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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新型的干群关系
大寨干部长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邓小平对着干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批示，总结干部长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同邓小平拚命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在大寨，人们看到社会主义新型的干群关系，这是正在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幼芽。大寨干部和社员之间是同志式的关系，社员称呼干部从来不叫这书记那队长，总是喊名道姓，显得十分亲热。在地里劳动，干部和社员的汗水洒在一起，重活并肩挑，苦活抢着干，分不出那个是干部、那个是社员。地头休息的时候，干部和社员身挨身坐在一起，读报、开会、谈心、唱歌，愉快得很。大寨的干部个个是普通劳动者，平等待人，没有半点官架子，都保持着庄稼人的老样子。从大寨干部身上，可以看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具有强大的力量。
不 变 为 了 防 变
到大寨参观的人，亲眼看到大寨的山变、河变、地变、村变、路变，但是，大寨干部劳动人民的本色永不变。无论是老干部，还是年轻干部，都是两手老茧，两腿泥。
大寨的干部说：“不变是为了防变。”“不变是为了防变”，这已经成为大寨干部耳边常鸣的警钟。大寨的一批干部，几十年如一日，为什么能够朝气蓬勃地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斗，不掉队？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他们不脱离实际，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大寨党支部经常提醒干部注意：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由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小生产以及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努力改造世界观，对于反修防修是非常必要的。要警惕昨天刚刚批判了走资派，今天自己变成走资派。
去年四届人大闭幕以后，陈永贵同志一回到大寨，就到地里和社员一块干活。直到去北京临走的那天，永贵同志领着大寨的接班人郭凤莲，从这个山梁走到那个山梁，一边看大寨的山河新变化，一边谈论着大寨今后的新规划。这两代人在虎头山顶的一棵大树下停下来，永贵同志指着挺拔茁壮的大树说：“你看，这棵我们合作化时亲手栽的小树，在风雨中长得多旺呀！我们的干部也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成长，一茬又一茬。”接着，他又说：“小树变大这不难，难的是干部如何代代革命不变质！”凤莲说：“听毛主席的话，是大寨的老传统，千变万变，干部参加劳动永不变。”永贵点头说：“对，这一条，不光你们年轻人不能变，包括我在内也不能变。”
郭凤莲踩着老一辈的脚印走，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抓得很紧的。有一次，她从墨西哥访问回来，上午回到大寨，下午有人去找她谈工作，可她住的家门挂了锁，人已经扛着锄头下地去了。今年春天下种最紧张的时候，她和男社员一样，一天三出勤，两顿饭挑到地里吃，几十天的繁重劳动，累得她脸消瘦了，有人劝她早上不要下地了，可是她说：“俺是大寨红旗的接班人，老一辈的好传统不能丢，反修防修的脚印不能走样啊！”
郭凤莲说出了大寨干部的心里话。他们工作再忙，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一条，是什么风也吹不动的。在大寨，对内对外，事情特别多，工作忙给干部参加劳动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大寨干部认为，如果因为工作忙，就可以少参加劳动或不参加劳动，反修防修就没有保证。因为人变修往往从懒惰开始。他们为了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把大量的工作放在晚上做，放在饭前饭后休息时间做，白天没有特殊情况，决不呆在村里办公。在大寨，每天起得最早的是谁？是干部。每天睡得最晚的是谁？还是干部。他们有时夜里开会到天明，不回家休息，照样扛起工具和社员一同下地；有时外出开会，临走前的一个半个小时还在地里劳动，开会回来，跳下车就又下了地；有时接送外宾，剩余的一些时间也要到附近的地里干活。他们就是这样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挤时间去参加劳动，用汗水冲掉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
干 部 和 社 员 划 等 号
毛主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大寨干部自觉批判和限制人与人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和社员划等号。他们非常强调要有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思想。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胡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大寨干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批判了邓小平的这种谬论。
大寨干部历来认为，当干部不忘劳动，忘了劳动就不能当干部。既当干部，又是社员，干部永远是普通劳动者，是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的干部和群众只能平起平坐，不能高人一头，等号要天天划，划一辈子。梁便良原来是旧社会讨饭的娃娃，解放后，当过
“老少组”的副组长，后来担任过大队团支部书记，现在是大寨党支部副书记。二、三十年来，他职位变了，但“我也是一个社员”的思想永远没有变。他经常这样想：旧社会，咱给地主扛长工，地主不劳动，剥削咱，咱是啥滋味；现在，阶级关系变了，咱当了干部，掌了权，如果也不劳动，去剥削压迫劳动人民，那和地主有什么两样，贫下中农又是啥滋味！因此，他对自己参加劳动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春天挑粪，他的粪筐装得最满；夏天锄苗，他流的汗水最多；冬天修地刨冻土，那里最硬他到那里；遇到危险活，他把社员喊下来，自己冲上去。他认为，为革命比群众多吃苦就是快乐。象梁便良这样同社员划等号的事，在大寨是很多很多的。老干部贾进才、贾承让、宋立英、贾来恒等是这样，年轻干部贾存锁、贾长锁也是这样。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回顾一下大寨大队四任会计走过的道路，是很发人深思的。早在刚办社时，大寨文化人很缺，有一个高小毕业的富农子弟，群众让他当会计，他提出当会计就不劳动，劳动就不当会计。贫下中农不要这号不同他们划等号的人，推选了识字不多的贾承让担任会计。贾承让当会计手脚勤，不忘劳动；手脚清，不贪污。群众信得过，后来选他当了大队长。贫下中农又选贫农的儿子赵素恒担任会计。开始，素恒坐办公室多了，党支部又让他到第一线过劳动关。等他同普通社员划对了等号，又批准他担任会计。以后，素恒担任了支委，还被推荐上了大学。第三任会计赵存棠，刚上任时，劳动和工作都不错。后来他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劳动少了，贫下中农感到自己的子女也有不和自己划等号的危险，就把他重新放到第一线劳动锻炼。第四任会计是年轻党员贾来锁，现在他白天劳动，晚上办公，继承了老一辈的好传统。从培养四任会计的经验教训中，大寨党支部认识到，干部同社员划等号，这是反修防修的大事。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旧土壤上，随时有生长新的资产阶级的可能。因此，培养新干部，一定要注意改造“旧土壤”，防止资本主义的毒芽生长。
大寨干部还认为，要坚持同社员划等号，绝不能利用职权搞特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吃苦在群众前头，享受在群众后头。他们和社员住一样的房子，吃一样的饭菜；队里分粮分菜，他们的家属和社员一样，从不特殊。他们劳动和社员一块记工，一块评分。在每年秋后的评分会上，专门审查干部的工分是不是评的比同等劳动力的社员高，干部家属的工分是不是评的比同等劳动力的社员高？高了的，要降下来。大寨的男干部每年劳动都在三百四、五十天，女干部每年劳动也在三百多天以上，除了大队会计适当给一些补贴工外，其他干部多年来都不要补贴工了。他们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干群鱼水般的关系
大寨干部通过长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汗水和群众流在一起，心和群众贴在一块，同广大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关系。这对邓小平鼓吹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谬论是个有力的批判。
大寨的干部关心群众胜过关心自己。他们事事、处处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社员生了病，干部上门看望；社员因公负伤，干部几天几夜守在身旁；有的老年人吃水不方便，就把他们的家换到离自来水管最近的地方住；有的老人胃口不好，干部就从队里换给他们一些豆子、小麦等细粮，调剂生活。老干部过年过节去替饲养员、牧工劳动，现在这个好传统已被青年干部接过来了。青年干部贾长锁上任的第一课，就是过节替饲养员去喂猪。多年来，老一辈干部每当过年过节，就搬着铺盖到饲养室，替羊工上山放羊，替饲养员喂牲口，让羊工、饲养员回家休息。干部这样做，心和群众贴得更紧了，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干部关心群众，群众更加爱护干部。在大寨，群众看到干部的缺点和错误，能够当面锣、对面鼓地提出来，干部也能虚心接受。干部觉得，群众对干部有意见，提得及时，改得快，工作少受损失，对党对人民都有利。有一次，在后底沟搬山填沟造平原的工地上，几个干部划了一条大坝线，社员们已经动工垒坝了。可是，一位老贫农提出了意见，建议改一改大坝线。这条大坝究竟该不该改一改？支委们在地头和群众商量。经过细致的测量，认为老贫农的意见是对的，于是重新划了一条大坝线。社员们说：“干部走群众路线，咱垒的是民主坝，心里痛快，劲头大。”
鱼离不开水，干部离不开群众。人民群众是大海。干部的智慧从那里来？就从这里来。大寨干部搞阶级斗争，靠群众；搞生产斗争，靠群众；搞科学实验，靠群众。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由于大寨干部和群众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这种积极性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们斗阶级敌人，斗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斗资产阶级，斗走资派，大干社会主义，“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邓小平那样的走资派完全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所代表的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被人民群众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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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参加劳动 不当“桌上司令”
开滦煤矿各级干部努力与工人划等号
新华社石家庄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电 开滦煤矿各级干部几年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努力与工人划等号，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开滦煤矿已有两千多名工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在开滦煤矿和所属矿厂两级党委和革委会成员中，新干部占四分之一，基层领导班子中新干部占的比例更大。这些新干部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注意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老干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焕发出革命青春。新老干部都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继续革命的重大措施。一九七一年一月，开滦煤矿党委成立时作出学大庆的决议，就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学大庆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九七四年还专门发出《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通知》；一九七五年又作出《关于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八项规定》，再次强调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重要性。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这个矿的各级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重要指示，最近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等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等谬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干部到车间小组同工人搞三同，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反修防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干部如果长期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就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变成党内的资产阶级。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更加自觉。按照开滦煤矿党委的要求，这个矿的局、矿两级党委常委，每期有三分之一的人轮流下基层蹲点劳动一个月；机关干部每期有四分之一的人轮流下基层劳动三个月；基层干部一般都坚持跟班作业，在劳动过程中指挥生产。今年第一季度，开滦煤矿和所属七个矿的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有八十四人到基层蹲点劳动，机关干部有三分之一在基层参加劳动。林西矿党委还规定，为了保证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对参加劳动的干部，可找可不找的不找；能到井下劳动的，不在井上劳动。马家沟矿党委成员，坚持“三带头”，即面上工作多、人员紧张时，带头挤时间参加劳动；井下生产条件困难时，带头深入现场解决关键问题；创高产时，带头和工人同流汗、同大干。今年以来，这个矿的四百多个干部，平均每人每月参加劳动都在十五天以上；生产部门的四十六个基层干部，每人劳动都超过了一百天。
几年来，开滦煤矿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深入基层，参加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从工人中了解到大量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不断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更加自觉地带领群众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小撮阶级敌人作斗争，进一步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去年夏秋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最厉害的时候，全矿区有一半以上的干部到生产第一线，和工人一起劳动，深入调查研究，狠抓阶级斗争，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推动生产，打破“高温雨季低产”的常规，出现了矿矿增产的大好局面。去年夏天，唐山矿采煤六区的采煤机械设备不断发生事故，严重影响生产。唐山矿党委副书记、新干部王景才，正在这里和工人一起摸索综合机械化采煤的规律。在党委领导下，他同采区党支部成员一起边劳动，边调查，狠抓阶级斗争，揪出了搞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使综合机械化采煤正常进行，煤炭产量不断提高，多次创造日产、月产全国最高纪录。
邓小平在企业管理上大搞“管、卡、压”，鼓吹对工人要管得“严一些”，妄想使干部成为骑在工人头上的老爷。开滦煤矿各级领导干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同邓小平对着干。几年来，他们坚持职务在上边，工作在下边，行动在前边，不当“桌上司令”，不靠电话指挥，而是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领导革命和生产。赵各庄矿党委副书记刘山，每年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到井下参加劳动。有一次，他在一个采煤工作面劳动，放炮后出现冒顶，工作面有被压垮的危险。他马上指挥工人撤到安全地点，自己带几个老工人冲进险区，直到把事故处理好才离开。开滦煤矿党委副书记张志仁担任领导职务后，坚持深入基层参加劳动，调查研究，不到半年的时间，跑遍了全矿区井下一百多个工作面，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取得了领导工作的主动权。工人们说：我们的干部紧要关头带头干，发现问题亲自抓，跟咱想在一块，滚在一起。有这样的干部带头，我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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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宁县委领导成员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 自觉改造世界观
据新华社哈尔滨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电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中共黑龙江省东宁县委领导成员把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作为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一项重大措施切实抓好。他们带领机关干部跟贫下中农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拜贫下中农为师，促进了县委“一班人”和机关干部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发展了全县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东宁县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之一。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县委领导成员提高了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他们带领一百六十多名县直属机关干部和四百多名其他干部深入到全县九个公社一百一十五个大队，和社员实行三同。在机关坚持工作的干部也积极参加劳动。今年上半年，县委常委和机关干部平均参加劳动都在五十天以上。
县委有些领导成员过去下乡时不愿到后进队去，认为那里的群众“落后”。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对照自己，他们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从而加深了对贫下中农的感情，积极带领后进队的贫下中农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革命，促生产，使这些后进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干部深入到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增强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县委常委胡宝福在三岔口公社蹲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向群众学习，吸取政治营养。这个公社的光星一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吉守，是一九五○年转业的残废军人，他每年参加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连续五年不领补助工分，外出开会、办事不要补助费，用实际行动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胡宝福对照李吉守的先进事迹，深受教育。他深入批判邓小平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的反动谬论，提高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今年到六月二十日，他已经参加劳动六十二天。
东宁县的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大促进了机关作风的革命化。今春东宁大旱，县委为了适应抗旱的需要和方便贫下中农，决定把兴修农田水利的设计、物资调拨和其他有关工作都由水利部门统一管起来，克服了过去那种往返行文扯皮的官僚主义作风。广大干部深入各社队和贫下中农一起批邓，一起劳动，在全县搞了九百多项水利工程。现在，全县三十六万亩耕地禾苗一片葱绿，长势旺盛，革命和生产的形势一片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