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反击邓小平对革命舆论的攻击
中共天津市汉沽区委大批判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争夺思想阵地”，一方面拼凑舆论班子，筹办刊物，炮制文章，妄图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攻击革命舆论。他在一次谈话中胡说什么“现在的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不能说服人”。短短数语，就暴露出邓小平的反动阶级本性和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险恶用心。
邓小平的这番话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它的矛头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着广大革命群众的。去年年初，报刊上发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清楚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各级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学习理论的好文章。这些文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歌颂了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类走资派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看来，这些文章大造了革命舆论，好得很。邓小平这个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批资产阶级法权十分反感，因而对这些文章，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他攻击“现在的文章”，恰好证明这些文章打中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痛处，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同时，也暴露了他对抗和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的反动面目。
邓小平煞费苦心编造了一个“现在的文章”“不能说服人”的谎言。这也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爱憎截然相反，没有共同的语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修正主义的谬论水火不容。写文章，造舆论，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鲁迅说得很深刻：“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譬如，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看来，是伟大的真理，在资产阶级看来却是灭顶之灾。革命的道理，广大工农兵完全能够学会，能够掌握，这是因为广大工人、贫下中农要革命，要前进。而党内走资派要复辟，要倒退，革命的文章怎么能“说服”他们呢？邓小平攻击“现在的文章”“不能说服人”，完全是十年前刘少奇一伙在《二月提纲》中攻击无产阶级
“武断和以势压人”的谬论的翻版！他们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发动亿万人民群众起来将他们打倒，“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邓小平说什么“现在的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把自己打扮成俨然是一个内行的“政论家”。其实，邓小平是个不读书，不懂马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谣言和诡辩过日子的复辟狂。什么叫“论证”？无非是摆事实，讲道理，用以证明自己的结论。例如，报道小靳庄贫下中农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经验的《小靳庄十件新事》，这篇通讯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荡涤着封、资、修的污泥浊水，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十件新事，在全国城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革命人民纷纷向小靳庄学习，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可是，邓小平对这个经验怀恨在心，大杀大砍，叫嚷：“小靳庄有什么好！”正如毛主席所揭露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这个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就是要以“没有论证”的大棒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舆论打下去。其实，“没有论证”这根棒子，打在邓小平身上，倒是十分合适的。邓记谣言公司制造的那些古怪离奇、耸人听闻的政治谣言，有什么“论证”吗？他们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有什么“论证”吗？他授意炮制的那篇大毒草《论总纲》里，为了把“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吹成今后二十五年“各项工作的总纲”，胡说什么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两个根本对立的东西硬说成是一回事，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连形式逻辑也不讲，连个推理也不要了，那里还谈得上什么“论证”？说穿了，邓小平攻击“现在的文章”没有“论证”，就是要人写文章宣传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达到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邓小平越是起劲地反对革命舆论，就越说明革命舆论重要，就越说明我们取得了伟大成绩。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在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决不可忽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决不可忽视舆论阵地。这些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党内外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教导我们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369页）我们一定要用革命舆论战胜反革命舆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实现共产主义而长期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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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动的大人物压不倒革命的小人物
四川省五通桥盐厂工人理论组
打开最近的报纸，我们就可以读到许多小官、学生、工、农、兵，在去年就自觉地同邓小平对着干的事迹。天津小靳庄大队的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说得好：“‘十二级台风’算个啥，干，和他专开对头车！”这种敢于反潮流的英雄气概，感人至深。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对于这条真理，从奴隶主阶级的“圣人”孔老二，到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的挂帅人物邓小平，一切反动的大人物都反对。孔老二就露骨地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在他看来，大人物是股风嘛，小人物是棵弱不禁风的草嘛，风吹草动，草随风倒，大人物哼一声，小人物只能顺着倒。孔老二这个“风·草”论，两千多年来谬种流传，绵绵不绝。刘少奇信过，称工农兵是“破椅子”，不堪一靠。林彪信过，说群众只知“油盐酱醋柴”。邓小平也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呀，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一般效果都不好”呀，等等。他只信修正主义，只信自己，不信马克思主义，不信人民群众。他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大砍大杀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大人物刮风，小人物顺着倒，这是孔老二、邓小平们的信条。他们从自己反动的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出发，总是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而把小人物的力量估计过低。事实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小人物偏不顺着他们这些大人物倒，偏要对着干，搞得他们老是被动，老是碰钉子，到头来垮台了事。
“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奴隶阶级的小人物柳下跖就是这么跟孔老二对着干的。据《庄子》记载，孔老二听说柳下跖在山上聚众造反，心想：凭我这股风，还不能把你小小的柳下跖刮倒么？于是亲自上山面见柳下跖，又是压，又是哄，满嘴白沫子。殊不知柳下跖硬是不理那一套，又是拍桌，又是吼，当面叫孔老二是“盗丘”，连珠炮似地揭孔老二是“作言造语，妄称文武”的复辟狂，“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的阴谋家，吓得孔老二“色若死灰”，滚出门后三次丢落了马缰绳。在这里，小人物活剥了“救世主”的画皮，打掉了大人物的威风。真是剥得淋漓！打得痛快！
柳下跖怒斥孔老二，小靳庄的贫下中农敢顶邓小平。我们翻开一部自人类划分为阶级以来的几千年文明史，分明看到，是革命的小人物斗倒了反动的大人物，是革命的小官打垮了反对革命的大官，而不是相反。这是一条历史的辩证法。
从本质上看问题，修正主义大人物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真正的力量属于革命的小人物。不错，邓小平这类人物确实大，大就大在他们是一些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握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可以从上到下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以把从党和人民群众手里窃取来的权力变成反对党、镇压人民群众的权力，可以刮起一阵阵势头不小的妖风。他们在这么干的时候，又总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为民请命”、“关心群众”之类的旗号。因而，他们压起小人物来，比党外的资产阶级更凶，也更狡猾。对于这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然而，同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邓小平也是集凶恶和虚弱于一身的人物，既大且虚。虚，就虚在他代表的是没落着的资产阶级，衰亡着的资本主义；虚在他是一小撮，老是替少数人打算盘，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这样一来，他站在小官、学生、工、农、兵的对立面，使自己陷入千千万万小人物的重重包围之中。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总是要革命、要前进的，他们不喜欢修正主义大人物压他们。他们同那些反对革命、反对前进的修正主义大人物誓不两立，理所当然地要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人民群众一起来，就使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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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折中与偏袒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厂二金工车间工人理论组
折中与偏袒，实是一对孪生兄弟，那里有折中，那里必定有偏袒。这是因为折中的本意是偏袒，而偏袒又需要折中打掩护。这一点鲁迅曾经给予深刻的揭露，一针见血地指出：“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华盖集·并非闲话》）
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就是玩弄折中主义的黑标本。这个《条例》中充斥着这类词句：只注意生产，是很不对的，不注意生产，也是很不对的。表面看来，这是多么的全面、公正，不偏不倚。其实不然，其倾向性十分鲜明。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故意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实质正是强调第二位的东西，突出次要的东西，夸大支流的东西。因为，一则，他们既然不强调第一，就意味着强调第二，不突出主要的，就意味着突出次要的，不肯定主流，就意味着夸大支流。二则，他们往往在折中的并列的提法之后，唯恐别人不领会他们的本意，于是就在“但”字后面按他们的需要做起文章来了。到此，他们的倾向性也就一目了然了。就以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倾向究竟是什么？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刘少奇、林彪一类长期以来都极力鼓吹唯生产力论，什么“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呀，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呀，什么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呀。他们打着发展生产的幌子，否定革命对生产的统帅作用，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而这个《条例》故意回避这个唯生产力论的要害问题。不分主次，笼统地提出两种倾向，用这“是很不对的”，那“也是很不对的”词句，掩盖他们贩卖唯生产力论黑货的真实面目。这也就是他们的倾向性所在。
特别发人深思的是他们还在条文中补上一句：“决不能把在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作为‘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做贼心虚，不打自招。原来，他们披上“革命统帅”的外衣，大刮“经济台风”和“业务台风”，而又想堵住工农兵的口，不准批判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足见他们搞折中主义，贩卖唯生产力论，其倾向性是多么的鲜明！当然，他们的这种倾向性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第1卷第153页）。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总是本能地偏袒资产阶级那“一方面”，攻击无产阶级这“一方面”。
折中与偏袒，一身兼之。这是历来搞折中主义的共同特征。两千多年前，孔老二一面高唱“中庸之道”，一面却千方百计为“贤者讳”，偏袒奴隶主阶级，攻击新兴地主阶级。林彪一面叫嚷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过犹不及”，一面却恶毒攻击反修斗争是“斗绝了”，偏袒资产阶级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邓小平重新工作以来，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但他“拚老命”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还是偏袒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恩格斯曾经对折中主义者进行过无情的揭露，指出：“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7页）我们必须揭露和批判邓小平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欺骗群众，搞复辟倒退的罪恶活动，认清折中主义的反动性和欺骗性，识破《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修正主义实质，使企业永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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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有份”谈起
解放军某部战士 熊六扬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把参加革命当作“入股”，把资产阶级法权看成通灵宝玉。他说什么“过去几十年”，“我们是出了力的，是有份的。”邓小平大谈其“份”，暴露了他头脑里是一个资产阶级王国，是一个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政治投机商。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些资本家在某股份公司里买了股票，也就有“份”了。凭着这个“份”资本家就可以分取利润。在共产党内，邓小平也把参加革命当作“入股”，凭着“出了力”、“有份”，就向党和人民伸手，捞一把。极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搞起资本主义来比资本家还厉害。
说到这里，使人想起了电影《决裂》中的曹仲和。他瞧不起共大，要女儿去上“名牌大学”，还给女儿弄来了一张“优待券”。他大言不惭地说：“我革命几十年了，讨一张优待券还不应该吗？”
“革命几十年了”，就应该讨一张“优待券”；“过去几十年”“出了力”，“是有份的”。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意经”。这些怀着个人目的，把革命当作“入股”的人，即使加入了革命队伍，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只能是党的同路人，因而，搞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就反感，开历史倒车，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值得注意的是，走资派要的岂止是一张“优待券”，他要的是“共产党员”的招牌，“老革命”的身分，借这个招牌和身分，窃取党和国家的权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高喊什么“有功”、“有份”，作为他们推销修正主义货色的商标，妄图把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变成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然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革命，要前进，决不允许党内外资产阶级开历史倒车。邓小平的复辟阴谋，只能是“一枕黄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