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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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反修防修的战斗堡垒
——记抚顺矿务局工程处第二施工队党支部识别、抵制右倾翻案风的事迹
去年八月初,抚顺矿务局工程处在一次基层干部大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一个讲话。第二施工队党支部书记魏广彪边听边记,当听到“今后一切工作都要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时候,他脑子里立即画了个大问号:这个“三项指示为纲”和毛主席历来教导的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个啥关系?他拿起笔,在这几个字下边画了一条横杠。
正当党支部成员用党的基本路线,剖析“三项指示为纲”错在哪儿的时候,老工人施连荣跑来向他们说:“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纲只有一个,哪能有三个!”老工人的意见,促使党支部领导成员更感到搞清楚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魏广彪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做为纲,那不就等于‘以生产为纲’,这跟刘少奇的‘生产第一’有什么区别?以‘三项指示为纲’,那阶级斗争往哪摆?!这明明是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家听了都说:“对,就是这么回事。”可是,也有人提出这是“上头”来的“新精神”,不执行成吗?党支部副书记茹锦说:“我看不管哪来的,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就不执行。于是党支部作出决议:对
“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群众中不传达;各种材料上不写;各类会议上不说。去年下半年,这个队上报的八份材料中,没有一份写“三项指示为纲”的;召开了百余次大、小会议,没有一个人讲“三项指示为纲”。
有风必起浪。“三项指示为纲”传到二队不久,企业
“整顿”的妖风又刮来了。去年九月的一天,有人把一份企业“整顿”方案交给魏广彪,并再三叮嘱:“要大造声势,要按方案的规定,分阶段逐条落实。”
晚上,魏广彪主持召开了党支部委员会议,让大家充分讨论这个“企业整顿”方案。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就听说要搞“企业整顿”,党支部成员曾交谈过,共同感觉到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在这个时候来个全面整顿,不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而这个“企业整顿”方案,不提阶级斗争这个纲,满篇都是指标、效率、管理制度等,这使他们更加感到:“整顿”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不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的,这样“整顿”下去,非把企业整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不可。于是二队党支部作出决定:咱队不按这个“企业整顿”方案去办。
就这样一场对台戏唱开了。开过支委会的第二天,在二队工地最显眼的地方,贴出了一幅“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狠抓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党支部成员分头深入到各班组,发动群众进一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查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用大批来促大干。去年第四季度,他们举办的学习班没有间断,全队一百五十多名干部、工人,普遍轮流学习半个月以上,写出了一百五十多篇学习体会文章。全队召开了一次工人理论骨干会,三次工人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在学习理论、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全队还召开了八次分清路线是非的分析会。就这样,邓小平的“企业整顿”妖风,在二队被顶了回去。
二队党支部由于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去年,全队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各项经济指标比以往任何一年完成得都好。二队党支部为什么能够及时抵制错误路线,敢于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用这个队党支部书记魏广彪的话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要坚持斗争,继续革命,就必须掌握锐利的武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二队党支部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搞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对象和民主革命不同了。那时,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斗,敌人是公开的,好识别。现在,不但要同公开的敌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斗,更重要的是还要同党内的资产阶级斗,不好好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识别不了走资派,就不能自觉地、有效地去进行斗争。过去,一些领导干部中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犯了错误,重要的原因也是学习不够。因此,他们走上领导岗位以后,都自觉坚持认真看书学习的制度。党支部书记魏广彪和副书记茹锦,不仅自己带头学,还担任了全队的理论辅导员。几年来,党支部的五名成员,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等著作都通读了一遍到两遍。由于平时他们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观察和分析问题,进一步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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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为什么能同邓小平对着干
——天津第一玻璃厂坚持抓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纪事
去年五月,本报曾经报道过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天津第一玻璃厂狠抓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经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后,又刮“经济台风”、“业务台风”,在这股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有人说第一玻璃厂用革命文艺占领业余思想文化阵地是“说说唱唱,玩玩闹闹,不象个工厂样子”。对这个厂的领导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也被说成是“管得太宽”。在这股妖风面前,这个厂的干部、理论骨干和广大工人跟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他们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开展革命文艺活动是为了灭资兴无,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唱的是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过去被封、资、修把持的文艺阵地,工人阶级就是要占领。”“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什么管得宽,而是支持得还不够。”在那段时间内,这个厂的业余文艺活动格外活跃,学唱革命样板戏、自编文艺节目会演、革命歌曲演唱会、赛诗会等接连不断,不仅工人登台演唱,领导干部也上台演出。当教育界攻击诬蔑教育革命的一些奇谈怪论传到这个厂时,他们觉察到这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是拧着劲的,立即提出:“不管是谁的讲话,只要是和毛主席说的不一样,咱们就不听那一套。”
这个厂的干部和工人所以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跟党内走资派斗,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反修防修的锐利武器。厂党委领导成员对学习革命理论重要性的认识,是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的。过去,由于对理论学习抓得不紧,往往分不清路线是非,上当受骗了,还说路线斗争不可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个厂的各车间普遍建立了政治业余学校,同时,还建立了一支近二百人的工人理论队伍,组成二十六个理论研究小组,分别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法律、国际形势等七个方面进行研究。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他们又下苦功夫,花大气力,努力弄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干部和工人们一旦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度来观察、分析问题,就站得高,看得远,敢于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为了弄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他们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仅有文化的青年工人学,文化低的老工人也知难而进,让孩子帮助自己学;不仅理论骨干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攻读,孩子妈妈们下班后也挤时间学。工人们认识到走资派还在走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学习的长期性。工人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革命理论,不断把学习提高到新水平,才能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要自觉地跟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就必须坚持狠抓阶级斗争,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努力把工厂办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有些干部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只抓生产,不管路线;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着大量激烈的阶级斗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闻而不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工人奋起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封、资、修黑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企业面貌迅速发生了变化。但是,当时他们对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打进攻仗还不够自觉。经过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们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工厂领导的责任不仅是为国家提供产品,更重要的是把企业办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
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行动就更加自觉。特别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厂党委把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当作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重要方面来抓,对待教育革命、文艺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人民兵小分队进驻街道等新生事物,都热情支持。他们说,我们不能被工厂五十亩地的
“巴掌山”挡住眼睛,要看到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广阔战场。凡是有利于新生事物成长的事,他们就主动干,抢着干;不分“分内”、“分外”,不怕麻烦,坚决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他们敞开工厂大门,积极支持教育革命,凡是来厂开门办学的革命师生,一律热情接待。几年来,他们共接待了一百一十多所大、中、小学的革命师生七万多人次。
要跟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就要调动千军万马,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有人曾向这个厂党委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生产任务那么重,中心工作那么多,上层建筑领域革命面又那么宽,要处处和邓小平对着干,这副重担子怎么个挑法?工厂领导人回答是,我们不是在少数干部身上兜圈子,而是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大家动手。事实也确是如此。过去,有人担心这个厂青年工人少,老工人多,开展群众性的文艺革命有困难。但是一发动群众,很快就组织起一支一百二十多名工人参加的业余文艺宣传队,他们带头唱革命样板戏,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赛革命诗歌,成为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骨干力量。这个厂支持教育革命的任务十分繁重,碰到过不少难题,工人们群策群力,一个个都解决了。
厂党委和全厂职工用那样多的精力狠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和邓小平对着干,是否会影响生产呢?这个厂的大好形势作出了响亮的回答。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三十多年的老厂在没有增加设备和劳动力的情况下,一个厂变成两个厂;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人员减少的情况下,产值、产量双翻番。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推动下,今年以来,月月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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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条条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广西梧州地区合面狮水电工程指挥部大批判组
邓小平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重搞“条条专政”。他妄想由几个主管部门中的少数人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实行垂直领导,使各条条自成系统,一通到底,以此来取消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经济大权,排斥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条条专政”,上不谋于中央,下不谋于地方,其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质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条条专政”同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是相对立的。我们在建设合面狮水电站的过程中,吃过“条条专政”的苦头,也尝到过发挥两个积极性的甜头。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指引下,我们上马兴建合面狮水电站。但是由于受刘少奇、邓小平“条条专政”的干扰和破坏,这个中型水电站的建设工程很快就被迫下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合面狮水电站工程重新上了马,而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用比较少的投资,建成了这个装机容量六万八千瓩的发电、灌溉、船筏运输综合利用的工程。合面狮水电站的胜利投产,使我们地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不断扩大。由于建成了一百多个地方五小工业工厂,使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加快农业生产发展的步伐,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全地区一九七四年粮食比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十三。一九七五年又比一九七四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三,实现了亩产千斤。
这一事实,对邓小平推行的“条条专政”是有力的批判,也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指示的巨大威力。我们梧州地区工业并不发达,技术力量也很有限。要办一座中型水利工程,困难确实不小。但是,我们有党的领导,有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可以创造条件上。如果依照邓小平搞“条条专政”,由少数人按条条发号施令,不准地方办更多的事,其结果必然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限制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别说不可能建成这个水电站,连想这么大的工程也不敢想。由于我们坚持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由地方自筹的资金和材料占总投资的百分之四十。水电站由动工到建成,得到上级党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关怀和热情支持,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支援了我们,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发挥地方积极性,也就是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当合面狮水电站重新上马兴建时,全地区八个县就有三分之二的生产队抽调劳动力参加施工。成千上万民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无法估量的。施工中没有钢筋切断机,民工们就用钢锯来锯;没有钢筋弯曲机,硬是用十六磅大锤打,用千斤顶压,一条一条地敲打加工成施工需要的弯曲度。工地没有提升设备,当大坝浇筑到六三高程时,民工们就响亮地提出:“为革命拉上坡车”的口号,把一车又一车混凝土拉上了坝顶。浇筑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就成立领导、民工和技术员三结合的施工领导小组,遇到困难,群策群力解决。我们就是紧紧依靠广大民工的积极性,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的技术难关。实践进一步证明,“条条专政”从根本上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观点和群众观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决心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继续深入批判“条条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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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广插秧机得到的启示
中共江苏省高邮县委书记 薛先洛
近几年来,我县推广插秧机的速度很慢。为什么?有的说是群众不愿学习使用,有的说是坏了无人修,一句话就是群众落后。前不久,我去推广插秧机的先进单位八桥公社了解情况,往公社田里一站,真是满田秧歌满田机。公社党委在介绍经验时,特别强调各级干部不仅会用而且会修理。这对我启发很大。过去,我们县委领导成员都不会使用插秧机,还在大会小会上空喊要和群众一起实现插秧机械化!于是我和县委的七名常委拜农机厂工人、使用插秧机的贫下中农为师,学会了插秧机的装、修、用。现在,全县已有一百八十六名公社党委委员、一千三百多名公社和大队干部,基本上做到了会装、会用、会修、会保养。这一来,全县推广插秧机的速度加快了。机插面积,喊了七年,到一九七五年,只推广到六万多亩,而今年早稻和中稻机插面积就达到了十三万亩。
毛主席要我们搞“三同”,“学一门至几门手艺”,这为我们反修防修,提出了有力的措施,并为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创造了条件。这是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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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话为什么多起来了
铃!铃……,来电话了。吉林省桦甸县无线电器材厂党支部副书记陈玉起拿起话筒,原来是车间向他请示工作。他作了布置。铃!铃……,电话又响了,还是车间打来的,说刚才工作布置得不合适。铃声不断,一天就来了二十多次电话。
电话为什么来得这么多?
陈玉起为了找到电话多的原因,仔细地回顾了几年来的工作。他是工人出身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群众的批判和帮助,几年来,他除了坚持学习日外,平时积极参加劳动,经常几天几夜战斗在车间班组,和工人实行“三同”,学得了几门技术,了解问题及时,处理工作得当,取得了领导工作的主动权。近几年,无线电器材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革命和生产搞得很好。
随着厂子的扩建,生产的发展,陈玉起对参加劳动的认识慢慢变了,处理事务的时间越来越多,劳动越来越少。开始几天,见到工人,他脸上还有些发热,时间长了也就变得很自然了,反而认为自己是从第一线来的,少劳动几天,本色也不会变,几天不劳动也能代表群众。错误思想迷住了眼睛,当上了“桌上司令”,依靠电话指挥工作了。
经过对这一段工作的检查与回顾,他认识到:电话多了,是工人打给他的危险信号,是工人给他敲起的防修防变的警钟。
电话多的原因找到了。陈玉起立刻在领导班子中作自我批评,并召开全厂工人大会,在工人面前作了自我批评,请工人们帮助自己。工人们在称赞他的自觉革命精神的同时,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他“三同”一辈子,不要搞“三同”一阵子。会后他又起早贪黑,跟班参加劳动,努力同工人划等号。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他和工人一起研究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问题。他决心努力学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永远同工人群众滚在一起,把“三同”坚持下去,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做一个有革命精神的企业领导干部。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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