。一九五七年,党领导广大师生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学校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党和无产阶级手中。学校各级领导干部的大多数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勤勤恳恳地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经受了考验,进一步提高了路线觉悟,锻炼得更加坚强。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胡说,十七年教育部门的领导大权被刘少奇所网罗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所把持。这纯属造谣。
旧中大、金大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精神贵族的学校,学费、生活费昂贵,学生大多是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解放后,我们学校根据毛主席关于学校应向工农开门的教导,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逐年增加,一九六五年入学的新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已占百分之七十九,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不到百分之一。学校不仅在政治上十分关心工农子弟,在生活上也给予应有的关怀,看病一律享受公费医疗,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享受助学金。这与解放前工农子弟被关在学校门外,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的情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旧中大、金大办的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教育。我们接管这两所大学后,就在毛主席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许多改革,并开展了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斗争。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在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高潮中,我们学校根据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校的面貌。
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了。校党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广大师生在政治思想上受到极大的教育。学校开设了哲学、党史、政治经济学三门政治课,让学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教师中挑选了一批政治上较好、又具有一定业务能力的同志,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耐心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学校对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作了初步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建立了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教学体制。根据教学、科研的需要,办起了工厂、农场,作为劳动和实习的基地。此外,还经常组织师生到校外的工厂、农村去进行锻炼,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科学研究也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纳入教学计划,师生一起搞科研。在课堂教学中,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还是根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精简了课程的科目,改进了教学内容,使得学生通过学习既能搞清基本理论,又能增长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解放前四十七年中,两校总共毕业了两千多学生。解放后,在毛主席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十七年南京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万多名毕业生,为旧中大、金大两校毕业生总和的五倍。我们培养的这些学生,大多数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认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坚持又红又专的大方向。例如,一九六五年我校文科有两个学生在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根据自己的体会写的两篇文章,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扬。如今,这些毕业生大都战斗在祖国各条战线上,许多人已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四人帮”胡说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十七年所培养的人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试问:这些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难道这里边没有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吗!
在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指引下,我校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十七年来,共搞了一千多项研究课题,其中有十八项成绩突出。例如,地质系师生坚持奋战八年,跑遍我国华南数省的山山水水,进行大量野外地质调查,并结合室内的试验分析,一九六五年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华南花岗岩的新理论,为发展地质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干扰、破坏,教育战线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毛主席曾多次作过严肃的批评,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引以为戒。但是,我们决不容许“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为“黑线专政”的谬论进行辩护。
“四人帮”“黑线专政”的谬论,表面
“左”得出奇,实际上是右得不能再右。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在毛主席亲自为之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战线上,竟是一条“黑线专政”。这种黑话不是故意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脸上抹黑,又是什么?!“四人帮”的这种黑话,比一九五七年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时说的那些黑话,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狡猾地加上了一些革命词句的伪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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