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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字报选登
要害是搞资产阶级专政
邓小平大搞“条条专政”，妄图推行资本主义垄断经济的管理办法。其要害是取消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早就指示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加强党对企业领导的根本原则。邓小平一贯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正确方针，破坏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大搞“条条专政”。他要搞的“条条专政”，就是由中央业务部门中少数人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搞垂直领导。这就是要上抗中央，下压地方，踢开群众，把国民经济的大权集中到党内走资派手里。
他授意炮制的《条例》，借口要“集中”“统一”，大喊对下放企业“不能撒手不管”，“不仅要管方针、政策，管统一计划，而且要管产品的调出”，甚至要管“这些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的调动”；而把地方的任务仅仅规定为“首先保证这些企业计划的完成”。这就是要取消地方党委对企业的领导，扼杀地方办企业的积极性。至于在企业内部，《条例》也强调要建立一个“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去“处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这也是要架空党委，不让党委领导生产，以便于搞修正主义的“一长制”和“专家治厂”。
邓小平推行的“条条专政”，一度也搞到了我们工厂头上。那时，订计划、办事情不和地方党委商量，不和工人群众商量，根据“条条”的需要发号施令。邓小平更借搞“条条专政”之机，向我们工厂大刮右倾翻案风，什么以“三项指示为纲”，什么发展生产要以“整顿企业为中心”，都是靠“条条”灌下来的。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条条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它批深批透，维护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工艺组工人理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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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字报选登
“托拉斯”的翻版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就是文化大革命前他和刘少奇热衷推行的“托拉斯”的翻版。一九六四年，他们强令长江航运管理局试办“托拉斯”。为了搞垂直领导，使“条条”自成系统，他们大砍大杀地方水运企业和工业。比如原江苏省交通厅周家渡船厂，就在“集中”“统一”的名义下，被迫把人员、设备大量并入长航“托拉斯”。由于“托拉斯”强调按规定比例分设备，这个工厂有些完整的设备，被分得七零八落，当时生产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严重地扼杀了地方的积极性。在长航“托拉斯”内部，又搞物资管理“托拉斯”。我厂的物资供应部门，也因此和生产分了家，被改为“长航物资供应公司上海分公司港机厂供应站”，连各车间的材料间、工具间也成了供应站的派出点，脱离了厂党委的领导。那时候，车间急需工具材料要用电话向供应分公司联系，申请一只螺丝也要几天才能买来，严重地影响了生产。总之，在“托拉斯”垄断下，党的领导丢掉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丢掉了，管理与生产脱节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对于这一切，我们是记忆犹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职工批判了“托拉斯”，造了“条条专政”的反，贯彻落实了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正确方针。现在，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并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左一个“集中”，右一个“统一”，要把下放了的单位“收上来”。这是他妄图把“托拉斯”一套货色重新搬出来，让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使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经济。我们决不答应！
铸锻车间供应科工人理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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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字报选登
我们决不走回头路
设计单位究竟是由“条条”控制、高高在上搞关门设计好，还是下放工厂、与工人相结合搞开门设计好？事实是最好的回答。我们技术室下放工厂后的深刻变化，就是对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有力批驳。
我室担负着我国港口装卸机械的设计任务。一九六五年，原属交通部船舶设计院港口机械设计室一部分设计人员下放来厂，建立了这个技术室。设计人员在高楼深院时，八年中搞了七个产品设计，实际投入生产的只有一二项。由于关门设计，从书本到计算尺，结果是少慢差费。例如Ｋ5—30门座起重机设计，以洋图为蓝本，施工时差错百出，使用时还发生门机臂杆断裂的大事故。刚下放来厂时，名曰下放，实际上从设计任务，到管理体制，仍然是接受业务部门的垂直领导，工厂党委无权过问。设计工作进展仍然较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种“条条专政”的体制，技术室由地方党委和厂党委直接领导。厂里派工人老师傅参加领导工作，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技术人员经过到车间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很多同志还分别学会车、钳、刨、电冷作、电焊等实际操作技术，有效地促进了设计业务能力的提高。从一九七○年以来，我室就设计了二十多个项目，投入试制和生产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为迅速提高我国港口装卸机械化程度作出了贡献。
前后对比，十分鲜明：在“条条专政”直接控制下，关在高楼深院，闭门造车，无所作为；破了“条条专政”，在地方党委和厂党委领导下，搞开门设计，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面貌就大不相同。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妄想拉我们走“三脱离”的修正主义道路，我们决不答应！决不走回头路！
技术室理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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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是企业的主人？
内蒙古乌达矿务局工人理论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条例》），背叛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否定工人群众在企业中的主人翁的地位。邓小平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走资派所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谁是企业的主人？依靠什么人办社会主义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斗争的实质，是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还是掌握在党内走资派手里。毛主席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企业管理，表现出了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卓越的领导能力。无数事实证明，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最热爱，对资本主义最痛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坚定，同走资派作斗争最坚决，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先锋，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力军。所以，只有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才能使社会主义企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中，煞有介事地写上一条“依靠工人阶级”，但通观全篇，对工人阶级“依靠”是假，“专政”是真。《条例》诬蔑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把企业搞“乱”了，攻击参加各级三结合领导班子的优秀工人代表“政治上一窍不通，生产上毫无经验”。它打着“整顿企业管理”的幌子，对工人搞管、卡、压，左一个“严加控制”，右一个“严格遵守”。这哪里有一点“依靠”的影子？完全是“马钢宪法”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就是要让过去的“一长制”和“专家治厂”的幽灵再现，就是要把修正主义的枷锁重新套在工人群众身上。这足以说明邓小平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总代表。如果他授意炮制的《条例》得以实施，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就将完全改变，“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06—507页）；工人群众就将成为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奴隶。
我们乌达矿务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变化，就是对《条例》诬蔑工人阶级的有力批判。过去，由于刘少奇伙同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工人大搞管、卡、压，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革命和生产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矿务局反复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坚决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一大批优秀工人代表走上了领导岗位。全局还普遍建立了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工人管理小组、工人治安保卫小组，形成一支有五千多名工人参加的企业管理大军。由于工人当家作主管理矿山，全局革命热气腾腾，生产蒸蒸日上。一九七五年煤炭产量，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产量的二点二五倍，一个乌达煤矿变成了两个乌达煤矿。今年以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又提前三十一天完成了上半年国家煤炭生产计划，创造了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这难道是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把企业搞“乱”了吗？要说搞乱了的话，那就是搞乱了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不这样，工人就没有当家作主的地位，矿山就没有崭新的面貌。
《条例》诬蔑工人“政治上一窍不通”，完全是无耻谰言。由于修正主义路线流毒未肃清，我局五虎山矿一次要给先进生产者发“五元超产奖”，一批青年工人立即贴出《五块钱说明了什么》的大字报，尖锐地指出，这是“刘少奇、林彪贩卖的‘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黑货，这样做只能使工人拿了钱，忘了线，我们坚决反对！”这个矿及时纠正了错误的做法。大家深有感触地说：“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管政治，修正主义就没市场，企业方向偏不了。”工人群众这样善于识别修正主义黑货，勇于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难道是“政治上一窍不通”么？可见《条例》所谓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是修正主义的政治。它攻击工人“一窍不通”，实际上是攻击工人不肯跟着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跑。
《条例》攻击经过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工人“生产上毫无经验”，也是用心恶毒的。我们跃进矿采煤二队的先进事迹，就是对这种攻击的有力回击。在今年六月份一次冒顶事故中，一根金属支柱被压到了老塘里，往外扒很困难。如果按照过去修正主义的规章制度，完全可以放弃不管。但是工人管理组的同志认为国家财产绝不能浪费，就利用业余时间，冒着危险奋战四十八小时，千方百计地把这根金属支柱扒了出来。工人群众这种当家作主、忘我劳动的革命精神，难道是靠管、卡、压出来的吗？事实说明，工人群众不仅在生产上很有办法，而且首先有用革命统帅生产的正确经验。《条例》用所谓“生产上毫无经验”来攻击工人，不过是为对工人实行管、卡、压制造借口，真意是要工人服服帖帖地埋头生产，以便邓小平称心如意地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走资派还会走，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就不牢固。解放以来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历次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他们坚持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信奉“上智下愚”的孔孟之道，总是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竭力否定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位。因此，我们工人阶级必须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坚持不懈地同走资派斗，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直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解放全人类。（附图片）
批判专栏是战斗的阵地，革命大字报是批邓的锐利武器。这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工人在张贴大字报。 本报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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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勇敢分子”析
中共江苏省连云港市委大批判组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大叫要“整顿企业”，要“调整”那些“‘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要把“权力夺回来”。真是其势汹汹，杀气腾腾。
何谓“勇敢分子”当权？《条例》未敢正面说明，但从它多处诬蔑和攻击那些反倒退、反潮流的人来看，显然是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勇于造走资派的反，敢于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新老革命干部，特别是指老中青三结合革命领导班子中的新生力量。
意欲除之，必加其罪。于是就抬出什么“政治上一窍不通，生产上毫无经验”，什么“只唱高调，不干实事”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来。
不是说“政治上一窍不通”么？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新老革命干部，经过大风大浪的锻炼，积累了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许多新鲜经验。至于对资产阶级政治，对邓小平一类走资派施展的反革命策略，无产阶级也早已领教过，并且把它作为反面教材，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不是说“生产上毫无经验”么？这也得首先分清楚是按照“鞍钢宪法”办企业的经验，还是搞“马钢宪法”的那套修正主义经验？对于前者，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广大工人最有实践经验。对于后者，诸如“专家治厂”、“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管、卡、压，等等，无产阶级曾经身受其害，对它深恶痛绝，要彻底清算！
至于说“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对无产阶级来说，激励革命人民战斗的“高调”一定要唱，要一直唱到共产主义，而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实事”一件也不能干。邓小平要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工人理论队伍、工人民兵等“一律撤销”，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统统诬蔑为“只唱高调，不干实事”。这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恐惧，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仇视。
对这种语言，我们并不陌生。当年买办文人胡适在攻击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时，胡说什么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时，也曾谩骂我们只“唱高调”。邓小平和胡适以及资产阶级右派何等相似！
必须注意，邓小平所反对的只是无产阶级的“勇敢分子”，而对资产阶级的“勇敢分子”，非但不反对，而且极力怂恿鼓动，撑腰打气。邓小平亲自挂帅拼凑“还乡团”时，不就是要党内资产阶级“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拚老命”吗！一小撮亡命之徒在天安门广场上，疯狂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也正是出于邓小平的煽动和支撑。这里，应该感谢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他用自己的反动言行，刻画出“勇敢”的阶级性！也要感谢《条例》这份反面教材，供认了邓小平翻案复辟，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
革命必将战胜反动，新生力量必将战胜腐朽势力，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让我们举起双手，尽情欢呼革命新生力量的成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