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为什么说走资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一堂理论辅导课
社员：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你把这个问题给我们唠唠吧。
辅导员（党支部书记吴臣）：我琢磨，领会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先要弄明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社员：这是啥意思呢？
辅导员：我体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派别，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他们串在一起。
社员：一点不错。一九六四年刘少奇派王××在桃园大队搞假“四清”、真复辟那阵子，就是一个敲鼓点，一个做表演，有的人吹喇叭，有的人当打手，可是有那么一帮子人呐。
辅导员：再从建国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看，我们党同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头脑脑，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看到社会上新老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还存在，更要紧的是要看到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党内。
社员：为什么说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呢？
辅导员：要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就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析他们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社员：走资派对革命的态度是怎样的？
辅导员：打根上讲，就是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掌握着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可以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刘少奇鼓吹“剥削有功”，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刮单干风，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抗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打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哪一步不是踩着资本主义的道儿走！
社员：提起刘少奇，我们可把走资派看透了。咱桃园大队的关景东和刘少奇是一窝子货。合作化时关景东就反对，他办了个中农社，提出“没牲口车辆的不要，没钱垫本的不要，土薄地远的不要”。这“三不要”，实际上是同咱贫下中农唱对台戏。一九五八年，刘少奇对关景东说：“人民公社是不是建得太匆忙了？”“太匆忙是要跌跤的”，“早晚要垮台”。关景东就叫嚷：“人民公社不如合作社，合作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鼓吹单干，关景东听了象泥鳅得水，一蹦老高，推销“分田到户”的黑货，叫嚷：“车少轮着使，马少轮着用，场少分两半。”他们走的什么道，不是清清楚楚吗？
辅导员：刘少奇在咱桃园大队搞的那个假“四清”，就是把我们贫下中农往火坑里推。他们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坏分子当心尖儿，扶上台；把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和群众当成绊脚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艳阳天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黑阴天。他们叫我们把生产队划小，说什么“不管怎么搞，多打粮食就行”，“包工干活快，多给工分，他就爱干。”他们恶狠狠地叫嚷：“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桃园。”妄图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搞资本主义，把咱们贫下中农可坑苦了。一九六三年，我们大队粮食亩产五百八十斤；假“四清”后，一九六四年，一下跌到四百七十三斤。王××蹲点的四队，原来是个余粮队，粮食亩产六百二十斤，搞了假“四清”，一下掉到四百五十六斤，吃了国家一万八千斤返销粮。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桃园大队发生了巨大变化：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举办了政治夜校，建立了一支理论骨干队伍，办起了合作医疗，生产也有很大发展。一九七五年，粮食亩产一千一百八十四斤，比一九六四年增加七百多斤，总产量增加了两倍。集体储备粮达到七十多万斤。公共积累增加五倍，各种农业机具增加到二百多台。如今的桃园大队，新生事物繁花似锦，革命生产蒸蒸日上，到处是一派莺歌燕舞的动人景象。
社员：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桃园大队重见光明。可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邓小平过去是刘少奇的老搭档，现在又胡诌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政治上来看，走资派的确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从经济地位上看呢？
辅导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有制变更了，走资派和过去的资本家相比，经济上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从本质上看，他们都是代表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从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上看，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人们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刘少奇对工人群众大搞“管、卡、压”，邓小平叫嚷对工人要管“严一些”。刘少奇在桃园大队搞假“四清”的时候，骑在群众头上拉屎撒尿，不许我们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咱们大队村西三百亩沙土地存不住水，原来种玉米亩产八百多斤。可他们摆出一副“官老爷”的架势，压制群众的不同意见，硬要咱在沙地上种水稻，结果，花了两千多元电费，亩产降到三百来斤，总产减少十五万斤。走资派就是这样把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关系，搞成统治与被统治、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在旧社会，咱村大地主岳兴华经常骂长工：“磨道里的驴，听喝！”大家想一想，走资派和剥削阶级的架势，有啥两样！
社员：咱们这里离海近，地下越深水越咸。他们强迫咱大队打深井。结果，四眼井花了十几万元，抽上来的水是咸的，把好地也给浇坏了。
辅导员：从分配上看，走资派竭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通过种种合法的和大量非法的手段，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任意挥霍人民财富，是从政治、思想到生活都资产阶级化了的人物。咱们大队的关景东也是这样。他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拿高工分。他采用种种手段，把集体财富占为己有。一九六二年，他以大队的名义倒卖薯秧子，一次捞了五百多元。
社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应该咋看呢？
辅导员：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咱们不能只看形式，要看实际内容。走资派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程度不同地改变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性质。
大家还记得那个“一家一棵树”的事吧。一九五八年，咱们大队民兵在河边栽了一片杨树。这树林是咱们大队的集体财产。可是王××却说：“我到你们这里蹲点，给你们每家种一棵树留做纪念。你们可以自己去刨，栽在家门口，长大了归自己。”请看，我们集体的东西，不是变成她的了吗？
再比如，刘少奇为了把桃园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加紧控制，从桃园架了一条通到刘少奇那里的专用电话线，修了一条直达王××海滨别墅的“娘娘路”和其它设施，前后花了国家六十四万元。这六十四万元相当于桃园大队一九六四年总收入的三倍，等于全大队一千多个劳动力干三年。这么多的国家财产，走资派一句话就花了。这说明，走资派确实可以利用职权，支配属于国家或集体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一个空壳子，实际上成为走资派控制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社员：你讲的很清楚。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它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鲜明的表现，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分析，就可以识别走资派，同走资派斗。
辅导员：对。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增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同走资派斗到底。
桃园大队贫下中农理论组 抚宁县大批判组
本报工农兵通讯员 唐山地委宣传部整理
第2版()
专栏：名词解释
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是商品交换的原则。等价交换的“价”，是指商品的价值量，它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相交换，只能依据它们各自的价值来进行。比如，生产一支钢笔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是三小时，生产两双手套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也是三小时；它们的价值相等，便可以进行交换。因此，等价交换就是按照生产各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进行的交换，是以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等量劳动相交换。
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中，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一定的价格。等价交换要求价值和价格相一致。可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商品的价格经常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因此，“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从个别场合或从一个短时期来看，商品的价格同价值往往是不一致的，时而高于价值，时而低于价值。但是，不论商品的价格怎样同价值不一致，它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来看，商品价格的上涨或下落部分会相互抵销，商品价格变化的平均数总是同它的价值相等，商品交换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的。
等价交换是商品交换通行的原则，它在平等的口号下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商品，不管在生产这种商品的时候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是多么不同，在交换的时候，人们只承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各个生产者来说，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同一尺度来计量商品的价值，这是平等的权利。可是，这个平等的权利，对于各个生产者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不同这一点来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引起分化，产生出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仍然通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如果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如果让等价交换的原则渗透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就会腐蚀人们的灵魂，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滋生出走资派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对此，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柏坚）
第2版()
专栏：
为斗争而学 在斗争中学
辽宁省清原县福民屯大队贫农社员 李国良
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不光要把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管得严严的，还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识别资产阶级在哪里。不学习革命理论，好比黑夜里赶路，没有指北针，睁大两只眼，还是分不清东南西北，看不出那是坑，那有洼，容易走岔道，还可能掉进泥坑里。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看到走资派的危险性，识破他们的假面具，同他们坚决斗争。
我只读了两年小学，要学习革命理论，困难确实不小。不认识的字，我找别人请教。队里的小学教师、知识青年、红卫兵，都给我当过老师。农村的活计紧，我就挤时间学。阶级敌人向我吹冷风：“泥腿子学的再好，也还是两腿泥。”我说：“学习革命理论，不是为了不当‘泥腿子’，而是要擦亮眼睛，认清敌人，扫除一切害人虫！”文化大革命以来，我通读了《毛泽东选集》，选学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读书笔记。
学和不学大不一样。我越学越觉得眼界宽阔了，目光敏锐了，对于修正主义的识别能力提高了，斗争的自觉性也增强了。一九七二年春天，我们队的批林整风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忽然从外边刮来一股风，说什么林彪搞的是“空头政治”，推行的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我一听，觉得不对味儿。林彪一伙炮制的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哪一字哪一句不是把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对着文化大革命，对着广大革命群众的呢？林彪代表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怎么能说是搞“空头政治”？林彪一伙投敌卖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右得不能再右了，怎么能说是“极左”呢？毛主席说：“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极左”，不是越批越右吗？我把这个想法同干部们谈了，他们认为我说得有理。于是，党支部进一步发动社员群众，开展忆苦思甜，狠批林彪一伙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我们批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了。
去年夏季前后，正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攻击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也吹到了我们山沟里来了。什么“开门”不“办学”呀，什么“学生不读书”、“教学质量差”呀，等等。有一段时间，我们大队学校的学生又被关进了课堂，连上农业知识课都不下队里来了。我问是咋回事儿？有人告诉我：“这可是‘上头’的精神啊！”我想，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大队的学校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开门办学，以三大革命运动作为课堂，让学生从小就热爱劳动，热爱集体，粗知马列主义，敢于批判资产阶级，取得了显著成绩。可是却有人反对“开门办学”，叫嚷“今不如昔”。这不明明是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吗？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到学校去找领导和老师们谈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指示的体会，同他们一起总结教育革命的成果，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同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对着干。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股妖风是打哪儿刮来的。现在，我知道了，原来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捣鬼。“走资派还在走”，是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存在的现象。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同走资派作长期的斗争。
第2版()
专栏：
学习简讯
“三结合”理论讨论会
北京铁路局天津列车段最近召开了有工人理论骨干、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理论讨论会。每个班组都有工人理论辅导员参加。会上，大家认真学习了马列的有关著作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讨论了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重要问题。讨论会是在全段工人和干部普遍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理论辅导员把本班组群众学习中搞不清的问题带到会上来，经过认真讨论，又把学习的结果带回到班组，讲给群众听。通过学习讨论，全段职工对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和产生的根源；走资派的特点和活动规律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推动了学习和批邓的深入发展。
领导和群众一起学习
陕西省勉县县委领导成员，在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的时候，为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楚邓小平搞资本主义复辟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分别下到基层，参加各种理论讨论会、大队党支部书记理论汇报会，和群众一起学习，调查研究资产阶级法权的各种表现。他们把学习和调查研究的成果带到常委会上，联系实际批判邓小平，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改善了干群关系。
第2版()
专栏：读报随笔
这个“等号”划得好
季汛
广东省马安煤矿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从各方面和工人划等号。这个“等号”划得好！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同工人划等号，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马安煤矿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军队转业干部梁卓新说：只有和工人汗流在一起，心贴在一起，话说在一起，工人才不会把我看作是新来的“官”，而是把我当作一名并肩战斗的战友。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工人眼里的“官”，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那些高踞于群众之上的搞修正主义的“老爷”。在这些走资派看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动是工人的事，管理是干部的事，天经地义。他们自己不劳动，也反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们“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我们的干部要不变成工人眼里的“官”，就必须和工人同劳动、划等号。
干部和工人划等号，做并肩战斗的战友，这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凡是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领导都要认真和群众商量，切实向群众请教，反复征求群众的意见；同时，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把领导工作置于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依靠工人参加管理，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促进生产的发展。干部和工人划等号，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是对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它必然反作用于生产力，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毛主席最近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领导和工人划等号、同劳动，就能医治这种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的毛病。
坚持不坚持干部和工人划等号，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里，工人是奴隶，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可能划等号。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一向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他们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关系，实际上是统治与被统治、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我们的广大革命干部，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使企业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经过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许多单位都出现了干部和工人、领导和群众划等号。北京印染厂的干部“政治上不搞特权，生活上不搞特殊”。包头棉纺织厂“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领导带头干，工人干劲高”。在沈阳部队新创办的一所五·七干校里，军长掏大粪，师长拉土车，个个争当普通劳动者。这是多么可喜的新气象啊。把等级观念破除掉，把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等号继续划下去！这是革命群众对广大干部的热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