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斗在风口浪尖上
这场激烈的反修斗争，发生在去年右倾翻案风闹得很凶的九月下旬。
在天津某工厂开门办学的北京航空学院三二三二班小分队党支部委员王宗斌等同志，看到教育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个讲话，感到很不对味。问题究竟在那里？一时还搞不清楚。小分队的师生，对这个讲话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为了统一思想，明辨是非，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他们决定召开支委会进行研究。
在支委会上，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联系自己参加教育革命的实践，针对那个讲话散播的奇谈怪论，着重研究了下面几个问题：
那个讲话诬蔑广大师生“开门办学只当劳动力”。支委们说，这纯粹是睁着眼说瞎话。我们小分队下厂以来，遵照毛主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一边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一边结合教学进行设计，学到了在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我们一个小分队，在短短的时间内收获尚且这么丰富，象朝阳农学院那样的先进院校，开门办学的成绩就更大了。诬蔑开门办学是把师生“只当劳动力”，这不是赤裸裸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吗？
那个走资派在讲话中还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支委们从这里更清楚地看出，那个讲话的矛头直接针对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方向，是要复辟倒退。
在支委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越分析，是非越清楚，思想认识越提高。一致认为，那个走资派的讲话是极其错误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家表示，要勇敢地迎着风浪上，决不避着风浪走。支委会决定，要旗帜鲜明地向小分队的同志们讲清楚支委会对那个讲话的看法，组织大家深入学习《实践论》，结合总结开门办学的经验，对那个讲话进行分析批判。
连续几个夜晚，小分队的师生们不顾一天的疲劳，认真学习《实践论》，狠批那个讲话散布的奇谈怪论。党支部还举办了学习《实践论》、批判修正主义专栏，刊登大家的心得、体会。许多同志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分析问题，写成文章，象一把把匕首，击中了右倾翻案风的要害。
共青团员孙解放在文章中说：“我们开门办学，是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中开始的。我们和工人师傅、技术员结合在一起，遵照毛主席关于实践第一的教导，研制国防急需项目，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贡献。这个方向谁能否定？实践证明了开门办学就是好！”
共产党员郭育红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个讲话，“是要把学生拉回教室闭门学文化，这不是要我们走回头路吗？这不是为十七年的旧教育制度翻案吗？”
党支部委员肖海亚写道：“正当我们学朝农、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时候，传来了种种奇谈怪论，我们对此决不可书生气十足，等闲视之。我们认准了开门办学这个方向，坚决走到底，决不回头。
看了这一篇篇战斗檄文，依靠这许多敢于抵制、批判错误思潮的战友，王宗斌在小分队同志们大批判的基础上，给教育界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写了一封信，同他展开了直接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听说王宗斌要写信，绝大多数同志都热情支持，也有的同志替他担心，劝他慎重。王宗斌说：“不怕，个人得失没有什么，总不能让这些人把教育革命引入歧途。”他在信中严正指出那个讲话“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是“对教育革命泼冷水”，
“造成了教育战线的思想混乱，应迅速地予以纠正和澄清”。
信发出不久，有消息说，教育界那个走资派的讲话，是在当时还握有相当权力的邓小平的鼓动、支持下抛出来的。在这乌云翻滚、压力增大的严重时刻，王宗斌一步没有后退。他坚定地表示：“这是一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一定要干到底。共产党员就是要为实现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不管是谁，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只要他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共产党员就不怕担风险，敢于反潮流。”党支部的其他同志也都做好了思想准备，决心把这个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弄清楚。
在艰苦斗争的时候，他们多想听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啊！不久，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了。消息传来，小分队的全体师生万分激动。他们更加信心百倍，斗志昂扬，积极投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本报通讯员
第3版()
专栏：
野外实习 胡英祖 摄
第3版()
专栏：文化大革命好
苦聪人最知道红太阳的温暖
解放军某部战士 白小三（苦聪）
我家住在云南省哀牢山区金平县勐拉公社南柯大队。一想起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苦聪人第二次从原始森林里走出来，我的心就象哀牢山的松涛、勐拉河的流水，起伏翻滚，不能平息。
解放前，我们苦聪人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和民族歧视，祖祖辈辈流浪在原始森林里，吃的是野菜、野果、野兽肉；穿的是树叶、兽皮、蓑衣；住的是芭蕉房、岩洞、树洞，过着不定居、半原始的悲惨生活，被反动统治阶级诬蔑为“野人”。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派兵搜山、屠杀，苦聪人濒于灭绝的境地。苦聪人为了生存，用棍棒、弓弩、石头打死野兽，把珍贵的兽皮放在路旁，人躲在草棵里守望。山下的商人上山取走兽皮，随意给苦聪人留上一点盐巴或棉布，商人走远后，苦聪人才敢出来拿。山林里的风刺骨冷，箐沟里的水透心寒。在那暗无天日的深山老林里，我们苦聪人受着饥饿、疾病的种种威胁，朝不保夕。我的阿爹在原始森林里生活了四十六年，我的四个哥哥，三个病死、饿死在老林里。当时，我们苦聪人流传着一首民谣：“苦聪苦，世世代代山里住，刀耕火种无收成，泪湿黄土走无路。”
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苦聪人，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哀牢山。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派来亲人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翻山越岭，攀藤附葛，踏遍七百多里的茫茫林海，把我们苦聪人一家一户地接到坝区定居。傣族兄弟送给我们土地、耕牛；哈尼族兄弟帮我们盖房、织布；瑶族、苗族兄弟教我们耕田种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苦聪人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真正享受了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又办起了农业合作社，走上集体化的金光大道，过上了定居、定耕的幸福生活，由“野人”变为国家的主人。
正当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时候，天空出现了乌云。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同邓小平一起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黑货，把边疆的合作社砍掉了。我们苦聪人失掉了集体经济这个靠山，失掉了土地、耕牛和生产工具，噙着泪水回到原始森林，又过起老林栖身、野果充饥的生活。
这时，我已经十二岁了。在一个寒冬的夜晚，我们一家围坐在火堆旁，我问阿爹、阿妈：“啥时间我们才能出老林啊？”阿爹心情沉重，一言不发。夜沉沉，雾茫茫，苦聪人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一九六八年，党又派工作队进深山老林找到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喜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打倒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让我们苦聪人重新下山，参加人民公社。我们万分高兴，捧着毛主席画像，热泪滚滚，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文化大革命使哀牢山区跃过了几个世纪。世世代代刀耕火种的苦聪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办起了人民公社，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粮食产量年年增长，社员生活不断提高；长期钻木取火的苦聪人，修起了水电站，建起了碾米房，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村村寨寨都装上了广播；不久前还是有病求神，刻木记事的苦聪人，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办起了学校，有了苦聪人的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赤脚医生、第一代教师。我家的生活，也象顺梢吃甘蔗，一节更比一节甜。阿爹、阿妈是公社社员，阿哥是生产队的干部，妹妹上了学，我的未婚妻是共产党员、大队妇女主任，我和弟弟都参了军。一九七四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切，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蹲过老林的人最知道红太阳的温暖，我们劳动人民最清楚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可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把我们苦聪人再次赶进深山老林。我们坚决不答应！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野人”的生活不能重演。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持斗争，坚持前进！
第3版()
专栏：
接过雷锋的战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一九六八年三月，陈雅娟应征入伍了。当她接过红领章、红帽徽的时候，坚定地表示：我是毛主席检阅过的红卫兵，又是雷锋辅导过的学生，我一定遵照毛主席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教导，做一个雷锋式战士！
在部队里，陈雅娟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党叫干啥就干啥，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八年来，她先后调动过八次工作，干一行爱一行，行行都干得很出色。一次，陈雅娟被调去学习通信专业技术。当时辽宁金县实验学校正深入开展教育革命，他们聘请陈雅娟担任了校外辅导员。
“校外辅导员”。多么光荣的称号啊！陈雅娟立即想到：当年，自己不正是这样称呼雷锋同志的吗？现在，党把这副重担交给自己，这是多大的信任啊！当年雷锋的工作很忙，时间很紧，但一直把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我一定以雷锋为榜样，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
打这以后，陈雅娟也象当年雷锋辅导她自己那样，怀着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千方百计做好校外辅导员工作。工作忙，她腾出午休时间辅导同学；时间紧，她发扬钉子精神，经常利用节假日，邀请同学们到部队来，给他们讲雷锋的故事，组织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带他们到社会上去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为人民群众做好事。
在陈雅娟担任校外辅导员的日子里，一个重要问题摆在学生们面前：毕业后干什么？大多数同学决心上山下乡，做社会主义的新农民。但也有同学不愿到农村去。面对这种情况，陈雅娟想起了一段往事：在她小学快毕业的时候，雷锋问大家：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同学们有的说当工程师，有的说当专家，有的说当作家……。雷锋严肃地问大家：“你们想当这个‘家’，那个‘家’，为什么不想当工人、农民呢？”接着，雷锋讲党的教育方针，讲工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咱们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不要做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雷锋精神鼓舞着陈雅娟。她跟同学一起反复学习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批判“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之道，促进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正当实验学校同学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立志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时候，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传到这里。一次，一个同学问陈雅娟：“有人说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对吗？”陈雅娟想，这怎么能对呢？这分明是反对教育革命，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她当即用大量事实批驳了这种论调，并且向学校党支部反映了这个情况。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一个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的教育活动，在学校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陈雅娟每天都利用业余时间，和同学们一起写文章，出板报，编节目，办展览，广泛进行社会调查，狠批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本报通讯员
第3版()
专栏：
“昌黑龙”的变迁
聚居在五指山深处的黎族、苗族人民，把抬病人的担架叫“昌黑龙”。
很久以前，“昌黑龙”是黎、苗族人民上山狩猎搬运猎物的工具。这两族人民同汉族人民发生交往以来，“昌黑龙”才被用作运送病人的工具。在旧社会，人们有了病痛，奥雅（黎族地主）、山甲（苗族地主）先强迫人们杀猪宰牛“祭天狗”，请“神汉”、巫医问“天神”，然后才允许人们用“昌黑龙”抬运病人外出就医。一人重病几人抬，爬高山，过急流，一般都要跋涉百十里路；常常淌着汗水抬着病人去，流着泪水抬着尸体回……。
东方红，太阳升，五指山人民翻了身。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斗倒了奥雅、山甲，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医疗卫生条件也开始改善。黎、苗族人民高兴地说：“有了人民政府，‘昌黑龙’用不着了。”许多人高兴之余，把“昌黑龙”拆了、砸了、扔了、烧了。
可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黎村、苗寨的医疗卫生状况改变很慢，缺医少药的现象长期没有得到解决。黎族、苗族人民很失望，只得又把“昌黑龙”扎了起来。
一九六四年，伢胡大队一位贫农女社员得了急病，坐卧不安，吐血不止。病人不能卧“昌黑龙”，只好打电话请公社卫生院派医生，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研究研究。”过了一个多小时，再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医生竟说：“你们把病人送来！”病人经不起几十里山路的颠簸，只好派人专程到卫生院请医生。医生以天黑路远为词，拒绝出诊抢救。请医生的社员焦急地说：“天黑，我们给你打火把；路远，我们用‘昌黑龙’抬你去！”医生还是不肯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毁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一支由广州部队某医院组成的“六·二六”医疗队开进了五指山区。
阳光普照五指山，春风吹进椰林寨。一九六七年底的一天，聚居在鹰歌岭下、昌花江畔的黎、苗族人民，听说解放军医疗队帮助培训的赤脚“南布”（黎语医生）回来了，大家吹起芦笙、洞箫，敲响鹿皮鼓，举着红旗，到村头寨口欢迎他们。
伢胡大队的贫下中农更是喜气洋洋。大家簇拥着赤脚“南布”王业友，来到新建的合作医疗站。一位姓王的老阿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扛着一个“昌黑龙”赶来了。医疗队员林耀庭一时摸不着头脑，问他：“公哎，拿‘昌黑龙’干啥？”老阿公说：“干啥？有了?人
（咱们）的赤脚‘南布’，‘昌黑龙’啥也不能干罗！”耀庭这才明白，老阿公又要砸“昌黑龙”了，便急忙接过话头说：“公哎！这家伙还用得着，不要砸它。”他们把这副“昌黑龙”拆开，用两根净亮的大竹杠作成诊断床架，中间编上藤条，放在大队合作医疗站里。赤脚“南布”王业友给贫下中农看病时，总要摸摸这张变化了的“昌黑龙”，激励自己全心全意地为黎、苗族人民服务。
一次，队里一位孕妇难产。王业友背起药箱，前往抢救。在公社卫生院负责人王茂雄的具体指导下，迅速查明难产原因是胎盘潴留。为了抢救产妇，在医疗设备较差的情况下，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认真仔细地进行徒手剥离胎盘手术，使产妇脱了险。贫下中农激动地说：“要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又得用‘昌黑龙’把病人抬出去。爬几个山，过几道水倒没啥，就怕把活人往死里抬。今天，我们有了病痛，一不用‘昌黑龙’抬，二不用趟水翻山，合作医疗站就在家门口，医疗卫生大权掌握在?人手中，那怕是一生九死的病，赤脚‘南布’也可以往活里救！”
本报通讯员
第3版()
专栏：来信
无校村有了教育网编辑同志：
我家住在安徽省庐江县黄屯公社涟河大队。这个大队依山靠水，村落分散，全队两千多人分散在大小十二个自然村里。解放前，这里没有一所学校。几户地主富农请了先生教他们的子女；穷苦农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世世代代都是“睁眼瞎”。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这里办起了一所初级小学，不少世世代代从没沾过学校边的农民子女，背起书包上学了。可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贫下中农的政，这所学校开办不到两年就被关闭了。贫下中农的子女要上学，得翻山过河，到十多里外的集镇小学去。许多村庄的贫下中农子女因此停了学。昔日的文盲村，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里，没有很大变化，贫下中农都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打倒了刘少奇，无产阶级把文化教育大权夺了回来。在我们大队，贫下中农办学校、管学校，学校象迎春红花一样，在山村水乡到处出现。几年之内，大队就办起了六所小学。为照顾年龄大的儿童上学，每个村庄还办起了半日制班，全队形成教育网。另外，每个生产队都办了政治夜校和识字班，组织文化水平低的老年、中年和青年学政治，学文化。现在，全大队找不出“睁眼瞎”了。广大社员能自己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能自己看报，掌握革命武器，从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文化科学水平也提高了，对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解放军某部战士 李应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