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越学心越红 越活越年轻
山东省牟平县苏家疃大队七十四岁女社员 徐继青
说起文化大革命的好处,三天三宿也唠不完。别的甭讲,就说俺这个七十四岁的老太婆也能够学习革命理论,还当上了理论辅导员,这桩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谁听说过?谁敢想过?
去年,毛主席发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俺苏家疃的妇女学得可热火啦。又是上政治夜校,又是组织联户学习班。大队妇代会主任动员俺也参加。俺说,菜老难上桌,人老难开窍,又不识个字,咋能学理论?她说,贫下中农学理论,就是为的开思想的“窍”,懂革命的理。旧社会地主不让俺们活。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不让俺们学。毛主席号召咱贫下中农学理论,咱就要攻克文化关,攀登理论山。
这一说,说得俺心里前十年后八载地翻腾开来。俺六岁那年跟娘讨饭讨到一个地主门前,地主胡说俺穷娘们冲了他家的风水,唤出狗来照俺腿肚上就是一口。解放了,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可又有刘少奇、林彪这些大坏蛋钻出来,一个胡说劳动人民是“破椅子”,一个诬蔑劳动人民只知道“油盐酱醋柴”,他们变着法子反对贫下中农学习革命理论,不让俺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文化大革命斗垮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斗出了贫下中农学习理论的权利,这权利来得可不容易啊!这么一想,学习劲头就来了。俺在联户学习组报了名,是岁数最大的一个学员。
第一次参加学习,俺心里可激动了。俺不识字,辅导员耐心教俺念,反复给俺讲。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字字句句连着俺的心,一学起来就有了“瘾”。
今年春上,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时,俺有点纳闷,三项指示都是毛主席的话,怎么“三项指示为纲”就错了?俺冒着小雨,一连几次找辅导员去问。辅导员和俺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段重要指示,到底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了。原来邓小平打着落实毛主席指示的幌子,贩卖他的修正主义私货。邓小平好阴险啊,俺差一点上了他的当。俺憋着一肚子气,和全大队的妇女一道,投入了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就这样,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些重要指示,俺都能背下来,意思也说得上来。六十四岁的赵大娘,学得慢,忘得快,俺一早一晚到她家多辅导几遍,她就记牢靠了。
俺学理论还有一个好老师,就是家里的广播喇叭。它一响,俺就聚精会神地听,越听心里越亮堂。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发生后,党中央的两项决议,俺就是先从广播里听到的。第二天,俺赶紧找人代笔写了批判邓小平罪行的大字报,贴在村里最显眼的地方,大伙看了都说真解恨。在大队赛诗会上,俺还编诗批判邓小平。其中有一首是:“人老眼明心更红,毛主席教导记心中,阶级斗争最重要,一时一刻不能松。”
有人说,“半截身子入了土,学好了也没用处。”怎么没用处?俺联系实际学,改造老脑筋,还真管用呢。以前,队上号召人粪尿归集体。俺有时把它归了自留地。俺养着两只老母鸡,过去攒把子蛋,就拿到集上卖高价,还认为“养鸡下蛋,换油换盐,理所当然”。用马列主义一对照,原来这就是小生产。列宁说,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俺这种思想要是不改造,不是也能往资本主义邪路上滑吗?从这,俺和旧脑筋彻底决裂:把人粪尿送给集体,攒的鸡蛋自觉交售给国家。
队里领导照顾俺舒舒服服度晚年,不让俺干活。这哪成?俺虽然上了岁数,可腿不瘸,眼不花,干不了重活干轻活,为社会主义做贡献,有三分力气不能使两分半;俺要同邓小平对着干到底。邓小平胡说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统统忘掉,俺们贫下中农就要把文化大革命的好处牢牢记在心里,世世代代传下去,让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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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社员攀登科研高峰
一九七三年五月,河南省民权县龙塘公社黄庄大队的棉田里发生了蚜虫。社员连续三天喷药,药量加大了几倍,蚜虫还是没有完全消灭。为了解决棉田害虫抗药性增强的问题,大队党支部决定采取生物防治方法,着手探索以瓢虫治蚜虫的规律。支部派青年社员、基干民兵黄金荣和王洪荣做这项工作,并让棉花技术员黄德广给她们当参谋,成立了一个生物防治研究小组。
没过三天,村里冒出了冷风:“兔子要能架辕,还要大骡子大马干啥?娃娃能搞科学研究,还要专家干啥?”大队党支部书记顶着冷风,鼓励她们说:“现在上面有人喊‘儿童团办不了大事’,我们黄庄就有人喊‘兔子驾不了辕’。这是对着文化大革命说的,对着新生力量说的,你们耳根子放硬点,顶着黑风干,党支部支持你们。”两个姑娘高兴得浑身是劲,回到养虫房,写下自己的誓言:“为革命养好争气虫!”
金荣、洪荣经过七十天的研究,掌握了瓢虫的栖歇、繁殖规律,并且创造了昆虫学家们没有解决的人工帮助瓢虫越冬和剪下小翅放回田间不使瓢虫迁飞的方法。
第二年春天,二队有四十亩麦田,蚜虫为害严重。她们将七千只瓢虫剪翅放回麦田,几天以后,瓢虫消灭蚜虫百分之九十以上,并在麦地里产了大量虫卵。四月下旬,全大队八百多亩棉田发生蚜虫,她们和贫下中农、学校师生一起,到四十亩麦田中捉瓢虫三十多万只,放到棉田,没打一点药,就消灭了蚜害。小将们用瓢虫灭蚜虫的战果,充分证明了儿童团能办大事。
棉花虫害有很多种,危害最凶的是发生在蚜虫之后的棉铃虫。棉铃虫的天敌草青蛉的大量人工饲养和利用问题,我国还没有解决,外国正在试验人工隔离饲养,但代价昂贵。为了摸索我国自己利用草蛉的路子,黄金荣这个十七岁的姑娘,决心在黄庄大队开展人工饲养、繁殖和利用草青蛉的工作。
黄金荣和王洪荣从田间捉了许多草蛉,分瓶饲养,结果有的互相咬死了,有的饿死了,有的老死了。当时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在黄庄大队,阶级敌人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又把矛头指向两个养虫姑娘。有人偷偷地贴出大字报,胡说什么“科学科学,混着吃馍,治虫不死,养虫不活”。在党支部的支持下,黄金荣和王洪荣坚决迎战这场黑风恶浪。黄金荣在日记中写道:“风浪考验舵手的胆量,困难考验人是否坚强,能征服困难的人才叫革命战士。”
黄庄大队党支部在风浪前作出决定:扩大生防小组,建立生防站,给生防站盖房添人,把刚从学校毕业的王献兰、吴凤兰调到生防站。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小将们在室内少量饲养、繁殖中华草蛉成功,对这种草蛉的一般生活规律和食性有了初步认识。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胡说什么:“学生不懂数理化,不懂外语,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这种颠倒事实、颠倒科学的历史、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被黄庄小将们的亲身实践驳得体无完肤。王献兰、吴凤兰刚从学校毕业时,确实不懂ABC,但是,她们有一颗为革命搞科研的红心,有一套符合客观规律的工作方法,她们终于攀上了高峰,为我国生防工作闯出了一条路子。
在研究草蛉的工作中,王献兰、吴凤兰同黄金荣、王洪荣等一起,利用天然饲料,在室内饲养中华草蛉获得成功,接着又研制成一套经济、简便的饲养工具。为了解决人工大量饲养的问题,王献兰、吴凤兰、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杨树声和黄庄学校的一些师生,都进行了尝虫的尝试。他们按照尝虫的味道,参考兄弟大队的试验,在有关专业人员的帮助下,用啤酒酵酶、白糖、蜂蜜等配制饲料,喂养草蛉,取得了和天然饲料同样的效果。现在,她们又研制成一种新的、来源更广泛、制作更简便的饲料。中华草蛉在黄庄开始大量人工繁殖,我国自己创造的一个生产草蛉的“土工厂”,正在黄庄逐步建成。今年,这个“土工厂”生产了三百多万草蛉卵放入棉田,棉铃虫一出来,三百万草蛉一起进攻,几天时间就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不懂ABC的小将,硬是登上了生防科学的高峰!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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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画乡春苗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陕西省户县举办了《〈文化大革命好〉农民画汇展》。六百多幅新作品,绝大多数出自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作者之手。这支农民画新军,在全县一千多名业余美术作者中占百分之八十,遍及户县的二十一个公社、五百多个大队。
在这支队伍中,有不少是文化大革命中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老贫农。五竹公社乔堡大队老贫农乔三和,祖祖辈辈给地主扛活;解放时,刚三十出头的乔三和,扛活已有十五年。他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社会无限热爱。为了表达自己坚定地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他先后学着画了两幅画。有人热情鼓励,也有人说泄气话,有好多年,乔三和在这方面步子迈得不快。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人们关于掌握文化艺术的看法,进一步唤起了乔三和学画的希望。他到县城参观出自农民之手的画,非常激动,当场临摹了一张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画,回家以后,加上自己的想法作了修改。不久,生产队选人到县办的业余美术学习班学习,乔三和第一个报了名。从此,他不断地在田头、场院学画速写,贴在门口、墙上,请群众评议。户县这一位新涌现的农民业余美术活动积极分子,以自己的画笔,踊跃参加了批林批孔斗争。
去年的一天,乔三和登上县城街心最高的钟楼,展开画纸,提起画笔,眺望户县大地,忆往抚今,心潮滚滚。解放前,自己上过一次钟楼,那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关在这里。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钟楼成了户县农民美术作者活动场所。今天,自己这个苦长工,竟然同许多业余美术作者一起,坐在这里交流作画经验,举办画展,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本身就是一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教材、一曲文化大革命的赞歌。他在一天时间里,满怀激情地画成了《老长工讲理论》年画。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为反击邓小平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谬论,又创作了《工地批判会》一画,获得群众的好评。
秦岭深处涝峪公社郭清大队银洞沟生产队的青年女社员徐玉梅,几代过着逃荒要饭、扛长工的苦日子。她从小喜欢画,但是,饿着肚子怎能学画呢?有一天,徐玉梅和哥哥在山坡上给病危的母亲挖山药,挖累了,用树枝在地上画画,画了许多“馍馍”,对哥哥说:“要有这么多馍馍,妈的病保险就好了。”年纪还小不很懂事的哥哥把玉梅的话告诉妈妈,妈妈把玉梅搂在怀里,哭着说:“孩子,画画顶啥用?画饼难充饥哟!”
解放了,玉梅家不再为吃饭发愁了。但她长期不明白,为什么山区一切都在变,唯独文化思想阵地还是死水一潭?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明白了这是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农村文化思想阵地的缘故,懂得了单有经济上的翻身,不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领域,资本主义就会复辟的道理。她托人从县城买回颜料和笔,开始学画,夜以继日,坚持不懈。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她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站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用画笔作武器,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进攻。她组织起大队美术组,画了大量壁画,办起了黑板报和大批判专栏。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搞资本主义,她画了《提高警惕》、《保卫果实》等画,打击敌人,教育群众。修正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她画了《采药》、《政治夜校》等画进行回击。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她画了《回击右倾翻案风》、《一花引来百花开》等画,以实际行动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这支文艺新军中,最多的是回乡务农的红卫兵。《从小就把根扎正》——户县参加去年全国年画展览的这幅画,作者是玉蝉公社陂头大队女知识青年、共产党员马亚莉。她作这幅画的过程,就是“要画革命画,先做革命人”的成长过程。
一九七○年,马亚莉初中毕业回乡,开始学画。在县里举办的业余美术学习班上,老作者向她介绍了户县农民画的革命传统,介绍了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经历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使马亚莉受到深刻的教育,使她进一步明白了革命与画画、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决心反修防修,扎根群众,不断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她的思想水平和画画技巧不断提高,终于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创作了人们熟悉的《大队养鸡场》等画。不久,大队举办批判资本主义的绘画展览,她同美术组的同志们组成调查组,访问各生产队,了解阶级斗争在各方面的表现,特别是阶级敌人同我们争夺青少年的情况。她在进行阶级调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觉悟,逐步形成“从小就走革命路”的构思,画出了《从小就把根扎正》这幅画,深受观众的赞扬。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画乡春苗的不可战胜的革命活力和战斗精神,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一批新作,特别是表现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新画,陆续出现。画乡春苗正在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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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入学
解放军某部战士 刘建堂
我每当唱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支歌,总感觉特别痛快。口里唱着歌,心里象开了锅的水一样。我有多少话要说呀!这里先说说我的第二次入学吧!
我是河南省孟津县人,一个贫农的儿子。我九岁时还没有得到入学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被资产阶级所把持,他们总是变着法儿把我们贫下中农子女关在学校大门之外。记得一九六二年,我八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考学。校长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拿出几张彩色画片让我认。我一看,上面画着个驴不驴、马不马的东西,比我们生产队的大骡子、大马差远了,就说:“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它能拉车、犁地吗?”校长眼一斜,说:“这是斑马。连这个都不知道?”接着,又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我没有多想想,就照直说:“当农民,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校长摇了摇头,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天资差,过两年再来吧!”父亲叹了口气,拉着我回家了。后来我问别人,什么叫“天资差”?别人告诉我,就是笨。当时我想不通,难道不认识斑马就算笨吗?难道长大了当农民就算笨吗?难道种了一辈子地的爷爷、叔叔,还有我父亲,都笨吗?
两年以后,我十岁了,又去考学,这次总算勉强收下了。但是,上了一年半,我说啥也不去上了。校长对贫下中农子女,就跟对仇人一样,经常粉笔头砸,教鞭打,谁愿受那份儿窝囊气呀!说实话,我不是不想上学,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我逼出了学校。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毛主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话说到了我们贫下中农的心坎上。我们公社的贫下中农夺了学校的权,批斗了那个反动校长。原来这家伙过去是个国民党军官,时时想复辟变天,他能对我们贫下中农子女有好气吗?不久,贫宣队进驻学校,我们大队党支部裴书记当了校长。裴书记亲自拿着大红的入学通知书来找我,勉励我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文化,当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这一夜,我把入学通知书看了又看,翻来复去睡不着,越想越觉得文化大革命好。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去了。
开始上课了,教师就是我们公社的贫协老代表刘玉明大叔,讲的是《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刘大叔讲了毛主席怎么领着我们贫下中农闹土改,怎么指示我们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最后讲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代表激动地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教育大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来了!”我越听越动情。我忘了是在上课,高呼:“毛主席万岁!”同学们都跟着喊起来。晚上回到家里,我把上课的情形跟父亲讲了,父亲把我搂在怀里,说:“一定要好好读书,为毛主席争气啊!”
打这以后,我们学校的面貌大变了。老师和同学紧密团结,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经常一起评教评学,互相帮助。我们学认字,学毛主席的书,还学写大批判文章,搞调查研究,参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生物课、常识课,都结合实际上课,到田头听老农讲种地,到公社机械厂听工人讲修理农机具,然后回到生产队去实践。贫下中农称赞说:“这样学能出息人才,这样学出来的孩子我们欢迎。”在这样的学校里,真是越学越带劲儿啊!我一直读完了初中。今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了我们排里的理论辅导员。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攻击文化大革命,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出现了“危机”,教育革命的方向就是要“扭”,这纯粹是胡说。他是戴着资产阶级的木头眼镜看世界,明明是一片光明,硬说成是一团漆黑,他的目的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恢复资产阶级对学校的统治,把我们贫下中农子女重新推出学校大门。这是痴心妄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谁要翻案复辟,我们坚决同他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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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戴 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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