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努力做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
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医生 黄钰祥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公开鼓动卫生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翻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案，还别有用心地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妄图引诱知识分子走修正主义邪路，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真是白日做梦！
我的切身经历再一次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成为工农兵所欢迎的知识分子。
一九六三年，我在城市读完医学专科学校，被分配到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当时，由于我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人在农村，心向城市，贫下中农来卫生院看病，我往往以冷冰冰的态度对待他们。一次，立新大队的一位女社员患疟疾，发高烧几天了，我埋怨她为什么不早来治疗。她说：“生产这样忙，就是有一点小毛病，总不能把生产放下来啊！”贫下中农抱病坚持参加劳动的革命精神，对我触动很大。我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对照张思德同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对照白求恩同志“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共产主义思想，对照贫下中农的高贵品质，检查自己，感到万分羞愧。我想，自己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一家从苦海里解放出来，又把我培养成为一名人民医生。现在，我却不安心在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怎么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得起广大贫下中农？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主席的教导，照亮了我的心。一九六四年，我主动要求走出卫生院大门，到生产大队当“包队医生”，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
一到农村，贫下中农就满腔热情地帮助我，鼓励我，要我人在农村，心在农村。一次，在给一位贫农老妈妈看病时，她握着我的手，含着热泪说：“毛主席领导就是好，医生不用请，上门来看病。在旧社会，我的一个孩子生了病，请不起医生，死了。要是现在，我的孩子就不会死了。”贫下中农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更加坚定了我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决心。一天晚上，我在病房值班，贫下中农送来了一个病情垂危的老妈妈。要是在过去，我为了自己少担风险，早就让她转院了。这次，我考虑到病人年纪大，体质差，经不起车上的剧烈震动，就毫不犹豫地立即进行抢救。在病人昏迷的三天三夜中，我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一直守候在旁边，细心照料。一个星期后，病人痊愈出院了。
实践证明，一个革命的医务人员，只有深入到贫下中农中去，接受再教育，刻苦改造世界观，把立足点转过来，才能和贫下中农有共同的思想感情。邓小平公开诬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抗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赤裸裸地鼓吹“白专”道路，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群众的关系，妄图把我们推到工农群众的对立面去，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效劳，用心十分恶毒。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决不上他的当！一定要与他对着干，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象我这样从旧学校出来的医务人员，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还必须虚心向赤脚医生学习。赤脚医生有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和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高尚品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有一次，我和几个赤脚医生一起到猪圈里喷药灭蚊，刚走到猪圈旁，一股臭气迎面冲来，我不自觉地犹豫起来；而同去的一个赤脚医生，却跳进猪圈喷起药来。这时，我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比不上赤脚医生，于是急忙脱下鞋子，也跳了进去。我常常以赤脚医生为榜样，学习他们的高尚品质，不断克服自己的弱点和缺点。
十多年来，我在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有了一定进步。然而，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我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党的殷切期望，不辜负贫下中农的要求，继续认真向工农兵学习，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努力改造世界观，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奋勇前进，用实际行动粉碎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的复辟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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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到底
吉林省扶余县大三家子公社深井大队赤脚医生 刘 汉
解放前，我们贫下中农在三座大山的压榨下，贫病交加。我八岁那年，母亲得了产后风，因为没钱治，活活被折磨死了。那时我就想，我要会治病该多好啊。解放后，贫下中农翻了身，盼望能有自己的医生。可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广大农村仍然缺医少药。为了给贫下中农治病，我跟一位老中医一边学习，一边搜集土方、单方、验方，还给贫下中农扎针、拔火罐，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推荐我参加联合诊所工作。县卫生科却说我没有行医执照，不准我给社员治病。但是，大队党支部和社员都支持我。我回到大队后，党支部决定成立大队卫生所，让我给贫下中农看病。这就更气坏了县卫生科某些人，他们跑到我们大队，夺去我的药包子，封了大队的卫生所。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摧毁了城市老爷卫生部，我才真正有了为人民治病的“资格”。一九六九年，我们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初步改变了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社员群众高兴地说：“实行合作化，毛主席给我们挖掉了‘穷根’，现在实行合作医疗，又给我们挖掉了病根。”
以前我心里纳闷：我为贫下中农看病，有什么不好？他们为什么抢我的药包子？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明白了，那是因为党内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在医疗卫生战线对我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要把卫生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坚持同走资派斗，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斗。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诬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妄图翻十七年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案，让我们农村重新回到缺医少药的境地，让资产阶级重新专我们的政。对于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罪行，必须深入批判。
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知识少”，水平低，妄图扼杀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县五·七战士李淑珍同志，患“血小板减少紫斑症”，曾经多次到城市大医院治疗，都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后来，她来到我们大队医疗站治疗。我们运用中医“祛瘀生新”的办法，使她的机体恢复了造血功能，不到一个月，她的病就好了。在用药上，我们通过自身反复尝试，打破了前人所谓细辛不过钱，马前子不超过三分，水蛭不能生用的说法，取得了新的经验。这些事实对邓小平都是最好的批判。
邓小平千方百计地引诱我们赤脚医生“穿鞋”，妄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腐蚀赤脚医生，要我们脱离劳动，脱离工农，真是枉费心机。我们是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亦农亦医，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我兼任地、县卫生局副局长以后，旧的习惯势力不断向我进攻，有人说：“那有当局长还挣工分的呢？”我说：“地位变，赤脚本色不能变。”几年来，我除外出开会，平均每年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一百多天。去年一年，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百二十六天。今后，我要永保劳动人民的本色，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认真执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实际行动批判邓小平，回击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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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心和工农划等号
湖北省应城县黄滩公社卫生院 杨北高
我从旧大学内科医疗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黄滩公社卫生院工作。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我两次到大队当赤脚医生，受到深刻教育。有一次，我和祥元大队的一位赤脚医生出诊，路上，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找我们看病。我见她胸部贴着伤湿止痛膏，没有检查，就草率地说是肋骨神经炎，准备用保泰松。在旁边的赤脚医生见她呼吸急促，赶紧为她量体温，发现高烧四十一度，又用听诊器仔细检查，断定是肺炎。他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给予治疗，不几天就痊愈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赤脚医生对病人高度负责，我却马马虎虎；赤脚医生对技术精益求精，我却自以为是。我的思想差距多大呀！还有一天夜里，我到张集大队出诊，因为天黑路滑，在回村时迷了路，一直转到天明才回到住处。谈起这件事，贫下中农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夜里迷了路，天亮容易改；路线错了，要改，就得费大力气。”贫下中农的话，使我深思了好久。通过学习，我认清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决心以贫下中农和赤脚医生的革命精神对照检查自己，努力改进医疗作风，并在干脏活、重活中有意识地磨练自己。贫下中农看到我有了一些进步，就不断地鼓励我，使我感到无比温暖。
邓小平拚命鼓吹“白专”道路，反对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妄图使我们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我们革命的医务工作者坚决不答应。我决心在批邓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彻底放下臭架子，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努力同工农划等号的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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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决不走“白专”道路的死胡同
江苏省建湖县荡中公社卫生院 陈桂珍
一九六九年二月，我响应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从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来到水乡渔村——荡中公社落户，接受贫下中渔的再教育。几年来，在党的培育和贫下中渔的帮助下，我政治上经受了锻炼，业务技术也不断提高。在同贫下中渔和赤脚医生朝夕相处中，我学到了他们许多优秀品质，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了适应我们公社广大贫下中渔常年在外捕鱼捉蟹、流动性大的特点，我把铺盖搬到船上，随船外出，送医送药到船头，受到了贫下中渔的欢迎。
我在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取得的一点成绩，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激烈的斗争的。有个坏分子曾别有用心地说：“你真不该到农村来，这里生活苦，工作难做，还是早点回城去吧。”还有少数人说什么“你何必这样认真”，“技术书不用看，随大流也吃饭。”面对阶级敌人的破坏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党组织和贫下中渔教育我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支持我同阶级敌人斗，同旧的传统观念斗，鼓励我同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七斗八斗，才取得了今天的进步。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深深感到，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为人民学好业务技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胡说什么卫生战线的主要矛盾是“不学技术”，这是他为了向无产阶级进攻施放的烟幕弹。
邓小平不许批判“技术私有”，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就“应爱护、赞扬”，明目张胆地引诱人们走“白专”道路。“业务挂帅”、“技术私有”究竟是什么货色，“白专”道路到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好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所谓“爱护”、“赞扬”下，有的医务人员走上了资产阶级“白专”道路，追名逐利，搞技术垄断，技术封锁，说什么“练就一把刀，终身有依靠”。有的人甚至发展到“爱病不爱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最后走上与党和人民为敌的道路。事实说明，邓小平鼓吹“白专”道路，就是要我们走害国家，害人民，害自己的死胡同，我们决不上他的当。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会儿满脸杀气，恨不得一下子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要意义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打下去；一会儿又甜言蜜语，以“学技术”、“钻研业务”为诱饵，引诱我们走“白专”道路。显然，邓小平的罪恶目的，就是要翻十七年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案，妄图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业务技术；就是要培植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医疗卫生战线复辟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相信他的那一套，就会把自己关进高楼深院，整天埋头业务，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直至发展到同劳动人民对立。我们决不让邓小平的阴谋得逞，决不允许文化大革命前卫生战线上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情景重演。
我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牢牢掌握批邓斗争的大方向，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自觉地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先锋战士，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又红又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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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永福县委举办赤脚医生学习班，组织赤脚医生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卫生革命。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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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不治之症”治好了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学校七年级学生 李谢军
我住在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伯伯所在的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大队，自幼失去父母，家里只剩下哥哥、姐姐和我。我是在人民公社的怀抱里长大的。我小时常想，长大要当个好社员，象耿伯伯那样，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可是很不幸，一九六五年底，我刚七岁，突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四肢瘦得象干柴，肚子胀得象个大皮球，呼吸困难，站不稳，走不动，躺不下，那个难受劲真没法形容。姐姐带着我三次去城里看病，可是，有的医生说是不治之症，有的用预收高额住院费来卡我们，我和姐姐只好气愤地含泪离去。
我被城市老爷医院推出大门后，病更重了。长锁伯伯和贫下中农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大伙多么渴望有一天能治好我的病啊！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和城市老爷卫生部。一九七○年冬天，解放军叔叔拉练来到我们大队，主动到我家来，热情地为我诊断，说我的病不是“不治之症”。大伙听说能治，都很高兴，派了大队革委会委员徐伯伯，找了救护车，把我送到石家庄的一个医院。
事也真巧，我们去的医院，正是文化大革命前把我判为“不治之症”的那个医院。可是这次情况变啦。我们一进医院，医务人员就忙着把我抬到屋里，让我住了院。医院领导和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邀请了好几个医院的医生，给我进行了多次会诊，还把会诊情况送到首都有关单位研究。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诊断，确定我的病是缩窄性心包炎，因血液回流阻塞，引起腹水，要动大手术。据说这种手术非常难做，成功的希望很小。医院领导和宣传队给医生们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批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耿长锁伯伯也挤出时间来医院，鼓励医生大胆治疗。医务人员先给我从腹腔抽出四脸盆的积水，然后十分细心地为我动了心脏手术。十几天后，我就能下地走路了。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就别提啦。又过了两个月，我这个被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判为“不治之症”的病人，完全恢复了健康。回村后，贫下中农把我送回学校。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文化知识，同时积极学习医疗技术，决心毕业后当一名赤脚医生。现在，大队已批准了我的要求。
我深深感到，文化大革命代表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决心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着干，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