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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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晋阳大地舞红旗
山西人民深揭猛批“四人帮”,农业学大寨形势大好
编者按:打蛇,要打“三寸”。批“四人帮”,要批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这个“要害”。山西人民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的罪行时,把他们的“三反一砍”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对照起来批判,这是抓要害的一个好例子。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山西二千三百万人民在省委领导下动员起来,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已经打响!从太行山到吕梁山,从雁门关到汾河湾,晋阳大地红旗飘飘,形势大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革命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
前几年,“四人帮”把黑手伸进山西,处处搞破坏。中共山西省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破坏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省委对江青的讲话不传达,不放录音,而大张旗鼓地学习贯彻华国锋同志的重要报告;“四人帮”攻击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时,省委明确指出:工作队坚决不能撤;“四人帮”攻击大干社会主义是唯生产力论时,省委推广大寨、昔阳的经验不松劲。在斗争中,山西省委把农业学大寨的红旗高高举了起来。
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同志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说:“四人帮”大搞三反一砍,我们坚持三敢一举(敢批修正主义、敢批资本主义、敢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努力建设高标准的大寨县。这是全省人民的心声。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较严重的交城县,通过批“四人帮”的“三反一砍”,揭开了本地阶级斗争的盖子,不断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更加热爱大寨红旗。他们表示一定要把华主席的家乡尽快建成大寨县。广大群众把
“四人帮”的“三反一砍”与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加以对照,看清两者是一路货色,要害都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一定要把“三反一砍”象“三自一包”那样批得臭不可闻,无处藏身。
山西其他地方的自然条件,总的来说,不比昔阳差,全省达到昔阳现在的水平,应该说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前两年,山西基本上做到了粮食自给自足,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山西人民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大批大干促大变,尽快普及大寨县。目前,全省有四万一千多名工作队员奋战在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按上月底统计,全省参加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力达到四百六十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五十万人。铺开的工程有八万多项,已经完工的有二万五千多项。斩断“四人帮”的黑手,山西前程似锦,必将大放异彩。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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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国锋总理致电南斯拉夫总统铁托
深切哀悼比耶迪奇主席及夫人等不幸逝世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一月十九日打电报给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对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及其夫人等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电报全文如下: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总统:
惊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杰马尔·比耶迪奇主席及其夫人等不幸逝世,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南斯拉夫政府和南斯拉夫人民致以深切的哀悼,并向死难者的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比耶迪奇主席在维护南斯拉夫的独立和主权,在建设自己祖国的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逝世对南斯拉夫是一大损失。
比耶迪奇主席在发展中南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两年前他对我国进行的成功访问至今仍铭记在我国人民的心中。我深信,中南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将继续得到加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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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努力建成高标准大寨县
萧县学大寨 继续迈大步
新华社合肥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电 中共安徽省萧县县委发动群众,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坚决贯彻落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决心带领全县人民在新的一年里,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和陈永贵副总理的报告,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为建成高标准的大寨县而奋斗。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后,参加会议的县委副书记武洪顺从北京回来的当天晚上,就连夜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传达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学习会议文件,认真进行讨论。接着,县委先后召开了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和广播大会,举办学习班,培训骨干,广泛深入地向干部、群众宣讲会议的重要文件,宣传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重大成果和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在贯彻执行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过程中,萧县县委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大家一致指出:毛主席这一光辉著作,为我们深入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极右路线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出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却极力抹杀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蓄意制造混乱,疯狂地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破坏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真是反动透顶,猖狂至极。大家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深揭深批“四人帮”的种种反动谬论,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
为了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县委还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对照大寨、昔阳的根本经验,谈形势,比自己,揭矛盾,找差距。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各社队普遍重新修订规划,制订措施,决心为建成高标准的大寨县做出新贡献。全县迅速掀起了一个大干社会主义的新高潮。广大干部群众发扬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再大干的革命精神,顶风冒雪,艰苦奋战。县境内西部淮海河网化第二期工程现已进入扫尾阶段;战斗在黄河故道、新庄、永堌三大水库工地的干部民工还在挥汗大干,紧张施工;各公社也都正在大搞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积制土杂肥和颗粒肥。到处呈现出一派革命热气腾腾、生产蒸蒸日上的动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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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斩断“四人帮”伸向体育战线的黑手
国家体委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对体育阵地早已垂涎三尺。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野心家江青就与林彪狼狈为奸,对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同志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一九七一年,林彪折戟沉沙不久,江青就公然声称她对体育工作已经“进入角色”,把黑手插了进来。
毛主席、党中央从来没有委托过“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人管国家体委的工作。但“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千方百计插手体委,拉山头,搞宗派,分裂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安插亲信,篡夺体委的领导权。江青曾对体委的那个亲信说:“我,洪文,春桥,文元都支持你”,今后把“保密的材料亲自送我”。王洪文更露骨地说:“你以后有事可直接找我,你什么时候来,我都见。”在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私自向体委批文件,送材料,另搞一套。他们一不批林,二不批孔,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并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叫体委的那个亲信“先把物证抓在手上”,“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妄图打倒体委中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江青有野心之后,江青还跑到体育工作会议上明目张胆地要中央分管体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当
“老夫人”,排斥中央对体育工作的领导;而让体委的那个亲信当“红娘”,猖狂地向党中央、国务院夺权,发泄对毛主席批评的不满。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让人转告“四人帮”在体委的那个亲信,以后不要再去找王洪文、江青了。但体委的那个亲信却写信向江青告密。他们无视毛主席的批评,继续大搞反党的宗派活动。一九七六年初,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为了进一步控制体育阵地,他们又挖空心思地提出了一个所谓“体育革命”的口号,鼓噪一时。“四人帮”为什么在这时突然热衷于“体育革命”呢?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让我们看看“四人帮”打着“体育革命”的旗号,究竟干的是什么。
众所周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人民的体育事业。毛主席为我国体育工作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毛主席在一九五○年题写了“新体育”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表明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体育事业进入了新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毛主席是我国社会主义体育的开创人。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体育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伟大方针的鼓舞下,积极锻炼,增强体质,抛掉了帝国主义加在我们头上的“东方病夫”的帽子。我国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刻苦训练,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对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作出了贡献。体育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体育工作,要一分为二。体育战线上有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正如周总理明确肯定过的那样:总的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群众和多数干部中,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既要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又要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果。但是,“四人帮”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打出“体育革命”这个旗号时,别有用心地把体育战线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他们胡说什么我国的体育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体育”,完全抹杀了社会主义体育和资本主义体育的本质区别。他们把体育战线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说成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而且扬言,除此之外“不能同意其他观点”。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其他观点”,就是指周总理对体育战线的正确估价,公然把矛头直接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四人帮”的唆使下,他们在体委的那个亲信也跟着叫喊什么搞社会主义体育“现在才开始”,恬不知耻地宣称:要当社会主义体育的“开路先锋”。他还不准人家在报刊上提“过去体育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胡说什么谁要提十七年体育战线的成绩是主要的,就是“翻案”。有人提醒他,周总理有过指示,他竟狂叫:“不管他!”短短三个字,就可看出“四人帮”和他们在体委的那个亲信,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多么仇视。
“四人帮”和他们的亲信在高喊“体育革命”时,曾经露骨地说:“体育革命就是解决领导权问题”。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们是要在“体育革命”的幌子下,抓体育界的领导权,把体育界变成他们的“帮天下”。
早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王洪文、江青就指使体委的那个亲信“要组织自己的人马”,叫嚷“要提升一批,下去一批,调整一批,调出一批”。对他们的“自己人”,就不顾群众反对,大加重用,安插到要害部门;对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抵制和反对他们的同志,则排斥、打击,妄图对干部队伍进行“大换班”。他们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忽儿给这个同志扣上“法西斯”、“林彪线上的人”的大帽子,一棍子打死;一忽儿又说那个同志的“势力太大了”,总之,他们要打倒一大片,只剩下他们自己一小撮。当时中央分管体委运动的华国锋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洞察力,看透了“四人帮”拉山头、搞宗派的狼子野心,明确指出:要讲政策,要团结和相信干部的大多数,要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政治流氓王洪文得知华国锋同志指示后,气急败坏地对他们在体委的那个亲信说:“还是按原来的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小干扰不管,大干扰要顶住。”以后,华国锋同志又与“四人帮”妄图在体委搞大换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严肃地指出:搞大换班不行。但是,他们对华国锋同志的严厉批评严加封锁,一直不作传达。在周总理逝世以后和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王洪文将体委的那个亲信叫去面授机宜,让他以搞“体育革命”的调查为名,窜到一些省市,搞反革命串连,搜集省市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为“四人帮”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负责同志提供“炮弹”,为“四人帮”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嘴里唱着“体育革命”的高调,实际干的是破坏社会主义体育的勾当。他们形而上学猖獗,肆意歪曲和搞乱革命与生产、政治与业务、红与专、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他们叫嚷什么体育“宁可三年不出成绩,也要把路线搞端正”。他们一手拿帽子,一手拿棍子。你要抓好体育工作,就说你“只有专业的概念,没有专政的概念”;你要为革命创造成绩,就说你是“锦标主义”;你要抓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就说你“只为少数人,不为多数人”;你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就说你是“教练员说了算”。就连要编辑一点外国技术资料,也说你是“宣扬资本主义”。这样,既破坏了提高,又破坏了普及,严重挫伤了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体育战线的大好革命形势。
大量事实证明,“四人帮”是破坏社会主义体育的罪魁祸首。他们搞“体育革命”是假,篡党夺权是真。他们妄图变社会主义体育为资本主义体育,变无产阶级的体育阵地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阵地。体育战线的广大革命群众对此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不断地进行抵制和斗争。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把他们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揪出“四人帮”,体育战士心花放!我们决心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把“四人帮”批倒批臭,把他们在体育战线的流毒彻底肃清,以战斗迎接我国体育战线的新胜利,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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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农业学大寨
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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