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反动本质
纪平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发展，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严重罪行，受到了工农兵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猛烈批判。当前在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三株大毒草的高潮中，对邓小平鼓吹的“条条专政”，继续进行批判，揭露它的反动本质和严重危害，挖掘它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肃清其流毒，是进一步从思想上政治上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散布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犯下了一系列罪行。重搞“条条专政”就是其中之一。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就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正确方针，他伙同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条条专政”十分卖力。在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同刘少奇一起，公开跳出来反攻倒算，大收企业，大搞托拉斯。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条条专政”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猛烈冲击，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邓小平对此极为反感，重新工作不久，又把“条条专政”这个修正主义破烂重新翻了出来。他“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为重搞“条条专政”大造反革命舆论。他授意炮制的修正主义《条例》，攻击企业下放搞“乱”了，“许多事情没有人管，生产调度工作抓不起来，影响生产的发展”。他大叫大嚷要“收”这个，要“统”那个。他赤膊上阵，亲自督战，挥舞“整顿”大棒，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企图通过这个修正主义《条例》，用法规的形式把“条条专政”强加给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邓小平如此明目张胆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重搞“条条专政”，向无产阶级进攻，就是妄想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条条专政”，上抗中央，下压地方，既不相信党，又不相信群众，只是“条条”的少数人说了算。它违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然成为党内资产阶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正因为这样，建国以来，历次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搞“条条专政”。邓小平也是这样。他继承了刘少奇、林彪的衣钵，重搞“条条专政”，妄图把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竿子插到底，改变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邓小平不是要“收”这个，要“统”那个吗？他究竟想“收”什么，要“统”到哪里去呢？他是要把党、政、财、文大权从无产阶级手里“收”到走资派手里去，一统于他的“三项指示为纲”，一统于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人们看得很清楚，去年凡是受邓小平搞“条条专政”影响大的部门，那里右倾翻案风就刮得厉害，走资派的复辟活动就嚣张，那里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就特别卖力，那里洋奴哲学就很吃香，搞唯生产力论，刮“经济台风”、“业务台风”就特别猖狂。同时，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受到排斥打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被摧残扼杀，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压抑，革命、生产受破坏。实践证明，搞“条条专政”，就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它是党内资产阶级加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头上的一条锁链。
重搞“条条专政”，是邓小平推行洋奴哲学，搞投降卖国的重要手段。邓小平不是竭力鼓吹为了“引进外国技术装备”，要和外国“订长期合同”，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的“大政策”吗？对于他这种崇洋媚外、出卖国家资源的投降政策，许多地方、企业和广大工人群众是坚决抵制的，于是邓小平就企图靠
“条条专政”去强行贯彻。去年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之日，也正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甚嚣尘上之时，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条条专政”和洋奴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搞“条条专政”的党内走资派，既然看不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看不见群众的伟大力量，就必然要投靠外国资产阶级，跟在洋人的后面爬行；而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洋奴哲学也要靠走资派搞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条专政”才能得势于一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彻底批判“条条专政”，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就有藏身之洞，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性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他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实际步骤。在“集中统一”的幌子下，邓小平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抛开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直接控制某些部门，对地方和企业搞垂直领导，随意发号施令，独断专行。“条条专政”根本不是靠党的路线和政策领导社会主义经济，而是靠手中的权和物来专地方和群众的政。只要他们一句话，让什么发展就发展什么，让什么关闭就关闭什么，要在那里建厂就在那里建厂。他们可以任意制订什么“大政策”，妄图出卖国家资源，出卖国家主权，出卖劳动人民的血汗。如果让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得逞，那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在这种情况下，走资派虽然在名义上不占有生产资料，但是却把管理权变成了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会演变为走资派控制的私有制，成为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变质，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企业。苏修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不就是这样变过来的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绝不允许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是打着发展生产，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进行的。他攻击文化大革命中企业下放“影响生产的发展”，似乎只有收上来，搞“条条专政”，生产才能搞上去。这完全是骗人的。
大量的事实反复证明，“条条专政”不仅不可能促进生产的发展，而且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搞“条条专政”，各个“条条”自成系统，各自为政，各行其事，就会使中央各部门和地方之间，这个“条条”和那个“条条”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协作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以邻为壑，互相扯皮，互相拆台。在“条条专政”下，每个“条条”内部又有若干小的“条条”，各自都直接向地方、企业插手。不仅“条条”之间矛盾重重，而且“条条”内部也互相矛盾，这就造成地方无法对当地的生产和建设进行统筹安排和综合平衡，严重束缚、挫伤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条条专政”必然破坏社会主义协作，破坏资源的综合利用，阻碍工业的合理布局，阻碍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条条专政”下，作计划，办事情往往只顾当前，不顾长远，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只管大的，不管中小，重洋轻土，重专轻群。这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一整套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就不可能使国民经济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就不可能做到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不可能在经济建设中大搞群众运动，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条条专政”下，为了竞争的需要，企业内部就必然要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就必然要搞“一长制”、“专家治厂”，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使企业内部人们的相互关系，变成雇佣关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呢？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靠什么？不是靠修正主义路线，搞“条条专政”那一套，而是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断解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靠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六年《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指出：“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毛主席的指示把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运用到经济建设中，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指出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继续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坚决执行毛主席所规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条条专政”，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国民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以拖拉机生产为例，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一家独办的局面，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放手让地方办，十年来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五倍多，手扶拖拉机的生产发展更快。煤炭生产也是由于发挥了地方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年建成的新井能力，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建成能力的总和。上海金山工程、大连新港工程的建设，也都是由于同“条条专政”对着干，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各行各业大协作，千军万马大会战，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许多这样的事实说明，搞“条条专政”必然少慢差费，发挥两个积极性就能多快好省。
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什么会一再出现“条条专政”，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一直把“条条专政”看成是宝贝，依托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对于“条条专政”的危害性和流毒是不能低估的。当然，批判“条条专政”，不是不要“条条”，不是否定部门的作用；而是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从思想上政治上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条条专政”批深、批透。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继续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迅猛发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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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铜官山化肥厂总结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经验深入批判《条例》
据新华社合肥电 安徽省铜官山化肥厂结合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的重要批示和“鞍钢宪法”，总结本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条例》），分清路线是非，牢固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决心把工厂办成大庆式的社会主义企业。
文化大革命以来，铜官山化肥厂有大批优秀工人走上了工厂的领导岗位，各级领导成员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从工人中提拔的新干部。全厂还拥有一支二百三十多人的工人理论骨干队伍。工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企业的方向路线进行革命监督。在厂党委领导下，厂和车间成立了工人管理委员会和工人规划委员会，各班组建立了理论辅导员、宣传员、考勤员、安全员和保管员；有的工人还直接到工厂的计划、财务、技术等部门参加管理。由于工人阶级直接参加工厂的领导和管理，全厂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生产迅猛发展。一九七五年，这个厂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一点五倍，产品品种也成倍增加，今年上半年又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全年生产任务过半”。
回顾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给本厂带来的深刻变化，对照邓小平在他策划炮制的修正主义《条例》中，恶毒攻击和诬蔑工人阶级的反动谬论，铜官山化肥厂广大工人、干部进一步认识到，邓小平污蔑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管理混乱”，“造成无政府状态”，实质上是妄图取消工人阶级对企业的管理权，恢复过去“干部立法，技术人员执法，工人守法”和“一长挂帅，四总当家”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让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奴隶，这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邓小平炮制的这个《条例》，把企业的规章制度吹嘘成万能，似乎有了规章制度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铜官山化肥厂的工人、干部在批判时指出：在保证工人阶级对企业的领导权的前提下，确实需要建立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但是，这个制度要有利于群众，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干群关系，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而不能用规章制度来对群众实行管、卡、压，更不能用来代替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厂化工车间五硫化二磷工段的干部受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一度放松了抓阶级斗争，成天埋头抓生产指标、规章制度，忽略了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结果生产成绩并不好，设备还经常出事故，工人们批评说：只抓指标，不抓批修，势必变修。工人们的批评引起了车间党支部的重视。党支部领导成员改变作风，深入群众，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从路线上分析问题，找生产上不去的原因，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大家在批邓的总目标下，加强班组之间的团结协作，全工段的革命、生产面貌很快有了改变。
铜官山化肥厂的工人们在批判时还指出：邓小平鼓吹制度万能的另一个罪恶目的，是企图把工人的积极性禁锢在专职分工里，忘记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的工人胸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既实行合理的分工和必要的岗位责任制，又打破工种界限，广泛开展“一专多能”和“三懂四会”（懂设备性能、懂工艺流程、懂生产原理，会操作、会保养、会维修、会排除故障）活动，使车间之间、班组之间出现团结战斗的局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全厂一千二百多名工人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达到“一专多能”的水平。
铜官山化肥厂的工人还广泛参加科学技术管理，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活动，使企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的厂、车间、班组都成立了工人科研小组，厂党委经常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攻关小组解决生产关键。几年来，全厂先后实现了风扫磨工艺改革，解决了磷肥结块问题，完成了硫酸电除雾技术改造和改革干燥设备等重大的技术革新共一百多项。其中有不少项技术革新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这些事实对邓小平在《条例》中宣扬的“专家治厂”、“洋奴哲学”等谬论是一个有力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