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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除洋奴哲学 坚持自力更生
——江南造船厂总结历史经验深入批判《条例》
上海江南造船厂党委领导全厂职工，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狠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条例》）这棵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在批《条例》的过程中，他们总结本厂的历史经验，深入批判了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由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这个修正主义《条例》，却胡说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多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要靠外国供应“现代化的成套设备”，把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搞经济建设，是依靠本国人民力量，自力更生，还是崇洋媚外，依赖外国？江南造船厂的工人认为，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的斗争，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问题，从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
依赖外国，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江南造船厂工人回顾了本厂在旧社会的辛酸史。江南造船厂有一百多年历史，清朝时叫做江南制造局。李鸿章之流鼓吹“中不如西，学西可也”，把向西方资产阶级顶礼膜拜、乞求施舍作为“求富”、“自强”之道。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换了块招牌，叫江南造船所。他们打着“设备现代化、技术维新化、管理科学化”的幌子，一切按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口味办理。结果，这伙洋奴并没有使中国实现什么“自强”和“三个化”，而是引狼入室，受制于人。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如今又鼓吹重走这条投降卖国的老路。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船体、电气等车间的职工先后写出《彻底批判邓小平崇洋媚外路线》等大字报，深刻地分析了产生洋奴哲学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走资派鼓吹洋奴哲学，正反映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工人们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小平这个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是现代的洋奴。他跟他的前辈一样，都对西方资产阶级崇拜得五体投地，把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文明”奉若神明；都坚持“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根本看不到中国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他鼓吹崇洋迷外的反动谬论，绝非关心“四个现代化”，而是要搞投降卖国，妄图把中国“化”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去。工人们愤慨地说：“如果照邓小平的洋奴哲学办事，旧‘江南’的悲剧，就会在今天重演！”
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在批判洋奴哲学的过程中，江南造船厂职工还回顾了本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巨大变化，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感到格外亲切。江南造船厂早在一九五九年已经造出五千吨级海轮。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窜到厂里贩卖洋奴哲学，说什么“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一时间刮起一股“下马风”，严重阻碍了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江南造船厂被弄成“以修为主”或“只修不造”的修船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造船工人奋起造修正主义的反，狠批洋奴哲学，才争得了造船权。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只造出一条万吨轮；文化大革命十年，他们就造了十九条万吨轮，其中十条是在去年和前年这两年造出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这个厂又有两条万吨轮胜利下水。同时，继“风庆”轮扬眉吐气远航三万二千浬之后，“江南”造的远洋货轮，一艘艘都投入了远洋船队的行列。现在一个“江南”的生产水平，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五个“江南”。
江南造船厂广大工人、干部回顾本厂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对洋奴哲学批判得对，批判得好！可是，邓小平却散布种种谬论，赤裸裸地为批臭了的洋奴哲学翻案。他授意炮制的《条例》，竟诬蔑无产阶级对洋奴哲学的批判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这个厂的工人群众指出，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一向注意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同时，我们一向反对奴隶思想，反对依赖外国。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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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
武汉中联制药厂深入批邓，生产蓬勃发展
据新华社武汉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电 湖北省武汉市中联制药厂党总支带领全厂职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批判邓小平“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一反动谬论，进一步增强了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自觉性。全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深入车间和小组搞三同，拜工人为师，自觉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推动革命和生产蓬勃发展。
武汉中联制药厂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三十多家私营药厂和药店合并而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生产技术上靠“专家”，企业管理上靠“行家”，又制订了名目繁多的管理“条例”，因而严重地挫伤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和干部奋起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破除了“专家治厂”的枷锁，冲破了束缚工人手脚的条条框框，一批优秀工人提拔到厂、车间领导岗位上来，建立了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同时积极吸收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大大改善了企业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经过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许多领导干部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且实行了一些保证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有效措施，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改善，推动了全厂革命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一个中联制药厂，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四个中联制药厂。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工厂党总支组织干部和职工联系工业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重温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伟大教导，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罪行，深入批判他散布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等反动谬论。大家在批判中指出，依靠谁办企业，这是个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企业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大问题。邓小平散布“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反动谬论，重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那一套，根本不把工人阶级看成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按照他那一套搞下去，企业的领导权就会落到吸工人血的党内资产阶级手里，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变成官僚垄断阶级的企业。
在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过程中，他们很注意摆正领导与群众的位置。他们认识到，如果一个领导干部高踞于群众之上，长期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就会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同工人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状态。要真正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就必须到车间小组搞三同，老老实实拜工人为师，勤勤恳恳地当人民的勤务员。工人出身的厂革委会副主任李道金，同中草药打了几十年交道，对制药生产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他认为，即使是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干部，也只有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保持工人阶级的政治本色。他负责领导全厂的生产，始终坚持在车间班组参加劳动，和工人一起研究解决生产中的难题，经常很晚才离开工厂车间。
由于领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办企业，大大调动了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他们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监督领导，管好企业。今年四月在安排生产计划时，有的厂领导只重视产值高、利润大的药品生产，忽视产值低、利润小的常用药品生产。工人们认为，这不是一般的生产安排问题，而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为什么人服务的原则问题。他们对这种“产值第一”、“利润挂帅”的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工厂党总支热情支持工人们的意见，并且组织大家批判邓小平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端正企业生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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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屯昌县化肥厂工人同海南军区某部一连战士一起，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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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邓小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
广西梧州市锅炉厂工人评论组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条例》），打着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反对“搞平均主义”的幌子，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分配关系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这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人剥削人的分配关系，实现了按照每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的不同情况来决定消费品的分配。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形式上似乎平等，但应用到不同体力、家庭人口不同的劳动者身上，事实上却不平等，这就会带来劳动收入和生活水平高低的差别。因此，“按劳分配”还没有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对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它，还是扩大它和强化它，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诬蔑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搞平均主义”。这就充分暴露出邓小平背叛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卑劣目的。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首先要求每个劳动者自觉地尽自己的能力来为社会工作，然后才按一定的劳动决定产品的分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可是，《条例》闭口不讲“各尽所能”，片面强调“按劳分配”。对于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条例》甚至攻击为“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是“搞平均主义”。这完全是在宣扬邓小平那个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论”。所以，《条例》所谓反对“搞平均主义”，不过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代名词而已。如果照邓小平那样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只能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必然利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大肆掠夺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成果，广大劳动人民就要重新当牛做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条例》还假装关心工人的利益，想用“奖金挂帅”、“物质刺激”一套来腐蚀工人群众的革命意志。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是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伙同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继续。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我们工厂也以反对“平均主义”为名，设立这种奖、那种奖，名目繁多，大搞“物质刺激”。那时，“为钞票而劳动”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地腐蚀了工人队伍，破坏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精神。这种名为反对“搞平均主义”，实则大搞“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一套，“刺激”出来的只是争名、争利的资本主义积极性，真正挫伤的是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结果，我们工厂建厂八年，还只能生产低压小锅炉。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厂的干部和工人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鞍钢宪法”，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大家提出“当企业主人，不当金钱奴隶”的战斗口号，努力多作贡献，主动开展协作。十年来，全厂抓革命、促生产成果丰富，工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九点九，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四。如今一个厂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十三个厂，已能大批生产中压电站锅炉。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修正主义《条例》，彻底肃清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流毒。我们要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自觉为共产主义而劳动，不断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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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挂帅”就是资本主义挂帅
山西长治市跃进车辆厂理论组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条例》），以“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为名，狂热地鼓吹“利润挂帅”，把“积累多”作为衡量企业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甚至赤裸裸地叫喊：“不是说利润挂帅嘛，在这个问题上挂点帅没关系，要不国家靠什么？”他就是如此露骨地妄图扭转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方向，加快复辟资本主义。
“利润挂帅”是什么货色？谁都知道，这就是把追求利润当作企业一切活动的唯一动机和出发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资本家的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取决于获利大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5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服从于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需要，服从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邓小平鼓吹“利润挂帅”，完全背叛了这个社会主义生产原则，抹煞了社会主义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区别，真是典型的“白猫黑猫”论！
邓小平鼓吹“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就是要利用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复辟资本主义。他妄图把牟取利润作为企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使我们社会主义企业脱离国家计划的指导，盲目追逐利润，走到资本主义经营的邪路上去。特别是象我们这样的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厂，生产的许多支农产品是薄利多销的，甚至有的产品在一定时间内还不得不暂时出现赔钱的现象。如果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原则，而是按照邓小平鼓吹的“利润挂帅”这一套去办，就只能为资本主义活动开方便之门，给党内外资产阶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以可乘之机，使企业的性质发生变化。这怎么能象邓小平所说的利润“挂点帅没关系”呢？
对“利润挂帅”的危害，我们厂是有深刻教训的。我们厂是一九五八年由几个修车、补胎、钉马掌的手工业合作小组合并起来的，主要生产农业需要的小平车铁器。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伙同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影响下，我们厂一度片面追求产值、利润，放弃了这种支农产品的生产，到社会上包揽零活，一切围绕“钱”字转。结果，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支农计划，而且把企业本身搞得乌烟瘴气。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端正了办企业方向，使企业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支农工作上做出了较多的贡献。一九七五年与一九六九年比，产品、产量翻了十五番，总产值提高了六倍，上缴利润相当于国家十七年来给我厂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五。邓小平重新兜售“利润挂帅”的破烂货，这是公开为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招魂，妄图把我们重新拉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老路上去。
当然，我们批判“利润挂帅”，并不是说就不要利润了。我们工人清楚地知道：企业上缴的利润是我们社会主义积累的重要来源。积累是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因此，社会主义企业应当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决不能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看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鼓吹“利润挂帅”，是直接对抗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一贯教导的。近几年来，我们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鞍钢宪法”，才端正了企业的支农方向。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同邓小平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对着干，彻底批判《条例》，批判“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努力做好支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