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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批判邓小平的教育“危机”谬论
吉林省教育局大批判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胡说什么“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了”。他的这个教育“危机”谬论，是对教育战线形势的恶毒诽谤，是为了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是他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危机”就是“今不如昔”。在这个总题目下，邓小平和教育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教育革命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在办学方向上，他们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总没有解决好”，必须“扭”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轨道上去；在政治领导上，说什么工人阶级“一不懂行，二不热心”，必须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态；在教育质量上，说什么“大学水平还不如过去的中技高”，必须象以前那样关起门来读死书。总之，按照他们的逻辑，就是：教育革命有罪，复辟倒退有理；教育战线上的革命新生事物统统要砍掉，还是恢复修正主义的那一套好。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的形势呢？事实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战线旧貌变新颜：工宣队进驻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保证了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贯彻执行；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教育战线的一支生力军；开门办学使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师生同工农兵、理论同实践紧密结合，为造就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开辟了宽广的道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校体制，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断得到改造，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逐步建立起来。这一切雄辩地证明，教育阵地上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教育战线的形势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今胜于昔”！
邓小平的所谓教育“危机”，是从“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派生出来并为之服务的。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以及在他指使下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把我们当前、今后二十五年，甚至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歪曲为就是搞生产建设，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对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的彻底背叛，是对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前进方向的彻底篡改。为了把教育纳入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轨道，他们胡说什么“这几年最大的危险是不读书”，“一方面讲要四个现代化，一方面又不要文化”，“这样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吗！”按照他们的说法，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四个现代化与文化水平低的矛盾了；主要危险也不是修正主义，而是“不读书”了。这样一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统统不存在了。这是在教育战线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他们明目张胆地要用“业务台风”刮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把无产阶级教育变为资产阶级教育。
邓小平对教育战线主要矛盾和主要危险的肆意歪曲，来源于他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背叛。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邓小平却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不讲阶级斗争，就必然搞修正主义。于是，“白专”也“应爱护、赞扬”了，“搞科研的人”也“允许是书呆子”了，等等。正如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其实，我们跟邓小平在教育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读书，要不要学文化，而在于要把学校办成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邓小平高喊不读书是最大的危险，而他自己就不读书。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邓小平的这种叫喊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阴谋服务的。我们的青少年一代肯定是要读书的，但是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去谈读书，只能是重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套。无产阶级从来公开声明，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我们的学校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生应当成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革命战士。因此，我们的学校理所当然地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学生首先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好阶级斗争主课。即使就业务学习来说，也不能就业务抓业务，因为离开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业务也是抓不好的，而且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历史上的一切复辟派，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总是十分重视抓教育，用以培养搞复辟倒退的人才。春秋末年的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在教育领域公开跟法家废除“先王之教”的主张唱对台戏，提出要维护“先王之教”的反动观点。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为了复辟封建帝制，公然把“法孔孟”重新定为教育的宗旨，下令中小学恢复读经。刘少奇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也曾疯狂攻击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是“乱、糟、偏”。邓小平攻击教育发生“危机”，其目的也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事实正是这样。邓小平在攻击教育发生“危机”的同时，猖狂地进行了一系列翻案复辟的活动。他到处搜罗那些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的走资派，拼凑翻案复辟的黑班底；他排斥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叫嚷“该斗的斗，该批的批，该调的调”；他以“还乡团”自居，唆使一些人“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或拟提纲，或写黑信，或造谣言，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反扑。在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支持下，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竟然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邓小平妄图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批判邓小平的所谓教育“危机”的反动谬论，同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邓小平妄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紧密结合起来。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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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朝阳农学院教授 龚畿道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受到深刻的教育。邓小平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对教育革命肆意进行攻击，妄图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对此，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予以批判。
我于一九七○年二月同沈阳农学院的部分师生，到朝阳县北四家子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刚到农村时，贫下中农热情接待我们，但我和他们之间总有一定的距离，大家客客气气，话说不到一起去。连贫下中农叫我“龚老师”也感到不顺耳，因为在农学院时都称我“龚教授”，还有人称我“龚老”，听了很舒服。这说明我的知识分子架子还没有放下来。后来，通过和贫下中农一起生活，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逐渐认识到劳动的伟大意义。我深感每一粒粮食来之不易，对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体会。我逐渐和贫下中农有了共同的感情、共同的语言。
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就能想贫下中农之所想，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当时，正大力推广“晋杂五号”高粱，但据群众反映，杂交高粱虽然高产，却不好吃，出米率低，壳子大。他们要求培育既高产又好吃的新杂交种。文化大革命前，我是研究高粱的，可从来不吃高粱米，也不管它好吃不好吃。现在和贫下中农煮的是一锅饭，吃的是一样粮，才体会到这是育种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作为高粱育种工作者，不能满足贫下中农的要求，也就辜负了党对我的期望。因此，我们开展了新的育种工作。一九七一年夏天，高粱快开花了，育种试验田缺少套穗隔离用纸。我到总校取纸时，正巧下雨，汽车不通了，我怕错过选配组合的时间，不等通车就徒步走。到大凌河岸一看，没有渡船，水也较大，怎么办？我想，水再大也阻挡不了我为贫下中农育种的决心，就扛着羊皮纸，涉水渡过齐腰深的大凌河。又赶着走了四十多里山路，回到了基点，及时配上了种。
几年来的实践，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关于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农业教育只有办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才能培养真正扎根农村，理论联系实际，能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农业技术力量，同时才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我们朝阳农学院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定地在农村办学，走社来社去的道路，培养出一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农业学大寨贡献了力量。可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教育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对朝阳农学院百般攻击，什么“水平低”，“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啦，什么“五年要普及大寨县，都象朝农水平能行吗？”妄图把朝农一棍子打死。
什么叫水平？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标准。无产阶级衡量教育水平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如果单纯用文化水平的高低来衡量，那就完全抹杀了教育的阶级性，把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者这两个主要方面丢掉了。用无产阶级的标准衡量，一个大学生固然应当掌握必要的文化科学知识，但首先应该看他有没有社会主义觉悟，是不是愿意和工农划等号，做一名普通劳动者；对于农业大学的学生则应首先看他能不能扎根农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我们决不走旧大学搞智育第一、读书做官的老路，决心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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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开门办学的正确方向
山西省大同市三中大批判组
邓小平和教育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污蔑开门办学是“不讲学文化”。怎样看开门办学，这不仅涉及对文化知识的看法，而且涉及对教育革命的看法，是两条截然相反的教育路线之争。
什么是文化知识？毛主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我校学生通过开门办学，广泛接触了社会，既懂得了什么叫阶级和阶级斗争，培养了工农感情，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又初步了解了工农业生产的情况，学会了一定的劳动生产技能。例如，经过学工的同学，大多数都能开车床、修电动机、驾驶拖拉机；经过学农的同学，普遍掌握了选种、授粉、杂交以及马铃薯的坏腐病防治和苹果树的栽培整枝等技术。这些是不是知识呢？如果这些不是知识，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学校，强迫学生学一大堆没多大用处的死知识，才叫知识吗？衡量学生学习的质量如何，决不能单纯地看学生掌握了多少书本知识，而主要看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
在开门办学中，这个问题解决得怎样呢？举个例子来说，过去讲机械制图课，书本来，书本去，学生不易理解；即使死抠硬背记住了，拿到实践中去也不能运用。在开门办学中，我们结合学工，按专业组织教学，由于学生在车床上干过活，有了一定的生产实践知识，学起来就接受得快，理解得深，不仅缩短了教学时间，而且学了就能用。他们会用测绘工具测量实体尺寸，选用不同的比例，绘制出比较准确的机械零件图，并且能对照零件图加工工件。这样组织教学，符合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原则，效果是很好的。
几年来，我校在开门办学中，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紧密结合战斗任务组织教学，师生共同编写了《我国教育史上法家反对儒家的斗争》、《批判宋江投降派》等单元教材。理科结合典型产品教学，编写了《识图》、《金属材料》、《铸工基础知识》、《阀门的用途和构造》。结合专业课教学，编写了《Ｘ195型柴油机》、《土壤分析》、《拖拉机》、《电动机》等教材。试问闭门读书，能总结出工人、农民的实践经验，编写出这样的教材吗？能使学生学到比较完全的知识吗？事实说明，开门办学使社会主义文化课上得更加生动活泼，理论和实际联系得更好。邓小平和教育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的，是对我们师生走五·七道路的恶毒攻击和污蔑。
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从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自然十分仇视开门办学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资产阶级强调所谓学文化，标榜学校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实际上，他们是把学校办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正是从“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个伟大历史任务出发，提出和解决教育革命的问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走五·七道路，坚持开门办学的正确方向，把教育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密切结合起来，让广大革命师生接触工农，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阶级斗争第一线经风雨，见世面，正是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根本途径。邓小平他们攻击开门办学，是为了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坚持开门办学的正确方向，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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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拆掉“读书做官”的阶梯
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大批判组
学校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列宁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俄共
（布）党纲草案》，《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7页）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大学毕业当工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教育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胡说什么大学“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这纯粹是孔孟之道的“学而优则仕”的翻版。
两千多年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极力鼓吹“学而优则仕”，把学校作为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刘少奇、林彪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也因袭“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极力鼓吹“读书做官”等反动谬论。文化大革命前，旧大学是少数人享受教育特权的“小宝塔”，培养这种“学者”那种“专家”，就是不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学而优则仕”和“读书做官”等反动思想的毒害下，有些青年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家乡”，变得和工农格格不入。这种状况早就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政治舞台，领导广大革命师生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坚决同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已成为广大工农兵学员发自肺腑的誓言。他们来自工农，再回到工农群众中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大连工学院工农兵学员郑延军、大连水产专科学校工农兵学员车新友等，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勇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大学毕业回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我院朱育花等许多工农兵学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狠批“学而优则仕”等谬论，多次向党委提出申请，坚决要求毕业后到农村、到基层、到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现在党委已经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他们即将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邓小平和教育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叫嚷什么不培养干部、技术员，“还办大学干什么”？他们就是要把学校作为少数人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向上爬的阶梯，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一定要粉碎邓小平的复辟阴谋，接受苏联变修的教训，彻底肃清“学而优则仕”的流毒，拆除“读书做官”的阶梯，坚决落实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