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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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鲁迅批判民主派”
北京 鲁迅《坟》注释组
“四人帮”为了扫除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抛出了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基于这种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四人帮”肆意歪曲鲁迅的著作,大叫“鲁迅批判民主派”。就在“四人帮”授意发表池恒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黑文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便指令亲信寻找所谓鲁迅批判“民主派”的语录。接着,他们御用的写作班子石一歌,便在《学习与批判》上接连抛出两篇大谈所谓鲁迅批判“民主派”的文章。石一歌摆出鲁迅研究权威的架式,大讲鲁迅当年如何批判“同路人”、“民主派”,似乎鲁迅早就是他们抓所谓“民主派”的“同道”了!“四人帮”及其喽罗这样居心险恶地把鲁迅绑到他们的反革命战车上,伎俩之卑劣实在令人发指!
众所周知,鲁迅在文化战线进行战斗的年代,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多次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一个人民的军队,一个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因此,参加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人,除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包括鲁迅在内的共产主义战士之外,当然也有大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是丝毫也不足怪的。只要这些人赞成、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都是无产阶级的战友和同盟军,无产阶级对他们不仅要竭诚欢迎,而且要热情地帮助他们前进。不如此,便无法调动千千万万的民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深知这一点。他对那些赴汤蹈火、英勇无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而献身的战友,从未因为他们的思想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排斥或歧视他们。相反,对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混淆革命阶段、歪曲革命性质、不要革命同盟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鲁迅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那末,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批评吗?当然不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为了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就有一个必须帮助同盟者,不断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同盟者的任务。鲁迅正是这样做的,因为批评也是帮助。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批评和改造的,主要的是他们那种不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软弱性、动摇性和两面性,亦即他们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不彻底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迅对那些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不坚定分子是作过很多批评的。至于那些动不动就“走出阵线之外”,投降、变节甚至出卖革命的叛徒以及那些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内奸、“蛀虫”,诸如狄克、姚蓬子之流,鲁迅则是愤然斥责,无情鞭笞。我们决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同这些人类渣滓混为一谈。
当然,除了批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妥协性、动摇性、软弱性和两面性之外,鲁迅也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高度,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又愿意前进的战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殷切的希望,反复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投身实际斗争、走向人民大众的重要性。凡此种种,是否就是“四人帮”所谓的“鲁迅批判民主派”呢?当然不是。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确实有一些人思想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不能随着革命的前进而前进。对这种人,毫无疑问是需要批评教育的。但这种人是极少数。而“四人帮”所要打倒的恰恰不是这种人。他们所需要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这顶大帽子,凡是不肯向他们卖身投靠的老干部,一律给扣上这顶大帽子。至于极少数象马天水那样出卖灵魂的老干部,他们却视若珍宝,“民主派”的大帽子当然戴不到这些人头上。
“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把“同路人”和民主派、老干部等同起来,又歪曲鲁迅批判“同路人”的原意,来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服务。这当然是徒劳的。
关于“同路人”,鲁迅有过明确的定义。在《竖琴·前记》中,他说:“‘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鲁迅还指出,“同路人”原来是特指一九二○年左右在苏联出现的一个“非苏维埃文学”的文学团体。它的一些主要成员公然宣称:“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这样的“同路人”,跟我们的那些在民主革命中浴血奋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续前进的广大老干部,显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向把这些久经锻炼的老干部,看成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怎么能够说他们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此来对他们进行丑化和诬蔑呢?
尤为恶劣的是,“四人帮”违背鲁迅的原意,硬是把“同路人”和内奸、“蛀虫”等同起来。在鲁迅著作中,内奸、“蛀虫”一向是指那些投机革命、混入革命队伍的“假革命的反革命者”,而且一直认为这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而对“同路人”,鲁迅则一贯主张团结合作,一道前进。当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之流诬蔑左翼作家不要“同路人”时,鲁迅曾经严正驳斥道:“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四人帮”闭眼不顾鲁迅的这些论述,蛮横地把“同路人”和内奸、“蛀虫”划上等号,然后再往鲁迅身上栽赃,其手段之卑劣简直无以复加!
“四人帮”还抓住鲁迅的这样一段话大作文章:“……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十月·后记》)鲁迅的这段论述,是完全符合苏联“同路人”的情况的。“同路人”的那些作家,后来有的走上了反动道路,但也有的成了优秀的诗人和作家。比如曾经受到列宁称赞过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就一度是“同路人”中的一员。然而经“四人帮”一篡改,鲁迅说的“离合变化”就只剩了变坏的一种意思,根本不存在变好的可能。难道“四人帮”真不懂得“离合变化”的真意吗?当然不是!他们之所以要故意曲解,正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卑鄙目的决定的。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后,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的加紧,他们的罪恶用心就更加暴露无遗了。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刚刚逝世,石一歌就在《学习与批判》上抛出了《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这株大毒草,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了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满纸都是什么“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最凶恶、最危险的‘蛀虫’”之类的恶毒影射。值得注意的是,石一歌的这篇黑文,比起梁效的那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大毒草,还要早出笼半月之久!要说这两篇黑文同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黑色信号弹,不是十分恰当吗?!
为了把“老干部都是一时同道的伴侣”这样的私货硬塞给鲁迅,石一歌竟然这样写道:“鲁迅对这号‘同路人’是警惕的。他深切地感到他们‘容易变’,以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许多事都会‘败在他们的手里’……”。粗心大意的读者很容易被石一歌这些“鲁迅里手”唬住,以为他们真是引证的鲁迅原话。可是,人们稍一留意,不行了,这些“吹鼓手”们的骗子嘴脸便昭然若揭了!原来,这里的“容易变”和“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引自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讲话》,而“败在他们的手里”则引自鲁迅给肖军、肖红的信;前者写于一九三○年初,后者则写于一九三四年底;前者批评的是那些高喊革命口号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后者揭露的则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时间、地点、对象、内容、性质全不一样。然而,一到石一歌笔下,这些区别便都化为乌有了!
无独有偶。在“四人帮”把持的另一个刊物上,在一篇貌似研究鲁迅后期杂文辩证法的文章中,又出现了这样一段妙文:
“鲁迅从‘同路人’的堕落和叛变的事实中,认识到‘左翼’是很容易成为‘右翼’的。他说,有些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因为他们参加革命,实际上也‘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于是,他们必然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变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愧为石一歌的“小兄弟”,他们也很会玩弄张冠李戴的鬼把戏。被他们引用的鲁迅先生的“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的一段话,说的是进步文学社团“语丝社”中的一部分人;而把革命看作“争夺一把旧椅子”的则是指剥削的“统治阶级”。这里鲁迅的原文是:“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而“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这个主语对“四人帮”诬蔑、攻击老干部是帮不了忙的,于是就被他们一刀砍去,却将“语丝社”中的一部分人拉来顶替,这样,一条伪造的规律就俨然从鲁迅著作中找到了根据,就可以用来蒙骗不明真相的群众了。究竟这是研究鲁迅还是丧心病狂地阉割、攻击鲁迅,不是非常明显吗?
“四人帮”对鲁迅的一切歪曲、诬蔑和篡改,今天都成了他们失败的可耻记录,而丝毫无损于鲁迅先生的伟大和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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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
杨思中
“鲁迅研究”,曾经是“四人帮”用来大造篡党夺权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在“鲁迅研究”的幌子下,把鲁迅著作糟蹋得不成样子。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他们大做所谓“鲁迅与青年”一类的文章,妄图抬出鲁迅,来为他们鼓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造反派”掌权,让“老家伙”下台的反革命舆论制造根据,企图要人们相信,他们的观点就是鲁迅的观点。
一九七六年三月,“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柏青”,公然盗用鲁迅的名言“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为题,抛出长文,打着“要正确对待青年”,要靠“新的一代”才能“保证我们国家”“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旗号,贩卖他们利用青年问题搞篡党夺权的黑货。时隔不到一月,石一歌在上海也紧相配合,歪曲利用鲁迅的话,叫嚣“希望就正在这一面”,也就是在他们所谓的“敢于造反”的“新生力量”一面。谁要对他们心目中的“新生力量”说半个“不”字,谁就是“九斤老太式的守旧派、复古派”;谁要对他们梦寐以求的“希望”表示丝毫怀疑,谁就是“要翻案”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就是“鲁迅笔下的老猴子”。
读过鲁迅著作的人都知道,这是对鲁迅的无耻歪曲。“四人帮”的吹鼓手所炮制的这类黑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热衷于从鲁迅前期的作品中寻章觅句,而对鲁迅后期杂文、书信中的有关论述,如火灼手,一概封锁。
鲁迅在他前期的战斗中,曾经以进化论作为观察社会、批判现实的武器。但是,即使在当时,他的着眼点也始终是在整个年青的一代,相信青年人总要胜过老年人,新的总要战胜旧的,并且从革命利益出发,坚决同一切毒害青年灵魂、扼杀新生力量的反动腐朽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而对青年中的各种人则是有分析的,他说:“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在《三闲集·通信》中,他回顾以往的战斗经历,感慨万端地说:“(过去)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 ”可见,鲁迅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就已深切地感到了青年的动向与“利害”、与整个“社会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及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激烈,无数血的事实终于把他已经开始怀疑的进化论思想彻底“轰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更使鲁迅找到了开启一切难解之谜的钥匙。他清醒地感到“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因为“青年两字,是不能包括一类人的,好的有,坏的也有”。当然,鲁迅“对于初接近”的青年,“是不想到他‘好’‘不好’的”,总是给予诚挚的关切和帮助,但,归根结底,他还得以青年的政治态度来决定其亲疏好恶。因为严酷的阶级斗争深刻地教育了他,他看到历来替反动派杀害青年的竟大抵是青年,而“现在秉政的,就都是昔日所谓革命青年”,青年之中分明地存在着革命和反革命两个对立的营垒。且不说叛徒杨邨人这类“恶劣青年”,就是今天那个大喊“鲁迅支持新生力量”的张春桥,当年不也是青年吗?他在干些什么呢?不就是他隐瞒了法西斯组织华蒂社中坚分子的反动身份,潜入上海混进“文艺家协会”,大搞分裂活动吗?不就是他化名狄克,炮制黑文,恶毒攻击鲁迅支持革命青年的创作是什么“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而遭到鲁迅的愤然痛斥吗?对于这样的青年,鲁迅理所当然地要予以反击,因为他们虽然“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且是青年,但却是“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力量”的蛆虫!
“四人帮”故意抹杀鲁迅对青年中的各种人所采取的分析态度,故意混淆鲁迅前期和后期的思想界限,妄图在现实中扰乱阶级阵线,在“爱护青年”、“支持新生力量”的喧嚣声中,把他们的那些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亡命之徒、阿飞惯偷、流氓打手封为“反潮流”的“英雄”,“打天下”的“功臣”,并一一塞进领导班子,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基础”和“支柱”。“四人帮”是反革命教唆犯,货真价实的“现在的屠杀者”,革命青年不共戴天的死敌!
三十年代疯狂反对鲁迅并以此向敌人献媚的特务张春桥,到了七十年代,和当年争演《赛金花》主角的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卖力地唱起“学习鲁迅”的高调来了,这不是咄咄怪事吗?可是怪事并不怪,从他们的反革命叫嚣里,我们不是分明已经听出他们的真意来了吗?共产党的革命老干部统统下台,当年效忠于国民党的张春桥那样的青年和今天极少数仇恨共产党的张铁生那样的青年人统统上台,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如果真的依了他们,鲁迅曾经为之奋战一生的光明的新中国就要重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然而,这不过是“四人帮”的梦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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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卑劣的篡改和歪曲
评石一歌的所谓“鲁迅评法批儒”
上海师大批判组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四人帮”搞的“评法批儒”是一项反党阴谋活动。这场反党的紧锣密鼓刚一敲响,以“鲁迅研究权威”自居的石一歌便立即披挂上阵,以它特有的专长——歪曲和篡改鲁迅思想参加了这场反党的大合唱。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和十二日,石一歌引人注目地抛出了内容相同的两篇文章:《坚持古为今用,正确评价法家》、《研究法家要古为今用》。文章打着“学习鲁迅评论法家”的旗号,肆意歪曲鲁迅的思想,散布唯心史观,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鲁迅拉到“四人帮”胡诌的所谓“儒法斗争”的轨道上去。
鲁迅生前很重视研究历史并非常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但是,他是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总结的也是阶级斗争的经验,从来也没有研究过那种“持续两千年”的“儒法斗争史”。自称“鲁迅研究”专门家的石一歌,为了迎合“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不惜采用东拼西凑,移花接木,寻字摘句等卑劣手法,硬把鲁迅许多总结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论述统统拉到所谓“儒法斗争的历史研究”上去。
如石一歌写道:“‘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这就是鲁迅从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中引出来的战斗性的结论。”你看,说得这么肯定,谁能怀疑?然而,一查原文,不对了。鲁迅原话出自《这个与那个》,原文意思是说,读点历史,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鲁迅这是通过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现象的对比,得出了“中国改革之不可缓”的结论。可是到了石一歌笔下,却变成是鲁迅“从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中”引出的结论了。类似的情况俯拾皆是。
有时连句完整的话也拉扯不出,那就从什么地方摘出几个字来,跟鲁迅的原意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时连几个字也摘引不出,那就干脆无中生有,凭空发挥。例如石一歌有这样一段妙文:“历史是在矛盾斗争中曲折地向前发展的。要改革,要前进,就必然会受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的攻击、镇压和迫害,尽管历史走着曲折的路,尽管反动势力可能得逞一时,但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总趋势,却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鲁迅从对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分析中,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真理。”这段高论,高则高矣,然而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是鲁迅的。我们不禁要请教石一歌先生:鲁迅在哪篇文章、什么地方告诉过你们,他是“从对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分析中”“认识到”你们所讲的“这个真理”的?
江青在一次讲话中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区分儒法两家的三条标准:法家是主张革新前进的,是坚持统一的,是爱国主义的;儒家则相反。石一歌又硬把鲁迅拉来参加这场历史唯心主义的大合唱,说什么“鲁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他把法家看作儒家的对立面,充分肯定了法家坚持前进、坚持统一、坚持爱国的路线,肯定了法家的反儒精神,从而有力地打击了为搞倒退、搞分裂、鼓吹卖国而提倡尊孔读经的中外反动势力。”石一歌真不愧为“研究鲁迅”的“权威”,没有鲁迅一个字为凭,就可“创造”出这么一段妙文!
“四人帮”为了吹捧自己,还一味突出和抬高所谓法家的历史作用,把法家路线抬到决定一切的高度。石一歌也把这种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强加给鲁迅,说是“鲁迅对儒法斗争的历史研究,还教给了我们一个观察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方法。从历史上看,凡是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社会就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变革;相反,一旦儒家路线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就一定会停滞、倒退,甚而至于灭亡。”这不是典型的“法家路线决定一切”吗?石一歌扬言“鲁迅是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教训中引出这一历史经验的”。可事实是:鲁迅的《老调子已经唱完》一文及其中论述宋朝灭亡的一段话,主要是批判历代尊孔的老调子,强调的是腐朽的封建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毒害,并没有论述什么“儒法斗争”问题,更没有从中引出“法家路线决定一切”的“历史经验”。而经石一歌一“归结”,却变成了“宋朝的天下,是以儒法斗争中法家路线的失败和儒家路线的得逞而告终的。”就这样,鲁迅的原话完全被偷“换”成了“四人帮”道地的帮话。
在石一歌笔下,鲁迅不仅总结了大量“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而且还专门研究了“秦汉之际的儒法斗争”,说他“通过对秦汉之际儒法斗争的历史分析,恢复法家的本来面目。”大家知道,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其中虽有对各时期社会历史背景独到而新颖的分析,但决不是“对秦汉之际儒法斗争”的研究,更不是对历史人物的专门评价。特别到后期,鲁迅是个辩证唯物论者和历史唯物论者,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就是坚持两点论。如对刘邦,鲁迅在一些杂文中并没有掩盖他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阶级本质,指出他的所谓的“约法三章”不过是欺骗劳动人民的一句空话。但石一歌一味根据“四人帮”“评法批儒”的需要,寻章摘句,引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一句话,以此作为鲁迅称颂刘邦的依据,说是鲁迅称赞“刘邦不搞儒家一套是件大好事”。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石一歌在歪曲鲁迅方面花了这么多心血,是为什么呢?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古为今用”,即为“四人帮”篡党夺权之用。这里仅举一例。石一歌曾别有用心地把鲁迅对章太炎的分析歪曲成是“总结了近代史上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说什么“在鲁迅看来,从对儒法斗争的态度上,还可以判断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前进还是倒退,是革命还是不革命以至反革命。”又说:不管一个人原来是如何革命,只要他一脱离群众,就必然“从尊法反儒变为尊儒反法,从革命变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且看!这里,是尊儒反法还是尊法反儒,俨然成了划分革命和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分界线!不错,鲁迅是谈过章太炎前后的思想变化,但主要是抓住他对民众的态度,批评了他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因而在对孔孟之道的态度上也发生了变化。这后一点也仅仅是就反孔和尊孔而言的,并没有扯到“儒法斗争”问题上。可是,石一歌按照“四人帮”的反动理论,把儒法问题的争论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以此来取代毛主席提出的划分敌我的标准,这完全是配合了“四人帮”搞“评法批儒”的阴谋。即:谁不同意他们搞的“评法批儒”一套,他们就可以用“尊儒反法”随意定人“不革命”和“反革命”的罪名,把你置于死地;而他们一伙则是“尊法反儒”的,因而是无可争议的“革命左派”,是当然的四届人大组阁者。“四人帮”搞了那么多花样百出的“评法批儒”,归结到一点,不就是为了造成这样一种反党舆论吗?这也就是“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鼓噪一时的所谓“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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