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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工农结合 开门办科研
上海生理研究所高山生理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又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一谬论，叫嚷要由“有水平”、“有知识”的权威来掌大权。他胡说什么“科研人员有水平，有知识，为什么不能当所长？”要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当所长，给他配书记，配后勤”。在邓小平的指挥下，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跳出来，胡说什么：“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研究所研究员是中心”，迫不及待地要在科技领域搞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革命的科技工作者坚决不答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邓小平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科技阵地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霸占，资产阶级偏见和封、资、修的旧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科研工作因神设庙，有的反动权威竟自封是实验室的“皇帝”，几乎什么都是他说了算。科研工作搞得冷冷清清。在生理科研单位，国家和工农兵迫切要求解决的重要问题，也常被“权威”借口没有提出生理学理论问题而拒绝研究。科研单位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等级森严，连科研题目也被分为几等，所谓纯理论的课题被认为是上等的，而联系实际的课题是下等的。修正主义路线把科研人员禁锢在高楼深院，走个人成名成家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科技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狠批了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批判了“专家治所”、
“业务挂帅”、“技术第一”、“知识私有”等修正主义黑货，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之中，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有些项目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的空白，有些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高山生理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十年来，党指引我们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让我们接触工农兵，培养劳动人民的感情，促进思想革命化。我们深入高原矿山，边防哨所，部队医院，实行开门办科研，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矿区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万人坑”前，老工人给我们痛诉民族苦，阶级恨。在“世界屋脊”的风雪高原上，翻身农奴给我们忆苦思甜。在边防哨所的英雄阵地上，解放军指战员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高尚风格，不断地教育着我们。在团结战斗的登山队里，工农兵运动员的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革命精神，随时鼓舞着我们。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我们世界观的改造。我们当中有不少从旧大学毕业多年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谈到：“走同工农兵结合的路，是使我们又上了崭新的大学。我们一定要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我们深深感到，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工农兵的再教育，我们就不可能在改造世界观上取得这些进步。
邓小平和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搞
“专家治所”、“研究员是中心”。我们开门办科研所接触到的大量事实说明：工农兵是科研的主人。我们的许多研究课题是来自实践，来自工农兵的。我们在祁连山某矿区开展高山劳动生理研究的时候，工人师傅和我们一起研究，一起学习，一起讨论科研计划。工人师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我们一起提出了改革措施。这样做出的科研成果，符合实际，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在预防高山反应的科研工作中，正是制药厂的工人师傅，想工农兵所想，急工农兵所急，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研制成功了预防高山反应的药物，并已提供有关单位使用。
我们在跟随中国登山队参加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高山生理科学考察活动中，使用了我国工人、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制造的无线电心电遥测仪，成功地记录了登山七千○七米、七千六百米、八千二百米、八千六百八十米以及珠峰顶峰的部分运动员的心电图。这在世界登山史上还是第一次。登山队副队长潘多同志，怀着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的决心，冒着冻伤的危险，毅然躺在万年积雪的珠峰顶峰，发射无线电心电图讯号。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去年五月五日在第一次突击珠峰的战斗中，登山队副政委邬宗岳同志，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壮烈牺牲。就在这一天，邬宗岳同志留下了世界上第一幅八千二百米高度的无线电遥测心电图。这不是一幅普通的心电图，这是一颗对党、对毛主席、对祖国人民的赤胆忠心！它激励着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没有英雄的登山队员把无线电心电遥测仪背上珠峰，没有他们熟练的操作技术，没有他们克服高山缺氧和严寒的革命毅力，世界最高峰的人类心电图记录就不可能取得，高山生理的科学考察就不可能进行，更不可能获得这一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成果。
在邓小平唆使下，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诬蔑工农兵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差不多”，上面的事实正是对他们的有力回击。无数事实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工农兵是科学研究的主人。我们必须彻底批判邓小平“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一谬论，实行专业人员同工农兵相结合，大搞群众运动，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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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靠工人阶级加强科学研究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设计研究所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科学研究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反对开门办科研，反对工人阶级对上层建筑的领导，叫嚷“科研大大削弱了”。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研究所依靠工人阶级搞科研，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就是对邓小平反动谬论的有力批驳。
我所是工业方面的一个综合研究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严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人群众，脱离生产实际。科研工作进展缓慢，五年多的时间，只完成了三项成果。群众对此很不满意，批评我们是“空谈高精尖，生产不沾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所科研人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走开门办科研的正确道路，紧紧依靠工人群众，使科研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几年来，我们与六个县市的几十个队办企业的贫下中农和二十多个工厂的工人相结合，进行了微生物、轻化工、机械、电子、新型合金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并对许多轻工业厂、社的生产工艺进行了技术改造，以及开展综合利用、三废处理等多方面的工作，共取得四十多项成果，其中有二十项填补了自治区的空白，有八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为我区的工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开门办科研，是促进科学研究工作发展的根本保证。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长期以来，科技领域被资产阶级所霸占，剥削阶级的偏见和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这块世袭领地，凭借所谓“知识优势”同无产阶级进行拚死的斗争。他们不停地制造和散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工人水平太低不能搞科研”等谬论，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舞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端正了科技界的思想政治路线。为了使工人阶级牢固地占领科研阵地，我们通过开门办科研、建立中间试验基地等途径，有计划、有步骤地增加了科研队伍的工人成分。工人在全所工作人员中的比例由文化大革命前的百分之十几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形成了工人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绝对优势。为了更好地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我们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科研人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帮助科研人员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们建立了以工人为骨干的理论队伍，组织科研人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效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我们研究所有三分之一的课题组由工人担任领导。他们把工人阶级的好思想、好作风带到科学研究中来，有利于消除过去笼罩在科研领域里的“知识私有”、垄断资料等资产阶级恶劣作风。这样做改变了过去科研工作死气沉沉、冷冷清清的局面，呈现出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革命景象。
羊皮酶法脱毛课题组就是一个以工人为主的课题组。为了解决我区每年将三十万张山羊皮运至区外加工的不合理现象，他们奔赴生产第一线，同银川皮革厂的工人师傅一道，向传统的灰碱法脱毛工艺开刀。他们长期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共同商量，团结战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经过两年艰苦的工作，终于胜利地攻克了羊皮酶法脱毛工艺关。
为了更好地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九七二年以来，我们先后组织科研人员参加了许多工厂、盐场的建设。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有领导干部、工人和科研人员参加的建设队伍，既搞工艺设计、设备制造，又搞安装试车，从始至终与建设单位的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实践，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和改造，逐步改变了过去“学工科的不会做工，学理科的不懂生产”的状况，受到了工人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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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科学理论的宽广道路
——驳“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的谬论
西南农学院教授 侯光炯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恶毒地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破坏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在他的指使下，科技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胡说什么“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把搞理论与同工农相结合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端荒谬的、反动的。
搞理论，必须首先解决方向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实行同工农相结合，才能解决。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这一点，我在三年的蹲点实践中，是感受很深的。三年前，我刚到农村的时候，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他们争着腾房，借家具，照顾我。当时，春旱严重，贫下中农都在紧张车水抗旱，日夜不停。我却忙着去搞一些学院式的品种、肥料、密度的单因子试验。广大群众对我就逐渐冷淡下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去找队干部求教。他直率地对我说：“当前群众担心不抗旱会歉收，对国家没有贡献；你想的却是搞试验。你想的同贫下中农不一样呀！”尖锐的批评，促使我展开思想斗争。我重温毛主席的教导：知识分子要使自己的工作受群众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于是，我白天和社员一起挖板田、车水，投入抗旱斗争，晚上就查阅资料，研究抗旱夺高产的问题，终于发现我国劳动人民早就创造出的“大窝耕作法”。经过试验，这是在干旱情况下有利于保水、保肥、保土，争取好收成的有效方法。试行之后，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从此，我根据当地党委和群众的意见，从农业生产发展的急需出发，同群众一起开展了“水、土、林综合治理”，“作物高产的农业预测、预报、预控”等科学研究，把“三省（省工、省水、省化肥）一高（争取高产稳产）”作为研究土壤的主攻方向，使自己的理论工作有个良好的开端。
到底谁是土壤科学的主人？过去，我总以为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土壤科学的主人。我的任务是把土壤科学知识“普及”给广大劳动群众。下乡三年来，许多事实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广大农民群众才是土壤科学的主人。我不仅在政治上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而且在业务上也要向他们学习。为了使农作物科学研究能够起到指导大面积高产的作用，我从一九七四年夏天开始，搞短期诊断开方的科学试验，聘请劳动模范袁茂江到点上来指导工作。没想到他已经从自己的丰富实践经验中，找出了在大田生产中短期诊断开方、促进高产稳产的一套新办法，而且比我所使用的鉴定方法好。三年来，我从广大农民群众中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解决了许多长时期未能解决的问题。究竟谁最聪明，这聪明是哪里来的，我这时才恍然大悟。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毛主席又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把联系生产实际和发展科学理论对立起来，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我过去埋头在学校和科研机关的小天地里搞科研，搞来搞去，离不了那几个老题目，好象走马灯一样，翻来复去总是那几套。这还谈得到什么科学理论的发展呢？只有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实践，才开辟了发展土壤科学的广阔道路。我的关于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是同贫下中农一道改良土壤，总结了农民经验提出来的。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经验中所包含的土壤学理论，是取之不尽的。
由此可见，决不是什么“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而是恰恰相反。正是同工农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才使理论有可靠的根据，有丰富的源泉，有无穷的生命力。邓小平和科技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散布这些奇谈怪论，是否定知识分子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要让广大工农群众回到“劳力者治于人”的黑暗时代去，并在“提高科学理论水平”的漂亮口号下，逐步改变国家的颜色，复辟资本主义。想到这里，令人万分愤慨。
我是一个土壤科学工作者，是共产党员。我不仅要与群众一起改造自然界的低产土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与群众一起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还是刚刚开始，邓小平就想把我拉回去，走修正主义邪路，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效劳。这是万万办不到的。革命到底，永不回头。这就是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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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河北省三河县孤山公社科技委员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百万工农齐踊跃”，开进上层建筑领域，占领科研阵地。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这大好形势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叫嚷“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在他的唆使下，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这一类的奇谈怪论也出笼了。
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吗？否！
就拿我们公社开发地下水源这项科学实验活动来说吧，我们公社地处孤山脚下，过去水源奇缺，历年粮食产量不高。据县《乡土志》记载：“孤山周围十余里，地下三丈许，皆是岩石，不易掘井。一遇大旱，田野龟裂，草木枯黄，赤地数百顷，民不聊生。”一九五九年，一位“水利专家”来这里勘测地下水。他根本不接近我们贫下中农，整天关在屋子里，翻资料，查数据。到实地勘测的时候，他又独断专行，把我们贫下中农的意见当成耳边风。他一连搞了三个月，什么名堂也没搞出来，还武断地下了个孤山地区缺水，不宜打井的结论，夹起皮包走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公社成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科研小组。十二个成员，文化水平最高的是初中毕业。科研小组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打井禁区”打出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导，文化低就刻苦学，理论少就干中钻，业务生就反复练。我们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阅读有关寻找地下水的书籍。在勘测过程中，我们走访了数百个老农，比较全面地调查了这个地区的地层结构和地下岩脉走向。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制作出一只土电测仪。我们这些
“大老粗”，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在不同的地点，对不同的岩层进行定点地下水位探测和大面积沙石采样工作，取得了大量第一性材料。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资本论·第二版跋》，《资本论》第1卷第23页）我们从实际出发，分析研究这些资料，认识到孤山周围地下岩层深度不一，有峰有谷，有深有浅，而且浅中有深，深中有浅，深的有水源，浅的无水源。群众常说：“两山夹一嘴，打井必有水。”这就是说要在地下沟壑处打井。就这样，我们在西山西大队成功地打出了第一眼深井。几年来，我们根据这个认识，努力从不利的整体中寻找有利的局部，沿着地下岩脉走向，用土电测仪测出深曲线五十七条，定井位三百二十个，本着“深、中、浅”相结合的原则，打了一百六十二眼井，成井率达百分之八十五。几年来，我们这个滴水贵如油的穷乡僻壤，改变了面貌。粮食亩产一九七二年上《纲要》，一九七三年过“黄河”，一九七五年的产量是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三倍。我们这些被走资派诬蔑为不配搞科研的贫下中农，完成了过去一些“专家”没有完成的科研项目。这是对邓小平的有力批判。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努力完成科研的新任务，夺取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