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关于影片《白求恩大夫》
张骏祥××同志:
……承你问起《白求恩大夫》的创作经过,要我说说当时是怎样构思的,碰到些什么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我尽可能地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毕竟事隔十三年了,有些已经记不起了,只就些主要问题谈一谈吧。
《白求恩大夫》是我和赵拓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写成的。剧本原分五章,第一章写白求恩在加拿大和西班牙的事迹,事实上是个序幕。后面四章是主体,写的是白求恩来华后的活动。一九六四年春天拍成影片,由于国外部分拍摄条件比较困难,所以影片只拍了白求恩来华后这一部分。拍成之后,本来还准备作些修改,但是因为叛徒江青在一九六五年一月看了样片,说“这个题材根本不能拍。毛主席已经写了文章了,你们还想怎么样?”就这样,影片一直被搁置了起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经过一些整理,影片终于在今年国庆同广大观众见面了。这就是《白求恩大夫》的遭遇的简略经过。
写白求恩传记的影片,主要任务当然是歌颂毛主席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指出的,这个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歌颂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但是这一切都是由白求恩这样一个具体的人物体现的。要塑造好这个人物,就必须对白求恩的生平,从他一生的活动事迹,到他的个性、爱憎、著述、言论等等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最初只读过周而复同志写的白求恩事迹片段以及后来他写的小说《白求恩大夫》。现在影片很多地方就是取材于这部小说。一九五八年伊文思同志提出中国应当拍摄白求恩传记影片的建议,我才比较深入地搜集和阅读了一些关于白求恩的书籍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著作和书信。一九六二年,我和写过白求恩的电影剧本《永远不灭的光辉》的赵拓同志一起,沿着白求恩当年走过的部分路线作了一次旅行,到过延安,当年白求恩办的模范医院所在地和他的住处——五台山麓的松岩口和耿庄,在冀西山区和冀中平原,访问了见过白求恩的几位老乡,又访问过好多位曾和白求恩一道工作过、向他学习过的八路军医务人员,听他们追忆当年白求恩的活动情况。这样,我对白求恩才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我也才真正懂得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什么说白求恩是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为什么说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的这种精神。
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的著名胸腔外科专家。英国皇家学会曾送给他荣誉会员的证书。他发明过很多外科器械,因此享有专利权。白求恩把这张证书挂在厕所墙上,用这些钱在自己家里办了个儿童画校,培养一些有绘画才能的儿童。他把全副精力放在扑灭当时在蒙特利尔蔓延的肺结核病菌。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最需要治疗的人却得不到治疗,因为肺病在工人住的区域内最猖獗,而工人却没有能力付医药费用。他四出奔走,设法替工人搞免费医疗,但很快就发现这是“用杯水去救燃烧的罗马城”。他又联合了一些人呼吁搞所谓“社会医疗制”,就是要使医生成为政府工作人员,病人由政府负责治疗。在那个社会里,这当然是行不通的,白求恩到处碰壁,有些医师也认为这是亵渎了医师这个自由职业,埋怨说这是要把医师当成扫街的清道夫。白求恩的活动引起了各种责难和流言蜚语。对于他的外科技术,没有人不钦佩,但是对于他的为人就有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他坦率,又有人说他傲慢,有人说他从不放宽自己,又有人骂他是沽名钓誉。甚至有人给他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对于这些责难和流言蜚语,白求恩坚决地回答:“扑灭肺结核菌本来不是个医疗问题,而首先是个社会问题!”
白求恩失去了许多朋友,却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由于替工人治病,由于为免费医疗奔走,他接近了工人,并通过这些朋友接近了当时加拿大的共产党。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列宁的著作。他接受邀请去列宁格勒参加了国际生理学大会。他终于懂得了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搞什么“社会医疗制”是枉费心机,“不同的社会制度是没法子搞植物嫁接的”。他认识到只作一个征服肺结核的骑士是不行的,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制度问题。白求恩就是这样从一个人道主义者逐步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他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那时,法西斯凶焰已经燃遍欧洲,希特勒、墨索里尼横行无忌,张伯伦、达拉第存心纵容,想把祸水引向东方。在西班牙,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挑起推翻民主政府的内战。在各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欧洲、美洲很多志士组成了国际纵队参加了马德里的保卫战。白求恩毅然率领了一个医疗队到了马德里前线。在那里,他目击了漆着黑卐字的德国轰炸机残酷屠杀手无寸铁的成千成万的难民。他默默地宣誓:“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扑灭法西斯而战斗!”后来,当他的同事劝他回医院搞专业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我们不能制止这个法西斯瘟疫,我宁可把外科专业丢去喂狗!”
一九三七年白求恩回到美洲,在各大城市旅行演讲,为保卫马德里的战士捐募血浆。在旅途中,他看到中国八路军在河北、山西一带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抗击了长驱直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精锐部队。在当时国际援华会的支持下,他立即组织了一个医疗队,远渡重洋,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到达我革命圣地延安,又提出到晋察冀根据地的要求。毛主席接见了他,问了他前线手术的作用,他说可以使伤员死亡率减低百分之七十五。一九三八年六月,白求恩通过封锁线,到了山西五台山区,先办了个模范医院,集中训练八路军医护人员。模范医院被毁后,他又组织了流动医疗队,活跃在河北、山西两省。先是在山区,后来又去了冀中平原,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在黄土岭战役中作手术时白求恩割破了手指,不幸又在一次手术中受到感染,得了败血症,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白求恩逝世后,毛主席写了《纪念白求恩》这篇光辉著作,白求恩从此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学习典范,在国际间也成为万众景仰的国际主义战士。
请原谅我写了这么一大篇。我觉得这样你才能更了解我写这个剧本时的构思,同意为什么我总认为没有能拍出第一章白求恩来华前部分是多么大的一个遗憾。我怕没有这一部分,观众就不知道他是抱着多么强烈的对法西斯的憎恶和仇恨要到中国来,到晋察冀前线的。甚至会对影片中白求恩的某些行为不能深切理解,例如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到方兆元作错了手术,会那样不留情面地责难这个八路军医生,在后来听到于部长介绍方兆元身世说到方兆元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刻苦学习时,又为什么那么感动,直到临终时还举着拳头作马德里式的敬礼,勉励大家“努力吧,为了革命的需要”。我怕没有第一章这个序幕,没有看到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怎样地到处碰壁,“和许多人都处不好”,观众就不易深刻体会,他在欢送他回国的大会上说的“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给了我最大的快乐”,以及他临终时给司令员的信上说的“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是什么样的发自肺腑的话语。总之,我怕没有第一章这个序幕,观众就不能体会我是把后四章作为第一章的必然发展来构思的,作为叙述一个共产党员如何走向更高的完善来处理的。
的确,在我着手进行这个剧本的构思的时候,我几乎认为自己是面临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白求恩是个反法西斯的战士,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的武器是他的手术刀,他并不直接同日本侵略者面对面地斗争。他活动于其中的环境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在他周围的是八路军医护人员和根据地军民。可是电影总得有戏剧矛盾。我既要歌颂白求恩,也要歌颂八路军,歌颂根据地人民。我曾对影片的摄制组说过,这个影片有两个主角:一个是白求恩,一个是根据地军民。但是,总不能把白求恩与根据地军民之间看成是没有矛盾的什么“无差别境界”啊!怎么办呢?按什么编剧法搞个什么人来作对立面吗?可是,既不能允许为了歌颂白求恩就贬低八路军人员,不能象后来“四人帮”胡说八道的什么“三突出”的办法,把白求恩写成天外飞来的神人一般的救世主,叫八路军人员只是跟着他转,把根据地军民作为只是对他的什么“陪衬”,另一方面,歌颂根据地军民又不能因此贬低白求恩,损害白求恩的形象。怎样才能写出二者相得益彰,而又在二者之间展开戏剧的矛盾冲突呢?
我后来是试图这样解决的:在业务上白求恩帮助了八路军医务人员,根据地军民则以自己的行动使白求恩了解了八路军,了解了中国人民。白求恩确是帮助我们提高了医疗技术,树立了对伤员极端负责,对业务精益求精的榜样。影片也努力表现了这些。遗憾的是为了突出这一点,有些地方把根据地的医疗水平写得过于落后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有的同志提出这种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例如杨家庄的医疗站做截肢手术只有一把工兵锯子,例如说医疗队只剩了两磅石炭酸,不到一打的血管钳子。虽然我可以为自己辩护,说这才能使白求恩回国募捐的要求理由更充足,才能使后来白求恩得了败血症不治逝世时,不致引起对我们抢救不力的误解;但究竟还是有片面追求戏剧效果的因素存在。不过,我更想向你说明的,是关于白求恩对根据地军民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的问题。白求恩是抱着对法西斯的无比愤恨,抱着扑灭法西斯凶焰的强烈愿望,来帮助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神圣斗争的。但是在他面前有着不少必须克服的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对根据地的陌生,对八路军的不了解。一个外国人,来到一个连言语也不通的人民中间(这就是我坚持白求恩初到时只会讲英语的理由),要作到深刻理解这些和自己并肩战斗的同志,确实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初到根据地巡视了各医疗单位之后,以为困难只是“没有正规的医院,没有正规的手术室”和“缺乏有正规训练的医生”。他一片好心地办起个模范医院,结果却被窜到松岩口的日本侵略者一把火烧了!他不理解八路军里面象方兆元这样放牛娃出身的,“为了革命的需要”自己苦学作医生的人多得很,为方兆元作错了手术责备他,甚至拒绝他到训练班学习!他不了解平原上伤员可以在游击村的群众掩护之下平安无事照样得到治疗。这里有个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当他发现了办正规医院行不通的时候,他谴责自己不懂得这场战争没有绝对的前方后方,立即改变工作方式,成立流动医疗队。他为自己不收方兆元作检讨,主动提出要方兆元作自己的助手,后来方成了医疗队的政委。他承认方兆元在没有夹板时用秫秸秆代替是应该学习的方法。在平原上看到游击村对伤员的照顾,了解到农村小媳妇打扮的冯医生的身世之后,他夜不成寐,认为自己找到了为什么八路军能够战胜日本法西斯军队的答案,激动地在日记上写下:“这是我的国土!这是我的人民!”我认为,这决没有贬低白求恩,反而正是突出了白求恩的高贵品质。白求恩正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克服了自己对根据地对八路军的不了解,才使自己能够如鱼得水地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员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白求恩是一个外国人,在一个连语言也不通的人民中间生了根,开了花。这是只有具备他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的人才能做得到的。毛主席在纪念文章中最后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这一句话正是影片企图表达的主题思想。
我不知道是否把自己的想法向你解释清楚了?总之,我是想告诉你:我写白求恩办模范医院,谴责方兆元,坚持要去大王庄,这不仅不是在贬低白求恩,相反地,也是在歌颂白求恩。在“四人帮”那一套谬论的毒害之下,文艺创作中曾盛行一种图解方法,借口所谓“多侧面”,于是这一场景是表现人物这个侧面,那一细节是表现人物那个侧面的。好象塑造人物形象是可以象堆积木那样一个侧面一个侧面堆起来的!事实上,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对立统一物。我们当然要多方面地表现人物,但表现侧面的时候,应当同时也是表现整体。当我写白求恩听说血浆粉用完了,毫不迟疑地要抽自己的血输给徐连长的时候,写他风雪中行军一夜马上又去给没有多大希望的伤员作手术的时候,我是在歌颂白求恩,歌颂他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就是在写他办模范医院,谴责方兆元、坚持去大王庄的时候,我仍然是在歌颂他,歌颂他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因为正是出自他对法西斯的无比仇恨,出自他想使伤员得到治疗早日重上前线的愿望,他才要求办正规医院训练医生。他谴责方兆元是因为他做错了手术,因而不得不锯掉“一个反法西斯战士的腿”。抽自己的血给徐连长的是这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白求恩,错责方兆元的也是这同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白求恩。
如前所述,根据地军民也是这个戏的主角。因此,除了白求恩之外,剧本里还塑造了方兆元、徐连长、贾护士以及招呼白求恩的小勤务员和老炊事员等八路军和孟奶奶一家。这些角色戏有多有少,有轻有重。但是各人有各人的经历,有其在剧中存在的价值。他们当然可以说是构成了白求恩活动于其中的典型环境,但更应该说他们是与白求恩活动于同一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反正他们绝不是照“四人帮”的谬论说的那种只是什么“一号人物”的“陪衬”。即使是大王庄那样一个只出现一场戏的冯医生,她也有她自己的生活轨迹,也是一个典型人物,也不是什么“陪衬”。白求恩在他自己的生活轨迹上偶然碰到了老冯,与她的生活轨迹偶然交叉了一下,却在自己脑海中掀起了一个波澜,使他在日记上留下了那样一段激动人心的自白。这怎么能说是什么“陪衬”呢?在所谓“陪衬”说的流毒下,有些作品往往信笔写了一个角色,给“一号人物”“陪衬”了一下,就丢到一边无声无息了,接着又出来一个,“陪衬”一下又没有下文了。我觉得实在不足为训。当然,写白求恩与从方兆元到孟奶奶这些人物的交往,是为了给他说的自己在根据地十分快乐这句话作注脚。流动医疗队在深山野谷中高唱《游击队之歌》行进,白求恩在孟奶奶家过春节吃饺子是形象地证实他的快乐。但既然是表现白求恩和根据地军民融洽无间,这种关系就是相互的,不是什么谁“陪衬”谁的问题。说到这里,又得告诉你一件遗憾的事了:就是一九六四年影片拍成之后,觉得还缺少一场白求恩和广大根据地军民在一起的戏,想在灵丘游击战之后增加一场军民联欢。后来影片搁置起来了就没有补拍。现在演白求恩的演员已经不在中国,想补拍也不成了。
有些同志看了影片之后,认为不必写到白求恩的逝世。我有些不大同意。白求恩是在中国因病逝世的,这本无需回避。正是他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他临终还说自己“唯一的愿望是能多作些贡献”,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以为,只要英雄人物的死是激发起我们的斗志,引起我们向英雄人物学习的愿望,不是消极悲观,就没有理由说不能写英雄人物的死。遗憾的是,由于作为导演的我处理得不好,影片的结尾是嫌比较低沉了些。现在虽然尽量用配乐的旋律来作了一些补救,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你看,又是一个遗憾!
但是,最大的遗憾是影片没有能写白求恩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从学习中得到力量。初稿里写过一段要童秘书为他译讲毛主席当时的新著《论持久战》,但是写得不好,比较一般化,后来还是删去了。有位电影导演说电影是个遗憾的艺术,真是慨而言之啊!
拉拉杂杂还是写了好几页。一则是承你问起,二则是多年来实在憋得够呛。在“四人帮”的帽子棍子的威胁之下,除了天真易骗的人象着了梦魇似地跟着叫嚷什么“三突出”之外,谁都被迫学金人三缄其口。久矣夫无人肯谈文艺创作中的甘苦得失了。玉宇澄清万里埃。今天,经过了多年文化专制主义下的枯旱之后,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象甘露一样滋润了我们的心。话匣子不觉得一下子就打开了。错误在所难免,静候你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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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影片《白求恩大夫》
张骏祥××同志:
……承你问起《白求恩大夫》的创作经过,要我说说当时是怎样构思的,碰到些什么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我尽可能地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毕竟事隔十三年了,有些已经记不起了,只就些主要问题谈一谈吧。
《白求恩大夫》是我和赵拓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写成的。剧本原分五章,第一章写白求恩在加拿大和西班牙的事迹,事实上是个序幕。后面四章是主体,写的是白求恩来华后的活动。一九六四年春天拍成影片,由于国外部分拍摄条件比较困难,所以影片只拍了白求恩来华后这一部分。拍成之后,本来还准备作些修改,但是因为叛徒江青在一九六五年一月看了样片,说“这个题材根本不能拍。毛主席已经写了文章了,你们还想怎么样?”就这样,影片一直被搁置了起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经过一些整理,影片终于在今年国庆同广大观众见面了。这就是《白求恩大夫》的遭遇的简略经过。
写白求恩传记的影片,主要任务当然是歌颂毛主席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指出的,这个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歌颂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但是这一切都是由白求恩这样一个具体的人物体现的。要塑造好这个人物,就必须对白求恩的生平,从他一生的活动事迹,到他的个性、爱憎、著述、言论等等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最初只读过周而复同志写的白求恩事迹片段以及后来他写的小说《白求恩大夫》。现在影片很多地方就是取材于这部小说。一九五八年伊文思同志提出中国应当拍摄白求恩传记影片的建议,我才比较深入地搜集和阅读了一些关于白求恩的书籍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著作和书信。一九六二年,我和写过白求恩的电影剧本《永远不灭的光辉》的赵拓同志一起,沿着白求恩当年走过的部分路线作了一次旅行,到过延安,当年白求恩办的模范医院所在地和他的住处——五台山麓的松岩口和耿庄,在冀西山区和冀中平原,访问了见过白求恩的几位老乡,又访问过好多位曾和白求恩一道工作过、向他学习过的八路军医务人员,听他们追忆当年白求恩的活动情况。这样,我对白求恩才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我也才真正懂得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什么说白求恩是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为什么说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的这种精神。
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的著名胸腔外科专家。英国皇家学会曾送给他荣誉会员的证书。他发明过很多外科器械,因此享有专利权。白求恩把这张证书挂在厕所墙上,用这些钱在自己家里办了个儿童画校,培养一些有绘画才能的儿童。他把全副精力放在扑灭当时在蒙特利尔蔓延的肺结核病菌。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最需要治疗的人却得不到治疗,因为肺病在工人住的区域内最猖獗,而工人却没有能力付医药费用。他四出奔走,设法替工人搞免费医疗,但很快就发现这是“用杯水去救燃烧的罗马城”。他又联合了一些人呼吁搞所谓“社会医疗制”,就是要使医生成为政府工作人员,病人由政府负责治疗。在那个社会里,这当然是行不通的,白求恩到处碰壁,有些医师也认为这是亵渎了医师这个自由职业,埋怨说这是要把医师当成扫街的清道夫。白求恩的活动引起了各种责难和流言蜚语。对于他的外科技术,没有人不钦佩,但是对于他的为人就有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他坦率,又有人说他傲慢,有人说他从不放宽自己,又有人骂他是沽名钓誉。甚至有人给他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对于这些责难和流言蜚语,白求恩坚决地回答:“扑灭肺结核菌本来不是个医疗问题,而首先是个社会问题!”
白求恩失去了许多朋友,却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由于替工人治病,由于为免费医疗奔走,他接近了工人,并通过这些朋友接近了当时加拿大的共产党。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列宁的著作。他接受邀请去列宁格勒参加了国际生理学大会。他终于懂得了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搞什么“社会医疗制”是枉费心机,“不同的社会制度是没法子搞植物嫁接的”。他认识到只作一个征服肺结核的骑士是不行的,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制度问题。白求恩就是这样从一个人道主义者逐步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他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那时,法西斯凶焰已经燃遍欧洲,希特勒、墨索里尼横行无忌,张伯伦、达拉第存心纵容,想把祸水引向东方。在西班牙,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挑起推翻民主政府的内战。在各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欧洲、美洲很多志士组成了国际纵队参加了马德里的保卫战。白求恩毅然率领了一个医疗队到了马德里前线。在那里,他目击了漆着黑卐字的德国轰炸机残酷屠杀手无寸铁的成千成万的难民。他默默地宣誓:“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扑灭法西斯而战斗!”后来,当他的同事劝他回医院搞专业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我们不能制止这个法西斯瘟疫,我宁可把外科专业丢去喂狗!”
一九三七年白求恩回到美洲,在各大城市旅行演讲,为保卫马德里的战士捐募血浆。在旅途中,他看到中国八路军在河北、山西一带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抗击了长驱直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精锐部队。在当时国际援华会的支持下,他立即组织了一个医疗队,远渡重洋,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到达我革命圣地延安,又提出到晋察冀根据地的要求。毛主席接见了他,问了他前线手术的作用,他说可以使伤员死亡率减低百分之七十五。一九三八年六月,白求恩通过封锁线,到了山西五台山区,先办了个模范医院,集中训练八路军医护人员。模范医院被毁后,他又组织了流动医疗队,活跃在河北、山西两省。先是在山区,后来又去了冀中平原,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在黄土岭战役中作手术时白求恩割破了手指,不幸又在一次手术中受到感染,得了败血症,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白求恩逝世后,毛主席写了《纪念白求恩》这篇光辉著作,白求恩从此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学习典范,在国际间也成为万众景仰的国际主义战士。
请原谅我写了这么一大篇。我觉得这样你才能更了解我写这个剧本时的构思,同意为什么我总认为没有能拍出第一章白求恩来华前部分是多么大的一个遗憾。我怕没有这一部分,观众就不知道他是抱着多么强烈的对法西斯的憎恶和仇恨要到中国来,到晋察冀前线的。甚至会对影片中白求恩的某些行为不能深切理解,例如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到方兆元作错了手术,会那样不留情面地责难这个八路军医生,在后来听到于部长介绍方兆元身世说到方兆元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刻苦学习时,又为什么那么感动,直到临终时还举着拳头作马德里式的敬礼,勉励大家“努力吧,为了革命的需要”。我怕没有第一章这个序幕,没有看到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怎样地到处碰壁,“和许多人都处不好”,观众就不易深刻体会,他在欢送他回国的大会上说的“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给了我最大的快乐”,以及他临终时给司令员的信上说的“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是什么样的发自肺腑的话语。总之,我怕没有第一章这个序幕,观众就不能体会我是把后四章作为第一章的必然发展来构思的,作为叙述一个共产党员如何走向更高的完善来处理的。
的确,在我着手进行这个剧本的构思的时候,我几乎认为自己是面临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白求恩是个反法西斯的战士,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的武器是他的手术刀,他并不直接同日本侵略者面对面地斗争。他活动于其中的环境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在他周围的是八路军医护人员和根据地军民。可是电影总得有戏剧矛盾。我既要歌颂白求恩,也要歌颂八路军,歌颂根据地人民。我曾对影片的摄制组说过,这个影片有两个主角:一个是白求恩,一个是根据地军民。但是,总不能把白求恩与根据地军民之间看成是没有矛盾的什么“无差别境界”啊!怎么办呢?按什么编剧法搞个什么人来作对立面吗?可是,既不能允许为了歌颂白求恩就贬低八路军人员,不能象后来“四人帮”胡说八道的什么“三突出”的办法,把白求恩写成天外飞来的神人一般的救世主,叫八路军人员只是跟着他转,把根据地军民作为只是对他的什么“陪衬”,另一方面,歌颂根据地军民又不能因此贬低白求恩,损害白求恩的形象。怎样才能写出二者相得益彰,而又在二者之间展开戏剧的矛盾冲突呢?
我后来是试图这样解决的:在业务上白求恩帮助了八路军医务人员,根据地军民则以自己的行动使白求恩了解了八路军,了解了中国人民。白求恩确是帮助我们提高了医疗技术,树立了对伤员极端负责,对业务精益求精的榜样。影片也努力表现了这些。遗憾的是为了突出这一点,有些地方把根据地的医疗水平写得过于落后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有的同志提出这种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例如杨家庄的医疗站做截肢手术只有一把工兵锯子,例如说医疗队只剩了两磅石炭酸,不到一打的血管钳子。虽然我可以为自己辩护,说这才能使白求恩回国募捐的要求理由更充足,才能使后来白求恩得了败血症不治逝世时,不致引起对我们抢救不力的误解;但究竟还是有片面追求戏剧效果的因素存在。不过,我更想向你说明的,是关于白求恩对根据地军民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的问题。白求恩是抱着对法西斯的无比愤恨,抱着扑灭法西斯凶焰的强烈愿望,来帮助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神圣斗争的。但是在他面前有着不少必须克服的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对根据地的陌生,对八路军的不了解。一个外国人,来到一个连言语也不通的人民中间(这就是我坚持白求恩初到时只会讲英语的理由),要作到深刻理解这些和自己并肩战斗的同志,确实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初到根据地巡视了各医疗单位之后,以为困难只是“没有正规的医院,没有正规的手术室”和“缺乏有正规训练的医生”。他一片好心地办起个模范医院,结果却被窜到松岩口的日本侵略者一把火烧了!他不理解八路军里面象方兆元这样放牛娃出身的,“为了革命的需要”自己苦学作医生的人多得很,为方兆元作错了手术责备他,甚至拒绝他到训练班学习!他不了解平原上伤员可以在游击村的群众掩护之下平安无事照样得到治疗。这里有个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当他发现了办正规医院行不通的时候,他谴责自己不懂得这场战争没有绝对的前方后方,立即改变工作方式,成立流动医疗队。他为自己不收方兆元作检讨,主动提出要方兆元作自己的助手,后来方成了医疗队的政委。他承认方兆元在没有夹板时用秫秸秆代替是应该学习的方法。在平原上看到游击村对伤员的照顾,了解到农村小媳妇打扮的冯医生的身世之后,他夜不成寐,认为自己找到了为什么八路军能够战胜日本法西斯军队的答案,激动地在日记上写下:“这是我的国土!这是我的人民!”我认为,这决没有贬低白求恩,反而正是突出了白求恩的高贵品质。白求恩正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克服了自己对根据地对八路军的不了解,才使自己能够如鱼得水地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员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白求恩是一个外国人,在一个连语言也不通的人民中间生了根,开了花。这是只有具备他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的人才能做得到的。毛主席在纪念文章中最后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这一句话正是影片企图表达的主题思想。
我不知道是否把自己的想法向你解释清楚了?总之,我是想告诉你:我写白求恩办模范医院,谴责方兆元,坚持要去大王庄,这不仅不是在贬低白求恩,相反地,也是在歌颂白求恩。在“四人帮”那一套谬论的毒害之下,文艺创作中曾盛行一种图解方法,借口所谓“多侧面”,于是这一场景是表现人物这个侧面,那一细节是表现人物那个侧面的。好象塑造人物形象是可以象堆积木那样一个侧面一个侧面堆起来的!事实上,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对立统一物。我们当然要多方面地表现人物,但表现侧面的时候,应当同时也是表现整体。当我写白求恩听说血浆粉用完了,毫不迟疑地要抽自己的血输给徐连长的时候,写他风雪中行军一夜马上又去给没有多大希望的伤员作手术的时候,我是在歌颂白求恩,歌颂他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就是在写他办模范医院,谴责方兆元、坚持去大王庄的时候,我仍然是在歌颂他,歌颂他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因为正是出自他对法西斯的无比仇恨,出自他想使伤员得到治疗早日重上前线的愿望,他才要求办正规医院训练医生。他谴责方兆元是因为他做错了手术,因而不得不锯掉“一个反法西斯战士的腿”。抽自己的血给徐连长的是这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白求恩,错责方兆元的也是这同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白求恩。
如前所述,根据地军民也是这个戏的主角。因此,除了白求恩之外,剧本里还塑造了方兆元、徐连长、贾护士以及招呼白求恩的小勤务员和老炊事员等八路军和孟奶奶一家。这些角色戏有多有少,有轻有重。但是各人有各人的经历,有其在剧中存在的价值。他们当然可以说是构成了白求恩活动于其中的典型环境,但更应该说他们是与白求恩活动于同一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反正他们绝不是照“四人帮”的谬论说的那种只是什么“一号人物”的“陪衬”。即使是大王庄那样一个只出现一场戏的冯医生,她也有她自己的生活轨迹,也是一个典型人物,也不是什么“陪衬”。白求恩在他自己的生活轨迹上偶然碰到了老冯,与她的生活轨迹偶然交叉了一下,却在自己脑海中掀起了一个波澜,使他在日记上留下了那样一段激动人心的自白。这怎么能说是什么“陪衬”呢?在所谓“陪衬”说的流毒下,有些作品往往信笔写了一个角色,给“一号人物”“陪衬”了一下,就丢到一边无声无息了,接着又出来一个,“陪衬”一下又没有下文了。我觉得实在不足为训。当然,写白求恩与从方兆元到孟奶奶这些人物的交往,是为了给他说的自己在根据地十分快乐这句话作注脚。流动医疗队在深山野谷中高唱《游击队之歌》行进,白求恩在孟奶奶家过春节吃饺子是形象地证实他的快乐。但既然是表现白求恩和根据地军民融洽无间,这种关系就是相互的,不是什么谁“陪衬”谁的问题。说到这里,又得告诉你一件遗憾的事了:就是一九六四年影片拍成之后,觉得还缺少一场白求恩和广大根据地军民在一起的戏,想在灵丘游击战之后增加一场军民联欢。后来影片搁置起来了就没有补拍。现在演白求恩的演员已经不在中国,想补拍也不成了。
有些同志看了影片之后,认为不必写到白求恩的逝世。我有些不大同意。白求恩是在中国因病逝世的,这本无需回避。正是他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他临终还说自己“唯一的愿望是能多作些贡献”,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以为,只要英雄人物的死是激发起我们的斗志,引起我们向英雄人物学习的愿望,不是消极悲观,就没有理由说不能写英雄人物的死。遗憾的是,由于作为导演的我处理得不好,影片的结尾是嫌比较低沉了些。现在虽然尽量用配乐的旋律来作了一些补救,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你看,又是一个遗憾!
但是,最大的遗憾是影片没有能写白求恩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从学习中得到力量。初稿里写过一段要童秘书为他译讲毛主席当时的新著《论持久战》,但是写得不好,比较一般化,后来还是删去了。有位电影导演说电影是个遗憾的艺术,真是慨而言之啊!
拉拉杂杂还是写了好几页。一则是承你问起,二则是多年来实在憋得够呛。在“四人帮”的帽子棍子的威胁之下,除了天真易骗的人象着了梦魇似地跟着叫嚷什么“三突出”之外,谁都被迫学金人三缄其口。久矣夫无人肯谈文艺创作中的甘苦得失了。玉宇澄清万里埃。今天,经过了多年文化专制主义下的枯旱之后,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象甘露一样滋润了我们的心。话匣子不觉得一下子就打开了。错误在所难免,静候你的指正。……


第3版()
专栏:

批判“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的反动谬论
广州地区广大党员、干部狠批“四人帮”乱党篡党的滔天罪行
据新华社广州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日电 广州地区广大党员和干部在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时,集中揭露批判他们鼓吹“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的反动谬论,批判他们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破坏党的纪律,乱党篡党的滔天罪行。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鼓吹“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叫嚷“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我们伟大的党,给党造成极大的危害。广州地区的广大党员和干部揭露说,“四人帮”鼓吹“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这是一个典型的煽动无政府主义的反动口号。多年来,“四人帮”在广东的亲信、黑干将打着这个反动口号,开黑会,搞串连,纠合各种势力,采取“联合行动”,把矛头对准省委和各级领导。他们恶毒攻击中央有“走资派”,省市委、各条战线、各局、各基层都有“走资派”,因此,要层层“矛头向上”,“层层揪”,揪得越多越好,反得越凶就越是“反潮流的英雄”。他们这种反动谬论,危害极深,流毒极广,必须彻底批判。
“四人帮”在广东的亲信、黑干将一面煽动“矛头向上”,咬牙切齿地咒骂省委领导是“走资派”,是“凶恶的敌人”,挖空心思要把他们通通打倒,把省委搞掉;一面又极力反对批判资本主义,攻击我们在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矛头向下”,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是“整群众”,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他们还把我们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攻击为“党内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把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攻击为“鞭挞新干部,排斥造反派”;甚至把打击投机倒把也说成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广大党员和干部在批判中说,这真是咄咄怪事!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这不正是斗争的大方向吗?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还不准无产阶级反击,却又不择手段地要把张铁生、翁森鹤之流捧上台,这就彻底暴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面目。人们在批判中指出,“四人帮”叫嚣不准“矛头向下”,实际上是不准矛头向他们“四人帮”,不准向他们的“小兄弟”,以便保护他们一小撮死党、余党、亲信、黑干将、黑爪牙,保护地富反坏,让他们放手打砸抢,搞破坏,而不受人民的惩罚。不把这些反动谬论彻底批臭,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人民就要遭殃。
“四人帮”在广东的亲信、黑爪牙为了在全省煽起一股“层层向上”“层层揪”的恶浪,他们大放厥词,声嘶力竭地叫嚷什么“广东修根深,复辟派在广东上有代表人物,下有阶级基础”,胡说什么广东从省委到基层都有走资派,不能代表党的领导,因此,只能“中央的指示照着办,省委的指示看一看,党委的指示靠边站,支部的决议对着干”。同志们在批判中指出,其实,他们的所谓“中央的指示照着办”完全是假的,只有对“四人帮”的黑指示,他们才是紧跟照办的,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他们从来是大反特反、对着干的。他们公开把党中央的领导同各级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就是要架空党中央,要把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统统搞垮,把各级党组织搞瘫痪,以达到他们乱党、乱国、乱中夺权的罪恶目的。我们一定要把“四人帮”散布的这些谬论彻底批臭,肃清其流毒,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党的观念,执行党的纪律,进一步增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地维护各级党委的无产阶级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不断夺取抓纲治国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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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五期出版
本报讯 《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五期出版。
郭化若的《红军的游击战到运动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一文,生动地记述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极大的耐心和巧妙的艺术,粉碎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实现红军的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历史性胜利。武汉市农讲所纪念馆等单位写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在武汉》、《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回顾了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径,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光辉革命实践。
林春的《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批驳了“四人帮”宣扬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谬论,阐述了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能代替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并未过时等论点。赵庆和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科学》,论述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然科学在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斗争中,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在科技教育的改革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齐江的《论民主派》,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为武器,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的历史,具体考察了民主派的阶级实质和发展状况,批驳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陈石之的《二评“四人帮”发言人梁效》,继续揭露和批判了梁效在“四人帮”阴谋组阁失败到彻底覆灭的两年时间里,紧跟其黑主子,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加快篡党夺权反革命步伐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唐赞功的《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吴荣曾的《论秦律的阶级本质》和金景芳的《论儒法》等文章,批驳了“四人帮”歪曲秦代社会主要矛盾和政权性质,捏造儒法斗争的谬论。
曹特金等的《新沙皇的一支招魂曲》,批判了苏修叛徒集团为巴枯宁翻案的谬论及其卑鄙目的。雅飞的《南非种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揭露南非种族政策的历史和政治经济根源,和它作为殖民政策工具的反动实质;指出要消除种族主义,必须摧毁殖民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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