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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既当管理者 又做劳动者
——苏州铸造机械厂干部自觉地和工人划等号，出现团结战斗的新面貌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苏州铸造机械厂的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述，分析研究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其产生的根源，进一步认识到干部必须自觉地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搞特殊化，不谋私利，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工人划等号，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革命掌好权。在党总支带领下，全厂干部更加自觉地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努力做到既是管理者，又是劳动者。干部群众团结战斗，促进全厂革命和生产不断发展。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苏州铸造机械厂的广大干部回顾和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干部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普通劳动者，是反修防修，铲除滋生党内资产阶级土壤的重大措施。在这方面，老干部、党总支副书记奚富兴是有深刻体会的。文化大革命前，奚富兴由于参加劳动少，同工人群众形成了隔阂。回顾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他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干部如果高高在上，就会与工人的距离越来越大，逐渐走向对抗，最后就会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认识到这一点，他积极参加劳动，和工人滚在一起。今年一到五月份，他已参加劳动八十多天。
这个厂的新干部，牢记自己虽然来自工人群众，如果脱离劳动，放松世界观的改造也会变。因此，他们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和工人干在一起。铸工车间主任许万楼，过去当工人的时候，曾冒着近二百度的高温，三进回火炉排除故障，受到工人群众的称赞。老许担任领导工作后，仍然象过去一样，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既是管理者，又是普通劳动者。今年五月的一天，他正和工人群众一起奋战在冲天炉旁，突然发现出铁口被堵塞，不迅速打开，铁水就会凝固，炉子报废，严重影响生产。老许当机立断，带领炉灶班的工人，奋不顾身地排除险情，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工人们高兴地说：“老许当官不象官，真是和我们一个样。”几年来，这个厂的党总支领导成员每人每年平均参加劳动一百天以上；车间领导干部平均参加劳动二百四十天以上，科室干部平均劳动八十天以上。
毛主席说：“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苏州铸造机械厂党总支的同志，虚心向群众学习，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依靠工人群众，不断端正办企业的方向。今年，这个厂制造的自动线主机在清江拖拉机厂全线联动试验时，发现多触头设计少加了一道低压密封圈，容易引起漏油。当时，厂党总支个别领导成员认为，这是设计单位的问题，不是制造厂的责任。然而，工人群众不这样想。他们认为，我们的工厂是社会主义企业，我们的责任不光是向图纸负责，更重要的是要对人民负责。对于图纸上出现的问题，我们完全有责任帮助修改，使它完善。工人群众的批评，使干部深深感到，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就是比自己高。毛主席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这个厂的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批示，在“三同”中，依靠工人管好路线，拜工人为师，努力学会一门至几门手艺，改善了领导同群众的关系。现在，无论是党总支领导成员，还是一般干部，都努力做到和工人划等号，他们上车床能做工，到铸工车间能造型，掌握了领导的主动权。
苏州铸造机械厂的广大干部还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不搞特殊，不谋私利。厂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周健观，是一位新干部。小周地位变了，职权大了，但他坚持在政治上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在生活上处处做到与工人群众一个样。今年初，小周的母亲气喘病复发了，家里人建议他和厂里通个电话，开辆汽车送母亲进医院。小周心想，现在自己是个干部，不能随便打电话让厂里派车。他耐心细致地说服了家里人，自己踏着三轮车把母亲送到医院。几年来，这个厂的领导干部都坚持不搞特殊，警惕资产阶级的官僚作风侵蚀到党的生活中来。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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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的工人书记”
大同矿务局挖金湾矿党委副书记李广贵，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新干部，今年三十一岁。一九六七年，他担任领导职务后，人在领导岗位上，心在工人群众中，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本色。
去年九月，李广贵调到挖金湾矿，担任了党委副书记。为了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警惕自己犯走资派的错误，他给自己“约法三章”：地位变了，工人阶级的本色不能变；条件变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环境变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他来矿工作后，住在工人宿舍，吃在食堂，同工人们摽着膀子一块儿劳动。到矿八个月就下井劳动一百○九天，其中有七十多天是白天坚持工作，晚上照样下井劳动。工人们都称赞他说：“广贵这后生，职务在上边，工作在下边，身上的汗水比咱们多，脸上的煤尘比咱们厚，真是咱矿工的好领班，咱们的工人书记啊！”
广贵到挖金湾矿时，行政科考虑到他的事情多，恐怕他休息不好，就在招待所给他准备了一间房子。但广贵坚持不住招待所，扛着铺盖卷到了职工大楼，搬进了采煤队的工人宿舍里。原来，那个宿舍住了七个青年工人，是全楼人数最多的一个房间。他住进以后，办起了理论学习小组，利用业余时间和大家谈心，宿舍面貌焕然一新，七个青年都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骨干。
广贵的家住在永定庄矿，离挖金湾矿有三十多里，从办公室到公共汽车站还得走半个多小时。同志们提出周末用小汽车接送，他不同意，自己买了公共汽车月票。有人对广贵说：“你家人口多，工资又不高，买月票给家庭增加负担，坐坐小车也没啥。”他说：“看起来没啥，可滋长的是特权思想，丢掉的是工人阶级的本色。自己生活困难些，紧巴点就过去了。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大事啊！”有一次，他的孩子病了，家里打来了电话。矿党委办公室的同志给他要了小车，他知道后，立即打发小车开回车库，自己步行到公共汽车站，坐车回了家。
今年年初，李广贵从局里开会回来，天已擦黑。他吃了几口饭，顶着劈头盖脑的寒风和大雪，跑了三里多路，赶到井口，准备下井。工人们看到门外闯进一个“雪人”，感到很惊奇：谁这么早就来了？一看原来是李广贵，就拉住他说：“快一个月没回家了，该回去料理料理。我们下去多干点，就把你的活给捎出来了。”他笑了笑说：“你们能代替我劳动，代替不了我改造思想啊。年青人，累点没啥。”这天，他在井下和三个班的工人们都见了面。一个老工人激动地说：“真是文化大革命教育出来的好干部，咱们的工人书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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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有群众的人
去年秋末冬初的一天上午，参加了一整夜夺煤战斗的大同矿务局王村矿党委书记朱述民刚刚入睡。突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老朱正要伸手接电话，他爱人早已抢了去：“喂，什么？老朱，他……休息了。”听了爱人的回话，朱述民的心情很不平静，一件往事涌上心头：记得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天，生产中遇到了“卡壳”问题，准备给矿长打个电话请示，一打听，原来这个矿长正在睡觉，怕影响了人家休息，拿起了的电话机又慢慢地放了下来，眼睁睁地看着工作受损失。想到这，他向爱人说：“这个电话非接不可！”说罢，拿起了话筒，问了情况，原来是翻轮进口的道面不平，发生落道，出煤“卡了壳”。于是，他一骨碌爬起来，赶到现场。来到翻轮处以后，他和同志们钉道、垫枕木，一块研究、改进操作技术……。看着一车车乌金奔腾而去，朱述民的脸上露出了无限的欣慰。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就要到来了。这事儿成了一些同志们的话题。有的说，老朱来了，先开个座谈会，向他介绍介绍王村矿的情况。有的说，我带他到第一线看看咱工人们的大干劲头。也有的说，新书记到任第一天，咱说啥也得办上一桌酒席为他接接风。座谈会开过了，大干的景象看到了，可是桌子上的酒席却一直凉在那儿。原来，座谈会开过以后，朱述民抽时间到大食堂换了些饭票，和工人一起买着吃了。每当人们问起这回事，他总是说：“这招待桌同大食堂虽然只有几步远，可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却隔着几千里啊！”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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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化工总厂党委副书记李景荣，经常深入工人当中调查研究，成为广大职工的贴心人。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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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个路线问题
公冶平
苏州铸造机械厂的领导成员，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把搞好管理同反修防修紧密地联系起来，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既当管理者，又做劳动者，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这个厂革命和生产的不断发展。
管理，绝不单纯是生产问题、业务问题，而是一个路线问题。毛主席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指明了企业管理的阶级实质，明确地告诉我们，抓企业管理，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特别是企业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要通过到车间小组搞“三同”，自觉限制人与人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建立与不断完善干部与工人之间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这样才能使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页）官僚主义者阶级，也就是党内资产阶级，总是把管理当成压制广大工人群众的一种手段。他们高高在上，依靠少数人，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以便于他们独揽企业的大权，改变企业的性质，成为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疯狂地叫嚷要“整顿”企业管理，其目的就是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批判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重新恢复过来，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就充分说明，围绕着管理问题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在尖锐、激烈地进行着，由于走资派还在走，这种斗争今后也不会止息。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好企业管理，自觉地和工人群众划等号，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在管理问题上的种种谬论，不断改善生产关系，就一定能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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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洋奴哲学取得的成果
——“勘探一号”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海上钻井达到新水平
在我国黄海海面上，有一艘宽四十米、长一百米的双体巨轮。这艘万吨级的工程船，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我国第一艘海洋地质钻探浮船——“勘探一号”。自一九七四年春首次出海试钻以来，“勘探一号”接连到黄海海域的较深海区打钻。去年一年，在海上工作时间累计长达一百六十天；今年，“勘探一号”工程船上的同志们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强大动力，提前出海，在遇到风、浪、涌、流同时来自一个方向的复杂海况下，保住了钻井，打出了新水平。实践证明，这艘船能够经受住狂风恶浪的考验，各种自动控制装置准确灵敏，船舶及其附属设备的性能，都达到或者超过了原定的设计要求。
“勘探一号”的全部设备都是由我国工人阶级自己设计制造的，它填补了我国海上浮式石油钻井技术的空白，标志着我国海洋地质调查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勘探一号”是怎样设计、制造出来的呢？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国决定自己动手设计、制造海洋地质钻探船。在方案设计的审查会议上，有些同志提出，第一艘钻探船要搞得“象样一点”，也就是贪大求洋。按照这个方案，要在短期内造出钻探船很困难。参加会议的许多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光辉指示，对这个方案提出了意见。大家说，我们要造出先进的勘探船，但是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贪大求洋。与会代表摆出了各种方案进行分析比较，最后一致同意，用两条现成的国产货轮拼接改建，在立足现有、立足国内、立足通用的基础上尽快造出海洋地质钻探船。
在设计过程中，技术人员同工人群众一起，进行了反复的船模试验。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师，同科研设计单位和船厂工人实行“三结合”，探索合理的计算方法，精心验算，保证船体有足够的强度。
钻探船从一九七二年九月中旬开始拼接，到这年十二月底进行第一次试航，仅仅三个多月时间；到全部安装成功，总共用了八个月。这个简明的时间表，就很足以说明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冲天干劲了。
海上浮船钻井，必须有一系列复杂的设备。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海底井口装置。这种复杂的机械设备，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生产。怎么办？到国外去买吧，对方千方百计卡我们，时间也来不及。地质部门的有关机关、院校、科研设计单位和野外地质队的同志们组成了“三结合”小组，毅然担负起了设计海底井口装置的重担。这个小组的成员，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其中没有一个所谓的“专家”和“权威”。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实际，深入生产第一线，虚心向有陆上钻井和近海平台钻井经验的人们学习；同时认真研究国外有关海洋钻探的资料。尽管人少条件差，由于坚持了开门办科研和“三结合”搞设计的正确道路，工作进展很快。一个多月就拿出了方案设计，不到五个月，就完成了全部施工设计任务。
“勘探一号”上的附属设备，不仅海底井口装置是我国首次试制，还有其他许多重要设备，也都是我国的第一台、第一套。在邓小平的煽动下，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胡说什么“这几年有点盲目讲自力更生”，造成了“科学技术的危机”，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一再地宣称，离开他们，中国人民无法进行真正的海洋钻探。我国第一套海底井口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第一套海洋钻探附属设备，正骄傲地矗立在“勘探一号”上，放射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夺目光辉，合奏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支赞歌！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同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猖狂反对毛主席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极力鼓吹洋奴哲学。邓小平重新工作后，重弹洋奴哲学的滥调。他鼓吹“要拿出更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好的设备”，“换回高精尖的设备，速度就快了”，叫嚷要靠进口技术装备来“加快工业技术改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勘探一号”的设计和建成，以及各种自动控制装置在实践操作中的优良性能，是对邓小平鼓吹洋奴哲学的有力批判。 本报通讯员