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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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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致电泰共中央
最热烈地祝贺泰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一月三十日打电报给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热烈地祝贺泰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电报全文如下：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欣逢泰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全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泰共党员和泰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泰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高举民族民主革命旗帜，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泰国的真正独立和人民民主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
泰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泰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作出了珍贵的贡献。
当前国际形势大好，反对苏美两霸的国际统一战线广泛发展，形势越来越有利于泰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深信，在泰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泰国人民必将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
中泰两党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凝结起来的兄弟情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泰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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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毁我长城必自毁
——清算张春桥在总政治部的反革命罪行
总政办公室理论组 解放军报记者
国民党特务、“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曾经短暂地窃据过总政治部主任的要职，从上台到垮台，总共一年零九个月。
一年零九个月中，张春桥在总政彻底亮了相：他不择手段大搞阴谋诡计，竭尽全力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处心积虑搞乱我军高级领导机关，干尽了反军乱军、篡党夺权以及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罪恶勾当，活现了一副卑鄙奸诈、阴险狠毒的反革命老手的狰狞面目。
一年零九个月中，身为总政主任的张春桥，没有传达过一次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同总政广大群众见过一次面，没有提出过一条全军政治工作的建设性意见；倒是以他的斑斑恶迹，绘制了一张难得的“政治体温”表：一九七五年初，当上总政主任，他发“高烧”；同年四月，“四人帮”受到毛主席严厉批判，他发“低烧”；十一月，“四人帮”违背毛主席指示另搞一套，他又发“高烧”；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步伐，他“烧”得发狂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张春桥恶贯满盈，顷刻覆亡。
这张难得的“政治体温”表，正是张春桥在总政倒行逆施、罪行滔天的真实记录；也是“四人帮”一伙“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历史写照。竭尽全力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
张春桥窃据总政主任职位以后，“四人帮”手舞足蹈，弹冠相庆。这些年来，他们一直有块“心病”：“军队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军队最难办”。他们千方百计要把军权搞到手，如今总算遂了一点心愿。张春桥神气活现，得意忘形地对人讲：“外国评论说，我到总政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利令智昏的张春桥，这时“政治体温”急剧上升，迫不及待地利用窃取的职权，竭力推行他们一伙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他叫嚷：“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反对经验主义“有现实意义”，要把它“当作纲”，联系全党全军的实际“来学习”。张春桥公然篡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指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把经验和经验主义混为一谈，把有丰富革命经验的领导干部同经验主义者划等号，把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当作“经验主义者”统统打倒，为“四人帮”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了“理论根据”。
张春桥抛出这一反动谬论后，“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大打出手，对所谓“经验主义”进行反革命围剿。江青到处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姚文元发表文章，恶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造谣说毛主席十多年来多次重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四人帮”安插在总政的那个死党，也指令“地下战斗队”骨干：“对经验主义就是要攻一攻”。顿时，一股大反“经验主义”的妖风平地而起。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看穿了“四人帮”的诡计，四月二十三日，对“四人帮”作了严厉批判：“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主席的批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张春桥一伙政治骗子的丑恶面目，刹住了反经验主义这股妖风。张春桥阴谋败露，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他闭门不出，请示，他不表态；打电话，他不答复；约谈话，他不见面；开会，他不参加。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要他到会讲话，他有气无力地说：“我发低烧了”。
但是，张春桥贼心不死，他躲进“安乐窝”，暗中盘算，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果然，时隔不久，他又煽动揪所谓“军内资产阶级”，再次疯狂地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一九七五年十月，“四人帮”安插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向张春桥献计，提出“写戴红领章、红五星的阶级敌人”，张春桥满口支持，当场就说，军内走资派“生活中有嘛”。一九七六年二月，张春桥下达了“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的黑指示。接着，他又指使那个亲信，在部队召开了三个片会（原策划的第四个片会，因“四人帮”被粉碎没有来得及开），以交流文化工作经验为名，大造“抓军内走资派”的反革命舆论。这个亲信秉承张春桥的旨意，嚎叫要“破军队特殊论”，“军队走资派不管大小，层层都有”，要敢于写“穿军装的走资派”，要大写特写“在民主革命时期积极而有成绩”的“走资派”，要做“有志之士”，“不要怕犯错误”，声称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甚至还要挟、逼迫各单位领导表态。
在张春桥及其亲信的煽动和主持下，写“军内走资派”的毒草话剧《千秋大业》、《冲锋向前》出笼了；炮制反动影片《金钟长鸣》、《钢浇铁铸》的活动加紧了。一时间，这类剧本、小说、诗歌、美术等作品，在部队陆续出现。这些毒草作品，对我军各级干部，上至总部领导，下至连排干部，进行了恶毒的丑化，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治工作方向。
揪“军内走资派”，并非新鲜货色，不过是他们“揪军内一小撮”、“放火烧荒”的翻版和继续而已。人们都记得，“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动口号，就是一九六七年“四人帮”伙同林彪精心炮制的。“放火烧荒”就是江青伙同张春桥抛出来的，当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后，又是这个诡计多端的张春桥，指点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回去好好想一想，写个什么东西”之后，抛出了一个所谓六点“更正声明”，以掩盖其主子的罪行。铁的事实证明，“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丘之貉，都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总后台。
张春桥一伙为了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还采取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等卑劣手法，接二连三地制造事端，导演了一场场丑剧。战士出版社两个同志在清理旧书报时，夹带销毁了约二百本张春桥、姚文元的黑书，张春桥、王洪文立即抓住这件事制造了一个所谓“烧书事件”，勒令“追背景”，“往上查”，非要抓出“后台”不可。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又制造了军事博物馆“历史综合馆”事件，他们利用一件诬告材料，硬说展览“树了”邓小平同志，“突出了”叶剑英同志，张春桥亲自下令：“立即闭馆”。“四人帮”安插在军队宣传部门的那个亲信，还把军委和各总部十多位领导同志在审查该馆时所谈意见的原始记录搜去，把参加审查的一些领导同志的签到名单抄走，送给张春桥，阴谋陷害。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后，张春桥狂叫要“挖后台”，“追上线”，他们的那个死党就大查特查，“抓小子，揪老子，抓下头，揪上头”，威胁、迫害广大干部，甚至丧心病狂地动用侦察手段，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叶副主席。张春桥还亲自为安插在公安部的黑干将出谋划策，心怀叵测地说：“你们只会追工人、司机，不考虑司机是听后面的首长的？”他还说：“鄙人兼主任的那个总政，你们敢去查吗？”主子示意，喽罗出动，终于从总政抓走了一名青年工人，无辜关押半年之久，多次逼迫他交出“后台”，把专政机关这把刀子杀向军队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真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
张春桥极端仇恨同“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邓小平副主席，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在一九七五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副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受到全军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在会前军委常委讨论这个讲话的提纲时，张春桥曾表示：讲得好，要放开讲。但是，事过不久，宣传部门的那个亲信，化名“斌音”，炮制黑文，对邓副主席的正确讲话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无耻诽谤。黑文写好后，那个亲信从北京偷偷寄给在上海的张春桥的叛徒老婆，让她再转送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审定。黑文很快出笼了，他们互相庆贺：“打响了第一炮”。张春桥一伙打击和诬陷邓副主席的丑恶行径，多么阴险卑鄙！
这个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刻骨仇恨的特务分子张春桥，不放过一切机会，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一九七五年颁布了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命令。
张春桥一伙怀恨在心，大肆攻击，咒骂这些班子是“复辟班子”，哀叹他们的人在军内“已经很可怜了”。在张春桥一伙眼里，哪里还有毛主席、党中央！他们恶毒诬蔑和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逝世后，张春桥伙同王洪文下禁令，不准广大指战员佩带白花、黑纱，不准搞悼念活动，连周总理光辉一生的展览图片也不让翻印。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一伙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狂妄地叫嚣：“要敢于动庞然大物”。他们急不可待地要抛出“按既定方针办”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宣传部门的那个亲信如获至宝，在这一谎言发表的前一天晚上，背着总政党委，擅自通知全军收听广播，但是“四人帮”心怀鬼胎，推迟了广播时间，那个亲信弄巧成拙，恰好暴露了他们一伙恶毒反对华国锋同志、急于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张春桥在军队中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可说是费尽心机，竭尽全力。然而，到头来还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处心积虑整垮总政搞乱全军
总政治部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全军政治工作领导机关。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为了乱军篡党夺权，总是对总政恨之入骨，并且先从总政下毒手。文化大革命以来，先是林彪叫嚣要“彻底砸烂”，后是江青大搞“放火烧荒”，都是想从总政“开刀”，搞乱军队。张春桥阴谋乱军篡军的反革命策略，也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全军，乱中夺权。然而，张春桥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总政广大干部和群众，不吃他那一套。他那阴阳怪气的黑话，没有几个人听；他那反经验主义为“纲”、“揪军内走资派”一类货色，也没有多少市场。
“四人帮”经过策划，倾巢出动了。张春桥伙同王洪文，直接指挥那个死党，网罗几个唯利是图、唯权是夺的跳梁小丑，设立秘密联络点，四出活动，八方串连，造谣惑众，兴风作浪，处心积虑整垮总政。张春桥又伙同江青，指使其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搞诡计，设圈套，骗取合法手续，利用各种机会，煽动层层揪“军内走资派”，大搞阴谋文艺。张春桥还伙同姚文元，指使其在军队宣传部门的那个亲信，插手新闻、宣传、出版等单位，为他们反军乱军，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背着中央另搞一套。张春桥又发“高烧”了。他疯狂对抗毛主席关于加强党委一元化领导、保持军队稳定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策动在总政搞“大辩论”。在总政一次党委会的议题单上，张春桥批道：“建议党委讨论一下，清华大学这件事，对我军有什么影响？总政应当怎么办？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应当重视。”他要总政党委研究“清华大学这件事”，说穿了就是煽动开展大辩论，把总政搞乱。十二月十七日，张春桥直接指挥的那个死党，向总政党委下了反革命战书，罗织了总政领导的所谓十条“罪状”；张春桥立即作黑批示，对总政党委施加压力。张春桥还找总政几位领导同志谈话，软硬兼施，打拉并用。他厚颜无耻地说：“大概我还不会倒吧”，又露骨地胁迫说：“照我说的去办”！但是他的这套伎俩，没人理睬。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威逼几位领导同志表态，仍遭到冷遇，他气得站起来，恶狠狠地嘟囔说：“光我一个人讲，没意思！”挟起皮包，转身就走了。一九七六年初，张春桥在《解放军报》一篇社论的送审稿上写黑批，说什么“右倾翻案风”“不止教育界有”，蓄意把大辩论引进军队。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总政党委和广大群众，顶住了妖风恶浪，张春桥的罪恶阴谋，一次次落了空。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张春桥写下臭名昭著的《有感》后不久，他不打自招地对人说：“近来我的心情很不好，比九届二中全会那时候还不好。”寥寥数语，把他的反革命阴暗心理和盘托出。他不甘心失败，加紧阴谋活动，操纵他的死党、亲信，大肆鼓噪，哄骗一些人贴出大字报，有的人还写信给张春桥，要求在总政开展大辩论。总政党委把这些大字报和信原原本本报给了张春桥。阴险狡诈的张春桥在一张纸条上，假惺惺地批了“目前似不宜开展大辩论”，连同原件送给军委领导同志阅，表示他是按中央文件精神办的；但是，当军委领导同志圈阅退给他后，他却把自己原来的那张批条抽下，退回总政，耍了个两面派手法。这样，就把军委领导同志关于总政不开展大辩论的明确表示扣压起来，纵容他们的骨干放手大闹。
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张春桥发狂了。他指挥死党、亲信和骨干一齐出动，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向总政领导和广大群众发动进攻。他们诬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搞翻案”，“搞复辟”，是“走资派”，“还乡团”，“胡传魁回到了沙家浜”；诽谤总政是什么“黑风口”，“造谣公司”，等等。他们开黑会，整黑材料，写黑报告，上下呼应，内外夹攻，天天闹“地震”，搞得机关不得安宁。但是，他们的阴谋依然未能得逞。
张春桥再也按捺不住，于是亲自披挂上阵。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二日，张春桥伙同王洪文，以接见总政党委、听取汇报为名，搞突然袭击，大打闷棍，妄图一举突破，全面夺权。王洪文在会上跳起来，攻击总政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咒骂这个部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诬蔑那个单位“领导班子是传谣言的窝子”。他明明知道叶副主席曾经斥责过大大小小的野心家，还故意质问“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是指谁？”张春桥更是强词夺理，一再指责总政“方向不对”，训斥这个同志“没有转弯子”，那个领导“思想感情没有变化”，大骂总政“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总政机关的一期简报中反映了群众对张春桥的一些意见，他恨之入骨，在会上大发雷霆，咬牙切齿地斥骂说是点了他的名。张春桥杀气腾腾地威胁说：“总政现在那么被动，推都推不动。 ”“总政如果不转弯子，影响全军，有一天中央要用总政，用不上。”最后他作出了“总政现在不适应，无法工作”的结论，妄想一下撤掉总政几位领导同志，真是心毒手狠。
打闷棍之后，“四人帮”的党羽四处放风：王洪文、张春桥点了总政几个领导的名，“总政的问题快解决了”。他们里应外合，配合行动，气势汹汹，喧嚣一时，再次掀起阵阵恶浪。但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采取了有力措施，一次又一次打乱了他们的反革命部署。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发狂到了顶点的张春桥，满以为“改朝换代”、“新桃换旧符”的黄梁美梦即将实现，那些野心勃勃，削尖脑袋往上钻的家伙，也摆出了一副准备全面接管总政的架势。然而，历史却无情地嘲笑了这帮丑类。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张春桥一伙阴谋整垮总政的闹剧也以彻底破产而告终。撼山易，撼解放军难。谁想毁我长城，谁就自取灭亡。
穷凶极恶破坏我军政治工作
张春桥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全军的阴谋，虽然彻底破产了，但他的罪恶活动，给总政和部队在思想上造成了混乱，特别是对全军政治工作的严重破坏，决不可低估。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张春桥破坏我军政治工作，首先是从这个根本问题上下手的。
张春桥利用职权，一次次作黑批，不准总政下发指导部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指示，不准制订理论学习计划，不准印发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一九七五年二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全军迅速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为指导部队更好地开展这一学习运动，总政及时起草了《认真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意见》。文件报到张春桥那里，他黑笔一摇：“我没有去调查研究，现在写文件不成熟”，加以扼杀。一九七五年底，总政选编了一本《马列著作选读》，准备印发全军供基层干部和战士学习。张春桥却以“今后学习还没有讨论过”为借口，一棍子打了回来。张春桥对军事科学院选编的马、恩、列、斯军事文选和军事语录，以“待阅”、“来不及看”、“没有时间看”等为由，一压再压，整整压了三年多，一直到他们垮台。发给新战士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合订本，张春桥借口六十四开本字号太小，不准再印；后来，改成三十二开本，他仍不准印，致使许多新战士没有领到毛主席著作。不仅原著不让出，对印发毛主席的专题语录，他也横加阻挠。张春桥一面疯狂地破坏我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一面无耻地大量印发他和姚文元的两篇黑文，强行推销，妄想用臭不可闻的所谓“张春桥思想”来毒害全军。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张春桥从乱军篡军的反革命需要出发，竭力把他早就鼓吹的党的领导“不要拘于形式”的修正主义破烂货，到军内兜售。他向总政党委叫嚣：“你们开会要吸收观点好的青年人参加”，妄图把那些紧跟“四人帮”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野心家，塞进总政党委，以便把党委搅乱。张春桥还多次派出亲信、骨干，到总政直属单位和部队基层点火，煽动同党委“对着干”，“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各级党委的反，造各总部、军兵种和中央军委的反。在张春桥一伙的毒害影响下，一些单位出现了什么“第二党委”，自封的“领导小组”，“群众代表”列席党委会，以及“倒蹲点”、“上调查”等不正常现象，使军队中党的领导一度受到削弱。
在总政党委内部，张春桥称王称霸，独断专行，肆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从不参加党委会议，不同党委成员商讨问题，不相信总政党委的报告。他动不动就训人，甚至诬蔑总政党委“不如一个连队的觉悟高”。对党委集体作出的决议，他一个人可以任意推翻。一九七六年二月，总政党委在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和中央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个指导全军学习的通知。张春桥胡说总政党委“还没有认真学习”，“通知也写不好”。总政党委再次学习，对通知又作了反复讨论修改，第二次上报，他却又批道：“内容重复，不必要了。”张春桥就是这样一个凌驾于总政党委之上的蛮横跋扈的大恶霸！
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历来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张春桥出于反革命本能，一提到毛主席为我军亲手培育的革命传统，就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一九七五年九月，《解放军报》根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撰写了题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社论。张春桥胡说“这样的社论用处不大”，读者“不喜欢看”，一斧头把它砍掉。他恶毒攻击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宣传是什么“鬼点子不少”，有“路线问题”，准备秋后算帐。为纪念建军五十周年，总政打算在全军开展“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征文、征歌活动。张春桥竟在“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十二字下面，划了一道黑杠，旁边写：“内容不清楚”。他还胡说我军传统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东西”，现在“吃不开了”。充分暴露出这个国民党老牌特务对毛主席、对人民军队的刻骨仇恨。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张春桥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竭尽诋毁、破坏之能事，干了一系列罪恶勾当。在军队的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张春桥瞪大眼睛胡诌：“军队的政治工作怎么做？现在靠军委拿出一套完整的办法来，恐怕也拿不出来。”他还伙同王洪文一唱一和，叫嚷什么“政治委员不起作用”了，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是“五十年代水平”，“过时了”，“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了”，公然把我军一整套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一笔抹煞。
惯于玩弄权术的张春桥，对总政机关的工作百般挑剔，肆意刁难。一次，总政召开一个领导干部会议，机关为他准备了一个总结报告。他把文中的“以派压党”四字勾去，划圈同意，并写了个条子，说报告已经看过，他因事忙，报告请总政另一位领导同志作。事后，张春桥竟对这个报告发动攻击，说：“划了圈也不等于同意嘛！”真是无赖无耻到了极点。他对总政起草的许多重要文电，都以“观点不鲜明”、“没有超过中央文件”等为借口，横加扣压。总政要订政治工作计划，他不让订，一口咬定“不可能”，“也做不到”，目的就是为了强制实施他的整垮总政的反革命计划。机关干部要下部队调查研究，他却说：“大院里的事就够你们调查的了”，“机关眼前的实际就够研究的了”，把人们的手足紧紧缚住，便于他施展阴谋活动。
更为恶毒的是，张春桥还散布种种谬论，蓄意制造混乱，妄图使我军的政治工作脱离无产阶级的轨道。部队要联系实际，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就说：这是“上挂下联”，“矛头向下整群众”。部队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作风，他就说：这是“就事论事”，“不抓大事”。部队要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集中统一、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他就说：“不要怕派性。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部队要整顿，纠正不正之风，他就说：“整党整风一百天也整不出马克思主义”。部队要搞回忆对比，进行阶级教育，他就说：这是“恐怖教育”，“不是我们的方针”。部队要搞反修战备形势教育，他就说：这是“故意吓人”。部队要用节余的物资，紧急支援灾区人民群众，他阴阳怪气地说：“有无必要？”领导机关要表彰抗洪抗震救灾部队的先进单位和英雄模范人物，他就说：这和当前形势“结合得不紧”，会“冲淡”运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句话，凡是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的，他统统反对，拚命捣乱。搞得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干也不行，不干也不行。他就是这样利用窃取的职权，为非作歹，不把你搞乱整垮不死心。在张春桥一伙的干扰破坏下，这些年来，政治机关的职能被贬低了，政治工作的战斗性被削弱了，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被损害了，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威信也下降了。造成这种严重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张春桥，是“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对于‘四人帮’在思想、理论和路线上造成的混乱及其对我们队伍的腐蚀，不可低估。要充分利用‘四人帮’这个反面教员，进行广泛深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我们一定要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抓纲治军，在揭批“四人帮”第一、第二战役的胜利基础上，切实打好第三战役。密切联系实际，彻底清算张春桥在总政的罪行，肃清“四人帮”在全军的流毒和影响，把总政机关建设好，把全军政治工作搞好，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各级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为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
（原载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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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艰难险阻 敢于攀登高峰
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科学大会表彰坚持为革命搞科研的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先进集体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讯 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最近举行科学大会，表彰了一大批坚持为革命搞科研的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先进集体。
会上，总后勤部的领导同志，为受表扬的一百多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先进集体代表戴上了光荣花，并且勉励他们继续发扬我军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荣传统，为加强我军后勤建设、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贡献更大的力量。
这次受表扬的先进科技工作者，有学术技术水平较高的专家、教授、工程师，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大专院校培养出来的大批科技人员，还有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专业科技工作者。二十多年来，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同广大干部和战士一起，努力学习，刻苦为革命搞科研，在后勤技术装备和医药卫生等方面研究和创造出一大批先进成果，有些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就充分表明，后勤科技战线尽管受到刘少奇、特别是林彪和“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干扰，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知识分子队伍是好的，他们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受到大会表扬和奖励的六十一个先进集体、一百一十一名先进科技人员，他们的事迹在后勤科技战线上是最突出的。他们长期不畏艰难险阻，抵制林彪和“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坚持为加强部队建设和国防现代化服务，坚持同工农兵相结合，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某研究所高山病防治研究小组的科研人员，十多年来年年深入风雪高原开展科研活动，足迹踏遍青藏、川藏沿线。他们忍受着高山反应，在高寒缺氧的山路上同部队一起行军，仔细观察指战员的身体变化，随时发现病情随时治疗。部队到达宿营地就休息了，可他们却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坚持到连队检查服药情况，登记高山反应的症状，统计发病率。在这同时，他们还广泛搜集防治各种高山不适应症的验方、土方和有效措施，采集了大量的中草药样品，在实验室和几千里外的工作现场进行验证。经过多年的艰苦实践，现在他们已经研制成功预防急性高山反应的有效药物。
深受部队赞扬的第二军医大学抗疟药科研小组，十三年如一日，坚持试验研究，先后制成了四种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抗疟药。
为了改进我军技术装备，某研究所科技人员经常跟随部队长途行军。他们在风雪严寒中和哨兵一起站岗放哨，研究如何减轻单兵负荷量，提高服装防寒性能，为加强战备，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了贡献。
在这支科研队伍中，还有一批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同林彪和“四人帮”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科研工作中作出成绩的先进人物。最近被提升为某医学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和副研究员的曾一同，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时，遭到残酷迫害。他在被非法关押的一年中，仍然千方百计地为保护施工部队的健康提出科研设计，总结自己多年来从事医学研究的工作经验。后来，他双眼患中心性视网膜炎，视力严重减退，就用放大镜查阅资料。他还带领其他同志深入青藏高原的施工现场，在铁道兵、工程兵等单位的支持下，研制成功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孔口捕尘器，改善了施工环境，大大减轻了矽尘对施工部队指战员身体的危害，填补了国内干式凿岩降尘的空白。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主任洪民，二十多年来革新了三十项技术，写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为我国口腔专业作出了贡献。这位深受党和人民称赞的老专家，“四人帮”也不放过。在叛徒江青对他进行政治陷害时，他坚持专心致志地进行医学研究，在口腔专业方面又作出了贡献。我国第一台牙科专用真空电溶冲压铸造机，就是在洪民积极参与和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研制成功的。第二军医大学年过七旬的耳鼻喉科专家李宝实组织编写了《耳鼻喉科全书》，“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百般阻挠，胡说什么“科学有啥时间性”，强令出版部门把这部关系到人民健康的医学书籍放在可有可无的“第五类”出版计划之列。由于李宝实坚持斗争，后来这部书才同群众见面。
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们，通过互相学习和经验交流，共同研究制定了科研发展规划。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为实现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英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