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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的征途新的歌
——甘肃省会宁县部分下乡城镇居民访问侧记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一九六八年，本报报道了会宁县城镇居民踊跃报名上山下乡务农的事迹。八年过去了，他们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战斗、生活得怎么样呢？
在河畔公社九二大队落户的城镇居民，共有十二户。其中三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六人被群众选进各级领导班子。事实充分说明：他们的两只手变了。他们正同贫下中农一起，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山村，在新的征途上谱写新的战歌。
“管 得 宽”的 老 闯 将
听说第一个报名下乡的王秀兰落户在这个公社的九二大队，我们首先打听她的情况。队里的同志说：“她呀，可是个心红志坚的老闯将，现在是我们大队的党支部委员。”接着，又介绍了王秀兰顶住回城风，坚持农村干革命的事迹。
最近几年，会宁山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阶级敌人乘机活动，胡说什么“天不下雨是城镇居民招来的”，还造谣说王大娘马上就要拔腿走路了，煽起一股迫使城镇居民回城的妖风。
王大娘察觉这股妖风，是要撵走城镇居民。面对阶级敌人的挑衅，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一方面狠批孔老二的“天命观”，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一方面和贫下中农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干得更欢，用满身汗水写下坚持山村的誓言。
在这股回城风的影响下，有几户下乡居民一度产生了思想波动。王大娘耐心地向他们讲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鼓励他们扎根山村不动摇。有一户居民不声不响地回到城里。王大娘和队干部一起，连续四次找他谈话，对他进行说服教育；还到县城发动这个居民的亲属一起做工作，终于打通了他的思想，帮他回到农村安下家来。
始终挺立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激流中，这是王大娘留给九二大队干部和群众最深刻的印象。有个不法的地主分子对抗劳动改造。王大娘深入调查研究，及时识破了这个地主的花招，对他进行了坚决斗争。个别社员私自外出搞副业单干，王大娘严肃地批评了这种资本主义倾向，引导他们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批林批孔运动中，王大娘常常和小孙子边学边写到深夜，她一个人就写出六篇批判稿，向林彪和孔孟之道射出一发发炮弹。……
有人说，王大娘“管得宽”了。贫下中农说：“王大娘是要把阶级敌人管得规规矩矩。她管得对，管得好啊！”
“半 边 天”的 带 头 人
在七百户生产队，正碰上一队妇女收工归来。领头的中年妇女，叫宋玉芳，也是一九六八年下乡的城镇居民，一九七四年参加党，现在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大队妇联副主任。
“别看她是从城里来的，可现在干啥都是一把手，不愧为我们队里‘半边天’的领头人。”谈起宋玉芳，这个队的干部和社员没有一个不表示钦佩。
宋玉芳在队里，对阶级敌人敢批敢斗，对各种农活肯学肯干，受到贫下中农的拥护和支持。一九七四年，她被选为生产队的妇女队长。这是队里的第一个妇女干部。对此，阶级敌人煽起反对的阴风，胡说什么：“外地的砂子把本地的土压住了”，“母鸡叫鸣不吉利，女人当家不得计”。有封建保守思想的人也随声附和。宋玉芳不怕讽刺打击，继续带领队里的妇女，同阶级敌人斗，同孔孟之道对着干，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焕发了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宋玉芳和贫下中农姐妹们，决心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多作贡献。过去，这里有不少农活不许妇女干。她们不信邪，不怕难，抢着干，而且干得很好。有人说，“妇女打窖贮不住水。”她们把窖打出来了，把水贮上了。犁地，过去不许妇女沾边，现在她们?喝牲口扶起把，犁得很好。民兵巡逻，有人说宋玉芳是个女同志，又有娃娃，不能参加。可她安置好小孩，和男民兵一样，同样干得很出色。
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对于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那末好罢，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他们也就同意了。”队里的同志说，现在的妇女彻底翻身了，再也没有谁敢另眼看待了。生产队的“半边天”，硬是被宋玉芳她们顶起来了。
不 拿 工 分 的 保 健 员
八年前，这批居民在城里一不做工，二不种地，坐着吃闲饭。下乡落户以后，这种现象不见了。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二塬生产队的王乃梅就是突出的一个。
一九六一年以前，王乃梅当过护士，后来就在城里虚度七年，什么工作也没干。是文化大革命唤醒了她的青春，一九六八年，她带着孩子高高兴兴地来到白草塬安家落户。
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贫下中农爱国家、爱集体的高贵品质，使王乃梅受到深刻的教育。她看到山村居住分散，社员看病不方便；有些病人每天要打针，大队的赤脚医生忙不过来，她想，党和人民教给自己的技术，为什么不用来为贫下中农服务呢？从那以后，她主动挑起生产队义务保健员的担子，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休息时间为贫下中农打针，接生，搞计划生育。
去年的一个深夜，王乃梅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原来是一个社员的儿媳妇快要生产了，儿子又不在家，所以来请王乃梅帮忙。那几天，王乃梅正在患病，但她二话没说，到了社员家里，气也没喘一口，就忙了起来，直到把大人、小孩完全料理好。这个产妇望着汗流满面的王乃梅，激动得眼里涌出了热泪。
几年来，不管风霜雨雪，不管家务多忙，王乃梅总是随叫随到；对于长期病人，主动服务上门，一天几次从不耽误。贫下中农看着她走东家，串西家，给大家送来温暖和方便，自己却不拿一个工分，不要一点报酬，打心底里欢迎。每当人们表示感谢的时候，王乃梅总是说：“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是我应该做的！”
“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这话说得多好啊！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毛主席关于上山下乡伟大指示的指引，哪有这些城镇居民在农村的作为呀！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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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课堂 《河南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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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斗搞修正主义的“大官”
去年七月底，湖南东安县中田公社党委在大队党支部书记紧急会议上，传达了一个文件：“以‘三项指示为纲’，搞好晚稻超早稻大会战”。大埠头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世金越听越觉得不对味。会议结束时，领导要求把这个文件立即传达到干部、群众中去。
在回大队的路上，刘世金反复思考：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县委举办的党的基本路线广播讲座，大队政治夜校开办的理论辅导课，都讲
“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为什么又出了个
“以三项指示为纲”呢？解放二十多年来，大埠头大队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个“干死蛤蟆，饿死老鼠”的穷地方，建设成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可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刘世金自己，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一九六○年，有个劳改释放的地主犯罪分子，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干部。有些人竟拜他为师，上山学打猎，还把土改时没收的猎枪交给地主使用。对此，贫下中农很气愤。但当时当治保委员的刘世金却没有管。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批评他：“老刘，阶级斗争没有熄灭呀，一九六○年，你一松，阶级敌人就攻。一九六三年，你带着我们同阶级敌人斗，斗得好。阶级斗争这根弦可得永远绷紧呀！”越想，他越感到，“三项指示为纲”，不抓阶级斗争，就是背离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绿灯。
刘世金回到大队，立即找人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三项指示为纲’是上面来的，难道上级的水平比你低？”老刘说：“上面来的不一定都对，林彪不是大讲‘天才’吗？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有人担心地说：“上面来的精神不向群众传达，追查起责任来怎么办？”刘世金坚定地说：“什么叫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错误的东西我就是不贯彻执行，出了问题我承担。就是受处分，我也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对“三项指示为纲”，刘世金不但没有传达，而且开了一个同它对着干的会。他和支委会成员、其他干部一起分析了大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作出两条决定：一、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晚稻生产；二、认真学习理论，大造革命舆论。
第二天，刘世金便深入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第一生产队蹲点。这个队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煽动，资本主义冒头，发生了个人与集体争劳力、争肥料、争时间的现象，影响了晚稻生产。他在这个队认真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放手发动群众，连续召开三次批判大会，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并批斗了一个煽动劳力外出、破坏集体生产的地主分子。经过这一系列工作，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一队晚稻生产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局面。
不久，刘世金又在公社听了邓小平所谓“整顿”讲话的传达。当场他就提出：文化大革命以后，革命、生产形势大好，这个“讲话”却说“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这也要“整顿”，那也要“整顿”，就是不提阶级斗争，我看这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回大队后，他又没有传达这个“讲话”。
刘世金及时总结、推广了第一生产队的经验。全大队处处摆开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斗争赢得了胜利。一九七五年，大埠头大队获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丰收。粮食亩产一千二百多斤，比一九七四年增产四成多。
刘世金能够识别、抵制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和“整顿”之类的黑指示，不是偶然的。他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经历过尖锐、复杂的锻炼。
一九六三年，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煽动，大埠头大队有个生产队把田分了。当时担任大队长的刘世金认为，这可是大事，立即召开干部、群众会，批判“包产到户”的修正主义路线。他激动地说：“集体的田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从地主手里夺回来的，现在谁也不能分。我们是贫下中农，要走社会主义的路。”
一九六五年，刘世金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世金同革命群众一起，造党内走资派的反，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拿来一个地主分子的烟盒给他看，烟盒里面写着“有仇不报枉为人”几个字。刘世金掌握了这个线索，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查明了这个地主分子的反革命活动，并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一次次阶级斗争的实践，使党的基本路线在刘世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刘世金只读过半年书，识字不多，但他边学理论边学文化，看不懂的地方，就记下来，向理论辅导员请教。他把广播喇叭安在床头上，坚持经常听广播理论讲座。上政治夜校，他风雨不误。为了弄通马列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反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理解。学习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时，他回顾建国以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进一步认识到：经过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长期存在。搞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同地富反坏右斗，更主要的是同党内走资派斗。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刘世金站在运动的前列，带领全大队干部、社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实际，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目前，这个偏远的山村，从政治夜校到田间地头，到处呈现出一派“怒火烧万丈，批邓掀高潮”的蓬勃景象。
本报工农兵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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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书记变啦
石家庄拖拉机厂一分厂金工一车间工人
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文化大革命的好处说不完。这场伟大的革命，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挽救了不少犯错误的干部，提高了他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我们的老支书杨满春就是其中的一个。
老杨是民主革命时期参军、入党的老同志。一九五八年，他转业来到我们厂，后来当了金工一车间的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大肆贩卖黑《修养》，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蒙住了老杨的双眼。
那时，我们车间有个副主任，是个资本家。这个人表面上装老实，背地里做了不少损害国家，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坏事。可老杨常说他好，我们工人看透了这家伙的黑心肠，向老杨反映情况，他却毫不在乎地说：“对于这些人，要团结依靠，不能伤害人家的积极性。”
多年来，老杨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就是不看路线对不对。刘少奇在企业管理上对工人实行“管、卡、压”，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老杨贯彻执行这一套非常起劲。我们对他说，这样搞下去可不行啊！可他却认为，这是党的“政策”。一个党员，领导怎么说就应当怎么做，错不了。
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我们奋起造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造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对老杨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老杨当时不服气。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样，便耐心地找他谈心。我们说，你老杨是苦水里泡大的一个穷孩子。一九四七年，你还不满十六岁，怀着满腔的阶级仇恨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那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你跟着毛主席打仗，盼的是早日翻身得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后，刘少奇一伙搞修正主义的一套。你尽管一心想的是跟着党闹革命，可听的却是刘少奇的话。老杨啊，你一定要在路线问题上分清是非，可不能再迷迷糊糊地过下去啦！老杨的思想慢慢转过弯来，他沉痛地说，“为什么我会上修正主义路线的当，就是因为眼睛里只看到拿枪的敌人，看不见隐藏的坏蛋，更看不清那些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党内走资派，自己虽然恨资本主义，可却天天在给资本主义培土浇水啊！”
文化大革命的大风浪，使老杨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他重新担任我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以后，可同从前不一样啦。
前几年，有个青年工人，平时不注意学习，有不少错误思想，上班无精打采，有时无故旷工。老杨知道了，几次找这个青年，同他谈革命青年的理想，讲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重担。经过细致地观察了解，原来有一个坏家伙在背后教唆。老杨发动广大群众，狠狠批判了那个坏家伙，挽救了这个青年，教育了广大群众。我们都说，老杨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多了。
再说去年下半年吧，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胡说什么企业要“整顿”，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这股黑风也刮到我们厂里。被批判过的东西又冒了出来，老杨敏锐地觉察到风向不对头。他想，经过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么高涨，工人真正成了企业的主人，革命和生产的形势从来没有这么好，现在提出要“整顿”，到底要整些什么？要把工人整到那里去？在这事关路线的问题上，我们老杨这回可不含糊。他多次召开支委会反复讨论。支部的同志一致认为，这个“整顿”的内容，一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没有政治挂帅，三没有把工人放在主人翁的位置，这是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回潮。老杨带领支部“一班人”，同工人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开展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车间十年大发展靠的是什么？”的讨论，大大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把那股妖风顶住了。
我们老杨常说：“文化大革命教育了我，群众批判帮助了我，过去是个糊涂人，现在头脑清醒起来了。”老杨这些进步，我们工人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大家都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老书记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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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家
山西汾阳县 吕世豪落户深山洼，转眼已三夏；天津几次来电报，催她去探家。大娘劝，队长“骂”；团支部里作决定，硬批半月假。回家没几天，好象丢了啥；支书，大娘，乡亲……心里总牵挂。那夜说梦话，直喊要回家；吵醒妈妈把话讲：“在家还喊回啥家？”“虽说山里还较苦，可是我爱它；”女儿掏出心里话：“吕梁才是儿的家！”未等假期满，姑娘早把征途跨；心比火车先到“家”，广阔天地把根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