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2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日本《劳农战报》指出苏联已完全变成社会帝国主义
苏修对内加紧法西斯镇压对外推行霸权主义
挪威群众示威,高呼“打倒克里姆林宫新的资产阶级!”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电 日本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劳农战报》最近发表文章指出,苏联已经完全变成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并且已成为新的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
文章说,彻底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并呼吁和组织人们同它进行斗争,这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文章指出:“今天的苏联是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社会帝国主义,它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是由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决定的。”
文章在谈到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特点时指出: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由于垄断了政治权力也就垄断了一切,其经济利益是由政治上的垄断加以维护的;它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苏联的垄断资本由国家控制,这个国家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理想的集体的资本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仅贪婪地攫取利润,而且象保护命根子那样维护权力;这个阶级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实际上在疯狂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但在形式上却打着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号;这个阶级在复辟资本主义后把苏联工人阶级和人民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创造的财富攫为己有,而成为暴发户,因此,他们更富于贪婪性和侵略性;这个阶级实行复辟,完全违背人民的愿望和历史的潮流,极其孤立和腐朽,因此也特别害怕人民的力量;它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对内推行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对外推行霸权主义。
文章指出,苏联正在扩大军队和特务组织,军队已从三百万扩大到四百三十万,特务组织“克格勃”也达到五十万人。他们还指挥着二十五万国境守备队,加上监视班和监视纠察队共达一千六百万人。
文章指出,“苏修统治集团一方面加紧对人民进行剥削和法西斯镇压,一方面加速增强军备对外扩张”,结果是重工业畸形膨胀,农业衰败不堪;军事工业技术发展,民用技术很落后;核武器大量增产,人民生活却极为贫困。
文章说,“他们变质成为社会帝国主义以后,在世界到处推行扩张主义。苏修统治集团加紧对东欧、蒙古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实行控制,为的是要巩固这些地方作为向世界进行扩张的后方基地。因此,企图通过经济、军事、思想的一体化,对这些国家加紧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控制。”
文章说,“社会帝国主义同资本帝国主义一样,都是通过扩张,掠夺原料,把别国作为附属国,把别国的领土当作军事基地的。”
文章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向亚非拉渗透,在全世界同美帝争夺霸权。
文章说,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了防止社会主义社会复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文章在转述了毛泽东同志最近发表的重要指示后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系列指示,精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指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和方向。”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帮人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使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得到巩固,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迅猛前进。”
文章说,“要革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所有的工人和人民,都必须从这个历史的现实中深入学习,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而斗争。”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日电奥斯陆消息:在苏联一个官方代表团访问挪威的时候,挪威首都奥斯陆三百名群众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
示威者在国会门前举着横幅和标语牌,高呼口号:“十月革命万岁!”“打倒克里姆林宫新的资产阶级!”“苏联的政策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行动上是帝国主义!”“挪威不要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们!”“斯瓦巴德是挪威的领土,拒绝苏联的压力!”“苏联从捷克斯洛伐克滚出去!”
这次游行是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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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资产阶级是贪得无厌的吸血鬼
事实戳穿勃列日涅夫集团编造的“苏联没有剥削阶级”的谎言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代表的苏联资产阶级,利用其篡夺的权力和地位,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成为比老资本家更厉害的吸血鬼。
苏修领导集团为了加紧压榨劳动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经济改革”,颁布了数以千计的“章程”、“条例”。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以来,在工业部门中大搞所谓“科学组织劳动”,广泛采用所谓“谢基诺经验”、“兹洛宾方法”、“阿克萨伊方法”等,目的在于通过裁减工人、提高在职人员的劳动强度,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列宁当年揭露资本家为加紧剥削工人而推行的“科学制度”时指出,这是“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血汗”。(《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列宁全集》第18卷第595页)
苏联资产阶级首先利用国家名义,通过企业上缴利润和各种苛捐杂税大量地掠夺工人农民的剩余劳动。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近十年来,苏联企业上缴利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居民税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九七五年苏联居民税达到一百八十四亿卢布。每个职工平均缴纳的居民税达到一百八十卢布,约占一个普通工人全年工资收入的百分之十二左右。苏联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加紧对外侵略扩张,把攫取来的巨额财富用于扩军备战。
苏联资产阶级通过拿高工资、高奖金以及五花八门的个人津贴,占有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据透露,今天苏联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至于勃列日涅夫等一小撮达官显贵通过种种特权攫取的收入则更是无法计算。奖金是苏联新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多达几百种,仅文艺奖金就有五十种左右,最高奖金的数额达到一万卢布。所有这些奖金,大都被资产阶级及其豢养的少数精神贵族占有。除了奖金,资产阶级分子还可享有名目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诸如学位津贴、兼职津贴,以及演出费、稿费、版税等等。
不择手段地囊括社会财富,是一切资产阶级固有的本性。苏联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通过上述“合法”手段占有的越来越多的财物,他们更利用特权,采取种种非法手段大发横财。苏联报刊承认,贪污犯和受贿者“充斥着党、国家和经济机关”,“竭力致力于个人发财致富”。有些官员还“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有的“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了“百万富翁”。
苏联资产阶级肆意挥霍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来的巨额财富。据西方报刊报道,苏修副部长以上的大官和少数精神贵族不仅拥有高级住宅,而且在莫斯科郊区、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沿岸有着豪华的私邸和别墅。乌克兰的一个高级官员在雅尔塔海滨“修建了一座高大的四层宫殿”的别墅,从铺海滩的沙子到各种家具和陈设都是从遥远的外地运去的。甚至一个小小的建筑托拉斯经理也可以花四十多万卢布,建造一个“天堂般的休憩场所”,并雇佣十七名仆役和侍女为其服务。苏联资产阶级在高级饭店“一餐可以花掉数百卢布”。苏修头目和少数精神贵族都享有“特殊配给卡片”,可以到特殊的商店购买进口的奢侈品和高级食品。
事实无情地戳穿了勃列日涅夫集团编造的“苏联没有剥削阶级”的谎言。这一小撮新的资产阶级是贪得无厌的吸血鬼,是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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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荷兰国防大臣要求增加海军飞机对付苏联潜艇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讯 海牙消息:荷兰国防大臣汉克·弗雷德林说,在苏联海军在北海地区的活动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荷兰海军航空兵部队需要装备更多的新式飞机。
汉克·弗雷德林在书面回答议会提出的问题时指出,近年来,苏联一直在提高它的海军的战斗力,它的潜艇数量已占世界第一位。
他说,苏联海军在世界各个海域的活动日益频繁,它的军舰和飞机在北海地区的活动也在增加。这位大臣说,虽然荷兰海军航空兵部队目前的实力能够完成侦察任务,但是,为了对付潜艇,还需要配备更多的新式飞机。
他还强调说,在发生严重国际危机的时候,美国海军“由于在其他地区的活动,只能用较小的力量来保持北大西洋航路的畅通”。因此,保持这些航路畅通,将主要是西欧各国海军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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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又向美国订购一批小麦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农业部八月三十一日宣布,苏联又向美国订购了二十七万五千吨小麦,价值三千四百六十万美元。
这批小麦将在今年十月一日以后交货。据报道,最近几个月来苏联向美国订购的一九七六——七七粮食年度(今年十月一日以后交货)的谷物已达四百六十多万吨。其中小麦一百九十七万一千吨,按目前出口价格约值二亿四千八百三十万美元;玉米二百六十五万三千吨,约值三亿零七百七十万美元。
此外,苏联还向美国购买了一百五十万吨大豆,价值三亿六千万美元。
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材料,苏联在一九七五——七六粮食年度内先后向国外购买了三千零五十万吨谷物,其中向美国购买了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购买了一千四百万吨。美国农业部助理部长贝尔不久前曾说,在一九七六——七七粮食年度内,苏联将从国外进口一千五百万吨谷物,其中向美国购买的估计为六百万吨至八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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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和你就不平等”
——从苏修文艺作品看苏联社会的阶级对立
翁义钦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学士,为了掩盖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真相,一迭连声地扬言在今日的苏联社会里,人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友好和同志式的互助关系”,“实际平等”已经“获得解决”,等等。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些苏修文学作品,却在勃列日涅夫一伙设计的这幅妙不可言的画面上戳了一个窟窿,表明他们的这类漂亮言词不过是分文不值的屁话。
让我们先看看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总结报告中极力称赞的话剧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中的女厂长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的所作所为吧。当马尼娅等老工人要跟这位女厂长讲平等时,她便直截了当地教训马尼娅说:“不,马尼娅,我们不是大家都平等的。我和你就不平等,……”。一部题为《帐目两清》的喜剧剧本也明明白白地供认:“关于平等,我们这里不过是在歌里唱唱,或者是在电视里演演。”
的确,在阶级社会里,人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阶级关系。“我和你就不平等”、人们之间的“平等”只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这正是今日苏联社会及其阶级关系的逼真写照。
人们知道,在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联,象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一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凭借苏修政权的力量,霸占了原来属于全体苏联劳动人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迫于生活,“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列宁:《自由派教授论平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39页)。中篇小说《万卡·普罗斯库林》中,农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占有生产资料和大量资金,迫切需要劳动力;因为没有劳动力,海里的鱼就没法捕捞、加工,他们也就无法吸食劳动者的血了。而万卡·普罗斯库林等农业劳动者,除了劳动力外,“什么都没有”,只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来谋求生存。这种情况在话剧剧本《明天的天气》等作品中,也都有反映。剧本中的柯席尔,据说是个有着“电子控制式”的一双手的调整工。他曾因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向分厂经理提出过合理的要求,但却遭到拒绝;当柯席尔表示要转到别的部门去工作时,这位分厂经理竟威胁说:“我们不强留任何人。”只是当生产作业线发生故障,眼看要影响到汽车装配,而又非得柯席尔修理不可时,分厂经理才答应考虑他的问题,并且表示可以留用。这就是说,当工人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没有用时,就会被一脚踢开;而只有当这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认为工人还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时,才予以雇用。这类事实清楚地表明了今日的苏联,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复活了,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一类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及他们的总代表勃列日涅夫集团正是靠吮吸工农的血,“靠剥削别人的劳动发财致富”(列宁:《在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4页)。
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贪婪地吸工农的血,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总是运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极力强化和扩大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话剧剧本《外来人》、特写《爱和功勋》、话剧剧本《适得其所的人》和长篇小说《人世间》里,人们把工厂企业、农场、农庄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切什可夫、叶弗列莫夫、鲍勃罗夫和卡尔金们分别称之为“严厉的主子”、“全权的统治者”、“土皇帝”、“旧时代的官老爷”等等。这些“严厉的主子”、“官老爷”对工农群众充满着蔑视、仇恨。看一看《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的一段描写吧:
“奥列格·奥列戈维奇站起身,不慌不忙地向工人们走去。普隆恰托夫越接近工人,他的身形越变得坚定、严峻、神气起来。当他在离工人五公尺的地方站住时,他绷着脸,没有一丝笑容,也不打招呼,用令人难堪的鄙视的眼光盯着他们。他仰起头,嘴角露出厌恶的神情,……”
正是这些仇恨工农群众的人,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大力强化“个人管理”,也即强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摆出一副奴隶总管的架势,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这一帮子人大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声称要强化法西斯的“纪律”,要对工人“严”一些,要时刻监视工人,“盯住他们,扼他们的喉咙”,对不顺从的工农群众,要予以“解雇”,列入“黑籍簿”,让这些人“不论到哪里,不论到什么时候,也找不到任何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搬出“物质刺激”的一套,用“卢布”“教育”或鞭打工农群众。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普隆恰托夫、切什可夫、卡尔金们的作为,充分地暴露出他们极端仇恨工农大众、凶狠地榨取人民群众血汗的丑恶本质。而劳动人民呢?正象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所供认的那样:“如今看车床或扶木犁是叫不响啦。你讲出自己的这类身份,只会惹人笑话。”事实上,岂但
“叫不响”或“惹人笑话”,他们已经完全被压在底层,处于无权的地位了。
在《明天的天气》里,一名叫做索波列娃的女工想对厂里的生产提点意见和建议,可是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女工,走,干活去,车螺帽去。”就是说,今日苏联的工农群众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0页),他们就只能象短篇小说《一年四季》中的农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所说的那样,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一直干到精疲力尽而不得不躺倒为止”,或者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就是劳动者要“劳动、劳动、劳动”,为这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及其总代表勃列日涅夫创造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这表明今日苏联的“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48页)。
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友好和同志式的互助关系”,什么“实际平等”,实际上就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对立关系。为了维护和扩大这种关系,他们炮制了种种奇谈怪论。例如,《外来人》和《适得其所的人》中的切什可夫和鲍勃罗夫就说过,由于他们是“领导者”、管理者,所以他们理应“站在高处”,思考“战略性”问题,“用嘴、用脑筋来工作”;而被管理者、直接生产者则要“亲自动手去干活”。又如《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中的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不和工人们讲平等的理由,就是所谓“我在技校里读了四年,又上了五年半大学,我们这就已经不平等了”。苏修文学界在评论《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时也说,普隆恰托夫一类脑力劳动者、“上等人”是“靠智慧的威力来完成自己的公民功勋”;而体力劳动者,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则是“靠耗子般地卖死力气”干活的“生产工具”。这就是说,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是天经地义的。这完全是剥削阶级极其荒唐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工,实际上是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苏修一伙把旧式分工绝对化,竭力予以扩大;并且加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其目的不是由于别的,而是妄图证明他们是管人的,而工农群众是为他们所管的,借此来为他们剥削压迫工农群众进行辩护,维护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反动统治。
但是,克里姆林宫的权贵们越是强化和扩大人们之间的资本主义相互关系,就只能使他们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处于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从而进一步激起苏联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安娜·格奥尔基也夫娜、普隆恰托夫、切什可夫和他们的总代表勃列日涅夫之流是逃脱不了必然覆灭的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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